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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补遗》第七辑收柳识《唐故朝议郎行监察御史上柱国郑府君墓志铭》，记载了安史之乱中奉先县主簿郑潾及其弟郑洵的事迹： 据《旧唐书·崔器传》： 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寄家奉先时，曾作《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王刘美竹润，裴李春兰馨。郑氏才振古，啖侯笔不停。”其中“郑氏”，有可能即是郑潾。但诗里没有提到崔姓者，崔器出为奉先令当在此后。次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自长安往奉先探家，写作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战乱爆发时，杜甫当在奉先。此后返长安，是因为率府职守所在，必须回去。十五载正月在长安，有《晦日寻崔戢李封》诗。其后又返奉先，应当是请假。五月携家属离开奉先，往白水，投靠舅氏崔顼，主要目的还是为离战区远一些。时哥舒翰在潼关拒守。六月潼关破，长安沦陷。杜甫一家先是西行至华原，再北向坊州、鄜州，其间并无亲友可投靠，只能是为躲避叛军。《彭衙行》诗云：“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限。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小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就是回忆这段经历。
与杜甫携家逃难不同，崔器身为奉先县令，不能事先逃遁，而“没于贼”。自潼关至奉先，不过半日路程。“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3]长安城内，玄宗与杨国忠还谋划了一两日，然后西逃。奉先连这个反应时间都没有（杜甫幸好事先移家白水）。郑洵墓志称崔器“聚兵捍境，势迫先去”，隐去其没贼、为贼守的情节，是因叙事简略，当然也是为尊者讳。所谓“聚兵捍境”，也可能是指其后“榜召义师，欲应渭上军”。“势迫先去”，则只能是指其事败北走灵武。然后才有崔乾祐脱免郑洵之事。 在这之间发生了“贼党同罗叛贼”事。据《旧唐书·肃宗纪》：本年（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改元至德）七月，“甲戌，贼党同罗部五千馀人自西京出降朔方军。”同书《崔光远传》：“八月，同罗背禄山，以厩马二千出至浐水。孙孝哲、安神威从而召之，不得，神威惧而忧死，府县官吏惊走，狱囚皆空。”《仆固怀恩传》：“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贼，北寇朔方，（郭）子仪与怀恩击之。……遂破同罗千馀骑于河上。”又《郭子仪传》：“十一月，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子仪与回纥首领葛逻支往击败之，斩获数万，河曲平定。” [4]所记互有详略，但为同一事无疑。 《资治通鉴考异》至德元年引《顺宗实录》：“忽闻同罗、突厥背禄山，走投朔方，与六州群胡同图河朔，诸将皆恐。上曰：'因之招谕，当益我军威。’上使宣慰，果降者过半。”又引陈翃《汾阳王家传》：“禄山多谲诈，更谋河曲熟蕃以为己属，使蕃将阿史那从礼领同罗、突厥五千骑伪称叛，乃投朔方，出塞门，说九姓府、六胡州，悉以来矣。甲兵五万，部落五十万，蚁聚于经略军北。”《考异》分析“伪叛”之说不可信：“同罗等久客思归，故叛禄山，欲乘世乱结诸胡，据边地耳。”[5]综合以上材料，是否“伪叛”姑置不论，同罗自长安叛逃，当在七、八月；被郭子仪在河曲击败，则在十一月。[6] 同罗投朔方，应该选择什么路线？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考河外诸城内通长安之道有三：其一，循河而上，由丰州南至灵州，内达长安；其二，循河而下，由胜州南经麟、银、绥、延至长安；其三，由天德军直南取经略军及夏州，亦至延州，南达长安。天德、夏州入长安道一千八百里，居中，最捷，“乘传奏事，四日馀便至京师”。[7]同罗部落所取当为路途最短、最便捷的第三道。《考异》所引，称其聚于“经略军北”。据《元和郡县图志》，经略军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南去灵武六百五十馀里。[8]又称其“出塞门”，塞门镇在延州，芦子关就在塞门北十八里，证明他们走的就是此道。 此道自长安北渡渭水，北至华原一百六十里，又一百九十里至坊州，又约一百五十里至鄜州。杜甫携家逃难的主要路线与此重合，只是杜甫携家至鄜州止。杜甫七月中已抵三川（在鄜州南六十里），在华原、坊州均未停留（也许会短暂休息几日）；遇水涨，有《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云：“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有可能短暂滞留。 同罗自长安出逃时间，如采七月甲戌说，则是二十二日（七月癸丑朔），途经坊、鄜，则应在杜甫一家经此路线逃难之后。杜甫将家属安置在鄜州，很可能是因为安史叛军“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9]逃难之人也可以暂时休止，以观局势变化。同罗出逃是一个突发事件，直奔朔方，不会在途中过多停留，但所经之处民众亦必惊扰恐惧，以至遭受劫掠屠杀。杜甫及家人如果此时在鄜州，亦当亲历其事，只是因过程较短，没有在杜甫诗中留有记录。除了《三川观水涨》一诗，杜甫在此逃难途中也没有留下其他诗作。 然而，该事件很可能对杜甫下一步的行动取向产生影响：同罗出塞门后，又引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蚁聚于经略军北，直到该年十一月才被郭子仪击败。经略军（宥州）与延州接境，“出（芦子）关经屏风谷、石堡城，凡六十六里或四十六里至宁朔县。又北十里出秦长城，盖乌延口。……自塞门至乌延，道行山谷，最为险狭”；“又北八十里至长泽县，元和十五年复置宥州于此。又东北四十里至市泽，盖唐末所置乌延城也。……芦关道出乌延口，盖亦总会于此。……而自长泽宥州西行，则经盐州至灵州”。[10]杜甫此前如果有出芦关、投灵武的计划，此时同罗及六胡州部落盘据于此，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大变数。 杜甫携家人在六月开始逃难时，目的地当然不是灵武，而是尽量北去，远离叛军。到七月中旬，肃宗在灵武即位，消息传到鄜州还须数日，这时杜甫才可能动念出芦关、投奔行在。但到七月下旬，便发生同罗叛逃，出芦子关的路线很可能已阻断。杜甫只在《彭衙行》诗中提到“欲出芦子关”，而且是事后追忆，叙事容有跳跃，直接将离白水与投芦子关事相连。诸家年谱及传记均据此记述，而事实上，出芦关计划很可能还未实行就被迫中止了。 不过，杜甫确实离开了鄜州，他的目的地是哪儿？如果按照原计划和当时很多官员的选择来看，当然还是要投奔灵武。也可能杜甫离家时还计划往芦子关，但在途中遭遇同罗叛逃，或得知他们已出塞门，尾随同罗继续北行显然有危险。无论何种情况，杜甫此时都须改变路线。可供选择的路线就是上述严耕望所考第一道。此道又有经庆州、宁州、邠州至长安，与经原州、泾州、邠州至长安两道，[11]都必须首先至邠州。杜甫只有掉头南下坊州、华原，再西行去邠州。《旧唐书·崔光远传》载同罗叛逃之后：“……府县官吏惊走，狱囚皆空。光远以为贼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宅。孝哲以光远之状报禄山。光远闭府门，斩为盗曳落河二人，遂与长安令苏震等同出，至开远门，……领府县官十馀人，于京西号令百姓，赴召者百馀人，夜过咸阳，遂达灵武。”[12]“过咸阳”同样是取道邠州往灵武。 然而，杜甫如果选择此道，则要面临靠近甚至穿行叛军控制区域的危险。此时期长安周围地区的局面十分混乱。如《安禄山事迹》所述：“于时二京全陷，凶威所至，无不荡覆。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其陷贼州郡，贼军所至则为贼守，师才去则相共杀贼归国，反覆十数度，至于城邑为墟，而人心不改。”[13]可见像崔器那样为贼守而伺机反正的府县官员，不在少数。 《资治通鉴》此年八月记事：“自上离马嵬北行，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14]此段记事当是据《安禄山事迹》及其他史料综合而成，[15]但其中不无疑点。首先是时间点不明确。所谓“太子大军至矣”，更像是九月肃宗南下彭原以后的情况；而“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究竟始于何时？据杜甫逃难经历看，鄜州并未附敌。岐、陇等地附敌可能性更小，亦无其他史料证明。其次，所划此后叛军控制范围亦嫌简略，或不尽可信：“北不过云阳”，似太狭。杜甫至德二年所作《述怀》诗云：“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可见即便是鄜州，在此后一段时间还曾有战事。《北征》诗：“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据叙事线索，其地亦应在鄜、坊之间。事实上，此后到至德二年八、九月间，战事陷于胶着状态，唐军与叛军互有攻守，战线随时有变化。“南不出武关”，又似过远。武关在商州东南，距长安约五百里。“自武关西北踰商山、七盘岭、秦岭，约四百里，皆行山中，至蓝田县，始出险就平，所谓商山道也。”[16]叛军虽控制蓝田，但并未采取打通商山道的军事行动，当然也就不大可能深入至武关。 在此混乱局面下，杜甫在所经途中，因躲避不及或某一偶发事件而“陷贼”，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后诗人曾多次忆及：“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喜达行在所三首》）“堕”、“没”，都只能理解为是身不由己、被逼迫陷入此危殆处境，而不可能是出于主动谋划（不论是否另有隐情）。“死去”句更是描述这段出生入死的经历。只可惜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杜甫没有留下诗作，当是辗转危难之中，根本无暇写诗。叛军为应对“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当然会采取堵截措施，阻断道路。王洙《杜工部集记》称甫“以家避乱鄜州，独转陷贼中”，《新唐书·杜甫传》谓其“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虽有推想成分，但应离事实不远。所谓“为贼所得”，不应理解为被捕为俘虏，而是被叛军堵截（裹挟于众人之中），无法脱身。杜甫在长安附近无他处可去，北返鄜州当亦无可能，那就只好选择进入长安，毕竟长安城内有居所，也还有友朋旧人。八月中旬，杜甫已在长安城内，有《月夜》诗。当然其身分很可能不为外人所知，行动也未受限。九月曾至蓝田，有《九日蓝田崔氏庄》、《崔氏东山草堂》二诗。 同罗叛逃事件在安史叛军内部和长安城内确实造成极大冲击，引发恐慌，《崔器传》、《崔光远传》记事可证。据《崔器传》，接下来又有“渭上义兵起，一朝聚徒数万”，规模亦相当可观。但此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不明，“渭上义兵”的具体所指在其他史料中难以坐实。《通鉴》记事只是笼统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此外，《通鉴》将崔器与杨绾等人至灵武时间同系于七月，根据以上同罗叛逃等事件发生顺序，明显不可能。[17]《崔器传》称事败后“器遂北走灵武”，似应在九月肃宗南下彭原郡之前。但这可能只是表示投奔行在的笼统说法，亦无法据以判断渭上兵败的确切时间。 《崔光远传》又载，光远抵灵武后，肃宗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远于渭北召集人吏之归顺者。尝有贼剽掠泾阳县界，于僧寺中椎牛酾酒，连夜酣饮，去光远营四十里。光远侦知之，率马步二千乙夜趋其所，……杀贼徒二千馀人，虏马千疋，浮其渠酋一人。”[18]可知光远联络的归顺义军人数相当可观，但与“聚徒数万”似有一定差距。泾阳在长安北，距奉先也有一定距离。光远至灵武当在八月上旬，然后受委派、做准备，再返至渭北，联络豪杰，截击叛军，大概也已到九月间。 接下来，肃宗至彭原，唐军准备发起反击，以房琯为兵马元帅。十月辛丑（二十日），有陈涛斜之败。据《旧唐书·房琯传》，唐军分为三军，南军自宜寿（盩厔）入，中军自武功入，北军自奉天入，三路都是由西向东进攻，在咸阳境内的陈涛斜与叛军接战。据《崔光远传》，光远是在长安以北地区活动，不知当时是否采取行动配合唐军主力。杜甫《悲陈陶》诗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房琯传》则称“为所伤杀者四万馀人”，两相吻合，但也可能《旧唐书》就是采用杜诗提供的数据。[19]今按《崔器传》载渭上义兵“一朝聚徒数万”，而后“军破”。如果不是遇到重大战事，这数万人不可能一时间兵败如山倒。因此，颇疑此记述即是指陈陶兵败，或与陈陶兵败有关联。[20] 另据《旧唐书·郭子仪传》，十一月郭子仪在河曲击败同罗和叛胡，即还军洛交（鄜州），随后自此出击潼关，对叛军形成反攻之势。至次年三月，大破贼于潼关。崔乾祐退保蒲津。[21]崔乾祐遣骑捉崔器之事，亦不大可能迟至十一月后。因为奉先在唐军自洛交出击潼关路上，叛军此后已无力控制。 以上是杜甫陷贼初期在长安周边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杜甫在此期间可知往长安城外的唯一一次活动，是去长安东南的蓝田。蓝田这时一直在叛军控制之下，所以不禁止长安之内的人员往来。《崔氏东山草堂》诗云：“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自注：“王维时被张通儒禁在东山北寺。有所叹息，故云。”据《旧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等，张通儒时为伪署西京留守，“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22]王维随后也被解往洛阳。杜甫既是为王维这位自己崇拜的大诗人叹息，大概也是为自己虽同为朝官、而竟因阶低资浅逃过拘禁驱遣而侥幸。 杜甫未往长安北面或西面活动，当是因为这两方均是对垒前线，叛军控制防范甚严。由此期间所作诗来看，诗人在长安城内还是有很多消息来源，清楚知道唐军战败乃至战事规模、战死人数。他本人也在长安城内积极传递消息：“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哀王孙》）这些描写也可与《安禄山事迹》等史料记述的此期间长安城内的情况相印证。但仅就其诗作提供的线索来看，杜甫本人应未与长安之外活动的唐军或义兵取得联系。直到次年夏，“脱身得西走”（《述怀》），也是自己谋划，从长安出逃，终抵凤翔行在。 [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按，此志又收入《全唐文补遗》第八辑 [2] 《旧唐书》卷一一五《崔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73页。 [3]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088页。 [4] 《旧唐书》卷十《肃宗纪》，第243页；卷一一一《崔光远传》，第3318页；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第3477页；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第3451页。 [5]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7104页。 [6] 《旧唐书·肃宗纪》：十一月“戊子，回纥引军来赴难，与郭子仪同破贼党同罗部三千馀众于河上。”第244页。与《郭子仪传》记事合。 [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柒引《元和志》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 [8] 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篇柒，即引《通鉴考异》此节为证，第247页。 [9]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7099页。 [1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篇柒，第238、243页。 [1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篇六，第179页。 [12] 《旧唐书》卷一一一《崔光远传》，第3318页。 [13]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与《开元天宝遗事》合刊），第107页。 [14]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八月，第7113页。 [15] 见《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7页。但该书无“贼兵力所及”以下四句。 [1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篇十六引《读史方舆纪要》等，第653页。 [17] 《旧唐书·肃宗纪》载，七月己卯（二十七日），崔光远与苏震等在长安西市杀贼，然后投灵武。《通鉴》记事则谓己卯崔光远至灵武，忽略其间路途所需时间，亦明显不可据。 [18] 《旧唐书》卷一一一《崔光远传》，第3318页。 [19] 《册府元龟》卷四四五《将帅部·无谋》记事亦与《房琯传》同。 [20] 杜甫诗中另有一处疑点，即与《悲陈陶》作于同时的《悲青坂》：“我军青坂在东门。”青坂所在不详。咸阳在长安西，而诗为何称“东门”？或许可以理解为当时有义兵在长安北面活动，逼近东门。 [21]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第34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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