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溪本土徽学研究七十年 方 静 微信版第1235期 概要：绩溪本土徽学研究，源起于地方史料的官方整理与志书编纂。嗣后，民间地方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渐成风气，并初步形成了一批学术中坚力量。随着一批徽学论文、专著、内刊的推出，学院与绩溪本土学术交流互动的展开，在徽菜、徽商、古村落及本土人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发现、收获和突破，在徽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绩溪本土 史料 学术影响 民间 从歙县析出建县，绩溪先后隶属新安郡、歙州、徽州，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已成为徽州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两代，绩溪七次修志，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乾、嘉、道之际经学流派绩溪“礼学三胡”蔚起，晚清胡培系编《绩溪金紫胡氏所著书目》等刊印，邵棠《徽志补正》《大障山辨》《闻见晚录》等著作问世，光绪三十年汪子青《绩溪地理图说》稿本完成，民国程本海主编的《微音》杂志中有关徽州绩溪、商业与文化的专题调查，胡嗣运著《嘉庆志补正》，特别是胡适倡修《绩溪县志》时有关“大绩溪、小绩溪”方法论指引，对于后来绩溪本土徽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是绩溪本土徽学研究的先行者。 新中国成立后，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绩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葛剑寒编纂《绩溪新志稿》为发端，逐步展开了绩溪历史与文化的整理与研究。1984年，县档案馆胡士敏撰写《绩溪蚕桑史》 。1985年，绩溪人石原皋《闲话胡适》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掀起了胡适研究的小高潮。1990年，胡成业、汪福琪等牵头筹建“绩溪县徽学会”，1991年6月“绩溪县徽学会”成立。进入二十一世纪，绩溪县胡适研究会、绩溪县（汪华故里）徽学研究会、绩溪县徽文化研究会相继成立。一大批地方本土学者和爱好者，从搜集梳理乡土史料入手，对绩溪宗族、村落、徽商、徽菜、徽墨、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７０年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 ，七十年来绩溪本土作者编著文史书籍１８０余本（套），其中正式出版物４０余本（套），撰写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有力地夯实了绩溪本土徽学研究基础，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地方史料的官方整理与志书编纂 １、以修志推动地方文史资料整理。新中国成立，1960 年,绩溪县成立新志编写小组,由副县长葛剑寒主持,7 月至9 月完成《绩溪新志(草稿)》。全书用毛笔和钢笔手写,约12 万字,分两册 。1983 年5 月,县直76 个单位相继建立专业志编写领导小组,全县参与修志的人员达350 人。1989 年年底,县直73 个单位相继完成专业志初稿。1990 年年底《绩溪县志》初稿撰成 。县志办以编纂《绩溪县志》为契机，牵头组织了一批学人开展了较系统的乡土地理、风俗、人物、经商、政治、不可移载体等资料收集整理，历十年，斩获2650万字资料和400余幅历史图片、拓片，在历史考证、事件甄别、资料拾遗、口碑采集、实物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１９９８年《绩溪县志》正式出版。大徽村遗址、天目瓷、澄心堂纸、重要碑刻和胡适书信手迹等首次在县志中出现。紧接着，嘉庆版《绩溪县志》纳入安徽省历代方志丛书点校，２００７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与此同时，一批县级科局单位编纂了《教育志》《商业志》《交通志》《城建志》《财政志》《公路志》《工商志》《林业志》《卫生志》《血防志》等专业志书１０余部，收集整理了丰富的史料。进入二十一世纪，县政府又展开了新一轮修志，并于２０１1年末完成，全书计235万字。 ２、以文史资料抢救调动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绩溪县政协文史委积极抢救挖掘史料，从１９８５年６月起共编纂《绩溪文史资料》５辑，收集珍贵资料文章１６０余篇。１９８８年，县民政部门编纂了《绩溪县地名录》，收集了大量乡村地理资料。县方志办整理了《徽岭南北》一书，为98版县志拾遗补缺。２００５年，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同时，县长潘万金主编《名人故里》丛书１２卷，计58万字，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县档案馆组织人员编纂了《徽墨志》。洪树林等参与了黄山市《徽州文化大辞典》编纂。胡亚虎、章洪立、赵正中、汪自源等12位参与了黄山市档案局组织的徽州方言语音档案建档。方静、汪振鹏、胡毓骅、葛循猿、邵名农、章锡其等参与了黄山市有关部门组织的《徽州百祠》《流风遗泽》《新安程氏与徽州社会》等书的编写。２０１９年，由绩溪县委宣传部牵头，方静主编的《绩溪家训》由黄山书社出版。  ３、以文物考古遗存保护推动实证研究。数十年来，地下文物、名人资料和历史文化遗存不断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本土徽学研究的视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８３年，通过考古，境内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六处 ：胡家村遗址、庵顶上遗址、水楂山遗址、社屋上遗址、方家园遗址、龟山上遗址。其中，1951年在长安镇中团胡家村发现印纹陶片、磨制石器等遗物多件，在遗址附近的水楂山、坦头、瑞川等地，也均有磨制石器出土，证实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有过相当规模的人类活动和文明创造。曹助林撰写了《关于绩溪旺川出土古钱的探讨》 一文。同时，专家考证唐宋时畅销日本的“秘色瓷”为绩溪城郊霞间窑、仁里巷口窑、湖里窑生产的“天目瓷” ，并对史志书的“汪王故城”“大徽村遗址”“澄心堂纸坊遗址” 等进行了田野调查，找到了实物佐证，解决了一些历史悬案。 县文物局成立后，方玉良整理了《文物抢救与保护大事记（1955一1995）》 ，并撰《历史文化名城一一绩溪的规划与保护》，对绩溪现存文物保护及考古提出了见解。县政府先后二次组织了大规模的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相继成立了绩溪三雕博物馆和绩溪县博物馆。汪汉水对梁安县治所“河东市”进行了考证。章新如退休后，花十多年时间调查整理了华阳古城遗迹资料 ，出版了《绩溪县城古迹》一书,收集了碑刻、宗祠、桥梁、庙宇等大量不可移动文物资料。许多村志对村内重要文化遗存如荆州上胡家七星圳、仁里百步钦街、伏岭下金街巷、石家村棋盘街、浒里村荷花形结构、鄣山天子墓等进行了调查记录和初步研究。 从1980年始，绩溪县文物管理部门先后多批次呈报文物保护单位。现有国保单位5个，省保２９个，县级保护单位４６处。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 ２项，省级２２项，市级 ５９项 ,县级１３０项。绩溪县档案馆还征集了一批民间珍贵文物、信函和书画资料。 绩溪人尚有“崇文”“惜字”“辩学”传统，家学源远流长，民间家藏有大量的族谱、契约、古书资料，这为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徽学研究渐成风气。 （一）徽商研究硕果累累 绩溪独受多山之累，资源贫乏、地理更偏，以茶商、墨商、酱制品业、徽馆业稍占优势。方静先生透过胡近仁《程裕新茶号之过去与将来》一文考析及上海程裕新茶庄发迹史的考证，认为民国胡近仁是最早涉足绩溪茶商本土研究者 。新中国成立后，绩溪县政协有识之士较早关注绩溪徽商活动课题。县政协主编的《绩溪文史资料》中收录有关绩溪商人研究文章３０余篇，其中有，胡懋恺《胡咸春药店在淳安》、纪铎《绩溪人在三溪》、胡乐丰《上海汪裕泰茶号创业史略》、徐子超《遵义胡经商概述》、《绩溪盐商述略》 等。 后来，由县方志办组织，邵之惠主编的《绩溪徽商》（内部资料）１－５集，收集了本土学者研究绩溪徽商论文资料100余篇。其中，邵之惠《绩溪徽商概览》一文，对绩溪旅外徽商从行业、名店、分布、经营、同乡会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梳理 ，对汪近圣、胡桂森、胡天注、胡雪岩、汪立政等40余位绩溪籍徽商人物进行了重点介绍。县志办张壑在《绩溪徽商录》一文中辑录了４３位绩溪籍徽商。邵岚、毛新红整理出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绩溪徽商老字号名录”1200余家，被收入黄山文化研究院编纂的《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 。其中胡庆余堂、胡开文墨庄、鉴古斋墨店、汪裕泰茶庄、程裕新茶庄、亚东图书社，以及清末民初在上海、武汉、杭州等大中城市诸如大富贵、大中华等徽馆 ，都是著名的实业品牌。旅居兰溪的绩溪人方念裕所著《徽商人文志》中介绍了民国四年（１９１５）绩溪人章恒升酱园“三伏秋”酱油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 。胡云撰《胡开文徽墨史略》 。胡成业撰《徽州会馆辑览》 。２００５年，胡卫星等著《走进徽商》 。２０１３年，余川汪本铨编《汪惕予研究资料》一册，对上海汪裕泰茶庄创始人汪立政及其子汪惕予营商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  方静主编的《绩溪徽学通讯》登载绩溪徽商研究论文６６篇，其中经传方、余百慧《临溪商埠盛衰史》 ，曹健、石磐安《岭北石家村药商世家调查》，汪昌益《绩溪人在郎溪经商述略》，唐延军《绩溪人在上海商埠打拼的成就》 ，汪俊赓《试谈绩溪古仁里徽商程序东们的兴起与衰落》等，史料发掘都有突破。胡毓骅曾在《徽州社会科学》、《绩溪徽学通讯》等刊物发表了对绩溪胡开文墨发展历史研究的系列文章６７篇，包括《胡开文墨业系年辑要》 《解读徽墨“胡开文”之谜》《胡恩森——胡开文墨业的最后传人》《芜湖胡开文是“源记”还是“沅记”》《对徽墨志的几点质疑》等，同时，对绩溪商人吴兴周明远公司、汪孟邹芜湖科学社经商创业 ，也有较深研究。章基丰对瀛洲人在淳安、衢州经商，汪福琪对南观汪氏在郎溪和江苏溧阳、定埠经商及酱制品行业的发展，葛循猿、程庸琪对绩溪徽商周绥之的研究，邵名农对绩溪石（九佳）传统铸锅炉坊生产历史的挖掘，汪后华对岭北坦头村晚清徽商洪舜琴、洪荣才等资料的整理，都反映了绩溪徽商外埠营商规模和特点，新史料不断发现。 徽菜起源及徽馆业研究成果卓著。张脉贤、邵之惠主编《徽州文化全书、徽菜卷》，并出版了《中国徽菜》单行本。邵之惠早期发表的《徽菜发源绩溪考》 《徽菜的人、物和谐及其社会价值》 《论徽菜的形成与发展》 ，邵培奇《徽菜沿革在绩溪》 ，高耀钰《徽帮菜系的继承与复兴》 、唐延军《徽商故里发现徽菜馆始祖程树鹤》 ，邵期静、邵名勇编著的《文化徽菜》一书等，对绩溪人在徽菜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及徽馆业发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充分肯定了绩溪民间“赛琼碗”活动对徽菜菜系形成的杰出贡献。晚清和民国时，绩溪的徽馆业规模达到高峰，故有“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之谚。葛循猿在《绩溪徽学通讯》上发表了《徽商之路》 之一至之五系列文章，阐述了绩溪商人通过艰苦创业收获的“大绩溪”范围以及所表现出的“绩溪牛”精神。 （二）古村落研究方兴未艾 绩溪原居民开族村落资源丰富，民间乡贤尚来十分重视村史的整理，累计发现千年古村３０多个，明清古村近百个。２００２年，由民政局牵头，洪树林、汪福琪主编的《走进绩溪山村》 ，最早涉及绩溪古村落文化挖掘。２００３年姚民和编《中国龙川》。２００４年洪树林参与黄山市《徽州五千村。绩溪县卷》编纂。嗣后，一批研究古村落著述相继问世，包括汪俊赓主编《千年仁里》，曹健主编《旺川古今》，章竹简主编《瀛洲钩沉》，汪汉水编著《荆州遗韵》，程尚远主编《绩溪西川》，方静编著《传统村落尚村》，黄来生编著《蜀马》，汪后华编著《千年一叹古坦头》，汪本铨主编《人文余川》，石盘安著《一村北向——古风徽韵话旺山》、潘汉雄编《皖东南一角－－和阳》、吴瑞煌著《乡土龙丛》。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研究绩溪古村文化的论文。如汪琴鹤对大徽村消失原因的系列考证 ，汪汉水对华阳镇麻鸭村、荆州何家村、瀛洲浒里村的调查 ，许梦华《保护磡头古村落的思考与建议》 ，胡毓骅《上庄解读》 ，曹健《探秘石家村》 ，章锡其《绩溪双溪古镇考略》 ，汪后华《岭北寺后十八村》 等。方静撰写了冯村、尚村、鱼龙山村的田野调查报告，撰写了《传统徽州村落文化生态保护的若干思考——以绩溪古村落保护为例 》 《徽州古村落价值与传统村落保护》 《绩溪现存两处明朝大型水利工程遗址研究——东青岭大塘、竹里麻果堨个案考察》 等数篇论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有关尚村“积谷会”自治模式，竹里明代崇祯年间《殊字鳞册》发现，十五都东青岭明代大塘、山云麻粿堨大型水利工程发现，伏岭村邵氏总祠“回图腾”和“永例会”资料的发现，绩溪徽派盆景发源地洪村（仁里）发现等 ，进一步深化了绩溪村落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  （三）村志宗谱研究热潮不减 在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振兴研究的同时，绩溪民间出现了一股“村志热”，先后出版村志１６部，抢救性地挖掘整理了一批史料。其中，许传成、许晓骏编《磡头志》 ，坦头村委会编《坦头村志》，余川村委会编《余村志》，吴关善编《吴家坑村志》，汪卫家编《水屋村志》，冯耀章主编《冯村志》，洪竹胜主编《石（九佳）村志》，胡昭璧主编《龙井春秋》，章新如主编《华阳镇志》，耿培炳主编《仁里村志》，胡泉雨等主编《霞水村志》，胡承哲主编《上庄村志》。方静主编《竹里志》《梅间志》《东岩志》。目前正在编纂的还有《霞水古里志》《瀛洲村志》《松木岭村志》《仿儒村志》《大源村志》等。 宗族研究是村落文化研究的重心。汪琴鹤在《绩溪家族提要》《绩溪民间族谱收藏》 两篇论文中对东晋以后迁居绩溪八十七个姓氏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梳理，包括对档案调查中发现的绩溪民间一百种藏本族谱的介绍，把绩溪原居民姓源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方静撰写的《绩溪祠堂与大族分布考略》 ，章基丰《瀛洲章氏宗族若干史实探讨》 、胡毓骅《解读绩溪上庄明经胡氏》 、汪琴鹤撰写的《绩溪宗族散谈》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田野调查中，汪琴鹤保存的明万历四年《程氏源流世支谱》抄本、《汪氏统宗正脉》抄本残本的发现，瀛州章氏康熙年间《德智堂抄本》发现 ，汪涛峰等对登源汪氏及汪氏宗祠的考证，汪后华、汪彪等对绩溪“汪氏村落、汪氏族谱、汪氏祠堂、汪公庙、太子庙的调查”，徐子超有关龙川胡氏存世族谱的系统整理 ，方静对登源汪氏始迁祖汪叔举落迁地和汪华出生地闾川的考证 ，对胡雪岩家族家世的考证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胡荣隆对绩溪“遵义胡”追踪研究的系列文章 ，章竹简、章基丰、章汪明有关瀛洲章氏家族族谱、宗祠、家训的研究，周文甫、周明助关于绩溪周氏的研究，汪汉水对龙川、横川丁氏的考证，邵茂深、邵昌后、邵名农对伏岭邵氏的研究，披露了许多民间藏谱和其它有价值的文书资料，从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示了绩溪宗族文化的特点。《磡头志》《坦头村志》《龙井春秋》等村志对宗族自治结构、祠产运转和祭祀文化演变有详细介绍，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同时，绩溪民间修祠续谱热不减。龙川胡氏宗祠、磡头许氏宗祠、瀛州章氏宗氏、湖村章氏宗祠、仁里程氏宗祠、汪村五教堂、上胡家五义堂、伏岭下柏公祠、鱼龙山方氏宗祠、坦头汪氏宗祠等几经修缮，祭祀文化得以传承。冯村《冯氏宗谱》、上庄《明经胡氏宗谱》、旺川《曹氏宗谱》、瀛洲《章氏宗谱》、余川《越国汪氏族谱》、鱼龙川《耿氏宗谱》、石（九佳）《洪氏宗谱》、伏岭《华阳邵氏宗谱》、汪村《王氏五教堂宗谱》、竹里、梅间、仙石《周氏宗谱》等三十多个姓氏进行了族谱续修，抢救保留了一大批谱牒和宗族文化资料，丰富了村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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