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忠臣屡谏 司马炎终下决心定江南公元279年底，在经历了三番五次的犹豫之后，晋武帝司马炎最终做出了出兵东吴的决定，打响了西晋统一天下的最后一场兼并战。 11月，司马炎正式下令，命早已准备就绪的各路兵马按预定计划立即出发。 此战中，司马炎采取已故征南大将军羊祜生前制定的方案，沿长江数千公里沿线，自东向西分派六路大军，动用共计二十余万兵马，水陆并进，大举进攻东吴。 此时，距司马炎调羊祜坐镇荆州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距公元276年10月羊祜第一次上表请求伐吴也已经过去了三年，羊祜病逝后接任羊祜的杜预业已坐镇荆州整整一年。 司马炎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过程堪称坎坷。自羊祜上表请求伐吴之后，特别是在决定出兵前的这一年里，益州刺史王濬和镇南大将军杜预二人又先后多次上书请求伐吴，但均被拒绝。 换位思考，司马炎的犹豫或许也能理解，因为此时西北形势危急，秃发鲜卑叛乱势头正猛。 秦末汉初，北方草原一度是匈奴人的天下，但经历西汉连续多年的不断打击，加上内部激烈地权力争斗，匈奴多次分裂。东汉初年，分裂之后的南匈奴归附汉朝，南迁至河套地区定居。实力大减的北匈奴仍旧活跃在漠北草原，继续与东汉王朝为敌。 后来，东汉名将窦固联合南匈奴一起对北匈奴连续数次痛击，北匈奴势力再次大幅削弱。大量北匈奴人相继南下投奔南匈奴，北匈奴政权无力与汉王朝抗争，被迫向西迁徙。西迁后的北匈奴一部分留在中亚的康居国（西域大国，范围涵盖今新疆西北及哈萨克斯坦一带），少部分继续西迁至西亚、东欧地区。 然而，匈奴人的退出并未让辽阔的漠北草原出现权力真空，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随即迎来新的主人，鲜卑人。作为中国最古老民族之一东胡人分支，原本偏居于草原东北部的鲜卑人因势力弱小，早早就被匈奴人征服，成为匈奴人的附庸，甚至作为打手追随匈奴人四处征讨。最后又在匈奴人逐渐没落时调转矛头，配合汉王朝赶走了曾经的主子。 尔后，没了匈奴铁骑驰骋的北方草原便成了鲜卑人的天下，鲜卑人成为草原上新的霸主。再到后来，因为仰慕中原汉人文化，相当一部分鲜卑人放弃了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开始逐步南迁，分散定居在中原大陆的北方地区，过起了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到了三国时期，各部鲜卑首领更是被当时的曹魏政权封王拜公，成为中原王朝的子民。 关于鲜卑人的话题还有很多，以后慢慢细说。 公元270年，作为鲜卑人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分支，秃发部鲜卑因为无法忍受当地汉人政权地欺压，在首领秃发树机能的领导下起兵反晋，至今已整整九年。九年之间，负责征讨的晋军屡战屡败，甚至连续损失多位地方大员，其中仅州刺史就战死三位，秦州、凉州相继沦陷。 九年来，西晋在西北耗费大量物资军费，负责平叛的将军换了一茬又一茬，却总是无法扭转战局。就在今年初（公元279年），司马炎无奈之下冒险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六品武官、司马督（官职名）马隆赴西北平叛，至今胜负未分。 在西北叛乱仍未平定的情况下，还要在南方大举用兵，去征讨一个存在了数十年、实力比秃发鲜卑还要强大的东吴，换作谁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此时大举伐吴除了导致西晋两线作战，耗费更多物资人力外，众人最大的担心还是东吴本身。相比蜀汉，东吴要强大得多，蜀军不过10万，而吴军则在20万上下，又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人口众多，兵力可以迅速扩充，更加上凭借长江天险，东吴水军之强大……也难怪满朝文武没有几人赞成出兵。 但是，实际上很多困难都只是这些身居庙堂之上的官僚们纸上空谈出来的困难，而熟知晋吴双方实际情况的羊祜早在三年前就曾力主出兵，以羊祜的处事风格，这必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而身处前线的镇南将军杜预、益州刺史王濬，还有中书令张华等少数大臣也同样认为伐吴必能一战成功，拖延只会夜长梦多，同样力主出兵。 所以，出兵与否的实质其实就是作为老大的司马炎究竟如何考量，如何权衡利弊，最终又该如何拍板。 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大多时候是件很容易的事，不是这样做就是那样做，几个谋士一晚上能想出一堆对策，真正困难的是最终拍板。当各种方案甚至完全相左的方案摆在按头时，到底干还是不干？又该怎么干？这时才是体现老大能力的时候。 但现在老大就是不同意，怎么办？只能不断劝说。 公元279年年中，益州刺史王濬上书：“孙皓荒淫凶逆，吴国上下异心，宜趁机迅速征讨。一旦孙皓暴亡，吴国另立明君，则徒增灭吴之难。臣造船已达七年，船身已开始腐朽，而臣今年更是年逾七旬，来日无多。这三点只要有一点出现变故，则消灭吴国就难以实现”，言语间充满恳切。王濬出生于公元207年，此时已72岁高龄。 “…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晋书.王濬传》）。 司马炎读罢有些心动，便召集群臣商议出兵事宜。恰逢此时吴军异动，孙皓在江南集结兵马，西晋淮南战区进入全面戒备。 于是群臣都建议先缓缓，静待时局变化，来年再行商议。其实这不过是反战派贾充、荀勖等人的缓兵之计。当时王濬的参军何攀正在洛阳出差，听说后专门上书司马炎：“孙皓必不敢出兵，我们反倒可以趁淮南戒严之计暗中集结大军突然南下，不但不会引起吴国注意，反而事半功倍”。 但最终司马炎还是没有点头，虽然后来孙皓并未出兵。 公元279年8月，在荆州已准备就绪的杜预接着上书，信中推心置腹地陈述了伐吴必胜的理由。可奏疏递上去后司马炎就像没看到一样，一直没给任何答复。 杜预很着急，担心贻误战机，一个月后再次上书。 这一次杜预说得更加详细，认真分析了东吴兵力部属，认为东吴看似强大，实际兵力却非常薄弱，最多只能集中兵马守住夏口以东（夏口位于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境内，汉水进入长江入口处），对夏口以西地区则毫无防御之力，水军顺江而下在抵达夏口前根本不会遭遇较大抵抗。然后，杜预又婉转批评了司马炎过于听信那些根本不了解两军实情的反战派们将东吴实力过分夸大的谣言，有些困难根本不存在，不及时出兵就只会让吴国得到喘息之机，这是养虎为患。 可惜，这第二封奏疏递上去后还是泥牛入海，杜预苦苦期盼却仍旧未收到任何答复。 杜预仍不死心，于是第三次上表，这一次言辞更加恳切： “羊祜大人当初只是单独与陛下秘密制定灭吴计划，并未广泛商议此事，众人并不清楚细节，所以才盲目反对出兵，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伐吴。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虽然伐吴面临一定困难，但和成功因素相比只占十分之一。如果真让那些反对的大臣直言计划的不足，他们未必能说出一二。只不过筹划如此大事，前期却没有让他们参与，今后成功功劳也不在他们，所以这些人才会反对，这些人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近年来，朝堂上无论大小事，各种意见都会蜂拥而起，虽说每个人都有考虑问题的不同角度，但总有一些人是因为仗着有陛下的恩宠而口无遮拦，并未深入考虑问题利弊就急于发表意见，只是为了彰显自己而已。今年以来朝廷多次议论伐吴之事，消息难免泄露，如果我们不及时出兵，一旦孙皓做好准备，或是迁都武昌，或是大力整修各地城防，或将百姓大批南迁，我们就算明年出兵也未必能成功”。 朝廷里反对出兵的代表是哪些人，杜预当然了如指掌，不过就是司马炎身边的那几位宠臣。 当侍从拿着杜预的第三封表文递给司马炎的时候，司马炎正在太极东堂和中书令张华下围棋。张华一见又是杜预的伐吴上表，当机立断，立即推散棋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恳请司马炎不要再犹豫了。 终于，这一次司马炎狠下心来，钢牙一咬：打！ 司马炎当场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计算和筹划军需漕运。 说到此处，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因为马隆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叛乱也是在这一年，即公元279年，因此有些人不细读史书，想当然认为是马隆平定西北之乱促使了司马炎最终决定出兵东吴，这相比决定两线作战要容易决策的多。然而实际并不是，马隆斩杀秃发树机能是在年底12月，而此时距西晋六路大军出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所以，最终能下决心伐吴则意味着接受了南北两线作战，这显然需要相当的魄力，这个魄力司马炎最终还是具备了。当然，这更是一心以大局为重，一片忠心只为国家的羊祜、杜预、王濬、张华几位大臣倾力推动的结果。 另外，关于杜预上第三封表文的时间，也就是司马炎决定出兵的具体时间史书并未记载，但根据推断，杜预上第一篇表文是在八月，一个月后又上了第二篇表文，那么第二篇表文就应是在九月，如此一来，第三篇表文很可能就是在十月。 也就是说司马炎大约是在十月决定出兵，而到了十一月，西晋六路大军就已经出发了。从决定出兵到大军出征仅仅只隔了一个月，这可能也是两晋时期的大战中出兵最快的一次了。由此可见，无论是淮南方向，还是荆州、巴蜀方向，各处晋军战备情况非常好，早已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 既然西晋六路大军已经出发，接下来自然应该说说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晋灭吴之战了，这一仗晋军打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不过这里要卖个关子，插播一件就发生在当时的另外一件并不起眼的事。 在《晋书.武帝纪》也就是《司马炎传》中，关于公元279年期间王濬和杜预屡次上书的事只字未提，对于出兵灭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在出兵前的九、十两个月的流水账里也同样只字未提。 九月的流水账只有几个字：“九月甲午，麟见于河南”，甲午日这天有人在黄河南岸发现了麒麟。出现麒麟是吉兆，所以史书也会记下来，至于这麒麟究竟是何动物咱就不知道了。 十月的流水账里字数要多一些：“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前一句是说有个匈奴的分支余渠部落率众归顺西晋中央政府，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在后一句：“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汲郡隶属司州，辖境包括今河南新乡、鹤壁、焦作等市的一部分，治所在汲县，今新乡卫辉境内。魏襄王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个国君。 这句话是说，在十月里，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其实就是个盗墓贼，这个人盗掘了魏襄王的陵墓，得到了大批先秦时期的竹简，这些竹简是用小篆刻写，内容一共有十余万字，这些竹简被不准秘密藏于私宅。 史书竟然在司马炎的传里记载了当时的一次盗墓事件，显然这个事件不一般。 事情是否还有后续？ 可是，在司马炎传里此后却再只字未提。仔细翻阅《晋书》，发现在《晋书.列传第二十一.束皙传》中竟然还有更详细的记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大为可惜的是，这些竹简对于盗墓贼来说价值并不大，所以这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在漆黑的墓穴中为了照明竟然焚烧了大批竹简。随同竹简一起被盗墓贼发现且被史书记载下来的还有一柄长二尺五寸的青铜宝剑。 束皙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曾参与这批竹简的翻译校订。束皙学识非常渊博，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因为他对做官兴趣不大，曾短暂做过司徒王戎和赵王司马伦的属官，后来索性辞官归隐，潜心研究学问。 关于束皙的学问到底有多渊博，史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次有人意外得到一枚竹简，上面只有两行当时很多文人都不认识的“科斗书”。后来这枚竹简被中书令张华得到，可是连张华也看不懂上面的字，于是张华便带上竹简专程去请教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束皙。 束皙接过竹简略略一看，便说：“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 《晋书.列传第二十一.束皙传》）。策文就是古代皇帝陵墓中专用的哀策文，束皙通过文字竟然直接就指出了竹简的出处。后来张华为了验证真伪，又多次找人鉴定，结果确确实实是汉明帝刘庄陵墓中的陪葬竹简。 不准盗掘魏襄王墓的事后来被汲郡地方政府得知，于是派人收缴了这批文物，只是官员拿到竹简时很多都因被焚烧而残缺。不过尽管如此，这批竹简的数量仍然十分巨大。因为每片竹简上仅刻有四十字，十多万字的容量使得这批竹简体积非常大，要用数十辆马车装载。 后来这批竹简被上交中央，晋武帝司马炎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两位大儒负责翻译、整理和考订，此后又有包括束皙在内的多位西晋文史学家相继参与。 为何还要翻译？因为竹简上用的小篆并非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车同轨、书同文”时推行的小篆体，而是更早的先秦时期文字，当时被称为“科斗书”，也就是后来说的“蝌蚪文”，是周朝时期的文字。经过数百年演变，两晋时期的文字早已从秦朝小篆、汉代隶书过渡到魏晋的楷书，因而当时大多文人根本不认识竹简上的字。 经过西晋多位大儒连续多年的努力，这批竹简的真实面目才逐渐清晰，整理出来的内容也震惊了当时的上层社会。竹简上十余万字内容包含了《公孙段》《名》《穆天子传》《周书》《琐语》等数十部在当时早已失传的先秦古书，也包括当时仍有流传的《易经》《国语》的先秦原始版本（仅有一部分，并不完整）。其中更有记载自上古五帝开始，经夏、商、周，一直到魏安釐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6年）之间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些历史被分为《五帝纪》《夏纪》《殷纪》《周纪》《晋纪》《魏纪》等一共十三篇。这十三篇在西晋时被统称为《纪年》，后世则称为《竹书纪年》，也称《汲冢纪年》。 为何竹简内容会令时人震惊？ 因为《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历史，虽然大多和当时流传下来的《春秋》《左传》《国语》这些先秦史书记述一致，但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上却出现了较大出入，比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晋书.列传第二十一.束皙传》），这和史记中记载的伊尹倾力辅佐太甲、太甲悔过自新等传统儒家史观截然相反……。关于《竹书纪年》这部历史奇书，有兴趣的可以找找资料，这里不再赘述。 啰哩啰嗦又扯远了，这也是本书一个特点，不拘一格，不完全拘泥于两晋，中间涉及到的历史知识都会尽量引申一些。 好了，也该说说晋灭吴之战了。 2、水陆并进 六路军策马扬鞭齐攻吴。公元279年11月，晋武帝司马炎兵分六路，合计二十余万兵马大举进攻东吴，后三国时代最后一场兼并战争爆发。 西晋六路大军沿长江一线由东至西分别如下： 第一路，由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领，由驻地徐州南下，向涂中（今安徽滁州境内，长江北岸）方向进攻； 第二路，由安东将军王浑从寿春出发，向江西进攻。所谓江西并非今天的江西省，而是指长江西岸，位于今安徽马鞍山和县境内，建邺城东南方向，长江在当地为南北走向。 第三路，由建威将军王戎率豫州军向武昌（今湖北鄂州境内）方向进攻；王戎虽是竹林七贤之一，却曾和王衍一起大肆诋毁羊祜。 第四路，由平南将军胡奋率军向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境内）进攻。胡奋是胡遵之子。 第五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军从襄阳南下，进攻荆州重镇，江陵城（今湖北省荆州市区）。 第六路，由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携广武将军、巴东监军唐彬率领水军从巴蜀顺江东下，直驱建邺。 整个晋军作战部署和早年羊祜设想的完全一致，即分为东西两线，东线第一第二两路大军从江淮方向南下，攻打建邺外围江北地区。东线作为辅攻部队，用以吸引吴军主力，使其无法增援西线。 镇南大将军杜预指挥的西线三、四、五、六共四路大军是本次对吴作战主力，其中更以益州刺史王濬率领的水军为主力中的主力，其余各路都是为了给王濬水军扫清障碍，辅助王濬直捣建邺，完成最后一战。 至于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司马炎并没有自己担任，而且很是莫名其妙，司马炎竟然选择了一直强烈反对出兵、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的法律专家贾充作了总指挥。出兵之前，司马炎任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统管对吴作战各项事宜。冠军将军杨济作为副都督，辅佐贾充。 贾充此时官至太尉，是名义上的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掌管全国军事，这个职务倒是挺符合总指挥人选，不过能作为总指挥更多还是因为司马炎对于这位亲近宠臣的信任。 副都督杨济则是皇亲国戚，皇后杨艳的叔叔。杨济的哥哥、司马炎岳父杨骏后来在司马炎死后曾短暂独揽大权，成为西晋第一位权臣。杨骏和弟弟杨珧（音yáo）、杨济合称“三杨”。 不过贾充倒是有些自知之明，自知自己对军事一无所知，而且此前刚刚在朝廷上勾心斗角地躲过了赴西北平叛的任务，正心有余悸。加上贾充一直认为伐吴必不会成功，因而一直向司马炎陈说伐吴不可行。于是贾充便以年事已高、无力担任主帅为由极力辞让大都督一职，搞得司马炎很不高兴。 司马炎把脸一沉：“你若不肯去，那就是逼朕亲自出马了！”。一句话吓得贾充哪里还敢多说一个字，只得乖乖接受了符节和黄钺，带着自己的中军人马立即南下前往襄阳。 不过贾充这个总指挥在整个西晋对吴作战中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史书并无任何记载，仿佛可有可无。之所以强调“积极”二字，是因为贾充后来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是消极作用。因为中途贾充一度打起了退堂鼓，劝司马炎退兵，这些稍后会说。 六路大军出发后一个多月，公元279年12月，西北忽然传来捷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马隆竟然旗开得胜，大破二十万秃发鲜卑，秃发树机能战败被杀，秦凉二州业已收复，西北之乱被一举平定。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司马炎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彻底踏实下来。剩下的时间里，司马炎只需在太极殿里静静等待来自东南的捷报。 公元280年正月，各路晋军相继进入东吴境内，双方战斗依次打响。 琅琊王司马伷率第一路大军从驻地下邳（今江苏徐州睢宁境内）顺利抵达涂中后，派长史王恒率军依次攻下了吴军设在江北的各个据点，先后歼灭数万吴军。 第二路王浑自寿春出发后快速向东南进发，很快逼近横江（今安徽马鞍山和县境内，古长江渡口），随后王浑派出参军陈慎和都尉张乔二人分兵沿长江西岸逆江南下，进攻寻阳（今江西九江以北、湖北黄梅、宿松一代）、濑乡（今安徽芜湖市无为县境内）等地，大破江西吴军，俘虏了牙门将孔忠、周兴等多名东吴将领。王浑随后又派殄吴护军李纯攻下了吴将俞恭驻守的高望城（今江苏浦口区高旺社区），东吴历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率军投降。 第三路王戎抵达江北后命参军罗尚、刘乔率军和已经抵达的王濬水军前锋合力进攻武昌城（今湖北鄂州市境内，非武汉市武昌区）。东吴武昌都督虞昺（虞翻之子）、大将杨雍、孙述以及江夏太守刘郎、牙门将孟泰等人不战而降。 第四路胡奋同样进展顺利，于正月时攻下了江安城（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境内）。 第五路杜预自襄阳南下后很快抵达江陵，鉴于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为避免较大伤亡，杜预困住江陵城围而不打的同时，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以及襄阳太守周奇等人沿江扫清东吴各城。随后又派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八百精锐夜渡长江，偷袭不远处长江南岸的乐乡城（今湖北荆州市松滋境内）。 管定、周旨等人秘密渡江之后按照杜预指示，在乐乡城外的巴山上四处纵火、广树旌旗，让吴军误以为晋军要大举进攻。东吴乐乡都督孙歆大为震恐，在写给荆州都督伍延的信中形容道：“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晋书.杜预传》），从北方来的各路晋军就像飞一样渡过了长江。 第二天，周旨等人埋伏在乐乡城外，大败前往增援江陵的吴军，接着周旨率军乔装成东吴败军混入城内，活捉守将孙歆，吴军不战而降。 搞定江陵周边之后，杜预最终剑指江陵城。 江陵守将、东吴江陵都督伍延一边写信给杜预称要投降，一边仍在城墙四周增加守军，加强防备。杜预看出伍延无意投降，于是下令强攻。已成孤城的江陵内外无援，将士无心死战，城池很快就被晋军攻破。拿下江陵后杜预令旗一挥继续南下，如秋风扫落叶般很快平定了沅水、湘水以南直至交州、广州，俘虏了大小都督、监军共十四员东吴大将，牙门将和各地郡守更是超过一百二十余人。 最后说王濬的水军。 王濬和唐彬带着水军从成都出发后顺江而下，进入东吴后首战旗开得胜，俘虏了东吴丹杨监盛纪，而后继续东进，在西陵峡又大破吴军的铁索和铁锥阵。 为防备西晋从长江上游突袭荆州，吴军早在多年前就在西陵峡一带的高山峡谷中架设了多道拦江铁索，横跨江面，阻隔舰船东进，同时暗中在江底沉有大量一丈多长的铁锥，一旦有船只通过，铁锥即可刺破船底。 不过这些情况早在羊祜坐镇荆州时就已打探得一清二楚，王濬对此早有准备。 王濬命人用粗大的树木做了数枚巨型火把，高十余丈，直径有数十围（大概数米），中间掏空灌上麻油，立在船头位置，遇到铁索时就点燃麻油将铁索融化。“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晋书.杜预传》）。 至于吴军布设在江中的那些铁锥，王濬仅用了几十个木筏就搞定了。这些木筏为正方形，边长约百余步，木筏上摆放有扎好的草人，草人全都身穿盔甲手执兵器，远远望去如同晋军一样。王濬在每艘木筏上安排了数名水性极好的士兵来操纵木筏，这些士兵驾驶木筏走在船队的最前面。铁锥遇木筏后全都扎在木筏上被木筏带走，王濬的大部队顺利通过。“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晋书.杜预传》）。 二月庚申日，突破西陵峡后的王濬随即便攻下了西陵城，俘虏了东吴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以及宜都太守虞忠等人。 壬戌日，王濬又接连攻下荆门和夷道（均在今湖北宜昌市宜都境内）两座城池，东吴监军陆晏（陆抗长子）战败被俘。乙丑日，王濬攻入乐乡境内，俘虏了东吴水军都督陆景（陆抗次子），东吴平西将军施洪等人望风而降。 因荆州境内其余东吴守军基本已被杜预、王戎、胡奋等人消灭殆尽，此后的王濬水军如入无人之境，径自顺江而下，杀向东吴心脏，建邺城。 二月乙亥日，晋武帝司马炎根据战况调整了部分部署，下诏命王濬、唐彬按计划进攻建邺，杜预、胡奋、王戎三路大军则负责清剿荆州及以南东吴各郡县，安抚当地百姓，同时命三人各分出一部分兵马给王濬，随王濬进攻建邺。王濬也由原先受杜预指挥，改为受第二路主帅王浑调度。同时司马炎为表彰王濬，还特意下诏升王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 如此安排，是因为司马炎并没有料到荆州竟然这么轻易就被拿下，原以为西线会纠缠很久，待彻底解决西线吴军之后再由杜预统一指挥，率领王濬、胡奋、王戎等人合力进攻建邺。没想到东吴那么不禁打，简直不堪一击，远没有司马炎在战前想象的那么强大，这让司马炎信心大增。现在看来，无须他人协助，仅靠王濬水军便已能解决建邺，所以杜预、王戎、胡奋三人就被留下打扫战场，巩固战果。 司马炎还没忘记那位形同虚设的大都督、总指挥贾充，因为荆州已经搞定，贾充的指挥部继续待在襄阳已无意义，所以便命贾充将指挥部移驻到项城（今河南周口市沈丘县境内），指挥东线晋军作战。 虽然贾充这个总指挥在整个灭吴之战中体现的作用并不大，史书上没有任何一个命令出自贾充之口，但贾充这个总指挥的职位和指挥部的规模可不是虚的。 当初司马炎任命贾充为大都督时专门给贾充增加了“羽葆、鼓吹、缇幢”等豪华仪仗队，还给贾充安排了一万步兵和两千骑兵的直属部队。贾充的总指挥部，也就是大都督府，临时配置了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多名官员，并且在贾充原有参军、骑司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十名参军和骑司马。 如此一来，贾充这位大都督帐下仅司马就配置了二十人，大车和官骑分别达到了三十人。“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晋书.贾充传》）。 所以尽管看不出来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但作为总指挥的贾充仍然是威风凛凛，他的总指挥部一旦移动起来，官员、车马、随从仪仗等等，那绝对是浩浩荡荡，非常拉风。 要说贾充这个总指挥完全形同虚设多少还有点冤枉贾充，因为贾充还是起了一点点作用，只不过是反作用。 贾充在由襄阳移驻项城的途中突然给司马炎上了一份奏疏：“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贾充的意思是，东吴那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彻底平定，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夏季，南方地区炎热潮湿，军中必然会发生瘟疫。与其日后损失惨重，不如现在就把各路大军都及时撤回，以后再作打算。那位一直鼓吹出兵的张华，就算被腰斩也不足以谢天下。 好一个贾充，即使此时荆州已被轻松拿下，这个死脑筋的人还在认为东吴一时难灭，不但极力蛊惑司马炎撤军，还对建议出兵的张华恶语相向。 贾充的奏疏刚递上去，其同党荀勖的奏疏也跟着摆在了司马炎的案头，内容和贾充完全一致。不过司马炎倒是很清醒，回复道：“这次出兵是我的意见，张华只是和我意见相同罢了”。后来杜预得知贾充和荀勖劝司马炎撤军，担心司马炎改变主意，赶紧也写了表书派人快马加鞭送往洛阳，不过就在使者还在途中拼命赶路时，孙皓已经带着百官出城投降了。进展就是这么快。 司马炎这次能坚持己见，坚决将灭吴之战进行到底还是值得表扬的，后来孙皓投降后贾充非常惭愧，又害怕司马炎怪罪自己，于是亲自到宫里向司马炎谢罪。司马炎只是安抚一番，没有任何惩罚。宠臣就是宠臣，换一个人那就是动摇军心，十个脑袋也保不住。 回到晋吴战场。 这边西晋六路大军过关斩将，那边东吴末帝孙皓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西晋六路大军同时进攻，使得孙皓根本无暇应对，荆州的安危只能寄希望于孙歆、伍延、陆景这些驻地将领的顽强抵抗，孙皓这边能把眼前的司马伷和王浑对付住就很不错了。 眼看司马伷和王浑两路大军渐渐逼近长江，火急火燎的孙皓于是命丞相张悌率领丹杨太守沈莹、护军孙震以及副军师诸葛靓（淮南三叛诸葛诞之子）等人带着从守卫建邺的吴军中抽出的三万精锐渡江北上，迎战晋军。 张悌率大军行至牛渚矶（即今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采石矶）准备渡江时，丹杨太守沈莹劝道：“晋国在巴蜀打造水军多年，而我上游诸军这些年武备松懈，战斗力堪忧，加上原有名将都已故去，现在都是一帮年少之人担当重任。面对来势汹汹蓄谋已久的晋军，这些人恐将难以抵挡。晋国水军若要进攻建邺则必经此地，我们应当集中兵力守卫牛渚，待敌军抵达后与之奋力一战。若有幸得胜，则江东自然安全，如果战败，还可退守建邺。如果我们此时渡江去江北作战，一旦失败则大势去矣”。 沈莹的意思很明白，面对西晋两路大军，这三万人渡江后凶多吉少，不如留在牛渚矶专心对付王濬水军。 张悌沉默了一会，然后默然道：“吴国即将灭亡，军中上下无论是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早已看得清清楚楚。我担心一旦晋军到了此地，我军将士必然恐慌惊惧，哪里还能前去阻拦。如果现在渡江还能和江北之敌来一场决战，如果战败，你我都为国而死，死而无憾。如果侥幸得胜，击退北面之敌后我军士气必然高涨，到时再乘胜逆江而上迎战晋国水军，必能大获全胜。若是依了你的意见，就怕敌人水军还没来，我们将士就早已逃得不知所踪。在这坐等敌军到来，然后君臣不战投降，没有一人为国赴死，这是最大的耻辱！”。 这一战的结果究竟如何，张悌比谁都清楚，此时的张悌只想一心为国赴死。悲壮！ 三月，张悌率三万大军渡江北上。 此时恰逢王浑帐下的都尉张乔作为前锋在这一带清剿吴军，总兵力只有七千，张悌立即下令将张乔团团包围。见敌众我寡，张乔没有选择强行突围，而是下令紧闭大营的栅门后派使者向张悌递交了请降书。 诸葛靓建议直接冲入张乔兵营，将降卒全部斩杀，张悌却说：“王浑的主力还在前面，不能把精力放在张乔身上，何况杀降不祥”。诸葛靓力争：“张乔投降不过是因为救兵未至力不能敌，以诈降作为缓兵之计，而非真心归顺。如果我们不先解决掉他们，日后必为后患”。张悌不听，派人将张乔安抚一番之后继续率大军前进。 几天后，张悌和王浑遭遇。 混战中，张悌与迎面而来的王浑帐下大将、西晋扬州刺史周浚对阵，同时命丹杨太守沈莹带着五千精锐手执短刀和盾牌从侧面进攻王浑。结果沈莹连续三次冲锋都未能扰乱晋军阵脚，王浑主力始终巍然不动。沈莹无奈之下只得先下令撤军，准备另想办法。不料因连番挫败，吴军早没了士气，沈莹命令一下，众将士立即四散奔逃，混乱不堪。王浑趁机命大将薛胜、蒋班等人率军追杀。 沈莹这边一乱，张悌那边立刻受到影响，众人以为晋军大胜，于是都跟着四散奔逃，张悌根本无法阻拦，只能跟着败退下来。这就叫兵败如山倒。 张悌等人撤到版桥（今安徽马鞍山和县境内的长江西岸）时，结果被此前投降的张乔率军截住，沈莹当场战死。混乱中诸葛靓瞅准机会带着数百士卒好不容易冲了出去，却发现张悌不在，于是又派人赶紧回去接张悌。 没想到张悌早已准备为国赴死，不愿跟来人走，诸葛靓只好又折返回来亲自劝说张悌：“吴国存亡自有天命，非丞相一人所能左右，为何非要自行求死？”。 此时张悌已是老泪纵横：“仲思（诸葛靓字）啊，今天就是我的死日。早年我还是孩童时便被卿家丞相所赏识，成年后便常常担心不能死得其所，辜负先贤对我的期待。今日我能为国赴死，死而无憾”。 张悌所说的“卿家丞相”应当指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和诸葛靓同属琅琊诸葛氏。 说完张悌一把将诸葛靓推开，让诸葛靓赶紧突围。诸葛靓含泪再三请求，张悌始终纹丝不动。 诸葛靓无奈，只得转身离去。待走了百余步之后，诸葛靓回头一望，正看见晋军士兵手起刀落砍下了张悌首级。 这一战，包括主帅张悌、副将沈莹、大将孙震等人在内，吴军共战死七千八百人，受伤逃散的更是不计其数，最终撤回建邺的寥寥无几。此后，孙皓不但无力在江北组织抵抗，就连守卫建邺的兵马也捉襟见肘。 而且，要不是江北的王浑不听劝告，可能不等王濬水军到来，东吴就已经被灭了。 3、兵临城下 吴末帝衔璧牵羊降西晋吴军在江北惨败之后，西晋扬州别驾何恽便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扬州刺史周浚说：“张悌举全吴精锐渡江北上，却葬送此地，吴国朝野必受震慑。现在王龙骧已经离开武昌乘胜而下，不日便可抵达建邺。我们现在应迅速引兵渡江，抢在王龙骧的前面拿下建邺城。建邺守军本就所剩无几，此时我们突然南下，吴军势必胆战心惊，士气大损，我们可一战而胜”。王龙骧即龙骧将军王濬。 拿下建邺城无疑是整个对吴作战的头等大功，虽然司马炎的意思是让王濬拿下这个头功，但私底下自然是谁都想来争一争。 周浚深以为然，便让何恽去向主帅王浑建议，何恽却说：“王浑一向不明事理，不懂得把握时机，行事谨慎，不敢冒险，生怕有过失，所以他肯定不会听我的”。周浚却坚持让何恽去劝说。 结果不出所料，听完后王浑一口回绝：“我受陛下之命在江北抗击吴军，陛下并未明示让我渡江攻取建邺。你们扬州兵虽然战斗力很强，但也无法独自平灭吴国。如果我们违命渡江，若是取胜倒也罢了，如若战败则罪责深重。陛下现在命我指挥王濬，你们只需准备好渡江用的舟船即可，等王濬到来之后我们再一起渡江。” 何恽不死心，继续劝道：“王龙骧长驱东下，克敌万里，到了建邺之后怎么可能还会听命受你的指挥？这种事我从未听说过。况且明公现在是一方主帅，完全可以见机行事，岂能什么事都要等待陛下诏书？此时如果渡江必能大获全胜，抢在王龙骧前面拿下建邺，您却驻留江北按兵不动，到底在顾虑什么呢？如此行事，最终必会让全军上下抱憾不已”。 言语之间何恽已经顾不得许多，就差直接批评王浑太过保守了，可王浑也没生气，只是不听。 后来王濬抵达后确实没有接受王浑的命令去江北和王浑会师，而是直接把水军开到了建邺城下，已是光杆司令的孙皓被迫向王濬投降，最终还是王濬拿下了灭吴头功。王浑没想到东吴军力那么弱，建邺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对此大为懊恼，却已后悔莫及。王浑也因王濬未听从自己调度而怀恨在心……这些稍后就会说到。 王濬率水军离开武昌后顺江而下，一路再未遇到吴军抵抗，很快便抵达建邺城西南的三山（今江苏南京雨花台区三山村附近，长江东岸），距建邺仅剩四十里。 孙皓从所剩无几的水军中匆忙又集合了一万人马，交给游击将军张象率领前往三山阻击王濬。谁知在王濬八万大军压境之下，这些吴军将士早已没了信心和士气，远远望见王濬水军铺天盖地的旌旗后便自觉放下武器，直接投降了王濬。 个别偷逃回来的士兵告诉孙皓，整个长江江面全都布满了王濬的战船，船上站满了铠甲鲜明、手执锐器的晋军水兵，船队的旌旗把整个江面都盖住了，这种气势从未见过。 孙皓有个宠幸的嬖臣（嬖音bì）叫岑昏，时任尚书、卫尉，因受孙皓宠爱而位列九卿。这天，得知张象不战而降后，宫中一百多名近臣齐刷刷跪在地上，对孙皓说：“北军大兵压境，而我方将士却纷纷不战而降，陛下究竟要打算如何应对？”。孙皓却反问众人：“这些人为何会不战而降呢？”，众人答道：“都是因为岑昏的缘故”。于是孙皓便说：“如此说来，那就把岑昏交给你们处置”。 说完没一会孙皓就后悔了，急忙命人去把岑昏接回来，却发现岑昏早已被愤怒的众人碎尸万段。 岑昏在史书中并无传记，只有零星记载。岑昏因受孙皓宠幸而身居高位，除了喜好大兴土木外并无其它恶习记载，而且主持兴建的还是官府建筑，并非私宅。作为东吴灭亡之际唯一被正法的官员，岑昏莫名奇妙地做了孙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可是杀一个岑昏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要么继续抵抗，要么投降，孙皓别无选择。 早前司马炎还未出兵时，东吴合浦太守修允的部下郭马举兵反叛，徐陵督陶浚奉孙皓之命带着七千兵马前往平叛。大军行至武昌时，陶浚忽然听说晋军分六路南下，于是放弃讨伐郭马，带着七千人马立即掉头折返，就在这几天刚刚抵达建邺。 于是，陶浚就成了孙皓手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孙皓急忙把陶浚叫来询问对策，陶浚说道：“晋国水军虽然人多但是船只矮小，臣只需两万水军，乘大船迎战，一定能守住建邺”。这个陶浚真是信口开河，他一定没亲眼见过王濬专为灭吴打造的那些能容纳两千士兵的方形楼船。 孙皓听后大喜，当即授予陶浚符节和斧钺，命人想法设法在一天内集结两万水军，第二天就由陶浚率领迎战王濬。 当然，孙皓最终到底有没有筹集齐这两万水军，史书没有记载，咱不清楚，咱清楚的是，孙皓辛辛苦苦筹集到的人马加上陶浚带回来的七千将士竟然“明日当发，其夜众悉逃走”（《三国志.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即《孙皓传》）。这些被孙皓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将士们在出兵的前一天晚上竟然逃的一个不剩。 而且就在第二天，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等人偷偷渡江北上，投降了王浑。何植和孙晏二人身份特殊，在东吴朝野影响甚大。何植是外戚，孙皓的亲舅舅，从小和孙皓一起长大，深受孙皓信任，孙晏则是孙氏皇族。 不知道孙皓得知这些消息后会是怎样的心情，众叛亲离的感觉一定非常难受。 这也意味着，在西晋司马伷、王浑、王濬三路大军逼近建邺之际，孙皓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此时的孙皓再也没有能力组织任何力量进行抵抗了。 不过孙皓并没有选择自杀以谢天下，而是决定投降。 孙皓在投降时倒是耍了个心眼，采纳了光禄勋薛莹和中书令胡冲等人意见，同时写了三份投降书，分别派使者递交给司马伷、王浑、王濬三人。孙皓期望在自己投降之前看到三路晋军主帅为了争功而大打出手。 王濬在三山收降张象之后便继续顺江而下，途中很快就收到第二路主帅王浑的来信，让王濬渡江北上与大军会合，共同商议一起攻取建邺的事。 王濬压根没搭理，只回复了六个字：“风利，不得泊也”（《晋书.列传十二.王濬传》），江上风太大，船舶无法靠岸。 当然，这些只是表面，背后却是争功。 王浑受命指挥王濬，当然不想让王濬独吞灭吴头功。同样，王濬眼看胜利在望，又岂肯将如此大功拱手让给他人。况且之前拿下荆州时，司马炎虽然下诏让王濬改为受王浑指挥，但确实也曾下令让王濬直攻建邺。司马炎整个对吴作战计划就是最终让王濬率水军攻取建邺。 所以风大只是王濬的借口而已。 公元280年3月丙寅日，王濬率领八万水军进驻石头城，整个水军船队在长江上绵延百里。 石头城位于建邺城西北，两地相距仅数里，这个地方现在叫“石头城遗址公园”，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扼守秦淮河流入长江的入口处，是由长江经秦淮河进入建邺城的必经之地，保卫建邺的重要关口，号称东吴第一要塞。孙权当初迁都秣陵（建邺的前身）时，看中了石头城所在的位置，于是在战国楚威王修筑的城池遗址上重新修筑了这座新城。新城因依山而筑，孙权便依据山名“石头山”而给新城取名“石头城”。石头城对建邺城防极为重要，见证了南朝历代的风雨兴衰，将来讲述东晋历史时还会多次提到。 石头城通常会派有重兵驻防，而王濬进驻时石头城已是一座空城，可见孙皓此时帐下已无一兵一卒。 既然王濬都已经杀到了眼皮底下，不想自杀的孙皓别无他法，只得率领群臣打开建邺城门，亲自向王濬投降。 于是，就在王濬进驻石头城的丙寅日当天，孙皓“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晋书.列传十二.王濬传》）。 孙皓参照历史上国君投降的惯例，备上亡国之礼，一身素衣，反绑双手，素车白马，赤裸上身，口含玉壁，手中牵羊，后面跟着太子孙谨、鲁王孙虔等二十一位皇族子弟以及文武官员。一行人径自来到石头城王濬的营垒门前，正式向王濬投降。 这即意味着立足江南五十余年的东吴，在蜀汉灭亡十七年后也就此消亡，后三国时代彻底结束。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乱世之一、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起绵延近百年、曾经轰轰烈烈的三国时代最终被立国十五年的晋朝画上了句号。晋武帝司马炎也由此成为继秦始皇、刘邦、刘秀之后第四位实现大一统的王朝君主。 正所谓：天下一统，三家归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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