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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宋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历来为史家所瞩目。《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1] ，可谓恰如其分。然而，此书卷帙浩繁，向无足本传世。现存之本分为两个版本系统，其一为南宋书坊所刻五朝节本系统（凡一百零八卷，以子卷计则一百七十五卷），其二为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七朝本系统（五百二十卷）[2] 。相较而言，后一系统更为完备，故而为治史者所青睐，学界习知者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嘉庆二十四年（ 1819 ）爱日精庐活字本、光绪七年（ 1881 ）浙江书局刻本。其中活字本实据文澜阁传抄本摆印[3] ，而浙江书局本系以活字本为底本，校以文澜阁残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又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以文津阁本、活字本为通校本，参校宋刻节本，成为当今学界最通行的版本。以上皆可归入四库阁本系统。然而，阁本系统《长编》存在着四库本所共有的诸多问题，主要是民族语译名遭到篡改，涉及胡虏夷狄等违碍字眼的内容遭到删削等[4] 。尽管研究者尝试通过参校其他传世文献等手段，对《长编》进行局部的复原工作，但这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笔者发现湖南图书馆藏有一部《长编》的四库底本。经研究，此本大致保留了馆臣篡改前的原始面貌，为全面复原七朝本《长编》提供了可能；同时，该底本对于研究《永乐大典》辑佚、民族语名改译等四库学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长编》四库底本的基本面貌及其性质 湖南图书馆所藏抄本《长编》（典藏号：善221/20-2 ），五百二十卷，目录二卷，凡200 册。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白口红格单鱼尾，四周双边（见书影一）。钤有“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长方印[5] 、“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臣许乃普”、“赵唐荣印”、“南岳图书馆藏”、“湖南省中山图书馆珍藏”等藏书印。其中多有朱、墨笔涂乙痕迹（见书影二）。 《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仅将此本简单著录为“四库全书底本” [6] ，而未作详细介绍，故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重视，自然也无人注意到它珍贵的文献价值。笔者于2014 年初在湖南图书馆查阅此本，认定其确为四库底本，理由有三：其一，从藏书印判断，“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及“翰林院印”均为四库底本的重要标识，前者更是早期四库采进本及大典本的专用印鉴[7] ；其二，从用纸、行款上看，白口红格棉纸为四库馆专用纸张，八行二十一字也是四库底本的通用行格；其三，随处可见的朱墨涂乙也是四库底本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外，从藏书印还可推测出《长编》四库底本从翰林院流出，最终落户湖南图书馆的大致过程。此本钤有“臣许乃普”印，按许乃普乃道咸名臣，初以翰林院编修充实录馆纂修提调，后官至刑部、吏部尚书，兼任实录馆总裁。同时，许氏还是著名的藏书家，插架甚富，其中多有自翰林院流出者，如《朝野类要》的四库底本即为其所藏[8] ，这些翰苑之物或许皆为许氏在馆中任职时所得[9] 。《长编》四库底本应该也是经由许氏之手流出[10] ，迨其殁后，藏书散逸四方，此本几经辗转[11] ，民国年间进入湖南公共藏书系统。起初藏于南岳图书馆（1933 年成立于衡山），建国后该馆所藏古籍为湖南省中山图书馆（1970 年更名为湖南图书馆）接收，最终落户湘图。 以上将此《长编》抄本认定为四库底本，不过是一个笼统的判断，至于它究竟是《永乐大典》辑本整理过程中哪一阶段的本子，还需要结合其具体内容加以分析。与现存四库诸阁本及刻本相比，《长编》四库底本以下三方面特征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长编》四库底本之译名皆保留馆臣改译前的原貌，并在其旁圈注应改之译名。以下通过比勘宋本、《大典》残本及其他文献，聊举两例略加说明。 （1 ）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庚辰，四库底本原作：“蕃官副军主李磨毡角授三班借职。”“磨毡角”，墨笔改作“默戬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活字本、浙本及点校本皆同。按《永乐大典》引《长编》即作“磨毡角” [12] 。又同月甲申条，底本原作：“马衔山后欺当族蕃部打波说谕赵醇忠及母妻等来降，又诱洮州邦令酋首居岷州城北，遂成蕃市。 ”其中“欺当”、“打波”、“邦令”，墨笔分别改作“锡丹”、“达克博”、“巴凌”，此三名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活字本、浙本、点校本皆与墨笔改译者相同，而《永乐大典》引《长编》则与四库底本一致[13] 。 （2 ）卷五一七元符二年十月丁未条，四库底本原作“鹅毛兀都城、啰咓抹逋城、厮归丁、南宗堡、膔哥城系要切之处”，其中“鹅毛兀都”、“啰咓抹逋”、“膔哥”，墨笔分别改为“阿密鄂特”、“鲁旺玛尔布”、“罗格”。此三名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活字本、浙本、点校本皆为改后之译名。又“厮归丁”墨笔改为“斯桂鼎”，文渊、文津阁本同，而活字本、浙本、点校本则作“斯噜丹”；“南宗”墨笔改作“鼐宗”，文渊阁本、活字本、浙本、点校本皆同，而文津阁本仍作“南宗”。按《宋会要辑稿》载此事作“鹅毛城、罗瓦抹逋城、厮归丁、南宗堡、膔哥城系要切之处” [14] ，所记诸城之名与《长编》四库底本略同，均为宋时译名。 就笔者所见，此四库底本原文中的民族语名皆未遭到馆臣改译，全部保留了《长编》的原有译名，弥足珍贵。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阐发。 第二，《长编》四库底本涉及胡虏夷狄等违碍内容者，在此本抄成以前已做过少量改动，但大部分仍存其原貌。兹摭以下三卷为例略加说明。 （1 ）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条载宋真宗语，四库底本作“北陲自古为患”，其中“北陲”二字宋本《长编》及《长编纪事本末》皆作“北狄” [15] ，可见此本抄成之前已有讳改。然同卷十二月辛丑，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手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立，手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检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活字本、浙本，此段仅作“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其余文字皆被删去，而宋本《长编》及《长编纪事本末》则与四库底本同[16] ，知底本此处尚未经删改。 （2 ）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寅，宋神宗曰：“中国兼燕秦楚越万里之地，古所以胜外敌之国皆有之。”又同日吴充上言曰： “监牧不当废，若外敌旅拒，马不可买，中国如何得马？”此二段四库底本原文各出现一处“外敌”，但《永乐大典》残本两处皆作“夷狄” [17] ，说明底本抄成前已经讳改。然而，此卷中类似之违碍字眼甚多，底本原文又多有未改者，如丙寅条小注多次提及“遮虏军”，“虏”字旁有墨笔改为“边”，文渊、文津阁本亦作“边”；同条下文又称“许夷狄者不一而足”，底本无改动痕迹，而文渊、文津阁本则改“夷狄”为“外国”，可知四库底本抄成之前讳改尚不彻底。 （3 ）更能集中反映四库底本讳改情况的是卷二七。此卷多载宋辽战事，故频繁出现胡虏夷狄之类的字眼。兹将此卷相关文字与宋本比照如下。 表1 《长编》卷二七四库底本与宋本违碍文字对照表
说明：表中四库底本“原文”及“墨笔删改者”两栏，仅列出与“宋本”一栏中划线部分之间的文字异同。 如表所示，《长编》原文所见胡虏夷狄等违碍字眼，四库底本仅有五处与宋本不同，当讳改于底本抄成之前；其余大部分则仍与宋本一致，而是在此本中用墨笔做了进一步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在诸阁本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由此可见，此底本虽然在抄成之前已经过初步讳改，但改动之处为数较少，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长编》的原貌。 第三，《长编》四库底本在抄成时已有部分馆臣按语，后来又有进一步修改、增补。试以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条为例略作说明。此条通行诸本皆作： 石守信自义成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常山高怀德自宁江节度使、马步军都指挥使（按《宋史》作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为义成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厌次张令铎自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自殿前都虞候、睦州防御使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辽人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按虎捷左厢，《宋史》及《宋史记》皆作虎捷右厢）、嘉州防御使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按宁江，《宋史》及《宋史记》皆作江宁），安喜赵彦徽自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翼戴之勋也。 此段共有三条按语，皆系四库馆臣以《宋史》及王惟俭《宋史记》校《长编》[18] 。其中“按《宋史》作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一条，在四库底本中的位置与通行诸本相同；“按虎捷左厢，《宋史》及《宋史记》皆作虎捷右厢”一条，四库底本原置于段末，后由墨笔勾移至“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职名下。这两条按语字体、墨迹皆与底本正文同，惟作双行小注，当是与底本一并抄成；而第二条勾移之迹则异于正文，或系后来所为。至于“按宁江，《宋史》及《宋史记》皆作江宁”一条，则为底本原文所无，系另笔补入，字体、墨迹与正文迥异，显为此本抄成后纂修官所增，天头又有朱批云“双行增入”，当出于总纂官之手（说详下文）。由此可见，部分馆臣按语在四库底本抄成时即已写就，而在此本之上又续有增补。 综合上述民族语名改译、违碍字眼讳改及馆臣按语三方面情况来看，这部《长编》四库底本虽已经过初步的整理与修改，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较为原始的面貌。近年来有关四库馆与《永乐大典》辑佚问题的研究表明，刚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稿本往往非常粗糙，是没有经过纂修官处理的草本，可称为《大典》初辑稿本。而纂修官在此草本上进行分卷、初步整理后，会重新誊录一个本子，据此做进一步的修改工作，称为二次修改稿本。修改完毕之后，有时还会再誊抄一次，形成三次修改稿本，一般来说三次修改稿本改动极少，已与诸阁本相差无几[19] 。根据上文谈到的情况来判断，湘图所藏《长编》四库底本显然不是《大典》初辑稿本，亦非三次修改稿本，而当为此书的二次修改稿本。 二《长编》四库底本的抄成与修改时间 在初步弄清湘图所藏《长编》四库底本的性质之后，我们有必要对其来历做一番更为深入的探究。这一四库底本究竟是何时抄成的？在此之上进行的修改工作又持续到什么时候？要解决这些问题，需将《长编》四库底本所提供的线索与相关四库学文献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关于《长编》四库底本的抄成时间，最直接的线索来自其卷首提要。此本提要末署“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恭校上”，该落款与底本的抄成时间有何关联？这要从《长编》的辑佚过程说起。 我们知道，四库馆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开馆，当时的主要工作即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大典》引书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整部抄录，另一种则为零散引用。前一种的辑佚工作相对简便易行，因此在开馆初期馆臣的首要任务是将成部之书先行抄出，《长编》即属于此种情况。四库馆总裁官于敏中给总纂官陆锡熊的信札中保留了有关《长编》辑佚情况的珍贵史料。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于敏中致函陆锡熊云：“李焘《长编》，宋英宗以前既有旧本，似草本止须抄神哲两宗，较为省便。但不知英宗以前旧本较之《永乐大典》详略多寡若何，如并无分别，则大为省便耳。” [20] 此函中所称“旧本”当指此前已为人所知的五朝节本（凡一百零八卷），而所谓“草本”者无疑就是指《大典》初辑稿本。当时于氏扈从清高宗避暑承德，对《大典》本的具体情况及四库馆的工作进度不甚明了，鉴于《长编》卷帙浩繁，抄写不便，故致函问询，并提出了一个减少辑佚工作量的建议。不过仅仅三日之后，于氏的另一信札即称：“《长编》既己抄得，自为省便。” [21] 由此推断，于氏已于陆锡熊处得知，《长编》草本是时业已抄讫。可见最迟至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长编》的辑佚工作已初步完竣，形成了一部《大典》初辑稿本。 上文提到，《大典》初辑稿本只是一个粗糙的草本，需在此基础上划分卷帙、整理校勘、添加按语、撰写提要，而这一系列工作都要由纂修官来完成。关于四库馆中负责《长编》辑佚整理工作的纂修官，学界虽有讨论，但皆未得要领[22] 。其实，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线索可考的。一般来说，收入《四库全书》的《大典》本文献，诸阁本每册封底仅记录誊录监生的姓名（部分封底载分校、总校之名），然而幸运的是，笔者发现文渊阁本及文津阁本《长编》每册封底页均明确写有负责该册整理工作的纂修官姓名，弥足珍贵[23] 。这些纂修官共计三十人，依次为邹亦孝、励守谦、周兴岱、杨寿楠、陈昌图、张家驹、邹玉藻、王嘉曾、黄良栋、庄承篯、陈初哲、徐天柱、吴寿昌、刘湄、秦泉、萧际韶、黄轩、吴典、王尔烈、林树蕃、闵思诚、陈昌齐、俞大猷、平恕、邹炳泰、庄通敏、黄寿龄、彭元珫、王汝嘉、苏青鳌，每人负责十几至二十卷不等[24] 。从此人员规模可以想见，《长编》的整理的确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将《大典》初辑稿本整理为二次修改本，即便是三十位纂修官分工合作，从整理到誊录亦需耗费颇多时日。按照四库馆的工作流程，负责撰写提要的纂修官在写完提要正文后，通常会将落款时间留空，而具体时间则在全书抄成后填写。《长编》四库底本提要末署“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应该就是此本的最终抄成时间。考虑到该书整理工作的繁剧程度，从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抄成初辑稿本，到四十三年闰六月完成二次修改本，前后历时五年也是合乎情理的。 接下来讨论《长编》四库底本的修改时间。从下文谈到的情况来看，四库馆臣在此本上进行的修改工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修改时间的上限，笔者暂未发现明确证据，不过揆诸情理，二次稿本抄成之后，应该很快就会对它进行文字校订、内容讳改之类的修改工作，故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即可大致看作《长编》四库底本的修改时间上限。 这里需要重点讨论的是《长编》四库底本的修改时间下限问题。以下从文渊、文津阁本译名的挖改，以及文澜阁本与四库底本的差异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其一，由文渊、文津阁本译名的挖改情况可以初步判断四库底本的修改时间下限。 文渊、文津阁本《长编》分别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和同年十二月[25] ，笔者发现，此二阁本所见译名存在大量挖改痕迹，将其与四库底本上的墨笔改译文字相对照，可据以判断四库底本修改时间的大致范围。 两阁本《长编》存在普遍的译名挖改现象，而其所改译名与四库底本之墨笔改译者有着明确的渊源关系。如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癸未条，文渊、文津阁本作“赐蕃官温必鲁扬家绢五百，温必鲁扬官至侍禁”，其中两处“温必鲁扬”之笔迹与上下文迥然不同，且后者四字仅占两字空间，字距紧密，明显为后来挖改所致。查四库底本此句原作“赐蕃官温劈罗延家绢五百，罗延官至侍禁”，其中“劈罗延”三字旁有墨笔改为“必鲁扬”，后一句“罗延”二字旁有墨笔改为“温必鲁扬”四字，知两阁本即据此挖改。又如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条，文渊、文津阁本作“总噶尔首领结钦角四擒小阿苏”，从字体、字距判断，其中“总噶尔”当系由原本二字挖改而成，检四库底本原文正作“宗哥”二字，旁有墨笔改为“总噶尔”。类似例证俯拾即是。文渊、文津阁本皆抄自四库底本，而两阁本中的译名却普遍存在挖改现象，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乾隆四十六年将《长编》抄入文渊、文津阁本之时，四库底本尚未改译完毕。 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提供的线索，文渊、文津阁本的挖改很可能是在乾隆五十二年覆校时进行的。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三日上谕称：“据御史祝德麟奏，《四库全书》内关涉辽、金、元三朝事迹者不少，请将前此辑成之《三史国语解》交武英殿，赶紧刊刻完竣，先刷多本，分给现在校勘各员，随时将应行译改之人、地名，照国语解逐一挖改，可省将来再行检改等语。所奏亦是。……现命大小臣工将文渊等三阁书籍覆加校勘，凡有关涉三朝事迹应行译改人、地名者，自应乘此校阅之际，令校书各员随时签出，挖改画一，自可省重复检阅之烦。”[26] 北四阁《四库全书》抄成后，曾先后于五十二年、五十六年两次进行全面覆校，而其中民族语名的改译及违碍内容的讳改主要是在五十二年初次覆校中完成的[27] 。此次覆校开始于乾隆五十二年五月，祝德麟的上述建议正是此时提出的。祝氏主张覆校时应根据《三史国语解》对各书译名进行查对挖改，这一建议获得了高宗的首肯。从覆校的结果来看，这项工作的确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执行，但就《长编》而言，馆臣进行挖改的依据却不可能是《三史国语解》。原因很简单，辽金元三史中所包含的译名不可能全部涵盖其他四部诸书中出现的译名，尤其是像《长编》这样的史籍，其中涉及到的译名远远溢出三史之范围，因而馆臣的实际操作过程只能是根据已改译完成的四库底本进行挖改。据此判断，《长编》四库底本的改译工作应该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以前，则其修改时间的下限可初步划定为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之间。 其二，从文澜阁本与四库底本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判定四库底本的修改时间下限。 我们知道，四库诸阁本抄成时间不一，内容亦不尽相同，若将现存诸阁本《长编》中抄成最晚者与四库底本进行比对，将会有助于判断此底本的修改时间下限。据书前提要可知，北四阁中的文渊、文津两阁本《长编》皆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南三阁中的文澜阁本，因其首册已毁于兵燹，无法得知其抄成时间，但四库底本中的某些细节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四库底本卷首提要末署“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恭校上”，旁有墨笔将其中的“四”改为“五”，并勾去“三”字，又“闰六”二字起初被改为另外二字（疑为“十一”或“十二”），后又用墨笔涂去。那么，经过此番改动之后的“乾隆五十年月恭校上”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呢？众所周知，北四阁《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至四十九年十一月陆续抄成；而南三阁的缮写工作则始于四十七年七月，终于五十二年四月，其中绝大部分书籍应是在五十年以后抄成的。很显然，四库底本提要改动后的“乾隆五十年月恭校上”只能是为缮写后续完成的南三阁《四库全书》所准备的，月份空缺或许是留待抄入三阁时再行填写。据此推断，南三阁《长编》大概抄成于乾隆五十年[28] 。 不过，南三阁《长编》今存于世者仅有文澜阁本的少量残帙而已，好在爱日精庐活字本和浙江书局本都出自文澜阁本系统，可据以比对。笔者发现，此二本与四库底本最终改定的文字（主要是讳改的内容）仍有所出入，这反映了文澜阁本与四库底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判断底本的修改时间。兹以卷二七为例，将四库底本与诸阁本之间的部分文字差异表列如下。 表2 《长编》卷二七四库底本与诸阁本讳改文字对照表
说明：①表中“墨笔删改者”及诸阁本各栏，仅列出与四库底本原文划线部分之间的文字异同；②所引“文澜阁本”文字采自活字本及浙江书局本。 如仅考虑抄成时间之先后，在以上三阁本中，似应以最晚的文澜阁本吸收底本删改意见最为彻底，但表中所举例证却明显与此不合。如例8 ，文澜阁本与底本原文相同，而其余二本均已吸收墨笔删改文字。笔者认为，此类情况可能是由于文澜阁本抄出后，底本上仍有改动，至乾隆五十二年覆校时为文渊、文津阁本所采纳。例1—6 ，文渊阁本、文澜阁本均与底本原文同，仅文津阁本吸收了删改后的内容。这种情况表明，底本上的这些墨笔删改文字也应形成于文澜阁本抄成之后，那么为何文渊阁本未改而文津阁本已改呢？这应该是由于文津阁本的覆校工作更为彻底，而文渊阁本则相对粗疏造成的[29] 。例7 ，底本先后有过两次修改，文渊阁本与底本原文一致，文澜阁本则与第一次所改文字相吻合，可知第一次改动当在文渊阁本抄出之后，文澜阁本抄成之前；而文津阁本与第二次所改一致，可见第二次改动当在文澜阁本抄出之后，文津阁本覆校以前。根据以上情况来判断，乾隆五十年文澜阁本抄出之后，《长编》四库底本仍有少量修改，此类修改可能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二年覆校结束之前。 以上利用《长编》四库底本所提供的线索，经与诸阁本相比勘，从译名挖改和内容讳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长编》四库底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三年，此后又经过长时间的删改，其修改时间下限已晚至乾隆五十二年。 行文至此，有必要附带介绍另一部罕为人知的《长编》抄本，此本与本文所讨论的四库底本颇有渊源。该抄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五百二十卷，目录二卷，每半叶九行廿一字，白口，乌丝栏，四周双边，钤有“邵氏二云”、“晋涵之印”、“二云”、“邵氏晋涵”、“正定经文”、“观书石室”、“重远书楼”、“乌程庞渊如校阅秘藏本”、“杨鼎之印”、“国立同济大学图书馆藏书”诸藏书印。此抄本卷首提要内容与四库底本完全一致，末署“乾隆五十年月恭校上”，显系抄自修改之后的四库底本提要。从内容上看，此本彻底吸收了四库底本的修改意见，如上文所举译名、讳改等内容，均与底本最终所删改者相吻合[30] 。由此可见，此抄本应当是四库底本修改完毕之后的录副本。乾隆五十二年七阁《四库全书》全部办理完毕后，所有四库底本皆移交翰林院庋藏，此后高宗屡次下诏，允许馆臣及士人赴翰林院翻阅、抄录四库底本，如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即称：“各书底本原系存贮翰林院，以备查核。嗣后词馆诸臣及士子等有愿睹中秘书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将底本检出钞阅。” [31] 可见当时允许士人抄录四库底本。从复旦抄本所钤藏书印判断，此本乃邵晋涵旧藏。邵氏长期供职于四库馆，对有宋一代史籍最为留心，此抄本或许就是他请人抄录的。邵氏卒于嘉庆元年，则此本之抄成不应晚于乾隆末年。 三《长编》四库底本的文献价值 《长编》四库底本的发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版本价值，其二为四库学价值。兹就管见所及，分别申说如次，希望对学界进一步了解、研究和利用这一版本有所裨益。 首先讨论《长编》四库底本所具有的版本价值。通过上文论述可知，《长编》四库底本是目前所知最接近于《永乐大典》本原貌的一个本子。凭借此本，我们可以将通行本中遭清人改译的民族语名加以彻底回改，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馆臣讳改的内容，从而为宋辽金史及相关民族史研究提供更为原始可靠的史料。下面从民族语译名之复原和违碍文字之回改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民族语译名之复原 上文已经谈到，这部四库底本抄成之时，其中的民族语名都保存着辑本原貌，四库馆臣的改译工作是在这个底本上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部底本彻底复原《长编》一书中的民族语译名。目前最为通行的《长编》版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点校者称，对于清人改译的民族语名，“现在都予以回改” [1]，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通过本文第一节的引证可知，《长编》中的部分译名亦见于其他宋代文献，点校本仅对其中一部分作了恢复，但仍有相当多的译名未作回改。[2] 更为重要的是，有大量译名仅见于辑本《长编》，并无其他文献可资参校，而四库底本则提供了一个保存宋代原始译名的独家文本。以下聊举数例加以说明。 卷五一三元符二年秋七月壬子，点校本云：“王赡言已占据讲朱、错凿、当标、一公、东迎城、通绰克古城，又立公宗堡、伦布宗堡、古塔鼐宗堡，共计九处。”其中“错凿”、“一公”、“东迎城”及“公宗堡”四名乃其原名，未遭清人改译；“讲朱”、“当标”二名，系点校本据其他文献回改[3] ；而“通绰克古城”、“伦布宗堡”、“古塔鼐宗堡”三名，显为清人所改译，因其不见于他书，故未能复原。检四库底本，此三名原作“彤彻古城”、“六逋宗堡”、“踏南宗堡”，可见宋译之原貌[4] 。 又同月丙寅，述及西蕃笾（边）厮波结的统辖范围，点校本云：“所管地分，西至黄河，北至布鲁克、丹巴国，南至隆科尔结一带，东至庸咙城、额勒济格城。当标城至斯丹南一带，甚有部族人户，见管蕃兵六千一百四十人。”其中“布鲁克丹巴国”、“隆科尔结”、“庸咙”、“额勒济格”、“斯丹南”五名，四库底本原文分别作“拨罗当标”、“陇渴结”、“余龙”、“耳结哥”、“厮达南”，其旁有墨笔改译者，点校本皆与改译后的译名一致，惟“北至布鲁克丹巴”后衍一“国”字（活字本、浙本已衍此字），遂将其误断为二名；又“当标城至斯丹南一带”一句紧承上文，皆为有关疆界之记载，而点校本误断为两句。此段记载仅见于《长编》，对于研究宋代河南吐蕃鬼章部的地理范围至为关键[5] ，四库底本所载原始译名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点校本有“西天北印度什弥勒国僧和尔宁根尔根法名刚噶拉勒入见，赐僧衣分物”一语。检四库底本，其中“什弥勒”作“迦什弥勒”，点校本夺一“迦”字，盖袭活字本、浙本之误；而“和尔寜根尔根”、“刚噶拉勒”，原文分别作“合宁哥哥”、“葛葛勒”，后又由墨笔改为“和尔寜格尔根”、“刚噶拉”，点校本之译名即源出于此，惟误“格”为“根”，又于“刚噶拉”下衍一“勒”字，此误亦皆袭自活字本及浙本。按“ 迦什弥勒”一名，四库底本并无改动，文渊阁本改作“ 克实密尔”，此地唐宋间习称“迦湿弥罗”、“羯湿弥罗”、“迦闪弭”等，皆为梵文Kāmīra 或Kamīra 之音译[6] ，即今克什米尔地区，《长编》四库底本所见之译名未见于他书，弥足珍贵。 除以上所举民族语地名之外，仅见于《长编》四库底本的民族语人名、族名亦不胜枚举，兹选取若干例表列如下，与经清人改译后的点校本译名加以对照。 表3 《长编》四库底本部分稀见译名表
相对于《长编》四库底本中保留的原始译名而言，以上所举不过是九牛一毛。大量稀见译名的重新发现，对于研究相关民族的历史、语言以及当时汉语与民族语对译等诸多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由于四库馆臣对《长编》的改译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有时还会对后人产生误导，点校本《长编》的某些错误即源出于此，通过四库底本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关于此类情况，有两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如卷二七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条，点校本作“契丹复自和尔郭入寇，薄代州城下”，其中“和尔郭”一名，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活字本、浙本皆同，仅从译音及用字上看，似为一民族语地名，然其未见于其他文献，颇难考索。今检宋本《长编》及《太平治迹统类》，此名皆作“胡谷” [7]，四库底本亦作“胡谷”，旁有墨笔改为“和尔郭”。据《武经总要》卷一七“河东路·岢岚军”云：“峩婆谷、胡谷，二谷地形甚狭，北至契丹界。” [8]知“胡谷”实为汉语地名，地处宋辽边境，四库馆臣竟误以之为民族语名而妄加改译，遂横生出“和尔郭”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地名，而点校本则因袭其误。 又如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条，点校本记载宋军与羌兵作战云：“始交锋，我军颇衂，蕃官李凌战纳吉，死之。”其中“李凌”、“纳吉”下各有一专名号，意谓二人分属交战双方，结果“李凌”战死。然检四库底本，此句原文作“蕃官李蔺毡讷支死之”，旁有墨笔将“李蔺毡讷支”改为“李凌战纳吉”，知战死之蕃官名为“李蔺毡讷支”。点校本因袭清人所改之译名，而馆臣所改之“李凌战纳吉”一名在上下文语境中又恰好易滋歧义，致使点校本在理解和断句上都出现错误。值得注意的是，此名在《长编》中屡见不一见，而除此条外，点校本皆作“李蔺毡讷支” [9]，为何惟独此处出现这样的错误呢？这大概是由于馆臣改译时前后不统一的缘故。检四库底本其余诸处之“李蔺毡讷支”，皆由墨笔改为“李楞占讷芝”，而其中部分记载亦见于《长编纪事本末》等书，故点校本可据此将“李楞占讷芝”予以回改，但对于仅见于卷五一六的“李凌战纳吉”则无从判断，以致出现上述错误。 （二）违碍文字之回改 上文提到，《长编》四库底本中的违碍字句，在此本抄成之前已有部分遭到讳改，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违碍字句的讳改工作主要还是在这个底本上进行的。那么，底本原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长编》的原貌？因未能通览全书，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不过对部分较为典型的卷帙进行定量分析，或许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以卷二七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其中胡虏夷狄等违碍字眼出现达三十次以上，底本原文已遭讳改者仅有五处，其余则大都是在这个底本抄成之后用墨笔加以删改的（但仍有个别漏改者）。由此推测，《长编》四库底本原文中已遭讳改的文字应该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这个本子对大部分遭到清人删改的违碍文字进行回改。 从《四库全书》违碍文字的讳改情况来看，前期处理较为灵活，后期则渐趋严格。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是《三朝北盟会编》。乾隆四十年八月于敏中致函陆锡熊云：“《北盟会编》历来引用者极多，未便轻改，或将其偏驳处于提要内声明，仍行抄录，似亦无妨。 ” [10]可见当时身为四库总裁官的于敏中甚至主张，像《三朝北盟会编》这样影响较大的史籍可以不做任何改动，后来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会编》，大概就是按照于氏的上述意见办理的。但在乾隆五十二年的覆校中，此书不仅撤换底本，且遭到全面删改，今存之文渊、文津阁本早已面目全非[11] 。由此可见，馆臣的讳改工作愈到后期愈加严格，《长编》四库底本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校办过程。上文提到，此四库底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三年，在此之前的讳改并不多，绝大部分违碍文字是在底本抄成之后用墨笔加以删改的；同时，亦间有此本未改，而在抄入阁本或覆校时所删改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此四库底本原文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长编》一书之原貌，是目前所知讳改最少的本子。 尤为重要的是，在此底本中很可能找到大段被馆臣删落或篡改的《长编》佚文。笔者发现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王曾上奏云：“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手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立，手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这段近七十字的文字，在四库底本中并无改动痕迹，但在诸阁本中却仅余“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十八字。大概是由于其所反映出的华夷观念深为四库馆臣所忌，故在后来抄入诸阁或覆校时遭到了笔削。这样大幅度的删改，在当时绝非个例[12]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类似王曾奏疏这样的大段佚文在《长编》四库底本中应该为数不少。遗憾的是，因时间和条件所限，我在湖南图书馆查阅此书的过程中未能有更多发现，只能留待日后再加考索。但笔者深信，如根据四库底本对《长编》加以全面校勘，想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恢复此书原貌。 以上主要讨论的是《长编》四库底本的版本价值，下面需要谈谈这一底本的四库学价值。《长编》是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卷帙最巨的典籍，新发现的这一底本也是目前所知部头最大的四库底本。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长编》从辑佚到整理的过程，为研究《永乐大典》本，特别是其中大部头书籍的辑佚、整理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上文有关底本来历的分析中，笔者已经对其中涉及的部分四库编纂学问题进行过讨论，此处再对若干关键环节加以详细说明。 （一）四库馆改译民族语名的方式 于敏中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致陆锡熊的信函中称：“《通鉴长编》应改辽人及西夏部族名，即交办《国语解》大臣办。” [13] 这里所谓“办《国语解》大臣”当指四库馆中的对音官，除负责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外，亦负责其他四库典籍所见民族语名的改译工作[14 ]。结合上文分析可知，于氏写此信时，《长编》的大典初辑稿本刚刚完成不久，而二次修改稿本尚未抄就，故而于氏最初的设想应该是直接将大典初辑稿本交由对音官进行改译。但从湘图藏《长编》四库底本的情况看来，改译工作是在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抄成的二次修改稿本上进行的，与于氏的设想并不一致。 那么，对音官是如何在《长编》二次修改稿本上进行改译的呢？这就牵涉到四库馆改译民族语名的方式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以往学界的讨论尚嫌不足。最近，陈晓伟博士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庙学典礼》四库底本卷首有一篇《〈庙学典礼〉应翻译者》，系对音官所罗列的该书蒙古语词汇改译清单。据此分析可知，《庙学典礼》从《大典》中辑出后，先由对音官通览全书，将需改译者列出一份清单，然后再由纂修官根据此清单，将底本原译名逐一涂改为新的译名[15] 。但《长编》的改译程序与《庙学典礼》并不相同，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改译清单，而是由对音官直接在二次修改稿本上进行改译。其具体的改译形式至少包括如下几种： 其一，最常见的情况是直接在原译名旁改写新译名。此类例证已备见前文，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译名仅在一旁划线标识，而于天头处加以改译。如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壬辰条，追记是月辛巳宋军与青唐羌之战事时，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赡先戮大首领结咓龊、心牟钦毡、蔺逋叱、巴金抹、心牟令麻、提剥兵、庞毡逋驴、厮铎搭马娄等九人。”[16] 此句自“蔺逋叱”至“厮铎搭马娄”六名旁划有墨线，天头批语称：“蔺逋叱，改凌卜齐○巴金抹，改巴锦玛○心牟令麻，改森摩凌玛○提剥兵，改德巴本○庞毡逋驴，改巴沁布鲁克○厮铎搭马娄，改斯多达马罗。”即属此例。但需指出的是，按照馆臣的点断，王赡所杀之青唐首领仅有八人，不合原文“九人”之数，恐有差误。 其二，某一译名在同叶或相邻几叶内频繁出现时，一般只改首见者，其余则仅在译名旁划线作为标识，以提示照前例改译。如卷五一六屡次出现“陇拶”一名，惟首见者改作“隆赞”，其后几处均未作改动，仅划线标识。 其三，若馆臣认为某一译名无需改译，则直接在其旁注明“不改”。如卷五一六元符二年九月壬辰条原有“小阿苏”一名，其中“小”字被改为“硕”，而“阿苏”旁则有墨笔明确标注“不改”二字。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笔迹来看，同卷中修改译名者与改正讹误、进行讳改者通常有明显区别，前者当出自对音官之手，而后者则是纂修官所为。 那么，《长编》与《庙学典礼》为何会采取不同的改译方式呢？这主要是由于《长编》的部头太大，需要改译的民族语名数量繁多，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能像《庙学典礼》那样由对音官事先列出一份完整的改译清单，再由纂修官按照清单去逐一处理，而只能由对音官直接在底本上进行改译。这恐怕也是四库馆改译大部头典籍时的通行做法。 （二）四库底本中的朱批问题 除对音官的改译之外，《长编》四库底本中其余的修改笔迹包括墨笔和朱笔两种，二者当出自不同层级的馆臣之手，墨笔应该是负责该卷的纂修官所为，值得考究的是其中的朱批问题。 就笔者所见，朱笔修改者在此本中分布较广，但亦有相当数量的卷次并无朱批。这些朱批主要是对文字讹误进行校改，以卷二六二为例，熙宁八年四月癸酉“所募皆得真强壮者”句，“得”误作“德”，后经朱笔改正；同条小注“此据魏泰《东轩录》”，底本“轩”误作“斩”，后经朱笔改正；乙亥条小注“王安石曰以此知忠信寡欲之人有补于世”，“知”误作“和”，后由朱笔改正。终此一卷，共有十余处朱笔校改痕迹，核以《永乐大典》残卷之相关部分，皆一一吻合。又如卷六一景德二年八月“壬戌，遣太子中允张绩乘传诣解州盐池致祭。时转运司言：夏秋霖雨有妨种盐，故老相传，唐朝每遇水灾必”四十二字重出，在四库底本中恰占两行。天头有墨笔批注云：“二行重出。”又有朱批云：“查《大典》同，当删。”且用朱笔将二行划去。从此细节判断，以朱笔校改者系据《永乐大典》原本。笔者推测，使用朱笔者在校订过程中如有疑问，应该会调《大典》进行覆核。那么，这些朱笔修改意见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呢？ 关于四库底本中的朱笔问题，先贤时彦已有所论及。王重民曾致函胡适（1944 年1 月27 日）云：“重民昨日阅一部《四库》底本（原注：宋张方平的《乐全集》），于当日馆臣校书手续，稍得知大概，每校一书，似先交分校官详阅，遇有误字，加签眉端，再由纂修官决定。纂修官似有用朱笔的资格，合则用朱笔径改之，不合则不动朱笔。纂修官的朱笔，似尚经总纂官驳正，所以拿此底本与影印文渊阁本《乐全集》相校，阁本有的改从朱笔，有的不采朱笔。 ”[17] 王氏根据《乐全集》四库底本的校改情况，认为馆臣校书的流程当为：分校—— 纂修—— 总纂，而其中朱笔当系纂修官所加。然而，根据今天所见更为丰富的四库学文献，特别是新近披露的某些大典本所附“办书单”及“衔名单” [18] ，学界对于大典本的整理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大典初辑稿本由纂修官初步整理，交誊录写定为二次修改稿本；二次修改稿本再由纂修官整理、校勘，交总纂、总裁审定，再由誊录抄成三次修改稿本；三次稿本由纂修、分校进行覆校，最终抄入诸阁。据此，张升先生认为王氏所言有误，称底本中朱笔“可能为总纂或总裁所加” [19] 。 参照上述办书流程，可以推定《长编》四库底本中的朱批当出自总纂之手。上文已经指出，此底本为二次修改稿本，当是先由纂修官进行校勘（即此本中墨笔所改者），再由总纂、总裁审阅。又如上所述，朱批分布范围较广，且执行者需检核《永乐大典》原本，工作量较为繁巨，考虑到当时馆中的实际运作情况，总裁统筹全局，不可能进行如此大量而琐细的覆核工作，故笔者认为朱笔校改者当系总纂所为。不过，从大量卷次并无朱批的情况判断，这样的校改工作大概是以抽查方式进行的。 （三）四库提要修改过程管窥 关于《长编》一书的四库提要，《总目》及诸阁本书前提要几乎完全相同，而四库底本卷首提要却与之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点对于考察《总目》及书前提要的修改过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兹列表对比如下。 表4 《长编》四库底本卷首提要与通行文本对照表
表中划线部分，四库底本卷首提要与通行文本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可以看出，后者明显是在前者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的，但四库底本上的这篇提要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动痕迹。 上文指出，四库底本卷首提要写于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编》提要[20]，当时《长编》的二次修改稿本刚刚抄成，故此提要内容当与最初的分纂稿较为接近。如上表所示，通行文本之内容多有不见于四库底本者，知《长编》提要的修改并不是在此底本上进行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底本卷首提要有一处用墨笔将李焘知遂宁府的时间由淳熙元年改为七年（见表4 斜体加粗部分），但通行文本仍作“淳熙元年”。检李焘神道碑，焘于淳熙六年以后始知遂宁府[21]，底本之改动当有所本，但这处改动在通行文本中并未得到吸收，可见《长编》诸阁本及《总目》提要的修改应该是独立于底本提要之外，在另一系统中进行的。目前所见诸阁本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高度一致，其中文渊阁本写于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则《长编》提要在此之前已经定稿。而《总目》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稍早于文渊阁本，《长编》提要很可能在此时已经写定，故而为后来诸提要全盘因袭。也就是说，通行文本与四库底本提要的那些差异，应该是在编入《总目》过程中产生的，而与四库底本再无瓜葛。 综上所述，无论是着眼于宋辽金史及相关民族史研究，抑或是四库学研究，《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然而，此书卷帙浩繁，笔者所寓目者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其中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学术宝藏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有鉴于此，笔者呼吁，学界及出版界应尽快启动以下两方面工作：其一，将此本全部影印出版，以便学界使用及进一步研究；其二，充分利用此本，对点校本《长编》加以全面修订，或以此本为底本，对《长编》进行重新整理，以期最大限度地恢复该书的原貌。 因文章长度，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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