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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敏哲 她摔断腿以后，我们才真正成为好朋友。 这是奕铭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更准确地说，是她写的第一个句子。粉红色背景的信纸，铺陈着红果绿叶，果是小小的樱桃，折叠后塞在白色的信封里。一个又一个稚拙的字跳跃接连在平行横线上，像搁浅在沙滩上的漂流瓶，不知道背后是怎样的一颗心灵。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信尾落款是简单的字母“X”，代表着未知。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她会成为我最重要的朋友。毕竟，我和她整整差了一辈。要是有参照物，她都是我女儿的年纪了。 信纸是在信箱里发现的。在东南街道，我的电话号码贴满了角角落落。村口理发店门口的水泥墙壁、华联超市的正大门口、小学伸缩门旁边的保安室、婴儿早教挂图厂的食堂、商业街药店诊所的玻璃窗、菜场档口间的梁柱上……你想象到的和想象不到的地方，随处可见我的便民服务卡。差不多A5大小，左侧中央一张两寸蓝底制服照，右侧罗列着诸如警号、手机、办公电话、办公地址的信息。制服照像无处不在的人，但又不像天眼那样耳通八方，我对犄角旮旯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后来，为了方便线人联络，我又在村子的东西南北各找了位置，不算显眼，挨着便民服务卡悬挂铝合金信箱，是所里的旧物，箱身已有些磨损，没做任何标识，前上方留着一个投信口。 它们挂在那里，只是挂在那里。几个月下来，零散收到不同材质、尺寸、黑白、彩色、打印、手写、奇形怪状的卡片、纸张、广告、传真、超市宣传册若干，起初好奇心高涨，但同质且无用的信息过载以后，我对信箱的热情瞬间浇灭。奕铭的信件混杂其中。一个闲来无事的午后，我躺在摇椅上，迟迟没有睡意，拨开按摩小卡片、代开发票小广告、新店开业大酬宾的遮挡，终于拿出这封信，像在一场漫长的垃圾分类中终于发现了唯一的夜明珠。 在信件的后半部分，她提到了自己是在哪里完成投寄的——学校保安室的门口。她说，信箱悬挂在那里，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学生、教师、家长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她也一样。直到偶然一天，她在门口等爸爸把车开过来的空歇，环顾四周，才注意到便民服务卡和那个信箱，与她的头部齐平。很快，她的爸爸来接她了。在汽车后座上，她不断想起信箱的细节，包括铝合金的外壳，左侧的钥匙口，四周与中间不同的灰度，还有上方只能看到一条缝的投口。她想，投口的背后，真的会有人往里面投递信件吗？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对方是谁？他会答复吗？ 她说，我的世界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世界是超过1.5米的世界，这是你们站立地面的高度。像姚明，可以看到2米以上的世界。而我不行。我最多只能看到1.2米的世界，那是轮椅加上我上半身的高度。我的世界永远停留在了5岁小孩的世界。小孩长大长高，可以看到愈来愈广阔的世界。我长大长高，看到的世界没有变化。最后她说，从那天开始，我每天看着你的便民服务卡进入校门；晚上，我看着它走出校门。卡片上你的脸永远在笑，虽然我知道，那只是在照相馆对着摄像机微笑抓拍下的瞬间，但看得多了，我总以为在对我笑，自然觉得你亲切起来。 所以，她给我写信，是把我当做树洞说些没有人听的话。我把奕铭的信对折再对折，塞到警号牌下面的胸口里，手机响起，经过食堂顺了个白面包，出警去了。 那场变故之后，我离了婚，主动申请从城关派出所调回家乡东南所，驻扎在离市区十几公里的旧村里，转眼过去五六年。五六年里，记不清处理过多少警情。标记着诈骗的、快递送餐的、境外的、港澳台的，无论什么电话，我一概都接。电话那头有时是中年男人耍酒疯扭打成一片，劝架的老板娘拨通了收银台上的便民服务卡电话，有时是爷爷奶奶操着方言含糊地说了半晌才明白是孙女走丢了，有时是凄厉的双方在电话里干架你家的狗咬了我家的猫，有时是瞒着丈夫被P2P骗光了身家的主妇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下午3点在无人的客厅向我哭诉……这样的电话，每天几十上百个，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日复一日，成了我十几年的日常。 仔细阅读奕铭的信，是在一次寻常的笔录过后，关于打架斗殴的。东南街道是半岛，不少外乡人来这里旅游，黑车司机接上客，拉到洗脚店抽取提成，司机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看谁挣得多了，抢客导致口角纷争，索性打110报警，鱼死网破。打架的是镇上一个体育代课老师，狐臭得厉害，封闭的警车里滚动着冷气，让人有些生理性反胃。他穿着紧身纯白色T恤，胸肌发达，肱二头肌紧绷，审讯室的灯光一打，他的声势渐渐熄弱，像一只掉光了毛的公鸡。我负责盘问，同事在键盘上敲字，问他为什么跟人家打架？考虑打架的后果没有？他事无巨细地回忆、作答，我盯着他蠕动的嘴，突然有一瞬间，觉得此时此刻受到羞辱的不是他，而是我。这份工作总是这样，每天突如其来的恍惚，受到折磨和屈辱的不在审讯室的对面，而在审讯室的这面。笔录过后，我们拉上他去附近的医院体检。这是拘留前的必要程序。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胸口的这封信，在医院的走廊上展开读起来—— 她摔断腿以后，我们才真正成为好朋友。 周末放假，爸爸带我去看她。她家住六楼，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旧式单元楼，从底下透过铁栅栏的镂空看，可以看到一楼又一楼的楼梯，楼与楼之间设有缓步台。有缓步台哎，我拍了拍爸爸的车椅背说。爸爸没应我。这天天气反常，太阳当空照，人被烤得连说话都有气无力。爸爸下车转到后排我的一侧，打开车门，朝外侧身佝腰，把我的双手抬到他的肩上，我搭上他，他用双手揽过我的大腿，背着我走到单元楼门口。楼道是水泥地。爸爸背着我，一步一个台阶，向上。他要调动全身的肌肉、力气还有意志力，才能背着我走完一楼。楼道口不时有鞋、花盆、自行车出现，他还得调动全部的注意力，小心翼翼地越过它们。我看着他的脖颈慢慢渗出了汗珠，叫我莫名地想起花螺的纹路、荷叶上的露珠、颗粒分明的西米等一类浑圆的事物。我心里突然一沉，怪不是滋味的。虽然背我这件事发生过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我都把它当做一件全新的事。 601终于到了。她家门已经敞着了，她的母亲小跑到厨房给我拿了张靠椅坐下。爸爸脱了鞋，背我到客厅沙发坐下，转身折返到楼下拿我的轮椅。我看着他的背影，格子衬衫的后背湿了一大块。 爸爸和她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摇着轮椅进入她的卧室。小学六年，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到她家。她蒙着被子。我喊她，她不应。那是一床粉红色的四件套，四边镶着蕾丝边，印着艾莎公主的图像，手卷成话筒样似乎在唱着什么，耳边不自觉地响起let it go，let it go的调调。我从来没有独立的卧室，和妈妈睡在同一张床上，四件套是爸爸妈妈结婚留下的，大红色，金丝刺绣着一对夸张的凤凰展翅。我打量着她的房间，像闯入一位少女的秘密花园。挨着床的是一套白漆书桌，书桌上方是三层书架，除开学习用品、教材和课外书，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个原木八音盒，一个跳芭蕾舞形象的女孩正绕着圈旋转着。书架的最顶上垂下来一张铜版纸日历，每过一天，她就往日期上划掉一个红色的叉。最后一个叉，停留在了五天前。我在脑海里掰着手指数，正好是她出事、住院、出院的周期。 我不着急她什么时候醒来。我环视着这个房间，想象着整个空间里的细节，好像另一个我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她在书桌上吃过切成块的西瓜，她的母亲把洗干净的草莓装盘送进来，她拿着牙签插一片片的西瓜；她展开画纸，拿出水彩笔、蜡笔在这里画过学校布置的黑板报作业吧，颜料的痕迹于是留在了书桌上；再看看这地板，她的靠背椅转轮每天顺时针逆时针地倒转摩擦，地板上有了车轱辘的磨痕；她的被子似乎是茉莉香味的，洗发水或沐浴露是薰衣草味的，空气里漂浮着的还有睡前牛奶的香味，甚至是圆珠笔的香珠味……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少女应有的空间，不像我的房间，除了难闻的药味还是药味。也不知道爸爸妈妈从哪里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药，要我吃下，要我喝下，给我洗，给我泡，甚至给我敷、熏、灸。它们都拥有难闻的怪味儿，似乎离世俗生活越远越能给人以假想的希望，诱骗我接受良药总是苦口的，到头来却还是一场空。 你怎么来了？ 她醒来，看到我很是惊讶。 来看看你，我说。 你不该来的。 我听杨老师说了。你难受的不是腿的事儿，是舞蹈比赛的事儿。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 大家都很关心你。所以……我想，我应该比谁都更应该看看你。 我没事。她故作坚强。 你会好起来的。 我会好起来的。她重复我的话。 她边说边把头埋了下去，像在冬天刨土的某种动物。她似乎在掩盖自己的沮丧、泄气和灰心。 我没有说话，静静地陪着她。 客厅的声音传了进来。电视的声音调响了一点儿，有人正按着遥控板切换节目。女主播正念着新闻稿，具体什么新闻还没听清，就换到了下一个，再一个，又一个，最后定在了体育频道。字正腔圆的男中音广播腔正在念着解说词。解说词说，盘点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花样滑冰单人滑运动员和节目，普鲁申科的《献给尼金斯基》是不可绕过的塔尖封神之作。开场低缓的北风和冬雷响起，金发黑衣的普鲁申科肃立，一个合掌将自己推至冰面深处。穿上冰鞋的他，褪去了重力与肉身的限制，冰面被他降服，他提刀如燕，点冰如啄，跳跃、直线步伐、贝尔曼，他用行云流水的疾旋表白芭蕾舞之神尼金斯基。影像没有留下尼金斯基，但冰面上留下了尼金斯基的倒影。被艺术和疾病折磨的天才，献给尼金斯基，更是普鲁申科献祭给我们的永恒之美。 她慢慢把头抬了起来。 那辆车实在是太快了。我在斑马线上走，它突然就冲了过来，好像不受控似的，可明明是绿灯啊。她说。 嗯。我点了点头。 当时我正背着舞蹈服去上课呢，这是命运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吧，她苦笑了一声，继续说，我倒在斑马线上，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看热闹的，有热心的人打了110、120。我一直哭，哭不全是因为腿太痛了，我是哭我的舞蹈比赛，我去不了北京了。我一下子觉得世界灰暗了。为什么这样的事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撞上了我，为什么偏偏是我，我真的不理解。 我妈妈说，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后的苹果，只是有时候上帝特别喜爱某些人的芬芳，有时会对一些人咬得特别重。 我都为它准备这么多年了，我真不服气。 今年不行，明年再上，就行啰。我认识的你，一直是打不倒的不倒翁啊…… 真遇到事，才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能扛事。 你要看看我的腿吗？我一时不知怎么安慰她。 她愣住了。 我正打算伸手把我的裤脚挽上去，她尖叫了一声，别！ 我停住了，把提着裤脚的手收了回去。 爸爸循声慌乱地从客厅赶到卧室。我转过身，笑着对他说，没事儿。 你放心吧，我真没事。非常感谢你来看我。 她笑着，笑得两眼笑成了月牙儿。 爸爸推着我到了客厅，我们和她父母告别。听她说过，她父母以前是越剧团的同事，母亲是女小生，演许仙、梁山伯、柳梦梅，父亲是主胡演奏员，一唱一和，情缘结到了戏外。她母亲皮肤白，眉毛黑，虽然罩着亚麻上衣长裤，依稀还能看出很瘦很英气的舞台气质。爸爸背起我，她母亲折好我的轮椅，我们一前一后下了楼。在一阶又一阶的楼梯上上下下，我每天上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已经数不清父亲背了我多少回。 落款署名X，没有时间、地点之类的信息。读完信，下了班，我回到一个人的家。X，看来是残疾人（残疾人听着刺耳，换个说法，非健全人）。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地看到无障碍设施，垂直电梯、坡道、卫生间，但偶尔看到的都是健全人在使用，真正的残疾人隐身在社会生活的背后，自生自灭。前几年，偶然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一部法国电影，我是看海报点进去的，忘了叫什么名字，主角是一个白人富翁残疾人和黑人护工，听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大家一致叫好，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对于他们，我并没有什么热情，甚至连同情都不大有。身体的不幸是一种，精神的不幸也是一种，人各有各的不幸。回到家乡，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我独居，虽然隔了两排落地房就是父母的房子，我几乎从来不去那里。离婚之前，我和妻子协商卖掉城里的房子，家具都送给了买主，差不多只带了一个大行李，装上必要的衣服，打扫好老房子，我就开始新的生活了。床还是结婚前睡过的那张床，床头柜还是那个三合板床头柜，只是多放了一个奖杯，纯金做的，少儿滑冰比赛第一名的奖杯。我珍视的也只是这个奖杯了，那是过往生活唯一的纪念物。老家的一切，了无变化。好像我离开后的那些年，这里静止了一样。除了道坦上的那棵槐树。它已经死掉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后来，我从花鸟市场里买来一棵枇杷树原地栽种，现在也开始开花结果了。 一周后，我又收到了X的来信。同样的信封，信纸背景有点不一样，铺陈的是黄澄澄的桂花。故事顺着前一封信继续写下去，她说了自己得病的过程，再次谈到了父亲，也讲到了她上学的缘故，不知是当时已经写好，还是投递之后才继续写的，字里行间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在汽车后座看着爸爸的后脑勺，他的头皮褶皱越来越松了。原来，人老，不只是头发变白。我想，他是因为太累了吧。 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教室在一楼。年级上升，教室越升越高。六年级，教室升到了六楼。一早，爸爸背着我上六楼，我上课了他坐门外等。中午，他背我下楼回家，午餐、做康复、导尿。下午上课再背我回来，奶奶坐门外等，放学了他再来接我们。如此规律的生活，足足持续了六年。 汽车穿过长长的隧道，转入东南街道，快要到家了。我凝视车窗，车窗上映射着十二岁的我，叠着轮廓的还有那年五岁的我。 幼儿园中班上学期打完麻腮风疫苗几天后的中午，我永远记得那天午休后起床，我突然发现双腿失去了知觉，站不起来了。爸爸抱着我离开了幼儿园。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晴天霹雳，头晕目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并没有什么感觉。我以为它就像寻常的感冒、咳嗽，我的脚只是摔了一跤。而且，不用上幼儿园实在太好了。我每天蹲家，躺在零食堆里看动画片，一集连着一集，乐淘淘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不来管我。他们脸色变了，心里好像有了心事。我后知后觉才知道他们是因为我的疾病而忧愁，医院断定脊髓9-10节完全损伤，肚脐以下无知觉，双下肢不能运动，大小便没有意识。天塌了。家人带着我辗转北京、上海全国各地的大医院，什么神医偏方试了不下上百次。六岁那年暑假，医疗赔款迟迟没有下来，卖掉的房子钱都用光了，家里终于接受了我康复无望的事实。 记忆中那年的夏天特别热，烈日晒烫了瓦顶，窗外的蝉起劲地唱歌，我躺在房间里，被热气包裹，像非洲大草原上被鬣狗围捕的猎物。因为热，汗水从毛孔里汹涌而出，背部起了褥疮，照在镜子里像老树皮，我突然对自己有了不好的预感。 我无心再看电视。空气寂静下来，只听到奶奶和几个老姐妹围坐在外面厨房的圆桌前谈论外太公的病情。 阿爸怕是挨不过这个夏天。 喂他吃饭，半口都咽不下。 今天给他擦身子，转过背都是褥疮，那味冲得我都受不了。 八十岁还下田种菜卖西瓜，前几年摔一跤不会走路以后，人就越来越坏了。 瘫在床上这么些年，又老年痴呆，就是蜡烛也有烧光的一刻。他走了，也让阿妈再过几年清净日子。 他这几年除了床上还是床上，人不会走，活在世上就没啥意思。 上个月，奶奶推着我去看过外太公一次。黑黢黢阴森森的独栋小院，院前的花草枯得干黄。门窗紧锁，拉着窗帘，透不出一丝光亮。他躺在老式木床上，佝偻着背，闭着眼睛，人早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白色背心起了球，支不起他的骨架。奶奶唤他，他微微应着，嘴巴张着不动，噎着口痰呼呼喘气。房间里混杂着多种气味，像尿骚味、污秽物、老人汗腺、头皮、樟脑丸的集合，床头放着尚未吃净的饭菜，有食物发酵、变质乃至馊了的味道。 人不会走，活在世上就没啥意思。这是小姨婆的最后一句话。她在说外公，也像是在说我。我终于知道了，外太公的味道是临近死亡的味道。死亡，看起来那么遥远的事情，一下子被推到了我的跟前。小班那时候我养过小金鱼，一条，两条，三条，鼓着肚皮，翻倒在水里，睁着眼睛，浮在水里再也不游了。再也不会吃东西，也不再需要水，连空气都是多余的，生命力在一点点消散，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就是死亡。而我不会走路这件事，原来是在说，我正在无限逼近死亡。外太公毕竟八十六岁，而我只有六岁。我们之间整整相差了八十年。八十，百数板都要整整摆八行了。我甚至恨我自己，为什么早早就学会了加减法。在不同的起点降生，现在却要一同接近终点，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莫不过如此。 除了哭，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姨婆们走后，我把喝水的陶瓷杯砸了，杯子撞向白墙，嘣的一声，碎开了花。可是它毕竟没有生命。我逮到哪个算哪个，药罐、台灯、保温杯、水果盘、乐高玩具、芭比娃娃，砸了、扯了、撕了、毁了，一个接一个滚落到地上，狼藉一片。奶奶闻声赶来，一把抱住了我。她似乎在用尽全身力气按捺住我的悲伤，我和她的身体都在颤抖。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奶奶连连道歉，可是她又有什么错呢？我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是既定事实。身体经受再多的疼痛、折磨、委屈、心酸，都没有意义。我不会更好了，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不得不与这样的自己为伍。爸爸从外面赶来，一言不发，拿着簸箕清扫了碎片，又擦拭了地板、墙面。他用沉默筑成了一道防护墙。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谁都没有睡。爸爸妈妈不睡觉，是生怕我想不开。而我睁着眼，是怕我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我闭着眼睛，默默地在心底倒计时，100、99、98……一直数到0，我又在黑夜里睁开眼睛，努力辨认这是不是我的房间，我是不是还活着。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过了。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来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排又一排的参天大树插入云霄，我裸着脚，穿着纱裙，带着花环，像一个快乐的精灵蹦来蹦去。我是春天的花姑娘，在采撷春天的花。我迷迷糊糊醒来，眼前却是一片黑暗。 爸爸！爸爸！ 我不知是在睡梦中还是在真实中呼喊着爸爸。 爸爸，我是不是要死了？ 怎么会呢？ 他抱着我，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泪滑下来滴到了我的肩膀上。 春天终究会到来，但我像天生的花粉过敏患者，再美的春色对我而言都是刺激物了。我恨这个世界，为什么独独要这么对我。 我把轮椅停在妈妈的药店门口，观察每一个走过的人。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结伴并行，在跑，在跳，追逐，打闹。来开药的中年男人、妇孺、老年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路。手中抱着的婴儿，过几个月，他们自然也会直立行走。就连跛脚的，拄着拐杖的，他们至少也能自己走向目的地，我甚至羡慕他们。而我，哪里都去不了。轮椅，它代替不了我的两只腿啊！我的左腿和右腿，空荡荡地挂在那，静止、萎缩、变形，它们已然是废物！ 爸爸每天早出晚归，左右手提着铁皮枫斗、人参一类的保健品出门，傍晚又提着回到了家。 爸爸，你去哪里了呢？ 他坐在沙发上，烟一根又一根地往烟灰缸里拧灭，不响。我问妈妈和奶奶，她们也不回答。 我默默回到房间，心里的愤怒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我累，他们不累吗？我辛苦，他们不更辛苦吗？我甚至有些担心爸爸，该不会为了我的医疗过失补偿，又跑哪里讨说法去了吧。我真怕哪天看不到他回来。 四五点钟的光景，我推着轮椅到药店门口等。那天，等到七八点钟，也没有出现他的身影。他的身影在道路那旁渐渐放大，已经是深夜了。遥远的模糊的一点渐渐走近，变成清晰的一片。才发现他头发都盖住了耳朵，看样子他这些天忙得没空理发。趿着的牛皮夹脚凉鞋已经断了根，他左手拿着凉鞋，一只赤脚，一摇一摆地拐到家门口。 事情终于成了！ 他眉飞色舞，一把把我举高高。 那真是太好了！ 妈妈和奶奶附和道。 什么事情？ 我不明所以。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我读书的事情，他托人问来校长单元楼地址，三番五次上门等，闭门羹了几趟才终于碰上。校长是个热心肠，有教育情怀，赶巧他对门601室的女儿也要上小学，知根知底，后来帮忙安排到了同一个班帮助我。 那年九月一号，我终于上了学，也正式认识了含之。 收到X的第二封信，我一下子知道了她的父亲是谁。因为护士的疏忽，打到脊髓神经上导致她终生残疾，她家开的药店在东南街道，店主是薛世光。有年冬天，所里收到消息，薛世光因为女儿薛奕铭被打针致残要去找相关部门讨个说法，所长派我前去了解情况。在那个陌生的城市，我终于找到他住的旅馆。严格来说，是地下室。我曾下去看过，防空洞的大门，里面没有光亮，湿气氤氲，潮湿的空气，潮湿的墙壁，潮湿的生活。密不透风混淆着霉味、垃圾味和群居生活的气味，如果不是为了省钱，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呢？ 我每天尾随着他。起床后，他上街去附近的早餐铺买一个高庄馒头，然后走一段路去公园。在公园里，他只是坐着，找一块不控烟的地方，抽几根。中午，他吃山西面馆最简单的烩面，连肉都不加一块。几天如此。后来收到消息，他已经买好了回家的硬座。鼓足勇气临门一脚再退缩，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决心，我后来想。 临走前，他去了热闹的冰场。那里人山人海。单车、小板凳、花样滑冰、速滑，冰面倒映着欢笑、嬉戏和成群结队的快乐。他不苟言笑。我跟着他租了双冰鞋，背着手蹬冰滑行。风呼呼地吹着，他逆着风，越滑越快，甩过了人群，像游龙离开了地面。那一刻，他是快乐的。 后来，他再也没有为女儿的事去找相关部门讨说法了。过了几年，我们听说他终于拿到了赔偿款。 原来，他女儿都长这么大了。要是妞妞还在，差不多也有这么大了。有些时候，自以为时间久了，淡忘了，但又总在莫名的时刻提醒我，人生像踩在一个破了窟窿的冰面，洞口越裂越大，越裂越大，直至崩塌坠落。 隔天清晨，我在村子里走访，隔着河看到了对岸的薛世光。 他穿着夹克，站在少年宫的台阶前。他用右手摸了摸右边的上衣口袋，又用左手摸了摸左边，从里面掏出一个物件，一个直径刚好被手掌和手指扣住的东西。他把那个物件拉出来了一点儿，是卷尺。他俯下身，把量尺扣在台阶的一端，沿着拉直，衡量距离。他又跳到台阶下，把卷尺立直，测水泥地的高度。他上台阶走进少年宫，不久我又看见他出来。他蹲在门口，掏出打火机烧红了烟的一端，叭叽叭叽抽了起来。不一会儿，他把烟蒂丢在地上，用鞋尖捻灭，转身离开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我一时觉得自己和他产生了联系。如果一直沿着大道走，走到尽头，就是东南派出所了。东南所的前身是供销社，小时候父母经常唤我到那里打酱油、打醋。后来改造成了派出所，内部重新装修，外部不变，依旧苍老、破旧。 你何必想不开跑回来呢？ 来所报到那天，所长坐在办公椅上不解地看着我。他摇着蒲扇侧身出来，走到一半，发现自己脚底的拖鞋还没换回工作皮鞋，又折回去。 城关所多好啊，忙是忙了一点。但不像我们这，没什么大案件，也不容易出成绩。你毕竟还年轻，无论发生什么事，总要向前看。 是。我点点头。 你先放松放松，就当给自己度个长假。 来到这，我只想好好工作。 你先休息，等休息好了再熟悉工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跟我说，跟组织说。 我真没事。您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说，有什么活也尽管交待我。 消息传得很快，所里的人听说了我的情况，跟我对话交流都如履薄冰，话里话外都是潜台词，经常要绕好几个弯，才大概明白他们的意有所指。 次日清晨，我又看到了薛世光。他俯下身，正在往少年宫的阶梯上架移动坡道。旁边两张轮椅上坐着两个女孩，一个打着石膏，我猜就是奕铭和含之。我小跑过去，合力把她们推了进去。后来我知道，奕铭的每一次出行，薛世光都要提前踩好点，观察好公共场所设施，演练好路线，设想好种种可能，确保万无一失。 谢谢啊。奕铭转身向我道谢。 我冲她一笑，跟便民服务卡上的笑容一样。 我用单位便笺信纸给奕铭回了信，写了些鼓励她的话，寄到她家药店的地址，也不确定她是不是会收到。隔了很久，才收到她的回信，是梅花式样的信纸（这一套信纸真是精致，一年四季开花的式样都有）。信里她说，含之已经决心继续练舞，备战三个月后的艺术节，争取赢得明年进京的唯一一个名额。含之说，贝多芬失聪都能创作《第九交响曲》，而我只是下身摔了一点小伤，上身完好，肢体感觉、音乐节奏、排舞都能跟得上。奕铭说，我早就料到她会早早振作起来，她一直是这样的人。我为自己鼓励了她而感到开心。 小学六年，含之成为了我最信任的小伙伴。虽然我知道，对于她而言，我只是她众多朋友中的一个。她是班长，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那种好学生，像一颗小明星。而我，只是她照耀下不起眼的星尘。 帮我打开水、帮忙取试卷、领东西，她体察细微，我略有不舒服，她就赶紧跑到教室外喊我爸爸奶奶。渐渐地，她成为了我的一双腿。 含之，你以后有什么理想吗。 我想成为一名舞蹈演员，跳自己想跳的舞。 你呢，含之问我。 我想成为一个作家。 很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努力。 她举起她的掌心面向我。我并没有勇气合掌。 我说，我这个只是奢望。你以后上舞台了，我一定在下面为你鼓掌。 我对你也有信心。你以后出书了记得要签名给我哦。 我想，正因为含之的存在，我才能逐渐变成一个开朗乐观的小孩。 有一年运动会结束，含之陪着我在校门口等。她拿了跳远第三名，脖子上挂了个铜牌。天色渐渐暗去，地面还有余温未散。操场也没关门。含之拍拍我的肩，下巴颏指向操场的方向。我还没反应过来，她推着我的轮椅，飞速跑进了操场。我喊她停下。她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细微的金属碰撞声在空气里传播，轮椅已经不听我的使唤，它带起了风。 你看，你也可以跑，对吧？这就是风的速度，你感受到了吗？ 含之对着空旷的操场大声喊着。 我闭上眼睛，耳旁是沙沙风响。 在我们的相处里，含之以近乎鲁莽的热情刺破了我的敏感，无须小心翼翼，无须特殊对待，一个健全的人面对我，首先可以做到的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平等和尊重。 我合上抽屉，把奕铭的来信放回到同一个铁盒里，在心底默默地对她说，你已经很了不起。 出警回来，同事告诉我，刚刚我母亲来过。我哦了一声，没有细问。电话放到值班室，一亮屏，三个未接来电，都是母亲。我回拨过去，两声嘟之后，电话就接通了，好像她一直守着手机在等我的回电，没等我开口，她先噼里啪啦一通数落，终于说起：你知不知道，她生了一个儿子。 在我们的对话里，“她”只指代妻子。 我怎么会知道？我回答。 这女人还是心狠，当时说离婚就离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当时计划好的。 你怎么不问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打断她。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是老天要收了妞妞，我只不过被老天选中当了这个罪人。母亲在电话那端歇斯底里。这样的对话重复过上百次，毫无新意，毫无变化，但隔断时间总会卷土重来，我们像最专业的演员，每演一次都像演第一次。 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你就没有一丝丝的愧疚吗？当时如果不是你硬要带着妞妞去小姨家，你如果知道小姨家的天台在翻修护栏还没加固，你如果看住了妞妞，她怎么会从五楼掉下去？这是天灾吗？这难道不是人为的悲剧？ 你到现在还是这么认识我的吗？我吃斋念佛这么多年，什么罪孽都洗净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宁愿住前面的房子也不来看我们，难道还不够惨吗？你看看我们老孙家，现在都要绝后了，这不是惩罚吗？ 这是你自己种下的果。 我挂掉了电话。 接到母亲电话，我赶到小姨家，妞妞躺在道坦里没有呼吸，送到医院已经迟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头还是完整的。这是医生唯一能安慰我们的话。开具证明、注销户籍、选照片、去陵园买地等一系列的事情忙完，家里逐渐抹去妞妞生活过的痕迹，我和妻子才终于开始接受她已经离去的事实。一段时间以后，她终于选择离开我。其实，她早已经在心底选择好了硬币的面向，这几个月不过是硬币旋转的过渡期，谜底总归要揭晓的。我没有挽留，我无法挽留。离婚那天，妻子走出民政局，我们在小吃摊上吃了一顿散伙饭，她跟我告别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没有遇见你，多好。她挤出难堪的笑意，跟我握手告别。后来，我时不时想起这句话。在她的认识里，如果我们不曾相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妻子把所有的错归到了和我有关的源头上。相比母亲，一个父亲的痛的确算不上什么。我不可辩驳。 母亲的话，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一个人回到家里，却莫名把钥匙折到了锁孔里。我靠着门在外面坐了一夜。间歇发作的抑郁、失败者的心绪、家庭生活里曾经有过的小确幸涌上心头又落下，像座高耸的冰山，突兀地立在心头，不可融化。 犹豫了几天，我终究还是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她果然没有换号码。 听说了你的消息，恭喜你。 我打了无数次的腹稿，最后讲出来的还是最早决定说的心里话。 谢谢。不过，你听谁说的？ 她警觉性地问了一句。 晓智。我编了一个她好友的名字。 她在那边没有说话，后面有嘈杂的环境音，可能月子里有客人来访。转而又沉静下来，听到了推拉门合上的声音，她大概去了阳台。 我想了想，还是给你去个电话，希望对你不是困扰。我给孩子买了点礼物，可以的话，我让晓智交给你。 不用了。 她回得轻描淡写。 应该的。你一直是一个好妈妈，他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 她在那边没有回答，但我知道她还在听。 妻子停了很久说，你也应该开始新生活……我们都要向前看。她也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怪你的那些话，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嗯。过几天我会去看看她，跟她分享你的好消息，我想她一定会为你高兴。 妻子那边传来婴儿的哭啼，这场对话也就中止了。 奕铭来信说，含之通过了预赛、复赛进入了艺术节的总决赛。收到入围通知书，我比含之还高兴，好像入围的不是她，而是我。 每天放学后，爸爸把我们接到少年宫，那还是我受伤后第一次来到舞蹈教室。那是一间亮堂的教室，地板是天蓝色的，像一片宁静的海。风吹动着窗帘的帷幔，掀起一点细微的波浪。风轻轻柔柔的，不由让你滋生出一些美好的心绪。舞蹈杆就那样静静地安在那里，她们就是这样每天在这里把腿掰上来，把腰俯下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 我跟着含之摆手、抠细节、记一整套舞蹈动作，才发现我能做到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还多，真好。我还是四五岁的时候，妈妈曾经送我去过舞蹈班。那是一个比这里简陋得多的环境，我每次穿着粉红色的花裙子跳进跳出，和妈妈挥手告别。妈妈隔着窗户在门外等我。我喜欢占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可以更好地看到老师的动作。关于它的记忆很零星了，只记得一首叫《春天花花》的歌，最近又重新听到，才知道是香港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里的歌： 我们是春天 春天的花花 我们是春天的花花呀 还记得那几个基本动作，先把小手举高高，再把小手放到下巴做成花朵的形状，再转圈，小房子、小贝壳、小蝴蝶、小青蛙，这些是幼儿舞蹈动作的名字。 艺术节的演出定在周六的文化礼堂体育馆，早些年是冰场，正门口上方挂着亚克力发光灯牌，叫东南亚冰场，后来荒弃了，前几年才被政府收去改成了文化礼堂和体育馆，说是民生工程。我还从没进去看过。有孩子的同事都分外关注这场盛事，毕竟现在的小孩不比我们当年。有特长总是好的，免得长大了无趣连对象都找不到。对面的同事老姜总在办公室里唠叨育儿经。他女儿正在舞蹈考级，从艺术界主办方联系人那里多拿了几张亲友票，匀了一张给我。 小孩子的表演，我就不去看了吧。 去看看吧，比单位的晚会有意思多了。去了，给我女儿当啦啦队也好啊。 那我把单位的小喇叭带上。 不至于，不至于。 演出定在六点半开演，但不到六点已经是人声鼎沸、鼓乐喧天，体育馆满满当当都是人。孩子们穿着演出服，有穿着燕尾服像个小绅士的、有孔雀舞的装扮、街舞的宽松风格，都仰着头，忙着最后的上粉，旁边围着教师和家长。 我远远地看见了奕铭和薛世光坐在对面。我过去打招呼，挨着他们坐下。来看含之的演出？我问奕铭。嗯。 她第几个出场？ 倒数第二个。 位次不错，压轴演出。 红色丝绒布拉开，演出正式开始。独奏、群舞、独舞、独唱，老姜诚不欺我也，节目各个精彩。终于接近尾声，到含之上场了。舞台暗了下来。烟雾从舞台两侧慢慢灌入，在中间汇集向高空升腾。吕思清版本的梁祝飘了出来，把我们带到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世界。正中央一束光打下来，含之已经在舞台中央定好了造型。她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越剧戏装，斜领和下摆刺着白玉兰往上缠绕，遗世而独立。前奏响起，啪，她把手袖一甩，脚尖矫健，走路带风，在舞台中央旋转了起来，好像蝴蝶翩翩飞舞。一时之间，我分不清她是梁山伯还是祝英台。我瞥向奕铭，她的手在黑暗中舞着，跟着音乐的节拍，一舞一蹈，每一个动作都合拍，我恍然有个错觉，舞台上不只有含之第一个人，她们两个人正在舞台上演着梁祝。三载同窗、共读嬉戏、十八相送、长亭惜别，短短的五分钟，竟承载了这么多的舞蹈动作。彩色碎片纷纷扬扬从舞台上飘落，含之盘坐在舞台上结尾，伴奏的尾声还在绵延，她带我们进入如梦似幻的舞台，我一时分不清我们是观众，还是戏中人。 含之眼含泪光谢幕，底下掌声雷动，久久不能停息。 不出所料，含之获得了当场比赛的第一名。她接过鲜花和奖杯，忙不迭地冲到台下，把鲜花递给奕铭，拉着她的手，高兴地跳着脚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我一直相信你能做到。 我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 奕铭摸了摸金灿灿的奖杯，又递还给了含之。 走出体育馆，天色已经漆黑，体育馆的灯牌已经暗了下去。东南亚冰场的灯牌竖在这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一阵冰场热，南方城市雨后春笋般涌出一批溜冰场。因为在东南街道（那时候叫东南乡）的关系，老板取名东南亚冰场，热带东南亚、寒冷冰场，有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感。我现在还记得里面的布局。进门是租冰鞋的区块，男男女女不同种类的溜冰鞋摆放在五六层的铁架上，你一双，我一双，一下子就空荡荡了。也是在那一年的开业，姐姐交给我两张票。我鼓足勇气给后来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信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寄出去以后摩挲着手忐忑不安，也不知道妻子有没有看到附在信里面的门票。等到约定的日子，我记得那天的我，站在冰场门口，河边的风呼呼吹着，我不停交替跺脚，一串一串的人群从我身旁经过，我心里完全没有底，她会不会来呢。临近闭门，天色渐晚，我终于从小路的尽头看到了微微的一亮，妻子正从路那边小跑着过来。她跑过一盏盏的路灯，也在我的心里点燃一盏盏明灯。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没事。你来了就很好。 那我们进去吧？ 嗯嗯嗯。 那是我们第一次滑冰。穿上鞋进入冰场，我们不得不贴着沿壁走，走得趔趄，还没滑起来，我已经坐了好几个屁股墩。我真有些后悔，为什么不自己先来一趟呢。我在内心狂扇自己巴掌，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她倒不怪我。我一坐屁股墩，她就嗔笑。我脸红了，她还安慰我没事。那天是我们恋爱的第一天。 艺术节过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看见奕铭，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她像消失了一样。放学时间特意经过学校门口，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含之进京的公示和入选省舞蹈团巡回演出的新闻贴在少年宫的门口。几次经过药店，药店的大门紧锁着。我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 隔了半个月，我送犯人体检，竟然在医院的缴费窗口碰见薛世光，悬着的心才终于掉了下来。 最近都没看见你们，怎么跑医院来了？ 奕铭脊柱侧弯，髋关节脱位了，最近都在医院里住着。 现在怎么样了呢？ 髋关节是复位了，不过还得住院康复一段时间。 真不容易。 习惯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些年我人是挺累的，但心一点不累。以前去新疆采油，跑广州卖鞋，包括回来开药店，我都没赚到什么钱。但做父亲这件事，我感觉自己还是赚大了。 奕铭是挺坚强的。 脆弱，坚强，再脆弱，坚强，反复呗，谁的人生不是这么修炼的呢。以前她不怎么爱出来，敏感，觉得人家欲言又止，看她的眼神像看怪物，好像觉得她活不长。后来，那些眼神就更复杂了，觉得她是不是不会生育，不只同情她，还同情我们整个家庭。可去你的吧！我们过得好着呢！没有她，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坚强。 过了几天，我提着礼物去看奕铭。她的脸色蜡黄，两个黑眼圈很深，背着光，面庞有种经过战争洗礼后正在故土重生的悲壮，全然不似艺术节看到的她神采飞扬。我像被蚊子蛰了一下。看到我进来，她勉强挤出笑容，开玩笑说因为生病都错过了毕业照的拍摄。我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她露出浅浅一笑，不过班主任答应我会给我P上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错过毕业考试，并且取得了令我满意的好成绩。她做了个V的姿势。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提起了含之，询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巡回演出？ 她说，含之出发那天，我坚持要送她到站台。火车到站，看着她推着行李进入车厢，隔着车窗跟我告别，我内心有些失落。火车开走，我仍在原地。火车好像是一个隐喻，它终将载着含之驶向更广阔的天地，而我终究是要回到我的房间，那间甚至称不上房间的房间。它敞开着，家人进进出出。我就在这个方寸天地之间度过一天又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我以为最重要的朋友。虽然我知道她终将回来，我们还能一起谈心，一起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终究会成为不一样的人吧。我让我爸赶紧停下车，靠在路边，胸痛一阵一阵袭来。爸爸拍拍我的背，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人都有脆弱的时候，说出来就好多了。我说。 她指了指窗台，那里放着一个大玩偶，是含之特意从外地演出寄来的。她说，收到这个礼物，我一下子又觉得我没有失去她。这些年，我真是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像打不死的小强。 奕铭做了个吐舌头的动作，化解了一切。 改天我再来看你。 回到家，枇杷果已经掉了一地，有些滚到了外面大道上，植物总是在看不见的夜色里偷偷成熟。改天有空把枇杷树上的果子都采掉，送一些给奕铭吃。卧室床头柜上，放着唯一的一个奖杯，这是妞妞走之前留下的。我始终记得那天送她去滑冰比赛的场景，她站在起跑线上蓄势待发，转身看了看我，我攒着拳头，对她喊加油。她得了第一名。少儿滑冰比赛第一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摸过奖杯上的刻痕，往事历历在目。她一直是一个要强，拼尽全力的人。她站在领奖台上，我给她拍了好多照片。我转过奖杯的背后，上面镌刻着一句名人名言，我不知道已经读过多少次了：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站起来。 我拿了一个礼盒，把奖杯装进礼盒里，打算哪天和枇杷一起带给奕铭。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里出现了一只蝴蝶，斑斓的彩色蝴蝶，它衔着金杯在飞，在花丛中飞，在屋顶上飞，越过山脉，越过河流，停在了奕铭的窗口。她在笑着，笑着，我也笑了。 明天的太阳总会升起，又是新的一天。 冰火两极中的自我认定（评论）2022-10-24 14:34◎阿探 椰城 2022年10期 ◎阿 探 作为普通社会个体，或许精神会被不期而至的意外所击溃，然而作为人又不是那么容易被击溃的。正如《老人与海》所道“一个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于是从冰点到沸点，就是人之自我找寻与认定的过程。阮敏哲的短篇小说《东南亚冰场》，记录了三个被生活重创者的心路历程，曾经的“东南亚冰场”，现在的文化礼堂体育馆，既是“我”、奕铭与含之最终的精神交汇点，亦是世事变迁中情感缘起之地，生命所有感慨与重生亦在此一刻。 “东南亚冰场”是文本核心意象，它首先是一种变体的存在，承载着对过往美好时刻的不灭记忆，亦承载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它是起点，亦是终结点；它就是一个圆，是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它有着不同时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与内涵，它是人生起伏与沉淀的某种节点，它是小说主体叙事者生命过往与未来的链接点，是更是叙事弹性前后延伸的触发点，勾连起三个悲催的人生渐变。“枇杷树”则是小说的另一种见证性意象的存在，它标识着“我”的精神状态变化。 小说有着富于个性的内质构建，开篇第一句便勾连起了三个被生活重创者，即以他者故事的虚影钩沉起叙事者自身的故事。阮敏哲简单交代了不期而至的来信及写信者，以倒插叙事捧出最后的结果，并触及了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女儿。来信对于叙事者来说，是生命的一种转机昭示，甚至本身就是麻木生命的一种转机。叙事是套盒式故事结构，即“我”作为叙事者的故事中套着奕铭的故事，奕铭的故事中套着含之的故事。三个人原本并无交集的故事，通过奕铭写给片警的并非求助只为陈述的信件，有了自然而来的比对与共振，有着向阳光迈进的越来越清晰的路径。 奕铭作为因注射麻腮风疫苗而导致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人，是一个被社会漠视者，她写信投入片警便民点投口，是寂寥内心渴望被关注的行为语言。她是敏感的，从便民卡上片警的笑脸，感知到可以托付的信任。“我”因着女儿的意外坠亡，离婚，选择了离开伤神之地，从城关调到家乡东南派出所做片警亦有五六年，这是一种人生失神状态，亦即将所有的精力投入无边的警情零碎常态中，以期忘记深痛隐痛。X（奕铭）的来信只是在陈述，陈述了一个残疾的女孩去看另一位因车祸而受重创的女孩，陈述自己因打麻腮风疫苗致残的过程，亲人与父亲的关爱，以及认识含之。她的来信让“我”记起了曾经与她父亲的交集，她的父亲因她承受了难以承受的人生。奕铭让“我”想起不忍心去想的女儿，“我”看到了坐着轮椅的女孩奕铭和含之，去帮助她们报以微笑，并写信鼓励她。奕铭回信谈到了她与含之的交往，她们在彼此平等、尊重中成就了彼此精神。含之给予的帮助及其理想，奕铭鼓励了含之，含之也重燃了奕铭生活的信心而变得开朗起来。 “我”尽管可以在无尽的接警工作中冰释与遗忘伤痛，可以鼓励残疾的奕铭勇敢生活，却依旧无法面对丧女之痛，甚至对母亲的无心之过依旧无法释怀。“如果没有遇见你，多好”是妻子告别的最后一句话，她否决了两人的缘分。母亲电话告知前妻生小孩的消息，“我”电话祝贺，前妻指出因该向前看放下过往。奕铭再次来信说了含之通过了预赛、复赛进入了艺术节的总决赛的好消息，含之的进步又何尝不是奕铭的精神伸展呢?历经了文化礼堂体育馆（东南亚冰场）与奕铭及其父亲观看含之舞蹈的炫灿，“我”亦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过往，东南亚冰场初始的恋情无疑是甜蜜铭心的。再次在医院里见到奕铭的父亲，“我”终于明白从奕铭坐在轮椅上时，她的父亲开始蜕变成一个精神强大者，在他精心的呵护中奕铭也成长为精神强者。含之的成功与离开，对奕铭心灵不可不谓一次重击，因为含之一直是她的精神同盟，是一种身边的精神鼓励者。即便如此，经历多年精神自疗的奕铭，在含之寄来的礼物中，在自己考试的优异成绩中找到了生命自信，以放远的眼光及拥抱未来的姿态，跨越了这短暂的精神幽暗，柔软的肉身承载起胜利者的胸怀。 奕铭与含之两个小女孩的惨淡人生中的精神逸出，奕铭父亲精神的蜕变，如同《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所体现出来的重度压力下的风度，无疑不舒化着“我”凝结与板结的心灵，在他人的故事里，“我”也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成熟过程。家中枇杷果落地，甚至滚到外面大道上，无疑是一种成熟的昭示。叙事者最后于女儿遗物——滑冰比赛第一名奖杯上“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站起来”的名言里，完成了与过往的最后释怀，并打算把奖杯与枇杷一起带给奕铭。文本在美丽的蝴蝶梦里终结，曾经远去的惊梦，醒来后依旧是太阳与新生。 小说以“我”，奕铭及含之精神嬗变的若即若离及相互作用，完成了冰火两重天下精神从羸弱到强大，从无以面对到坦然接受心灵动影的凝铸。奕铭的精神潜流，是由叙事者的精神流变带起的，它不仅伴随着叙事者的精神起伏，甚至说是它主导、促成了叙事者片警从悲痛的过往里完成了跨越。这大约就是阮敏哲文本构建的逆势而动吧，叙事者作为一个派出所的片警，他是一个成人，按说他的心理更为成熟，然而他依旧无法直面女儿意外坠亡的残酷事实。女儿没了，妻子选择了离婚，他选择了调离，其实无疑是一种主动规避事实的精神逃离，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无休止警情处理中，就是为了麻痹自己，为了遗忘痛苦。然而隐痛在不经意间会被触痛，最终在残疾女孩奕铭不知道给谁述说的来信阅读中，在与奕铭及父亲现场感受含之梦想成真的惊艳中，完成了对过往人生的梳理，完成了精神对过往的跨越与放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在长痛中迷失已久的自我。阮敏哲这种颇具个性的构建，无疑是成功的，既是丧女之痛入骨入髓的心灵阴影如黑洞无边际，更是精神隐痛难以跨越的心坎千万重。小说的构建目标完成度不错，叙事展开及推进如能更凝练一些则更佳。 生命追问与心灵治愈（评论）2022-10-24 14:34辛泊平 椰城 2022年10期 ◎辛泊平 这个假期，我重读了一些书，看了近百部老电影，虽然没有那种期待的获得感，但时间就这样静静地过去了。我喜欢这种近乎无事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看似松散无序的状态恰恰是生命最可靠、也最安逸的日常时刻。也是在这种状态下，我读到了阮敏哲的短篇小说《东南亚冰场》，读到了一种和此在并不同频的故事。似乎也是一种机缘，读这篇小说，我竟然想到了刚刚看过的电影《生之欲》。《生之欲》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作品，它通过一个身患绝症的小职员最终的人生选择阐释了生命的意志和价值，虽然是老电影，但很有现实的启示。 而阮敏哲的《东南亚冰场》也是关于生命意义追问和心灵治愈的小说，它的主旨和《生之欲》有太多的相似点。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名警察，只是，“我”不是我们期待的英雄式的人物，“我”没有感人的事迹，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我”的生命状态并不完整，更不饱满，因为女儿意外死亡，妻子离开了“我”；也因为女儿的意外死亡，“我”和母亲的关系近乎决裂。为了逃避，“我”选择了远离城市，而是自我流放到家乡的小镇。可以这样说，作为警察，“我”虽然也在履行警察的职责，但却没有热情，更没有激情。“我”的生命是残缺的，意志是消沉的，心灵是病态的。按照正常的人生逻辑，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没有热情、没有激情的“我”，即将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缺乏质量，更没有意义。 人生充满偶然，小说需要偶然。是偶然，让生命突破了惯性的方向和速度，有了流动的可能；同样，也是偶然，让小说的叙事走出了平淡，变得摇曳多姿、丰富多彩。在《东南亚冰场》里，也是偶然，让“我”走出了生活的阴影，和另外的人生遭遇，和另外的世界相逢，并在这种相遇中，扮演了心理医生的角色，从另一个维度上逼近了生命的意义与心灵的碰撞。没有铺垫，没有渲染，“我”就那样偶然地收到了奕铭的信，并通过这信进入了两个女孩儿的故事。和自己的女儿死于意外一样，奕铭的瘫痪也是源自儿时的疫苗事故，含之的无法参加舞蹈比赛也是源自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可以说，这三个“不幸”的人，正是因为这偶然的变故有了生命交集，也有了共情的条件。 奕铭之所以会选择“我”而不是其他人作为倾诉的对象，是因为她看到了“我”微笑的照片，而那微笑，让奕铭产生了信任感，让她有了倾诉的愿望。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们可以不相信身边的亲人，却因为一个微笑或者眼神，便可以向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当然，我们知道，这并非玄学，而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情感寄托。不管怎样，这都是人生的积极意愿，它以可能让自己惊讶的方式打开自我，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信中，奕铭是敏感的，也是真诚的，她回顾了自己由健康到残疾的心理过程，回顾了因为自己的身体而引起的家庭变故，回顾了和含之交往并成为真正朋友的过往，在记忆中，往事虽然不堪，但也充满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坦然，充满了对亲情的理解和感恩。这是一个孩子对生命与人世的理解，却没有孩子的偏执和任性，而是多了成人的体悟与感受。正因如此，近乎自闭的“我”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干枯的心灵才再一次慢慢湿润起来。在奕铭看来，残缺的生命也有心灵的丰盈，带泪的人生也有动人的光泽。这种信念支撑着她，让她走过了短暂的人生暗夜，让她执着地坚守着人生的求索。 相对于奕铭的人生困境，含之的遭遇只能是一种挫折，它不构建人生的终极走向。然而，对于一个少年来说，这种挫折却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一种错位的认知，但却有可信的理由。孩子们缺少应对困境的心理准备，所以，一个小小的挫折便可以让他们对人生产生怀疑，对世界产生抵触。也正因如此，她需要一种共情的生命安慰，正如奕铭对她的影响和激励。健康的生命无法体验残缺的生命，因而也就难以进入那个残缺的世界。相反，残缺能够理解残缺，不幸能够包容不幸，痛苦可以消解痛苦。这是一种人生的悖论，我们无法超越，只能接受。 可以这样说，奕铭不仅仅让含之重新找回了自我，也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这是一种相互的成就与慰藉。在这个过程中，力量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的、立体的。它让心灵治愈和生命意义的求索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和说教，而是有了现实关怀的温度和纹理。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除了含之，奕铭和“我”其实还在自我治愈的路上，他们必须继续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生命现状，在心灵世界里与现实和自我达成最后的和解。这是日常问题，也是终极思考。正如小说的题目“东南亚冰场”所隐喻的记忆与未来——“明天的太阳总会升起，又是新的一天。”在我看来，作者这样处理是合理的，也是可信的，它有效地避免了那种理性主义的生命预设，让人物始终与大地平行，始终在困境中思考困境的本质与生命的出口。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相互关怀、相互惦念、相互激励的暖意中，所有人都会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发现自我，并确立自己在尘世与伦理中的存在与意义。 读这篇小说，我总是时不时想起史铁生，想起他笔下的人们。同样是残缺的世界和残缺的人生，同样是在残缺中寻找完整的自我，同样是让人心疼的坚守与希望，然而，却并不绝望，而是充满了生命的善意与期许。这是一种人生姿态，它可以残缺，可以隐秘，但因为那种守候和善意，让生命的力量与尊严得以彰显。在这篇小说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奕铭的父亲，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普通的男人，但他却以不平凡的付出和超出普通人的坚强，让这两个世俗角色都超越了自身的属性，拥有了神圣的光芒。他不是天生的强者，更不是自然的主宰，他说“脆弱，坚强，再脆弱，坚强，反复呗，谁的人生不是这么修炼的呢。以前她不怎么爱出来，敏感，觉得人家欲言又止，看她的眼神像看怪物，好像觉得她活不长。后来，那些眼神就更复杂了，觉得她是不是不会生育，不只同情她，还同情我们整个家庭。可去你的吧！我们过得好着呢！没有她，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坚强。”可以这样说，在陪伴奕铭成长的同时，父亲也在成长，在关照奕铭的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关照自我。在刻画父亲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作者内心的柔软，她用点点滴滴的细节，让这个背景人物有了清晰的刻度和可感可触的质地。 生命追问与心灵慰藉，这是一种哲学命题，但作者在叙事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选择形而上的抽象议论，而是始终围绕人物的命运而展开，这是小说成功的前提。让人略感遗憾的是这篇小说的结构——书信与现实的转换还不够自然，两者的比重还有些失衡。所以，有些地方会出现一种“隔”，读起来不那么顺畅，毕竟，这不是纯粹的意识流写法，它的叙事脉络应该明晰，它的情节转换应该自然，这应该是作者的一种自觉意识。在人物塑造方面，作为叙事者的“我”还显得单薄，“我”对女儿意外事故的态度、对母亲的态度，都有点刻意和用力，不符合东方美学的语境和表达。让人物可信，让结构平衡，让叙事自然，这些，都是作者应该努力做到的，因为，它既是写作的起点要求，也应该是终点的评价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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