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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手拿枪，一手分田” 我的故乡山东日照是我们党的革命老根据地，有着光辉而悲壮的革命历史。我作为日照县当时对敌斗争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经历了解放日照的全过程。那纷飞的战火、残酷的拼搏、激烈的战场和悲壮的战歌……特别是浴血战斗在石臼所的一些史实，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一手拿枪，一手分田” 1947年秋，县委领导全县军民开展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击还乡团，抗击国民党军队进犯的斗争。是年8月，国民党军队几万人由临沂经莒南进犯日照。当时，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对各区委提出了五条要求： ①普遍对干部进行时事形势教育，正确认识目前的形势是反攻前的局部困难，打破“变天”思想，消除种种顾虑，勇敢对敌，积极斗争，争取早日胜利； ②干部、党员要树立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坚持斗争的思想，各区、乡干部都要掌握一至两个村的民兵，和群众一起打击敌人； ③彻底实行空舍清野，不让敌人抢去一粒粮食； ④迅速整顿民兵组织，洗刷不纯成分，把武装掌握在基层群众手中；⑤配合备战，迅速分配果实，整建贫雇农小组，继续深入复查，敌人来了打游击。严格管制地主，保卫翻身群众的利益，掩护群众作必要的转移。同时，县委还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对敌斗争指挥部，统一指挥县、区武装和民兵爆破队。 县武装部长叶金刚同志任指挥，我任副指挥。县委领导同志也作了明确分工，县委书记牟景途、县长刘鸿若负责全面工作，并带领县委、县政府和公安机关转移到山区，靠近五莲县一带。县委副书记赵明德和我去涛雒与巨峰之间的磴山山区，带精干武装，准备敌人占领日照时开展游击战，坚持敌后斗争。 国民党八十三师由莒南县东犯，在板泉崖地区遭我滨海区主力部队迎头痛击，敌军伤亡不少，不敢冒进，收缩队伍，侦察我军动态。这就为我们备战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县基干民兵爆破队在通往巨峰的公路上埋设了地雷群，炸死炸伤敌20余人，敌人吃亏后，又分3路向日照城进逼。 这个时期，国民党驻扎在石臼所的部队有八十三师的一个整编旅、两个团和还乡团等武装，共3000余人。国民党日照县党部书记尹铭三、县长王殿瑄等人也都聚集在石臼所。而我方(包括地方武装和民兵)总共只有1000余人。主力军队北上后，我们只能依靠本县这千余人的武装与3倍以上之敌周旋作战，并且我们还要将敌人一点一点地消灭掉，以争取日照的的彻底解放。 二、“还乡团”返乡破坏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日照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日照县又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重点。国民党委任的日照县长、党部书记勾结土匪头子朱德玉(朱信斋之子)等人，在青岛网罗匪徒，组成了日照还乡团，还任命了日照县各区、镇长。 1946年，还乡团的武装特务行动大队百余人，占据了灵山岛，不断抓捕渔民，抢掠财物，并向我县派遣特务。这些特务主要潜伏在新解放区的丝山、河山、奎山、城关和一些工作基础薄弱的山村、海口，破坏我军事设施，刺探我部军情；制造反革命谣言，散布“变天”思想；暗杀我党政干部和民兵骨干；破坏土改和参军支前工作；策反村干、民兵，建立地下军，搞灰色村政权。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鉴于敌特的猖狂破坏，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黎玉同志指示各解放区：“我们要组织各种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开展积极的斗争。各级公安局要将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搞一部分武装便衣侦察队，分成若干小组，到反动派特务活动猖獗的地方去开展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红色政权。” 县委按照黎玉同志的指示精神，组织公安战线的指战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和平麻痹思想，研究了对敌斗争的措施，组成了若干便衣小组，由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带领分别到丝山、河山、奎山等地，开展反敌特、反破坏斗争。同时，通过社会部向各区委发出了关于反特、反破坏的紧急通知，要求全面开展群众性的戒严活动；加强民兵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对村干部要做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发现特务活动线索后，速报公安局侦破处理；严格外出人员的证明书。 这个通知下达后，各区委认真贯彻执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向日照派遣了两股武装匪特，进行潜伏和破坏活动。费华亭为首的一股活动于丝山双庙一带；金寿三为首的一股与当地特务分子于培菊相互勾结暗杀了我民兵联防队长张传汉同志后，我公安机关及时予以侦破，一举将行凶的4名匪特抓获，执行枪决，震慑了其他潜伏特务。 三、敌人罪恶激起全民愤恨 占据日照的反动武装，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报复，对我党政干部和翻身农民施行大屠杀。特别是盘踞石臼所的敌军和还乡团，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如“砸肉泥”、“吞火球”、“铁锨烙”、“穿锁骨”等等法西斯酷刑，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将妇女奸污后又用铁丝锁乳房活埋，惨状目不忍睹。我们县委宣传部长尹仲岩同志被还乡团抓住，匪徒们用铁丝穿透尹仲岩同志的锁骨，将他活活砸死。 国民党日照县府科长崔荣中和八十三师十九旅的特务分子阮永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竟杀害了我党政干部和翻身农民积极分子200余人，其中崔荣中一人6次活埋我革命干部和群众达57人之多。 据不完全统计，蒋军、还乡团盘踞石臼所期间，屠杀我党政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上千人。一个石臼所小镇竟然成了人间地狱。他们欠下日照人民的累累血债，在历史上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敌人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县人民的无比仇恨，军民更加奋勇战斗。1947年9月，我公安部队指导员崔为彬同志带领一个排，与驻涛雒的抢老百姓粮食的蒋军八十三师一个加强连在小海村的海边进行了遭遇战，我指战员英勇战斗两个多小时，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抢掠活动和嚣张气焰。 这次战斗，我未有伤亡，但创伤了敌人，算是个小胜利。事后，我们组织部队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该避敌主力，把打击的重点对向还乡团。打掉还乡团的嚣张气焰，敌八十三师就孤立好打了。 两天后，滨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谷牧同志到了黄埠子村，要我汇报敌情。谷牧政委对我们“避敌主力，狠狠打击还乡团”的打法十分赞赏。 为了严厉打击还乡团的反革命报复气焰，我们连续作战，打下了3个还乡团的据点。先打的是焦柯庄还乡团据点。还乡团占据该村后，成立了乡政权，策动部分民兵叛变，在村四周搞了土围子，并到处抓人，对我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决定先攻打焦柯庄。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的两个突击队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还乡团一边开枪，一边敲锣，狂呼乱叫：“土八路来了！土八路来了！”(还乡团把我们的地方武装叫“土八路”，意思是说来的不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可当他们听到机枪、手榴弹的声音那样的猛烈和集中时，便又以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到了，急速逃命。他们窜到一个地主的大院顽抗了一阵，就从后门逃窜。我们乘胜追击，击伤击毙了数名还乡团匪徒，活捉了一个，胜利收兵。 第二天黑夜，我们又突袭了驻金家沟的还乡团。敌人不堪一击，逃到石臼所去了。第三次战斗是白天长途奔袭秦家楼敌据点。秦家楼是石臼所敌人的外围据点，还乡团的势力很大，气焰十分嚣张，杀害我县委宣传部长尹仲岩同志和区委张副书记的那伙凶恶敌人，就驻在这里。 为拔掉这个据点，我们做了认真充分的研究和准备，决定冒充国民党军催粮队，直插敌据点内部。我们把俘获的蒋军衣服让战士们穿上，在大白天到秦家楼“催粮”。秦家楼为敌人办事的保长以为真的是“国军”来了，殷勤地接待我们。我们要他把还乡团集合起来训话，他无任何怀疑地照办了。 这时，我们突然把枪口对准了还乡团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了据点中的几十个敌人，解决了这个敌据点。 连续拔掉3个敌据点后，打击了还乡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我们每打下一个敌据点，就张贴标语：“八路军没有走”、“蒋军必败”、“严惩杀人、抢掠的还乡团”、“老百姓不给蒋军送粮”…… 这些标语成为我们鼓舞士气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打击敌特的有力武器。还乡团和其他反动分子一见这些标语，就心惊肉跳，怕得要命。还乡团的大多数据点都撤到了石臼所周围的村落里了。 但是，3000多敌人集中于石臼所，也形成了一个很难攻取的堡垒。而我们1000余人的地方武装，又分散在磴山、丝山、河山、奎山等地，这就形成了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用在边沿区打游击的办法对付日伪据点的形势。这种边沿战和游击战在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是很少见的了。但我们日照地方武装就继续采取边沿游击战术来拖住和消灭敌人。 四、麻雀战、地雷战、三面合围 盘踞在石臼所的敌人仗恃着自己人多，武器精良，不断向我解放区出击。1947年10月初，李心如等带着还乡团的武装分队突然袭击我十里乡公所，将乡长林永涛和通讯员高平兴等同志打死，抢走步枪 8支。并抓去村干部林相安、林永宣，在石臼所毒刑拷打后杀害。 当天夜里，另股匪特偷袭郭家湖子村，抓走、打死我村干部、农民积极分子32人，倒算土改果实30余挑，劫走耕牛17头。为了打击敌人的突袭破坏活动，县对敌斗争指挥部动员群众，组织力量，开展了反突袭斗争。 县委书记牟景途和县长刘鸿若亲自带领指挥部的同志进行战斗。还以县独立团为骨干，会同县公安武装、区中队、民兵爆破队等，集中埋伏在城北丝山，准备歼灭敌人的突袭部队。一天上午，驻石臼所敌军进入了我伏击圈，县独立团抓住战机，迎头猛打，毙伤敌数十人，其余敌人逃回石臼所。 10月18日，我们又用麻雀战与地雷战相结合再次创伤敌人。在大洼岭高地，爆炸队埋设了地雷。小部队以冷枪引诱敌军上钩，直将敌人牵入了我布雷区内。这时，我们连续拉响了连环雷，爆炸声此起彼伏，敌死伤20余人。我们的爆破队无一伤亡，胜利而归。 同年11月，敌两个营的兵力渡过傅疃河，分路向大、小曲河一带进犯。我们得知后，立即派出县独立团、区中队和民兵联防队，合力迎击敌人，毙伤敌50余人，保卫了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 1948年1月，根据地委指示，在原对敌斗争指挥部的基础上，县委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任命我为主任，县独立团陈副政委为副主任。不久，县委书记牟景途同志调离，副书记赵明德接任县委书记，县长刘鸿若调到滨海支前司令部工作，武装部长叶金刚同志调到主力部队工作。 为了将反敌突袭斗争推向广泛深入，县对敌斗争委员会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并通令嘉奖，表彰望海区的马家岭、辛兴、傅疃、城关、奎山区的夏家村、将帅沟、平台、鹅庄等村干部和民兵积极备战，不让敌人抢走公粮，配合解放军坚持对敌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的事迹，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士气。 1948年年初，滨北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率部队到了五莲、日照，我们公安武装和县独立团主动与廖司令员取得联系，汇报了对敌斗争情况，并按照廖司令的“诱敌深入，然后歼灭他们”的指示，共同拟定了作战方案。 一天拂晓，我们的侦察部队发现有蒋军出动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沿着海青公路向我拥来。他们先向五莲县大队开火了。我们立即指挥部队向敌人进击。敌人的六零大炮、轻重机枪猛烈向我部射击。我们按照预先部署，打一阵，后退一段，边打边退。蒋军误认为我部败退，就猛向我们扑来，进入了我军包围圈。 廖司令员率滨北军分区的主力一个团、一个特务营，还有一个炮兵连，从河山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包抄敌人。在重迫击炮、八二追击炮和八八式小炮的排炮轰击下，敌人乱了阵脚，溃不成军。 突然，一股敌军出人意外地抢占了高家沟附近的一处高地，向我前线指挥所阵地射击。廖司令员立即命令预备队特务营全体指战员向敌占山头发起冲锋，又命令迫击炮连集中炮火予以猛轰。 我们日照公安部队和五莲县大队也配合特务营作战，从敌占山头的后侧发起攻击。经过激战，高地被我军占领，敌人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受伤的匪徒。企图突围的敌军也都在萝花山被我滨北部队歼灭或俘虏了。这次反击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共毙伤和俘虏敌军500余人。民兵配合部队打扫战场，群众敲锣打鼓慰问人民解放军，欢庆胜利的场面令人感动。 1948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战略反攻开始了。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的胶河战役中，歼敌2万余人。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国民党在山东的部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盘踞在石臼所的国民党军队处在我军民的三面包围之中，只有水路一面可为他们逃命。 我滨北二团和县独立团及县委指挥部的武装主动出击，向石臼所外围之敌据点进攻，敌人只得龟缩于石臼所内，蒋介石不断从海上进行救援。那时，只见敌舰经常往返。 4月的一天夜晚，几艘敌舰同时向海岸开火，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蒋军和还乡团乘船从海上仓惶逃窜。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和独立团团长肖德同志一同带队进入石臼所。我们进入石臼后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清除地雷和垃圾，拆除铁丝网等敌军工事，安置群众。很快，石臼党委、政府机关就位。黄海之滨这座海港重镇从此获得了新生。 至此，日照县全境获得了解放。 日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血与火的战斗，支援与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取得了日照的解放和整个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篇章。仅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4个月的时间里，我亲自办理和亲眼见到的日照县参军青年就达6900余人。支前民工达85000人次，其中动用担架6252副、小车13463辆、毛驴2000余头。莱芜战役中，日照县担架队中就有2400余人立了功。 我作为日照人民的一员，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一些工作。我以与日寇作战所致二等甲级残废的身躯，又与进犯日照之敌战斗，坚持在第一线上与敌拼搏，直至日照获得彻底解放。这期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46年12月，我被全县人民选为一等模范。1947年春，我出席了滨海地委召开的表彰大会，上级颁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奖章、一个笔记本和一条毛巾(这在当时是最高的荣誉)，并受到了领导同志的接见。这都给了我很大鼓励。 （邵维霞根据张济民回忆整理） 张济民同志（1925——2008）：山东日照市岚山区人，1923年出生，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日照县岚山镇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41年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历任山东八路军保卫干事、政治指导员，中共日照县委委员、公安局长、代县长。立过三等战功，两次获地区一等模范工作者称号。1949年南下，任干部总队政治指导员，进军杭州后历任杭州市军管会东城区军代表、浙江省公安厅侦察科长、海防处副处长、边防局副局长。1952年至1962年历任温州地区公安处长兼温州市公安局长，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时期受冲击。1971年复职后历任温州市委常委、副书记兼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等职。1977年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任浙江省电子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写有《第二次解放日照的回忆》等文章多篇。2008年1月8日在杭州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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