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简析

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特质的存在，使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丰富多彩的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形态的内在文化本质。同时，纵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从其产生到发展，然后到衰落，始终伴随着这种文化从空间内的某一个点萌生，继而传播扩散到更为广大地区的过程。由于传统建筑装饰语言传播时所承载的文化载体不同，传统建筑装饰语言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播规律就变得极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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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文化特质

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s）是指文化的单个要素。这些特质构成了文化整体。文化特质是各种社会群体，乃至更大的社会基础性的、认同的特征，它们是文化的认同符号（identifier）。文化-特质的特点是可以使其具备特征化，人们通过传统、范例和教导将它们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1]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备自己特征的装饰语言符号，它包含了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精神文化特质、制度文化特质、生产和生活特质几个方面，这些特质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多层次内涵。

1.1 精神文化特质

文化特质中精神文化特质一般是指学习行为、态度以及群体信仰。[1]对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而言，它包括渗透在传统建筑装饰中的文化态度和宗教信仰等。例如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大量民居建筑装饰中所反映的生活理念、审美创造心态等都是这种精神文化特质的表达。

传统建筑装饰语言作为文化而存在，它是静止的、稳定的，是传统建筑文明的结果和知识的积累，表现为一种符号，是文化精神传统的具体表现或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分析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可以透过其文化现象，窥见某些难以复见的传统。这些传统往往恰是其精神文化特质的体现。

传承性与稳定性：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特质一经形成，便表现出极为鲜明的传承性与稳定性，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着深刻的关联。一种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可以数代相传，在其传承过程中虽然发生部分形态的演化和改变，但其基本形态保持着稳定性，它的精神文化特质依然不变。如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龙”的符号形态，历经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无数次权力更迭，它依旧是封建社会表现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反映古代封建社会集权思想的精神文化特质。

导向性与控制性：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特质同时表现出导向性与控制性。导向性是指其文化特质形成后，对于社会文化意识、社会行为准则、信仰倾向等的直接或间接导向。传统建筑是人们难以脱离的生活和活动的场所，传统建筑装饰又是其中最具文化特色的组成部分。它表达的思想理念，无时无刻不在潜在制约和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常常是看似平淡的建筑装饰，实则是封建社会精神的桎梏。当然大量的传统建筑装饰符号也同样是调节封建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情操的工具，很多乡土建筑装饰具备的教化功能就是很好的例证。

1.2 制度文化特质

文化特质中的制度文化特质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法制度等，它们是生产和生活的制度和机构保障。[1]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特质中的制度文化特质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

等级制度：由于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在传统建筑装饰中，尤其是官式建筑的装饰上，一直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制度。从装饰的图案纹样到装饰的色彩，从室内天棚的吊顶形态到建筑彩画的分类，从建筑大门装饰到建筑隔扇门形式，从屋顶的瓦饰到台基的造型，可以说等级制度在传统建筑装饰上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它统治了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几千年的历史，而且随着中国建筑历史的发展而日趋严格，直至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

管理制度：宋《营造法式》作为朝廷至上而下、指令性的法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建筑工程管理制度和规范，其中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当时建筑装修和装饰的问题。如对于建筑彩画的具体规定，对于多种建筑门类的规定，对于顶棚和藻井的规定等。清工部颁行的《工程做法则例》，更为详细、完整地记录了对于装修的用料、用工的规定。如将清式彩画中的和玺彩画又分为金龙和玺、龙凤和玺、龙草和玺、凤和玺四种，每一种类型又限定了具体的使用对象，同时也非常细致地划分了其中的等级制度。

1.3 生产与生活特质

生产和生活特质是文化特质中最原始的要素，也是最活跃的要素。在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特质中，它包括建造技术、劳动工具、装饰元素等。从大量的传统建筑装饰实例上，传统建筑装饰语言正是处在艺术与生产和生活的交汇处，相当多的部分具有着实用性功能。因此，传统建筑装饰具有一种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原初性。在这里传统建筑装饰的生产与生活特质是与其表现手段、表达方式的民间化与生活化一致的。

传统建筑装饰语言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带有很大成分的生活原型的特点，在它的装饰内容上，常常表现为最大限度地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有时是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成为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乡土建筑装饰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清代苏式彩画中的包袱内（图1）和聚锦彩画内，常描绘生活故事情节或现实生活景观，在箍头部分将生活器皿作为装饰图案。在民居的砖雕中，也常以民间故事传说的场景来作为装饰的语言，甚至在南方民居的屋脊装饰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建筑装饰语言（图2）。

图1 北京颐和园苏式彩画

图2 陈家祠

传统建筑装饰的这种生活性特征，决定了它的创造必然随着生活的需要和生活的改善而不断改变和完善，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由于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使传统装饰的本质特征、功能目的、形式特征都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成为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02

 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文化载体

无论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还是建筑文化，在其传播时基本上是历时性的纵向传承，或者是共时性的空间扩散。“文化的传播，既说明了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即价值的异质性），也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即内涵的兼容性）。前者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后者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1]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建筑装饰语言的传播进程中，由于其文化载体的不同，文化的特质不同；所在文化区域地理位置的不同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在其内部一定包含着具有个性特征的规律。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过程是通过建筑文化建筑载体的传播来完成的。一般来说，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分为物化的载体和人化的载体。由于建筑文化载体的形式与属性的不同，对建筑文化传播的作用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

2.1 物化载体

文化地理学通常把典籍、器物等物质实体所承载的文化看作文化的物化载体形式。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自身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物化表现形态，绝大部分的建筑装饰是依附于传统建筑而存在的，因此很难做到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以建筑载体的形式来进行。只有少量体量较小且可以移动和独立存在的建筑装饰，可以通过这种建筑装饰构件的物化载体形式进行传播。绝大部分的传统建筑装饰文化传播是通过人化载体来完成的。

当然，通过典籍、书画、器物的物化载体传播也是建筑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宋《营造法式》就是由当时官方颁布、并在全国广泛传播的，带有建筑法规性质的，以工程管理为目的一部建筑典籍。该书详细记载和规定了当时建筑装饰的很多做法，并配以大量的建筑装饰图样。由于该书影响深远，对当时建筑装饰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其后清代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与《营造法原》等，也与宋《营造法式》一样，也是以典籍的物化载体方式，实质性地完成了清代建筑装饰语言的传播。此外，中国古代的绘画、器物等的传播，也对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传播有间接的作用。

物化载体对于文化的传播固然有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通常是通过对文化的传播进行浓缩抽象和静态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传播的只能是一定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残缺的和片面的，很难全面表现出一定文化综合体或文化体系活的生命力。[1]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言有其极为丰富的建筑文化语言形态，极为广泛的装饰语言景观区域，实际上不仅仅是通过物化载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而更多的是通过人化载体的方式来完成的。

2.2 人化载体

人化载体形式包括人的思想语言、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等。文化地理学的学者认为：“相对于物化载体形式而言，人化载体是文化传播中最为有效、最为直接的方式。因为人是文化的活化身，在人身上充分体现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在跨地域的交流过程中，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最能直接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特征。频繁的人际交往不仅能够传播和交流文化，而且还能创造文化。在跨地域、跨文化的人际交往中，不同文明、文化会发生碰撞，会出现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也会出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并且能实现文化的接合与超越。[1]

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传播中，人化载体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首先是在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传播区域内，有着相同的传统文化思想意识基础，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这一思想意识直接地关系和限制着人们行为方式的规范和准则。而相同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其次如前文所述，历史上多次频繁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包括其中大批建筑工匠的流动，例如“中国北方的几次大战乱促使汉人南迁，使北方建筑移植南方”[2]，另一方面“自两晋以后繁盛起来的江南文化也对北方产生了影响，使得建筑装修及工艺水平由唐辽以来的雄大之风向柔媚格调转变。”[2]此外，康熙、乾隆两帝的数次南巡、南士进京为官、北方园林设计聘用江南画家文士和技艺工匠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北建筑装饰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都是传统建筑文化传播中具有意义的事件。

据中国古代建筑史记载，在明清时期曾为皇家建筑作出过极大贡献的一批技艺高超的建筑工匠，很多都是来自江南及其他各地。如江苏吴县人蒯祥、江苏武进人蔡信、越南人阮安、上海人杨青（瓦工）、无锡人陆祥（石工）、陕西韩城人郭文英（木工）等都参与多项北京的皇家建筑工程。如此众多的著名建筑工匠，将他们的卓绝建筑技艺与京城和皇家统治者的经济财力相结合，创造出叹为观止、名扬天下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就，当然包括技艺卓绝的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再者，如传统建筑文化扩散传播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作为人化载体的人员流动是实现该传播的关键因素。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作为传统建筑文化载体的人化载体在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也是最积极和最活跃的构成要素。

此外传统建筑工匠的技艺传播方式，多数是以家族相传或师徒相传的方式来进行的，这种方式不利于传统建筑技艺的快速广泛传播，相对较为落后。但这正是传统建筑文化的人化载体独特的行为方式，是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相一致的。

03

 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道”与“器”

中国古代《周易·系辞上传》上记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把传统建筑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划归为“道”文化，生产与生活文化属于“器”文化。“道”文化是抽象的高层次文化，在传统建筑装饰上可以理解为依附于传统建筑装饰的思想理念、价值理念、等级理念、空间理念、生活理念等。反之，“器”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是形而下，在传统建筑装饰上体现为装饰材料、装饰工艺、装饰技巧等，它是传统建筑文化的物化形式。由于二者的属性不同，二者在传播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差异。

3.1 装饰之道的稳定性与排他性

传统建筑装饰之“道”，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表达，有着极为复杂的属性。它的价值和作用在于直接与建筑拥有者和使用者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密切相关。它涉及人的信仰、价值、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多方面，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持久性，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建筑之“道”经常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会发生建筑文化理念和建筑价值观念以及建筑审美习俗的冲突。例如常常会出现，在一个文化区流行并被人们喜欢的建筑装饰语言，但在另一个文化区则被视为无法接受的。这其中既可能有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也可能有审美习俗上的差异。传统建筑装饰之“道”的这一特性，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传播，当在文化特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域之间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这种排他性就更强。

“道”文化因其积淀性和凝固性而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不容易被改变，也不容易被其他文化持有者接受。如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最具影响力的装饰符号“龙”的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从初期形态的简约，到后期形态多变，从早期文化语义的单纯，到后期文化语义的复杂。但是“龙”当作为皇家建筑的专有建筑装饰符号定性之后，就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少有大的改变。尤其在官式建筑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传统建筑中也经常利用一些装饰符号来象征和寓意某种思想观念，如吉祥装饰纹样的运用，从汉唐直至明清，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无论装饰的具体形式是简单还是复杂，无论装饰材料是高贵还是平凡，无论装饰工艺是精湛还是粗糙，在吉祥装饰主题的文化语义上是一致的，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稳定性，直至今天依然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传统建筑装饰“道”文化的内涵，往往通过更容易直接表达其文化语义的装饰语言符号来传递信息，所以常常采用具象的、写实的、具有情节的装饰内容，有时直接运用文字语言作为装饰形式来表述（图3），并采用绘画、砖雕、木雕、灰塑等便于细腻展示内容的形式来表现（图4、图5）。因为只有这种非建筑装饰语言才能更完整、清晰地将建筑主人的思想意识或者生活理念表达出来。同时借助建筑自身的永固性来强化和保障这种传统思想意识的延续，从而把传统建筑这个本来应只具有单一使用功能的场所，通过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运用，通过“寓教于饰”的形式，使之成为当时封建社会思想意识传授和熏染的场所。这也是传统建筑装饰之“道”的独特之处。

图3 北京故宫乐寿堂匾额

图4 浙江东阳卢宅村卢宅正厅梁架雕刻

图5 安徽卢村志诚堂隔扇门裙板木雕

3.2 装饰之器的通用性与适应性

与传统建筑装饰之“道”相对应的“器”文化，因距传统建筑装饰“道”文化所包容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的内涵较远，没有明显的民族差异性，很少有文化的情感特征和价值冲突，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技术性的价值成果，或者说是一种中性的工具价值，也可以说它仅仅具有形式化的表现和工具意义。因此在不同文化中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和适应性。

正是由于传统建筑装饰“器”文化与“道”文化的这种不同，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上更多地表现为装饰工艺与技巧的运用、装饰材料与形式的选择。前者可以包括如绘画、雕琢、砌筑各种装饰手段，后者可以是砖、石、木、琉璃等多种建筑装饰材料。无论这些传统建筑装饰的工艺技巧和材料形式产生于哪一种文化区域，或者是哪一种建筑文化背景之下，由于其可以脱离传统建筑装饰之“道”文化的影响而存在，所以除受自然条件制约之外，可以不受其他任何制约地在任一不同文化区域传播和应用。

传统建筑装饰“器”文化的符号，除上述的几点特征之外，还可以表现为包括传统建筑上的装饰线脚、几何图案等抽象的，或者能清晰反映装饰材料肌理和结构逻辑的建筑装饰语言形态。这些更偏于具有建筑属性的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往往与上述的装饰工艺技巧以及装饰材料一样，可以随意地被广泛传播和应用。

3.3 传播过程中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传统建筑装饰之“道”在不同文化区域之间虽然具有文化传播的排他性，但这是指在一般概念下的文化传播规律。当“道”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特质发挥更为积极，或者说起主导作用时，就会产生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推行和限制某种建筑装饰语言符号的使用。如中国古代官式建筑色彩的应用，黄色成为帝王建筑和部分宗教建筑的专有色彩。和玺彩画、龙凤纹样也同样被帝王建筑装饰所独占。传统建筑装饰的等级语义被强制性地自上而下推行，正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建筑文化特征。但是这种具有等级语义的装饰语言，即便是自上而下的传播、强制性的推行，也构不成整个社会建筑装饰文化景观的主流，因此在数量上它只能是一少部分，但却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是传统建筑装饰之“道”的重要一环。

与之相反，大量产生于民间生活的、与当时社会最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相一致的、符合社会审美情趣标准的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符号，都可以看作是以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来进行的。这种传统建筑装饰语言景观数量巨大，品类繁多，是传统建筑装饰文化景观的主流。对于传统建筑装饰之“道”文化的内涵，它揭示和包容得最为广泛，上至达官贵人的思想情操，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理念。对于传统建筑装饰之“器”文化的表达，由于地域广阔、材料各异、形式多样，因此其形态可为千姿百态，无所不有。从而成为传统建筑文化景观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传统民居建筑上表现得更为典型（图6～图9）。

图6 北京故宫太和殿藻井

图7 泉州延平郡王祠门楣木雕垂花

图8 宝纶阁梁架彩绘

图9 江西婺源江湾大宗祠五凤楼抱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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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

选择接纳与文化整合转化

传统建筑文化具有空间差异，这种空间差异性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任何建筑文化只要能够在一个地区存在和发展，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价值。因此，不同地区建筑文化之间没有严格的价值高低可比性，也不存在建筑文化一定是从某一类地区单向传播至另一类地区的。建筑文化在地区间的传播通常是相互的，选择接纳和整合转化是建筑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必然。

4.1 装饰语言的选择接纳

建筑文化的地区间传播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扩散过程。在建筑装饰语言扩散的进程中亦存在选择接纳现象，而前提就是对特定建筑文化价值的认可。建筑文化的传播程度也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以及满足特定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的需要程度。有的建筑文化价值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此地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在彼地却不一定表现出相应的价值。例如，在南方传统民居建筑中广泛使用砖雕、灰塑作为装饰语言，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以南方常年湿热的自然气候条件为前提的，是最适应地域自然与实用需求的建筑装饰语言符号（图10）。而在北方传统民居建筑中与此相反，常年气候以寒冷干燥为主，较多采用色彩饱和的建筑彩画作为装饰语言（图11）。因此在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中，南方建筑的砖雕艺术就远比北方建筑的砖雕艺术成就高得多。反之，北方的建筑彩画艺术也要比南方建筑彩画艺术更为精湛和讲究。由此可知，当北方与南方的建筑装饰语言相互传播时，双方都更多的是以满足自然条件为基本前提做出选择，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图10 名善堂门楼砖雕

图11 北京文昌胡同某宅垂花门

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告知我们，“通常与一地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的文化特质的传播具有地域局限，而那些与自然环境联系不密切的文化特质，在扩散时相对容易，并具有广阔的地域适应性”。[1]中国传统建筑分布在极为广大的区域，不同区域的传统建筑装饰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其存在的合理性。大部分的建筑装饰语言符号都具备广泛传播的文化特质，因此当这些建筑装饰语言符号不受地域的自然和材料约束时，就可以在各文化区之间扩散传播，这一扩散传播的结果是繁荣了各个地区的传统建筑装饰艺术，促进了各个地区建筑装饰文化的交流和提高。如传统木构架建筑中的斗栱、脊饰、台基栏杆、室内外门窗隔扇等，其形态极为丰富，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被广泛使用。这一被广泛选择和接纳的结果，正说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基本形态具有极好的适应性。

再者，建筑文化的价值取决于建筑文化自身内涵，它包括建筑文化的要素与结构、类别与风格、质量和品位等。以中原文化为基础而创建的木构架建筑体系，作为一种先进、强势的建筑文化，它成为传统建筑文化的主流，影响着周边的诸族诸国，并逐渐形成了传统建筑文化圈。由此衍生出来的传统建筑装饰语言也同样成为当时建筑文明的代表，成为高质文化向低质文化传播和替代的具体表达。如在沈阳故宫的建筑装饰上，虽然还可以看到不少表现北方地域以及喇嘛教的装饰语言，但其基本的建筑装饰已经趋于汉民族文化为主的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图12、图13）。待进入北京之后，很快就全面接受了以中原建筑文化为核心区的传统建筑装饰文化，原有地域文化的符号已完全淡化、被替代，只保留了极少的局部符号。这应该看作是对高质文化的一种选择和接纳，同时也意味是对低质文化的抛弃。

图12 沈阳故宫大政殿台基

图13 沈阳故宫大政殿藻井

4.2 装饰语言的整合转化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过程中，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和吸收，形成一种与原来文化不尽相同的新文化的过程”。“文化的整合同时也是文化的综合作用。它不是不同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新文化的酝酿、孕育、生长过程，是文化竞争和发展的必然过程和重要动力，是不同文化间因接触而冲突、而融合的必然产物”。[1]这种文化整合与转化的现象，在传统建筑装饰的扩散传播中同样存在，并且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例如徽州民居建筑装饰，由于文化并非原有徽州地区土著的山越文化，而是传统建筑文化核心区的中原建筑文化被中原士民以迁移传播的方式扩散到徽州后，结合徽州特定的地理条件而形成的具有徽州地域特色的一种新质建筑文化。尽管它的基础是中原建筑文化，但它却是中原建筑文化与山越建筑文化的重新整合融汇，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建筑文化。

徽州独特的盆地地形结构，形成相对隔绝封闭的环境，减少了外界的干扰，使徽州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相对封闭也相对稳定。同时为进入盆地的中原文化、吴文化和徽州土著文化的交流渗透、融合同化、升华转化，从而为产生出新质文化提供了较为宽松良好的自然环境基础。这也是传统建筑装饰文化整合转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徽州民居建筑装饰以砖雕闻名，是随着徽商的发达而兴起的。其独具魅力的建筑装饰语言，是明清徽派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后江南传统建筑装饰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徽州民居建筑的砖雕，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不但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具有很强的人文思想性，多以戏文故事表达。砖雕技法精湛，风格细腻繁缛，注重画面的情节性构图，层次也越趋丰富。这些都与当时流行的新安画派讲究画面构图的典雅绚丽风格很接近，所以徽州民居建筑砖雕在审美观念和创作取向上应该是受此影响的（图14）。

图14 旷古斋的门楼方框

建筑文化整合除在不同的大型建筑文化区之间相互接触时存在之外，在一些具体的单项建筑文化要素的生成发展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中国传统建筑中最为典型的建筑构件——斗栱的传播扩散过程，就充分体现了文化整合的特色。日本与朝鲜的古代建筑都源自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其斗栱的式样在传至该国度后，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新的建筑文化整合，斗栱以更适应当地建筑文化的新形态而出现。此时的斗栱既有中国传统建筑斗栱的基本要素，又体现出诸多日韩传统建筑斗栱的特征（图15、图16）。这种开放、接纳、包容的建筑文化理念是整合后形成新型建筑形态的前提。

图15 朝鲜时代的建筑彩画

图16 日本奈良木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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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思考

（1）当将传统建筑装饰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时，就会发现传统建筑装饰承载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思想，在它的身上可以感受传统文化诸多方面的内涵。研究传统建筑装饰如果仅仅是从装饰本身的形态特征和工艺做法等方面展开的话，应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无法揭示传统建筑装饰内在的文化属性，而其文化属性和文化内涵，恰恰是传统建筑装饰最丰富、最有特点，同时也是最有魅力的组成部分，所以说传统建筑装饰的文化学价值是不应被忽视的。

（2）传统建筑装饰的文化属性使其成为文化地理学最理想的研究对象之一，开展传统建筑装饰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将直接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起到充实和提高的作用，尤其在传统建筑装饰语言文化特质、文化传播、文化扩散等诸多方面。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进行解读是恰当和适宜的。反之，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来说，也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3）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文化特质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密切相关，依其文化特质源地不同，可分为单核源地与多核源地，亦会呈现不同的差异性。每一种建筑装饰文化特质的源地沿着特有的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发展时，它们的建筑技术、建造工艺、建筑理念等也随之向周边地区扩散，扩散范围远远超出其文化自身的疆域范围。不同的文化特质源地有着不同的扩散区域和不同的扩散途径，这些都直接影响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传播。

（4）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迁移扩散模式与扩展扩散模式的不同，其扩散方式与扩散结果也就不同。扩散障碍也是传统建筑装饰语言扩散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自然障碍与文化障碍的不同，文化距离与绝对距离的差异都直接影响着建筑装饰文化的扩散。在扩散传播过程中，由于地域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传统建筑装饰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众多的演化形态。从而为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言的丰富多彩提供了可能。这些系列相关问题有待专进一步专题分析解读。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吕小勇，刘大平，徐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