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学勤，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谈得最多的往往是政治、经济、战争和文化方面，而对疾病史和医疗史则相对忽视。不仅普罗大众不太关心，就是在历史学界内部，相关的学术研究也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但是，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全部被打乱，疾病重新塑造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大家这才意识到，原来疾病有如此可怕的摧毁力——它不仅影响每个人的健康和生死，还会对政治稳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引发剧烈的动荡。也正因如此，关于疾病史和医疗史方面的书，开始在出版市场呈现井喷状态。不过，这些书大多是由西方作者所写，而且研究对象也主要是西方，关于中国的素材和案例非常少。这导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隔膜。
不过，今天我要为你介绍的这本《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是一本由国内学者撰写的、研究我们中国本土疾病史和医疗史的著作。书里涉及的历史背景我们更熟悉，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更贴近，很多问题还很有趣。
比如，蒙古军队在消灭金朝的关键战役中，瘟疫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明朝的灭亡和鼠疫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顺治皇帝把帝位传给康熙与天花有关？那么多皇帝死于丹药中毒，为什么后世帝王还是沉迷于丹药？还有，古代宫廷里的御医真的有那么神吗？“悬丝诊脉”到底是怎么回事？性病流行对青楼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它的作者于赓哲教授，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医疗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出版过多部著作，还多次受邀担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之前，听书栏目解读过他的《从疾病到人心》，谈的主要是疾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聚焦于与疾病相关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让我们看到疾病在历史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今天的音频，我会分三个部分来为你讲述，第一部分，以瘟疫为例，谈疾病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第二部分，从医院、医生和医术三个维度，看疾病对民生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修仙炼丹和圣人异相两个怪现象，来看看疾病对一些历史大人物的影响。
第一部分
好，第一部分，我们就以瘟疫为例，来谈谈疾病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说起历史上的大瘟疫，我们或许能想到查士丁尼大瘟疫、欧洲中世纪黑死病、1918年大流感等等。关于我们中国本土的瘟疫史，好像不大能说得上来，那是不是我国历史上没有暴发过大规模的瘟疫呢？并不是，这本书里就记录了不少影响重大的瘟疫。
根据作者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瘟疫是鼠疫，这和欧洲的情况一致。一般认为，鼠疫传入中国始于秦汉时期，但作者认为，恐怕要比这个时间早得多。在内蒙古通辽一处距今5000到5500年的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遗骸，其中一座房子里就有97具尸骨，这说明当时出现了集中死亡的现象。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某一年的春夏之交，因为食物不足，人们挖掘穴居动物的洞穴，捕食这些动物，由此感染了瘟疫，最有可能是鼠疫。”
通过基因检测，科学家发现，世界鼠疫杆菌的发源地在中亚草原，后来欧洲大陆反复暴发的鼠疫，源头都在这里。而中国距离中亚草原很近，所以作者推测，鼠疫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也比较早。他查找历史文献，发现了很多可能与鼠疫有关的记载。
比如，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长安、洛阳城外白骨遍野，到处都是病死的人。曹植曾有一段相当恐怖的记载，我给你念一下：“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yì），或覆族而丧。”大意是说，因为疫病流行，家家户户都在为亲人离世而悲伤哀痛，有的全家关上门等死，有的甚至整个家族的人都死光了。
这场疫情不仅把东汉王朝送上了末路，也对盛极一时的建安文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历史上的“建安七子”，至少有四个人死于这场瘟疫。这场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呢？作者根据当时记载的病人症状、惨烈程度和传播速度作出推测，认为很可能就是鼠疫。
可能与鼠疫有关的，还有金朝的灭亡。
从1211年开始，蒙古和金朝的战争前后历时24年，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金朝在蒙古骑兵的强大攻势下，被迫迁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但是，这并没有让它逃过灭亡的命运。而压垮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汴京大瘟疫。当时，大批难民从周边逃到都城。蒙古军队用抛石机攻城，守城的金兵则用火药武器还击，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于是，蒙古军队撤到附近的汝州一带，虎视眈眈，期待汴京城里暴发饥荒，等着城池不攻自破。结果，城里不仅暴发了饥荒，还迎来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瘟疫。因为大量难民和军队涌入，城里非常混乱、拥挤、肮脏，再加上食物匮乏，军民体质羸弱，免疫力下降，所以，很快就暴发了瘟疫。有记载说，短短五六十天内，汴京城里死了90多万人，死者根本来不及掩埋。到第二年正月，守城的金兵就投降了。
这场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学者作出了不同的推测，有人认为是真性伤寒，有人说是传染性肝炎或流感，也有人认为是鼠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书里提到，根据学者曹树基等人的研究，从13世纪以来，中国的鼠疫就十分频繁，在明朝晚期和清朝末年都暴发过鼠疫。鼠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天灾人祸叠加在一起，让王朝走向崩溃。
除了鼠疫，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瘟疫，还有天花、霍乱、麻风病、肺结核等等。
咱们重点说说天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天花就进入了中国，它可能是通过鲜卑人从西域传进来的。到清朝，天花依然是很严重的传染病，经常暴发疫情，引起恐慌。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就有四位得过天花，包括顺治、康熙、咸丰和同治。其中，顺治和同治都死于天花。据说，清朝皇帝之所以不在北京城接见蒙古王公，而要在承德避暑山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蒙古王公害怕在北京城里染上天花。
前面提到，康熙皇帝玄烨能顺利继承皇位跟天花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顺治弥留之际，关于继位人选还没确定，毕竟当时他才二十多岁。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让从德国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发表意见。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矿冶知识，在明清两朝都做过官，深受顺治和孝庄的赏识。他建议让已经出过天花的三皇子玄烨继位，因为根据当时的经验，得过天花并且痊愈后，就不会再患，这个建议得到孝庄皇太后的首肯。我们看康熙皇帝年轻时的画像，会看到他的脸上有很多斑斑点点，那就是出天花留下的疤痕。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瘟疫既可以影响朝代更替、战争胜负、文化兴衰，也可以影响皇权的继承。那么，你肯定要问，中国古人都是如何应对瘟疫的呢？针对不同的瘟疫，有不同的应对办法。
首先是隔离，这主要是针对麻风病患者。在《论语》里就有记载，孔子的弟子冉耕得了麻风病，就曾被隔离。麻风病人身上溃烂，外形恐怖，很容易引起恐慌，所以，他们经常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在隋朝，地方上甚至采取过措施，病人得病之后，由官府照看，不让家属照顾，就是为了防止疾病扩散。
其次是搬迁和环境改造，要远离死水，躲避瘴气、湿气和毒气，这主要是针对恶性疟疾。从秦汉到唐宋的城镇改造，都特别讲究要远离这类地方，或者要想办法铲除低洼处的积水，这对防止恶性疟疾很有用，这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
还有一个是种痘，这是针对天花发明出来的治疗办法，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你可能知道，预防天花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牛痘，这是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8世纪末发明出来的，因为这项技术的发明，詹纳被尊为“免疫学之父”。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詹纳发明“牛痘术”，是间接受到中国人发明的“人痘术”的启发，他本人就曾从事过“人痘术”的接种。
什么是“人痘术”呢？就是用人工手段先在人的身体里“种痘”，引发低烈度的天花，让人产生抗体。有了抗体之后，就不怕被感染了。
这项技术发明于明朝时期的安徽地区。根据记载，有四种种痘法：第一种叫痘衣法，就是取天花患者的贴身衣服给健康的人穿。第二种叫浆苗法，采集天花患者脓疮里流出来的液体，用棉花沾上，塞到被接种者的鼻孔里。第三种是旱苗法，把痊愈期天花患者脱落的痘痂研成粉末，然后，吹进被接种者的鼻孔里。第四种是水苗法，把痘痂研成粉末后，用水调开，再用棉花包起来塞到鼻腔里。
不过，“人痘法”不可控的因素太多，弄巧成拙、让健康的人染病不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它不是一种特别安全的免疫法。但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所以，它从中国一步步传播到中东和欧洲各地。后来，詹纳发明出安全性更高的“牛痘法”。牛痘是天花病毒的近亲，一般在牛的身上出现，所谓“牛痘法”，就是取少量牛痘结的痂或者脓浆接种在人身上，从而让人产生免疫力。后来，牛痘法逐渐取代了“人痘法”，人类也由此开启了现代免疫学的大门。
我们可以看到，疾病可以影响政治走向、战争成败，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发展。
第二部分
从古人应对瘟疫的方法可以看出，传统医学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虽然，古人对致病原因的解释可能错漏百出，完全不符合现代科学理论，但是，他们能从经验中摸索出可能行之有效的对策，有的方法还成了现代治疗手段的雏形。
说到这儿，你肯定会好奇，中国古代医学的总体发展情况到底怎么样？疾病对民生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妨从医院、医生和医术三个方面来看。
先说医院。你可能会问，中国古代有医院吗？作者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如何对医院进行定义。如果我们把医院定义为有固定场所的医疗机构，那么中国古代的确有医院，例如，有坐堂医生和一些官办的医疗机构；但如果把医院定义为有住院制、有分科、分部门协作、享有开放式学术交流机制的医疗组织，那么，中国古代就基本上没有医院可言。
那么，我们不妨把标准定低一点，就用前一个定义，来看看古代中国的医院。
中国古代的医院大多是官办的。有关医院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汉书》上，汉平帝年间，暴发了旱灾、蝗灾和疫情，官方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给老百姓看病配药，这是中央政府在灾荒时期的临时举措。
作者说，在缺乏公民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医院的设置常常需要借助政府行政力量或者宗教势力的帮助，除了大量政府行为外，僧人团体也会涉足医疗组织建设。比如，在南北朝时期的南齐，因为崇尚佛教，官方成立了六疾馆，来救治贫穷百姓。在唐宋时期，还出现了著名的佛教医院——悲田病坊和福田院。收养患病的穷人，给他们看病施药。但是，这样的机构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依靠行政命令或者宗教组织，一旦人或环境变了，机构也就没有了。
再来看唐朝大名鼎鼎的太医署，我们经常能在影视剧里看到这个机构。有人说它是医院，但作者认为，太医署更像是医疗行政组织或者医学校。太医署位于都城长安，汇集了很多医师，但是，它的规模很难承担起全民医疗的重任。唐代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几座大城市，地方上虽然也设置有“医博士”，但规模有限，而且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地方上有钱的病人大多跑到大城市求医，这和今天的情况很相似。
中国古代地方官医体系最发达的时期是宋代。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设置的规模和标准，唐代地方医疗机构只设到州一级，机构的规模根据州的行政等级来定；而北宋时期，地方医疗机构设到了县府，而且，是以人口密度作为规模的标准，这要更为合理。另一方面，宋朝建立了全国性的官方医药行销体系，给平民百姓提供服务，这是对以盈利为目的的药商行销体系的有力补充。
北宋末期，医疗慈善机构的开支甚至一度超过军费。不过，随着北宋灭亡，南宋的继任者们，在医疗慈善这件事情上，就再也没有这么大的热情了。到元代和明代以后，官方医疗机构就更加沉寂。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法诞生现代意义的医院呢？这就要说到古代医生的生存状况问题。
作者说，古代绝大多数医疗任务的承担者是民间医生，而不是官办的医疗机构。而民间医生大多数都是走街串巷给人看病，被称作走方医、江湖医、游医、草泽医，还有的叫做铃医，因为他们手里往往拿着一串铃铛，一摇铃铛，大家就知道是医生来了。当然，也有坐堂的医生，比如，在一些药房里头就会有坐诊的医生，但这些不是主流。
你可能会问，民间医生为什么不组织起来成立医院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根据作者的分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因为医疗水平有限，而且没有分科，也就不太需要不同科室的医生之间的配合。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就“随俗而变”：他来到赵国，听说赵国人重视妇女，于是当了妇科大夫；来到洛阳，知道周人讲究孝道，重视老人的健康，于是主要从事耳科和眼科；来到咸阳，知道秦国人重视孩子，于是又当儿科医生。你看，古代的医生啥病都能看，没有分科，也就很难专业，同时，也就不太需要成立医疗机构，来开展合作。
第二个原因，是医生之间的竞争激烈，相互之间缺少交流。医生的收入完全靠市场和口碑，所以，一个医生一旦发现治疗某个疾病的好方法，而别人没有，那么，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要严格保密技术，不能轻易把配方传授给别人，尤其不能传授给同行。
曾经在剑桥大学留过学的清末名医伍连德，就曾痛心地说：“数千年来，吾国之通病，偶有所得，秘而不宣，则日久渐就湮灭。”医学是高度依赖经验积累的学科，如果大家都秘而不宣，缺乏交流，就算发现了什么有效的药物和疗法，很可能都会失传，这无疑是医学发展的重大障碍。这种单打独斗的保守做法，导致医院模式没法建立起来，因为医院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允许有保密现象的出现。
说完医院和医生，我们再来说说医术。
如果问古代医术最高明的是什么人，我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是御医，道理似乎很简单，给皇亲贵胄看病的人，当然是全国医术最高的。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御医的水平并不见得就很高，虽然他们在入宫之前几乎都是高手，但是，进宫的时间久了，往往就“废掉”了。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医生的水平需要一定的诊疗数来加以维持，看的病人越多，积累的经验才会越丰富。但是，御医专门服侍少数人，经手的患者数量太少，久而久之，水平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御医的心态非常微妙，伴君如伴虎，他们最怕出事，最怕担责任，万一出了事故，可能就性命难保。所以，他们遇到任何疾病，都不敢给皇帝、皇后或者太子开猛药，一切都是求稳为上，这样如履薄冰，疗效就很难好到哪里去。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检索一下历代帝王、妃子和皇子的年龄，你会发现，英年早逝的皇帝、夭折的皇子比比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古代医术的真实水平。疾病影响民生，也影响宫廷政治，可见，疾病是我们研究历史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部分
好，通过以上介绍，相信你对我国古代医学的整体状况已经有了基本了解。医学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经验的积累。人类医学取得重大的、实质性的突破，是在细胞学、免疫学、微生物学这些现代科学发展起来之后。尤其在抗生素、疫苗、外科手术、大样本随机双盲测试这些医疗手段成熟后，人类才逐渐在与疾病的对抗中掌握了主动权。
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疾病史和医疗史上的荒唐事其实都很常见。之前，我解读过一本《荒诞医学史》，里面谈到西方医疗史上的各种奇葩事儿，比如拿粪便、尿液、精液、重金属作为药物，使用放血、催吐、脑叶切除的方法治病，这些今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
于赓哲老师的这本书，也谈到我国疾病史上的一些奇事怪事，比如悬丝诊脉、巫蛊之术、圣水骗局、割股疗亲等等。限于篇幅，没法一一细说，有兴趣你可以读读原书。这里就说说两件跟帝王相关的趣事，一是修仙炼丹，二是“圣人异相”。
我们知道，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享有世间的荣华富贵，但唯独两样东西他们没法掌握，那就是衰老和死亡。那要怎么样才能长生不死呢？古人给出的答案就是修仙炼丹。古代醉心于丹药和死于丹药中毒的皇帝比比皆是，但这并不能阻挡帝王们求药的热情。这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求仙药、炼仙丹的术士。
秦始皇身边就有很多术士，为他求所谓的“不老药”。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药可以让人长生不老，那么，那些术士是如何骗到秦始皇的呢？
书中引用了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术士们为秦始皇设置了一些不可能完成的前提条件，不完成这些任务，则灵药不灵。比如说，秦始皇生活过于奢华，术士们就说“心不静则法术不灵”，秦始皇不可能放弃奢华，也不可能做到心静，术士也就得以暂时免责。又比如，开出极其苛刻的条件，著名的术士徐福就编造了蓬莱海神嫌弃秦始皇礼薄，不给仙药的故事，骗得秦始皇派遣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去求药，结果徐福卷款而去。
还有术士对秦始皇说，要想丹药灵验，一是要性情恬淡，二是行踪不能被人知道，一旦行踪被人知道，就会“破功”，“真人”就不会出现。皇帝不见人，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但是秦始皇笃信不疑，甚至改称自己为“真人”，还下令在宫廷里建造复道、甬道，规定泄露皇帝行踪者斩。当然，秦始皇也不是傻子，对这些术士不是没有过怀疑，但是，他要自欺欺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不过，他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后来发生“坑儒”事件，所坑的大多数都是术士。
丹药会让人重金属中毒，重金属中毒可能导致脾气暴躁无常。后代皇帝被丹药给耽误的还有很多，比如，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biàn）早期励精图治，晚年因为丹药变得脾气乖戾；又比如，唐宪宗因为服用丹药暴戾无常，殴打宦官，最后被宦官刺杀；还有，明朝嘉靖皇帝也是因为服丹药导致脾气暴躁，差点被宫女勒死。
作者推测，唐太宗李世民的死可能也跟丹药有关。当时，有人从天竺带来一位方士，此人自称200岁，会炼长生不老药。唐太宗服用之后，并没有什么效果，但他依然很信任这位方士，还让人按照方士的指引四处去求奇药、异石，结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
可惜的是，唐太宗的死并没有给唐朝后来的皇帝提供警示，相反，服丹药几乎是唐朝皇帝的家族传统。唐朝的皇帝，明文记载直接或间接死于丹药的有六个，除太宗外，还有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占唐朝皇帝总数的四分之一。
为他们提供丹药的术士，有的是真正相信自己的法术，有的则是不折不扣的骗子。而术士们的把戏之所以能起作用，还是与前面提到的要把自己行为合理化的心理机制有关。虽然丹药害人，但皇帝们认为，这是因为服食方式不对，配方不对，或者禁忌不全……总之，不能全盘否定丹药。正是这样糊涂的认知，让修仙炼丹这件事延续了上千年。
说完丹药，咱们再来说说另一个好玩的事，就是所谓的“圣人异相”。也就是说，圣人在长相上会有不同于凡人之处，这些“异相”说明他们天赋异禀，是天命之所系。
比如，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传说，刘邦大腿上有72颗黑痣；刘备“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意思是手垂下来能超过膝盖，他的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耳朵；朱元璋脚底板有七颗黑痣，就是所谓的“脚踩七星”。作者认为，这些身体的异相，有的可能是故意唬人，编造出来的，有的可能是把一些病态理解为异相。
比如，项羽的外形特点是“重瞳”，所谓“重瞳”，就是在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历史上有重瞳记载的名人还有舜、王莽、李煜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作者分析，这很可能是一种眼疾，是结膜黑色素斑或结膜黑变病，在眼白上有一块黑色素瘤，乍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瞳孔。
又比如，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体有三乳”，周文王“体有四乳”，就是有三个、四个乳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作者说，这不一定是假的，因为有的人会有副乳，副乳一般长在正常乳房的旁边或者腋下，虽说是一种异常的生理现象，但并不是绝无仅有，更与“天命所归”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出生的时候也有所谓神迹，说他“体有金色，三日不变”。作者推测，这很可能是新生儿黄疸，因为胆红素水平升高，导致婴儿皮肤发黄。黄疸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在出生几天后就会消退，所谓“三日不变”，大概就是黄疸达到高峰的那几天。
那么，这些所谓的“圣人异相”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呢？作者认为，一方面异相能帮当事人确立信心，给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撑，他们觉得自己是天命之所系，会有与众不同的野心，而野心是成就大业必不可少的前提；另一方面，迷信的古人在听到这些异相之后，可能更容易在心理上臣服于他们，因而可以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这是由疾病引发的一个意外收获，疾病既能毁掉一个帝王的性命，也能帮人成就一番大业，这种荒诞和复杂正是历史的奇妙所在。
结语
好，以上就是我想与你分享的精华内容，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中国历史上暴发过鼠疫、天花、霍乱、麻风病等瘟疫，这些瘟疫造成过大面积的死亡，也影响过朝代更迭、战争胜败和文化兴衰。古人想出了很多应对瘟疫的办法，比如隔离、迁徙、改造环境，而中国人发明的对付天花的“人痘法”，为后来的“牛痘术”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的医疗机构以官办为主，而为普通百姓服务的主要是民间医生，民间医生大多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行医。医术较高的御医，因为受到太多限制，很难在宫廷中发挥太大作用。古代的疾病史上有很多荒唐事儿，比如，帝王沉迷于修仙炼丹，把疾病当成“圣人异相”，等等。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疾病不只是关乎个体的小事，还可能在关键时刻影响历史大势，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人类在克服疾病的过程中付出过代价，但也创造了璀璨的文明，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依然会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