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老书记冯啟文 小纪镇 花善祥 
作者花善祥先生：小纪镇竹墩村人，扬州作协会员，现任小纪镇文联副主席，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剧本、新闻等作品。著有《竹墩史话》《杨树庄风情录》《中流击水》。
竹墩，从成立人民公社到1995年行政区划调整并入小纪镇这期间共有9任书记，其中5位书记已作古；冯啟文书记于2003年7月2日去世。现在，竹墩60岁以上的老人在聊天中谈得最多的是冯啟文书记。“冯书记这个人一肚子文化，一肚子善良。”89岁的老支书（曾担任过公社党委委员）唐年喜感叹不已。“冯书记这个人是我一辈子见到的最好的书记，好得凶哩！”90岁的退休女职工殷翠红，每每谈到冯书记都是万分激动，说着说着，眼眶就湿了。“冯啟文书记是我们插队竹墩的南京知青公认的好书记，他说的话我们爱听，他处理事情暖心，我们知青只要聚会就谈到他，他是知青的贴心人。”76岁的南京知青姚正文不止一次对笔者这么说。“公社书记中，我最服的就是冯书记，虽然我被他熊（熊，是竹墩土话，是批评的意思）得最多，但挨过熊之后想想，一点怨气没有。冯书记熊人有方法，讲道理，骨子里是爱护我，帮助我进步。”71岁的南桥大队老支书周坤生，对冯书记一直心怀感动。“冯书记这人客气了不得（在农民眼中的客气，并不是一般的礼貌，而是一种尊重），从不拿架子，不搞特殊化。在公社机关食堂吃饭都是排队打饭，一手拿饭盆，一手拿饭票。他找你谈话，一开口我们就觉得亲了三分。在他面前，我们无话不谈。实行了合作医疗这个大事多亏了冯书记！”94岁的老农滕祖宏，谈起冯书记时那诚挚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他的话语并无虚言。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尤其是一个仅在竹墩工作十年，离开竹墩已近半个世纪的乡镇书记，至今还令竹墩人念念不忘，时常由衷地赞颂，这是弥足珍贵的。只有把人民利益时刻放在心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人才能够享受这份殊荣。
冯啟文，1931年生于华阳乡季家庄（现小纪镇兴旺村季家组）。他的祖辈有几亩薄田，但子女多，生活难以为继，只得又租种地主的田。冯啟文未出娘胎就受煎熬，她妈即将临盆时正逢发洪水（史称江淮水灾，死亡人数达数百万），季家庄地势低洼，一家人只好躲在船上，由华阳辗转麾村上窑、白家巷一带，后又漂流到塘头，冯啟文在船上呱呱落地。他的母亲35岁时不幸去世，留下六个孩子，长子15岁，最小的女儿2岁；冯啟文时仅12岁。一家人生活多么艰辛可想而知。冯啟文从小身体单薄，骨瘦如柴，且腿上长年生疮。他的父亲曾经读过私塾，《三字经》《百家姓》滚瓜烂熟，在季家庄上算是个识文断字的人。他相信读书有利于将来谋生。再看啟文的身体不是种田的料，尽管家庭生活是那么窘迫，还是咬咬牙，勒紧裤腰带，把6岁的小啟文送到本地肖先生私塾读书。在那儿一读就是八年，冯啟文肚子里有了些墨水，思想上有了不少新想法，立志多读书长大成人跳出农门报效家人。他觉得在肖先生处继续读书已不能满足自己，遂奔赴十多里外的竹墩，在当地闻名的花启明私塾（花是冯的姨表叔）读了两年。花先生学识渊博，冯啟文勤奋好学。在竹墩两年，冯啟文的文化水平突飞猛进。他对花先生感激不尽，对竹墩这片土地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后来，人们才理解他1970年被抽调到竹墩指导整党建党工作结束后没有回县直机关，主动要求留在竹墩的缘由。他在竹墩一干就是十年。谁都知道机关清闲，各种福利又好，而且接触领导机会多，升迁有望；农村又穷又苦，风里来雨里去，交通不发达，回一趟县城比现在去上海南京都难。16岁那年秋天，冯啟文经肖先生介绍到吴桥周济先生（原名杨达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一直延用至逝世）医疗诊所拜师学医。周先生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中医诊所是地下党的联络点。冯啟文在周先生身边不仅学到中医医疗技术，而且在思想上受周先生的熏陶，倾向进步，向往共产党。他的人生有了动力，有了方向。他不再认为学医仅仅是为了个人生计和家庭，而是想到了受苦的大众，立志为改变这个旧社会加倍努力。1949年2月，江都县委组织渡江战役支前医疗队。冯啟文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找师傅周先生要求参加。周先生说：“你年纪还小，上前线不是闹儿戏，子弹可不长眼睛。”让他回家征求父亲意见再说。他很坚决地回答：“师傅，不必回家问父亲，我坚决跟你上前线，你不是常说为解放事业不惜流血牺牲吗？跟着你，我什么都不怕！”周先生看着血气方刚的徒弟满意地笑了，遂拿出一张支前人员登记表让他填写，从这开始冯啟文算是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了（冯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经过支前战斗的风雨考验，冯啟文朴素的阶级感情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定了跟定共产党奋斗一生的信念。1954年12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渡江战役结束后，医疗支前小分队改名为江都医疗所，这就是江都县人民医院的前身。冯啟文是江都县人民医院的主要筹建人之一。他先后在县人民医院担任医务员、药剂员、卫生股股长、副院长。他为筹建县人民医院呕心沥血。（现在的区人民医院史上并没有冯啟文的名字，岂不是咄咄怪事？冯一生淡泊名利，他的子女受他影响，只把崇敬的父亲铭记心中，并不计较区人医的“疏忽大意”）当时，冯啟文在许多医院员工眼中就是院长，县里分管领导也认为冯政治素质高，又经历过战火的考验，是医院院长的合适人选，于是派他去南京中医学院深造，以便提高专业水平，更好地胜任工作。学成归来后，县人民医院已明确了院长。冯啟文十分坦然，服从组织安排，到新组建的科委当秘书。科委有人说，你就是还当副院长，也比在这儿强。他微笑说：“党员是块砖，听党任意搬。”
冯啟文是个党性强的人。1962年，国家号召县城居民下放农村，冯啟文积极响应，带头让妻子在第一时间下放到江都镇七闸大队当农民。其实，他家庭条件特殊，三个子女，大儿子从小患癫痫病，一直需要人照顾。如果不是主动要求，组织上不会让他妻子下放的。妻子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是最后一批回城的。冯的妻子回城后安排个正式工作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冯的妻子被安排在商业系统下辖的糖果厂当临时工包糖块，退休时连个退休金都没有。冯当时是响当当的正局级干部，凭他的人际关系，只要肯跟相关单位负责人打个招呼，为妻子办个退休金不是件难事，可冯啟文就是这样，宁可老伴受苦抱怨，也不向组织开口，更不利用关系找人打招呼。笔者虽然没有作过调查，但可以断言：一个正局级干部的妻子是居民户口，下放农村十年回城后没有一份正式工作、没有退休金，在当时的江都肯定是鲜见。冯啟文并不是不通人情。在竹墩工作时，对非亲非故的前进大队妇联主任殷翠红的关心，却是那样体贴入微。殷身高马大，先在生产队担任队长，带头苦干实干，挑担挖沟毫不逊色于男劳力，常年累月把牛一样棒的身体累垮了。冯啟文当时分工蹲点在前进大队，经冯提议让殷翠红改任大队妇联主任。由于殷不识字，工作起来相当吃力。冯啟文和相关领导商议后决定把殷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当炊事员。谁知卫生院不肯接受，说殷是当生产队长的，一副侉形，不适合当卫生院炊事员。冯啟文书记亲自上门做工作。“农村妇女干部侉是侉了点，但她的本质好，手脚勤快，会适应的。”最终殷去了卫生院上班。过了大半年，冯啟文去卫生院了解情况，大家对殷的反映不错。他问殷的报酬是多少，得知殷拿的是临时工的报酬，当即对院长说：“既然殷翠红同志能胜任工作，就应该为她办理正式公勤人员手续。卫生院应该有个炊事员编制。你们要抓紧办，要对同志关心负责！”后来，殷翠红办理了相关手续。现年90岁的殷翠红每月领取6000多元的退休金，日子过得甜蜜，常常念叨冯书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冯啟文对他的表叔，曾教过他两年的花启明老塾师，就一直心存愧疚。老塾师无儿无女，不事农活，在那靠挣工分过生活的年代，他的生活苦不堪言。凭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冯啟文动动手中的权力，为老塾师谋份工作也不是办不成，哪怕安排到学校当个勤杂工，打打钟、收发报刋、印印试卷也行，起码能解决吃饭问题。可正是因为沾亲达故，冯啟文宁可自己常常掏腰包接济老塾师，也决不坏了规矩。
冯啟文在竹墩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排名列书记之后）十年，有一年多时间以副书记身份主持全面工作。竹墩公社地处偏僻，是全县出名的穷地方，竹墩周边曾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姑娘不嫁竹墩庄，吃冷饭泡冷汤（绝大部份田离村庄五六里路，午饭都在田头埂边吃），咸菜钵儿夹裤裆，十年就有八年荒。”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为缴足国家的粮食定购任务和缴足卖余粮的任务，就足以让三级干部忙得脚不沾地，头昏脑胀。冯啟文书记对种田是外行，但他从县直机关到农村并不是为了镀金，而是和农民打成一片，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扑下身子干。他常年奔波在场头田头，不耻下问，既向大小队干部学习，又向老农民请教，很快就进入角色。他主张少栽双季稻或不栽双季稻（农民告诉他：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稻麦两熟产量比双季稻加麦的产量高，种双季稻费工、费肥，得不偿失）。他还主张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在竹墩十年，虽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在分管的一条线、分工蹲点的大队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分管卫生工作时，组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灭螺大会战（竹墩是当时全县血吸虫病重灾区，由于血吸虫病泛滥成灾，导致一个大队十年没有一个青年符合参军入伍条件），以竹墩南大河为主战场，东至小纪开家，西至樊南公社北小窑，全长段面达8公里，组织了男女劳力2000多人（全公社人口仅6000余人）上阵，药物灭螺大获全胜。扬州地区防疫站站长闻讯特地赶到灭螺会战现场，紧紧握住冯啟文的手，激动万分：“冯书记你不愧是当过医院院长的，为竹墩立了大功，为全扬州作出了榜样。”
竹墩公社的合作医疗在全县首屈一指，竹墩的干部群众都说冯啟文书记功不可没。冯啟文是苦出生，农村缺医少药他身同感受。每每回老家季家庄看望亲人时都忙得不可开交。邻近村庄的乡民得知冯啟文回老家，都纷纷赶来问诊。冯啟文热情接待，不厌其烦，为他们把脉号诊。对身体并无大碍的，叮咛他们日常生活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患有小病的，为他们开药方，嘱咐他们如何保养身体；对患有较为严重疾病的，建议他们不能耽误时间，立即去医院治疗。身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冯啟文深知解决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次次在党委会上动议。阻力肯定是有的，有人认为合作医疗解决不了问题，说什么“合船漏，合牛瘦”。他一次次据理力争，摆事实讲道理。又多次与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沟通。党委主要负责人当时一门心思放在粮食生产“超纲要”上，也理解冯的一片赤诚之心，对他说：“你当过县人民医院院长，你内行，合作医疗这项工作由你定夺吧。”有了一把手的默许，冯啟文精心组织，釆取“队办社管”的形式，一炮打响，老百姓拍手赞成。后来，中央血防领导小组两位领导专程到竹墩调研农村合作医疗普及情况，考察了东桥、北桥两个大队卫生室，对竹墩的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1976年秋天，在全县卫生工作会议上，竹墩卫生院作了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典型发言。竹墩公社南桥大队赤脚医生作了先进事迹介绍，县广播站录音播放了三天。
“心系人民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当领导的都会讲，但要真正做到就难了。冯啟文在党委班子中文化水平最高，但他从不夸夸其谈，他是说得少做得多。他分工蹲点在前进大队时，为了老百姓差点犯“错误”。前进大队，是当时竹墩公社最穷的，有两三个生产队的工分单价仅有2角多，农民真是苦馊了。俗说，“穷出来的主意，饿出来的病”。既然工分不值钱（一天挣10多分工也不过3角钱），那就另找门道，另谋饭食。于是，前进大队有一大帮人在农闲时偷偷地挑起糖担子，走村串户换糖赚钱，还有一大帮人到扬州拾荒卖钱。这两帮人的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有人向公社党委检举揭发。这还了得，资本主义尾巴非割不可。难道分工蹲点在前进大队的冯书记不知情吗？如知情，怎放手不管？有人认为冯阶级立场不稳，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公社干部主张派工作队去前进大队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冯书记与人处事有独到之处。在工作上遇到矛盾纠纷，他沉作冷静，不跟对方发生正面冲突，有理也不高言。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和稀泥，也决不让步，善于采用“迂回战术”。对前进大队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问题，他竭力主张不派工作队，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一是弄清事情的本质。他认为农民在农闲时外出从事正当行业挣点钱不犯法，不能上纲上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能作简单的粗暴的处理，更不能把问题扩大化。二是要弄清楚那些人外出是否影响生产队里的农业生产。如果确实有影响，那肯定不行。事实上冯书记早已跟生产队长作过了解，那些人外出并不影响农业生产。三是对那些经常外出的人员，可制定个临时政策加以管理。比如，规定他们向生产队上缴一定数额的钱，队里可根据上缴的数额给他们记工分。冯啟文事先征求过经常外出人员意见，他们乐意向生产队上缴一些管理费。因为这些人算过账，外出总比在队劳动划算。冯书记提出的这三条意见可谓在情在理，无懈可击。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改革开放之后，前进大队那经常外出的两帮人中，有人办起了饴糖厂，有人办起了酒坊，有人成了废品收购的小老板。这些人现在喝酒聊天时还说：“如果当时不是冯书记分工在我们前进，我们的尾巴肯定被割掉了，也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真该去冯书记的坟上烧三柱香、磕三个响头。”
权能压制人，但不能让人口服心服。诚能感化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冯啟文书记从不以权压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他慎之又慎，讲情讲理，始终把“诚”字放在第一位，用竹墩人的话说是：没有当干部的架子，尊重人，平等待人。竹墩虽然只有6000多人，上世纪60年代末，南京、上海、扬州、江都大桥镇共有400多名知青插队到竹墩（其中包括城镇下放职工和投亲靠友的知青）。这些人的到来，给封闭的农村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增添了农村的活力。勿庸讳言，也给农村带来不少大小麻烦。插队知青和大小队干部及群众发生矛盾屡见不鲜。如处理得当，相安无事；如处理不当，矛盾激化，后果是严重的。上了年纪的江都人都记得某公社的南京插队知青与当地群众发生矛盾，由于处理不及时不适当，激化了矛盾，造成一个知青和那大队书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惊动了江苏省委。竹墩公社有知青工作办公室，由一名资深的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冯啟文书记下大队指导检查工作时，时常去知青点转转，找知青谈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知青对冯书记也相当尊重。当时知青中流传这样一句话：“有困难到公社找冯书记准行。”为了烧草问题，插队在南桥大队墩头生产队的知青老姚曾和大小队干部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老姚（姚正文）他们在南京只烧煤球炉，根本不会烧土灶，大把大把的稻草塞进锅塘，火烧得烘烘的，烟囱里火星直冒。然而，他们沒有节省烧草和技巧烧草的概念。一年分的草半年多就烧光了。没有草烧，只有找队长去。队长抱着一条原则：“该分给你们的一斤不少给你们了。再要？没有。”尽管老姚他们说了多少好话，排出种种理由，队长一概不理。这下老姚急了，他在知青组里是当然的大哥，他不出头谁出头，老姚心一横：“你们不给，我们自己弄。”他就到集体场上的大草堆上扯草。队长让人阻止，老姚发了狠话：“谁阻拦，我们就打谁！”平常老姚一向温和可亲，此刻却是急红了眼，样子挺吓人，村民们心地善良，同情知青，谁也不肯上前阻拦。老姚他们明目张胆地把生产队集体的稻草挑回家。队长岂能服气？向大队汇报。大队干部生怕知青闹事打人，就组织了几名干部和基干民兵把老姚他们的知青点围起来。老姚也不甘示弱，和几名知青各自手执扁担、铁锹和大小队干部们对峙。老姚义正严辞地说：“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们不想闹事，但是没草烧饭难不成等饿死呀，你们想逼死我们，那我们也不怕死！”消息很快就传到公社，（南桥大队距公社仅有1华里）有个领导平常就对知青看不顺眼，建议公社武装部派民兵先把闹事的知青抓到公社来再处理。冯啟文书记当即制止，高声喝道：“不行，坚决不行，这事我来处理。”随即派知青办公室干部火速去南桥大队让大小队停止一切行动，先缓和一下。大队的人撤走了，知青们蒙头大睡。在风雨交加的第二天早上，知青们还在睡觉。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他们唤醒，冯书记穿着雨衣来了。冯书记彬彬有礼，讲话轻声细语，如同家人唠家常：“我来的时候看到你们队妇女在栽秧，她们说风大雨大书记还下来呀。我对她们说风大雨大没有你们干劲大。”老姚他们低头不吭声，本来准备挨训的，没想到冯书记没有一丝训人的味道，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老姚敢于担当，告诉冯书记，烧草风波是他引起的，是他领的头，他心甘情愿承担责任，不要为难其他知青。冯书记摆摆手说：“事情过去就算了，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大家都苦，你们更苦，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既然来插队了，就要好好劳动，别让父母为你们担心！”冯书记的一席话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知青们眼眶都湿了。老姚事后说：“冯书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们口服心服。”从那以后再没有与大小队干部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1979年年底，江都县委重建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副书记吴泰任县纪委书记，负责重建工作。吴书记点将，将时任竹墩公社主持工作的副书记调到县里参加纪委重建工作，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专职纪委委员。“万事开头难。”在纪委重建初期，只设检查科、审理科和办公室。纪检的信访、宣传教育工作，政策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申诉接待工作，还有人事行政协调等事务，都由办公室负责。真是千头万绪一根针，大事小事麻烦事，事必躬亲，冯成了县纪委最忙碌的人。八四1984年体改，曾在他手下做文字工作的干部擢升为县委领导，老冯还是原地踏足踏。有人说，老冯党性原则强，为人正派，参加查案得罪了相关人，连妻子的正式工作和退休金都没有能解决，太亏了。冯啟文心里很坦然：“我按规矩办事，不会用热脸呵那些人的冷屁股。”
有形之碑，固然可以广而告知，昭示天下；而真正弥足珍贵，能够流芳百世的，还是老百姓的口碑。尘埃落定时，真正能够被历史铭记的，是那些利国家、顺民心、济苍生的人和事。古老的竹墩，淳朴的乡民，悠悠的红旗河，摇曳的杨柳树，他们决不会忘却在竹墩辛劳了10年的冯啟文书记。他的名字会被竹墩人代代相传，他的无形丰碑永远耸立在竹墩百姓的心中！2022年10月30日写于竹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