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家人访谈录／邰科祥

 作 者 简 介 

邰科祥，陕西凤翔人，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在剑桥大学访学。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学与文化。

路遥家人访谈录

邰 科 祥

前 言

路遥逝世28年了，人们对他的纪念从来没有间断。各种传记性的作品接连出版，如厚夫的《路遥传》、张艳茜的《路遥传》，还有王刚的《路遥年谱》等，2019年年底，在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紧赶着出版了一本纪实性的作品——《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前几天，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又上演了谢迎春编剧的《路遥的世界》秦腔版，以研究的方式，选取路遥人生中的一些重要片段，在舞台给予了呈现。

但遗憾的是这些传记性作品，除了细节上的一些描绘、考证或者想象之外，关于路遥人生的主干情节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路遥本人《早晨从中午开始》以及其他零散的自述文章中的描写水平。尤其是有关路遥一生中最主要的几个事件——“文革”经历、婚姻波澜以及与家人的关系等，以上的传记作品都是一笔带过，尽管不排除这些作者对某些在世者的避讳，但这并不能成为路遥传记中关键环节缺席的理由。

而且，有的作品中还充斥着大量不实的描写，甚至不乏虚构与编造，如航宇的《路遥的时间》一书，就以王天乐为噱头制造了一起非学术性的“兄弟失和”事件，这不只是对路遥及其家人的不敬，也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尤其给路遥研究制造了不应有的麻烦。

为此，笔者分别走访了路遥的三弟王天云及小妹王瑛、外甥郝海涛，还有王天乐的妻子梁志等，希望通过他们的回忆能给我们描绘一个鲜为人知的路遥，特别是对路遥“兄弟失和”事件的真相做出另面的回应。

也许很多人会困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关键环节缺席的现象。笔者觉得，除了传记作者们的浅尝辄止或不负责任之外，也与路遥自己的神秘包裹有关，正如陈泽顺先生所言：

“我曾经当面对他说：'你是一本大书，可惜很少有人真正读懂，这不是由于读者无能，而是你从来没有打开。你应当打开。你应当让人知道你。’”

正是由于路遥不愿也没有来得及打开自己，这就给广大读者留下了许多困惑与难解之谜，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笔者对路遥家人、朋友的访谈正是为了逐层解开路遥这个隐秘的包裹。

路遥家人访谈录（一）——路遥三弟王天云访谈录

邰科祥：你是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知道王天乐患上肝病的？

王天云：在我大哥（路遥）得病没有住院之前，除过我，其他弟兄们都没感觉，也没检查过，大哥倒下以后，全家其他人都去做了检查，结果是弟兄们都有，但程度不一。当时，听说有了这个病，我们都非常害怕，医生说，这种病交叉感染更严重。

天乐也是在这时检查出来并已经进入治疗状态，但他和路遥不可能住一块，不能一起做治疗，特别是不能让大哥知道，怕影响他的情绪；同时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让人们以为我们家有什么怪事。

其实，我大哥对他的肝病早就知道，一直隐瞒着，只告诉了天乐。所以，当大哥在延安住院以后，天乐没及时去看他，就是因为自己也查出了病，我弟媳不让过去。大哥就觉得很不理解，也很生气，后来在西里，他就用早就想好的话把天乐狠狠挖苦了一番，但天乐默默承受了，他不能告诉大哥真相，也无法给他解释，这就导致了外人想象着说他们关系“失和”或者“反目”。

关于我四弟与大哥在医院里不愉快的原因就是这样，是兄弟之间善意的隐瞒所造成的误解。哪有航宇写的那么不堪、激烈。我们弟兄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前两天，我还梦见我大哥，可清楚了。

邰科祥：那么，你是家里面最早查出肝病的人？

王天云：是。我在33岁（1989年）就查出有肝病，当时我的小儿子患贫血病住院需要输血，当时我五弟（王天笑）也跟着，他让抽他的血，我没同意，抽了我的。但化验的时间长，输完之后，化验结果才出来，我属于乙肝病毒携带者，我小儿子当时才七八岁，于是全家人都检查，小儿子真被传染了，他的检验结果是三个加号，我是四个加号。

但经过30年，我小儿子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小孩，他们重新检查后全家人都正常，特别是我小儿子什么也没了，他还献了四次血。你知道献血的化验是很严格的，医生说这简直是世界奇迹！

我在查出肝病后，积极治疗，现在感觉良好，虽然开始有腹水，但化验结果还算稳定，现在最主要的是要保持情绪不能激动。

邰科祥：我记得路遥在延安住院时，你们家没几个人看望过，不知是什么原因？

王天云：大哥开始在延安住院时，老家的人并不知道，他不让给家里人说，只有在延安的妹妹王萍知道，她经常给他送饭，九娃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家里的其他人知道他生病是在路遥转到西安以后。我去看过他几回，和我婆姨。大哥给我说，四锤（这是我的小名），家里娃娃那么多，爸妈年龄都大了，你要把家里招呼好，你们不要操心我，这里有九娃哩。

邰科祥：你在医院见过航宇吗？

王天云：我记得我去看望大哥的几次，一次也没遇见过航宇，只见过九娃与远村。远村主要招呼远远，有时也去医院看看路遥，他是照顾我哥的无名英雄，几乎没有对媒体说过他照顾路遥的事。远村帮了很多忙，这件事是九娃在我大哥离世前回老家取陕北杂粮时给我讲的。

后来，我只在大哥的追悼会上见过航宇一次，没说话，有人给我说，这是航宇，我现在有意加了他的微信，想看他在朋友圈都会说路遥的什么话，他送了他的新书，我翻了翻，不想细看。

邰科祥：你是怎么由清涧到延川的？为什么路遥过继给你大爹，你后来也来到延川？

王天云：我是1972年左右到的延川。大哥当时上了大学，注定不会回农村，大爹身边没人，他就和我爸商量让我过来代替大哥照顾他们。当时大爹和大妈只有两孔旧窑洞，就是刚才你看见的，后来，我在大路边新打了三孔窑，大妈却不愿过来住。一个村子都搬走了，就她一个人不搬。有人还说，我不让大妈住新房，这简直是笑话！

大妈智商有点问题，不太精，我们当地叫半憨憨。大哥没了后，我拉给她的面粉，她都不要，送给了别人。大妈不缺吃，不缺花。陕西省作协还有其他单位给她募捐了一笔钱，让曹谷溪代管着，大妈不让我管她，也不让我经手这笔钱，她叫来了自己娘家的侄子代领、使用这笔钱，大约十几年，都是她的侄子和侄媳妇管着，侄子在县城一个中学，侄媳妇在银行，所有的花销都是他侄媳妇过手。

大妈最后一年瘫在床上，动不了时，他侄子却不管了。我就把她拉到我的新窑洞里，我和我媳妇侍候了整整一年，她去世后，我负责把她安埋。当时大妈的账户上只有300元钱，曹谷溪说当时存进去了1.5万元，可能平时都取出来花了。

大妈自己基本上不花钱，她把钱在窑洞里面乱塞，她走后，我去收拾窑洞，发现一堆被老鼠咬烂的钱渣渣。她之所以住在旧窑洞里不离开，实际上是等各地来参观路遥故居的人来时，她哭一鼻子说一段故事，换得大家的同情和馈赠。所以，说大妈憨吧，她又会感动人。

邰科祥：那么白描先生写文章说，你住到城里去，经常把你大妈攒的鸡蛋和油拿走，自己吃。有这回事吗？

王天云：（他气笑了）我在城里哪有房？咋会有这种事？都是大妈来拔我承包的菜园中的菜，咋会有我拿她的东西？再说，如果我真对大妈不好，我还能在村里待得住？

邰科祥：听说你是在延川县石嘴驿乡第一个万元户，光景最好。路遥小说里写的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人都有你的影子吗？

王天云：《人生》中高加林到城里拉茅粪的情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开砖厂就是写的我开塑料厂的经历，还有我当万元户的过程都被写进小说里。实际上，我当时还不够万元，只有七千元，我们公社的书记张益民是我大哥的同学，他一定要在乡里树立一个万元户的典型，就硬是把我家里的窑等折成钱才勉强凑够一万元。

我把这件事件说给大哥听，大哥哈哈大笑。包括《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谈恋爱的故事也是我给他讲村里一对青年的事情。

我四弟天乐在延安揽工时，生活很苦，有一顿没一顿，有活了能挣些小钱，也能吃上饭，没活了别说吃饭，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天乐的性子硬，不愿意求人。我大哥曾给他介绍了自己在延安的很多朋友，写信告诉他，如果有困难可以去找他们。但是天乐一个也不去找。有一段时间，他兜里只剩下两毛钱，晚上就睡在宝塔山的塔洞里，无奈之下，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求助，邮票花了8分钱，最后就剩下1毛2分钱。

我当时正在延川县上的农具厂翻砂，接到他的信估计也在两天之后。我赶忙想办法凑了30斤粮票，一袋大米，向包工头预支了40元钱就来到延安。当时没有电话，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到大哥介绍给我他的一些朋友家去问，曹谷溪、高其国家都去过了，不知道，他们说天乐没找过他们。

正在我茫无目的地在延安大街上胡撞乱碰时，却遇到了忽培元，原来天乐被他安排在一个机关的暑期辅导班中带着娃娃们过夏令营。这样既解决了他的住宿问题，而且还有一点补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弟弟在这里。

我把粮票、钱还有一袋大米给天乐，说，你以前借过谁的钱或米，你就还给人家。天乐说没必要，他没向任何人张过口，钱和粮票，他可以留下，大米就让我带回去，他用不上。这段故事后来就被路遥用在孙少安和孙少平身上，所以，有人说我是孙少安的原型也对。

邰科祥：除过上面的这些故事，还有哪些你知道的地方和人物的经历被写进了小说？

王天云：《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就是我们村王家堡；九里山、分水岭在清涧县，下山村、石圪节街、石嘴驿、盆子沟（在小说中变成了“罐子村”），铁庄镇是米家镇，清涧河在小说里叫东拉河，主要是清涧县这边的地点，与延川县相关的就是上学的情节，这个学校就是以延川中学为原型。

《平凡的世界》中的故事，天乐给路遥讲得多，因为孙少平的故事就是天乐自己的经历，也因为这样，路遥写起来就很顺手。

《人生》中的高玉德是以我爸爸王玉德为原型，只改了一个姓；支部书记田福堂其实是以我们临近三个村的支书合起来的，这三个人是刘俊宽（大哥的干大）、冯向池、郭庭俊。冯向池的故事是老四给大哥讲的，农村的支书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能对上也能对下，多少年在位子上，谁都掀不下来，没有八面玲珑的本事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强人也往往把给村里的好事自己先占了。

邰科祥：你刚才提到忽培元，他与路遥的关系如何？

王天云：这个人现在是国务院参事。

邰科祥：怪不得名字这么耳熟，是个人物。

王天云：当时他对我大哥可崇拜了，常常学我大哥说话、走路，他也爱文学，写过不少散文，与我大哥的关系非常好。我大哥曾给我说，他是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你到延安可以随时找他。所以，除了那次相遇之外，我有一次还真在他家住过三四天。

但是路遥逝世后，我却没有发现忽培元有任何怀念或回忆路遥的文字，我有点奇怪，但始终没有机会解开这个困惑。直到今年有一次与曹谷溪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20世纪80年代初，忽培元给延安地委专员当秘书。路遥从西安来到延安，想用车，他就打电话给地委管理派车事务的朋友，那位朋友就把专员的车直接派给路遥。没想到，那天专员正好要用车，忽培元是他的秘书，给管理处的人说得有点晚，车已经被路遥要走了，那个朋友就说车已经派出去了，但他没说是路遥，忽培元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训了一通。这个朋友后来就把这个情况说给了路遥，路遥有点生气，他就在与专员见面的场合说，忽培元作为你的秘书，他不问清楚车派给了谁，为什么原因派，就随便骂人，好像是替领导考虑，但让人觉得是领导在耍官威，所以，这不是我丢人，而是他丢了你专员的人。

忽培元当时的确不知道是路遥用了车，如果知道，以他们俩当时的关系，绝不会有那么一番发作。但路遥的这番话可能被领导认可，有可能后来也批评了忽培元。这就使忽培元从此再也没有与路遥来往。

要不然，崇拜到要命的一个人怎么会有这种反常的情况？这段话是谷溪讲给我的，我相信大概是这么回事。

邰科祥：路遥喜欢与人聊天吗？

王天云：大哥不爱说话，特别是不爱跟一般人说，更不和没水平的人说。他要说话的时候，别人根本插不上话，特别是讲文学，非常精彩，而且只有他讲的，没有别人说的。所以，航宇说大哥给他说了一天的故事，这是不可能的。

邰科祥：现在关于路遥事迹的传播比较混乱，这些都有版权吗？

王天云：路遥著作的版权归路远（路遥的女儿），她说不能就不能，她是路遥全部遗产的直接继承人，但是也不完全如此，王天笑监制《路遥》8集纪录片，路远就反对，但还是拍出来了。最近西安秦腔剧团的编剧谢迎春说联系不到路远，她找到我要改编一个秦腔剧《路遥》，剧本已经修改了七八稿，她让我授权，我想这是好事，就同意了，如果，后边远远说不行那就不行。这个秦腔剧的名字叫《路遥的世界》。

延安大学的梁向阳也排演了一个话剧，名字同样叫《路遥的世界》，梁向阳说，剧本是根据他自己（笔名厚夫）写的《路遥传》改编的，这样就不涉及版权了，我不懂。

曹谷溪编剧的《周总理回延安》的电影已经公演，但这个故事最早是路遥与谷溪两人合作发表的纪实作品，当时路遥是第一作者，现在却是曹谷溪一人的作品，他说，这是根据他自己的剧本改编的。

有关路遥版权的事，我不太懂，但我觉得宣传路遥毕竟是好事，所以，我都支持。

邰科祥：你们兄弟的文化程度怎样？与大哥的影响有无关系？

王天云：我没上过一天学，现在认的字都是自学来的，能看懂普通的书和文章，但要写有点困难。我起初认字都是天乐从学校回来，我拿他的课本跟着学，有些不会的就问他。

我二哥也没上过学，当过两年兵，复员后，先是在大哥的帮助下安排在甘泉县邮电局当邮递员，因为他在部队是摩托兵，会骑摩托。后来又到西安的结核病疗养院烧锅炉，最后调回延安工商局工作。

我们家除了大哥上过大学，接下来就是老四读到高中，老五上到初中。不过，尽管我们的学历都低，但我们都爱看书，这个习惯并不一定是受路遥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天生的爱好或一种传统，我妈妈就认得一些字。

邰科祥：我发现你大哥和四弟都对你爸爸很是崇敬，你对你爸爸和母亲是什么印象？

我爸爸是个好老汉。老实，勤快，虽不识字，但思想、见识相当高明，特别是种庄稼绝对是一把好手。爸爸从来没打过、骂过我们，这种习惯也影响了我们，我们都对自己子女的态度很温和。

我母亲恰恰相反，非常强势。家里是她说了算，我爸怕她。但我妈聪明，我们做子女的在这一方面可能跟了她。大哥有一次开玩笑说：妈妈像居里夫人，如果给她机会，她的智慧有可能做到吴桂贤那样的高度。

我妈对儿女的管教很严厉，用陕北话说，可嘎！村里田地里的瓜果，我们在外面吃不完的，谁也不敢往家里拿，如果拿了被她发现必然狠狠打一顿。这就养成了我们弟兄从不动别人东西的习惯。大哥最明显，他工作后，把钱看得很淡，一月的工资不知怎么就用完了。大哥知道我是全乡的第一万元户以后对我说，咱家里最富的数你。

邰科祥：路遥给你留下的其他深刻印象还有那些？

王天云：他对吃饭一点也不讲究，但一直抽红塔山牌香烟。我给大哥说，我给你买一箱。大哥说，不用，我有办法。

我的小弟弟（王天笑）在榆林火电厂工作，他更会来事，他的性格、派头最像我大哥，正面讲，能承得住事，是一个能把事做大的人；如果在黑道，他也绝对是一个老大。

大哥小时候的理想比较大，我们一般人都不敢想，他却敢想，当然也有资格说出来。他最爱看《参考消息》，正反都看，对国际形势、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很清，理解得很透，他与我们当地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等谈起这些来，往往让他们震惊。

每年春节，大哥都在延川这边过，只是在平时回清涧去看看我爸妈。

邰科祥：你大爹去世时，路遥没有回家，你知道原因不？

王天云：大爹是71岁去世的，大哥忙于写《平凡的世界》，不能分心。他没回来，我能理解，他也没必要回来，因为家里有我，我就是替大哥完成给大爹养老送终任务的。

至于别人由此说他不孝，这不合适。如果我没在延川，大哥不回来，那的确说不过去。大爹对我们整个家族贡献确实很大，包括对我三大。他不但大公无私，他还对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有贡献。我大哥是他供给上学的，大哥后来能出息，大爹功不可没。我们家都应该有感恩之情，我从未离开延川，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大哥曾给我叮咛，你把大爹大妈照顾好，你的四个娃长大后，我一定帮他们想办法寻个出路。照顾大爹的事，是他托付我的，他说，有你在，我就放心。

邰科祥：对你们在清涧的家来说，弟兄中谁的贡献最大？

王天云：应该是天乐。清涧王家堡四口窑的接口是天乐给的钱，他平时给家里最多，也拿回很多东西，我爸妈活着时主要是天乐管的，这是事实！

路遥没有钱，所以，有些文章说我大哥每月还给我大爹大妈寄生活费，这是没有的事。倒是大爹没后，林达寄过几回钱，大妈收的。

邰科祥：听说你前段时间受邀参加了董卿主持的节目，能说说这个节目录制的过程吗？

王天云：这个节目现在还让我窝着一肚子气。2019年9月初，中央电视台《故事里的中国》栏目邀请我9月20日做路遥专辑的嘉宾，一个娃娃导演打电话问我，你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的原型吗？我说有我的影子和故事。他们就给我买了来回机票，安排住在电视台附近的饭店里。

节目录制那天，当时我已经被化好了妆，带上了耳麦，准备出场，但却突然接到节目组的通知，临时取消了我的出镜。

我就非常不解也很愤怒，在现场就发了飙，我说，你们开什么玩笑，什么烂节目！你把我从陕北请来是为了让我出丑，你既然不让我上节目，为什么给我化妆，你他妈的，看我是农民，想羞辱我？

我这一闹，现场的保安赶紧冲上来要把我带走。我说，你们谁也别动我，动我可能要死人的。他们都知道我有病，也就不敢硬来。

这时，那个负责联系我的娃娃导演马上给我跪了下来，她说，这下，我是彻底完了，要被开除了，她希望我能原谅。这个节目的总导演年龄大点，其他都很年轻。

邰科祥：央视没给你解释为什么突然取消你上场的原因？

王天云：央视给我解释，是远远不让我上。我就问，那是谁提出请我来的？他们说，也是远远。我就给远远打电话，电话通着，但她不接；我给她发短信，她也不回。据说，除了梁向阳能够与远远通上电话，其他的人都联系不上。

后来曹谷溪给我说，远远就在现场，在下面的观众席坐着；央视的一个分导演却说，远远打发她的助理在现场，远远没来，她病得很重，全身浮肿，连床也下不了。

这件事很奇怪，我到现在不知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邰科祥：难道说路远对你有什么忌讳？

王天云：我和远远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路遥逝世，我们在追悼会后离开西安前，每个人给了她一百元钱，包括我爸爸也给了。可是，我五弟逝世时到现在三周年了，一直联系不上她，为此，我们还委托拍摄8集纪录片《路遥》的导演田波夫妇帮忙联系过，他们与远远有来往，但也没结果。

另一次是在路遥逝世后，远远曾经回过一次老家，当时娃对我们每个人可亲呢，给了我一千元钱，也给其他姑姑都给了一千元钱。她还给我说，三大，你要注意身体，当时，我们拉了很多话。她走后没有多长时间，天笑就去世了，我们给她打电话，电话通着，但一直不接。

后来，我要把我们兄弟的坟都迁回清涧的老陵。我二哥没在我怀里，当时就埋在延安与大哥遥遥相望，但现在已经迁回。四弟起初在清涧的另一个地方临时埋着，现在也与我爸爸妈妈的坟拢在一起。老五直接就埋在老陵里。现在就剩大哥和我的，我都箍好了墓堂子，我给远远发短信，她始终不回。后来，林达给我发信息说，远远让转告我，说她不同意，林达也不同意。此事也就暂时搁了下来。但我却始终有一个愿望，要把我们五弟兄团聚在一起，哪怕给路遥再建一个衣冠冢也行。

是不是因为这事让远远对我有意见，我就不知道了。但我一定要她亲自给一个解释，我想她不认我这个三大可以，但是她不能侮辱我。

邰科祥：你们的老家是清涧，但延川与你们家又有着很多联系，它在你们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王天云：延川等于是我们王家的另一个居所，不仅路遥在此住过多年，我们家所有人都与这里有缘。我爷爷、奶奶在这里住过，奶奶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她的坟墓，我最后迁回了清涧老陵。我爸妈在这里结婚，老二、天乐、我的两个妹妹都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天笑还在这上过一年初中，我给他交粮，他每个周末回来取干粮。

我小时候就来过延川一次，应该是六七岁，那时交通不便，从清涧到郭家沟至少要走两天。我和我爸爸从王家堡搭便车先到清涧县城，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个在县供销社开车的熟人，我和爸爸就是搭他的顺车，到了县上后，又在熟人处借了自行车，我爸爸把我带到贺家湾，由贺家湾再到延川县城，当时大哥在延川县中学读书，我们就在他的宿舍里挤了一晚上，其他同学给我们腾出了两个铺位，第二天再走到郭家沟。

第二次来延川，我已经17岁，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去。我到这里来，是大爹和我爸爸商量后定下来的。一个是大哥到城里去了，大爹这边没人帮忙，另一方面是这里的光景比清涧好得多，清涧我们家人口多，地少，这边正好相反。当然，那时要从别的地方把户口转到这里也需要村上同意，要全体村民开会通过，我记得开会时我已经来到现场，尽管是添一口人就要分一口粮，可是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第二天，我就给生产队拦羊，每天记七分工。

邰科祥：你到延川后主要以什么为生？

王天云：开始在生产队，什么活都干。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陕北可能比全国晚一点，这在《平凡的世界》中有所反映。我最早承包大队仅有的20亩水田，先是种菜，品种不多，主要是西红柿、黄瓜、青菜等，能有个三四年，每年大概几千元的收入。所以，乡上当时想树立我为万元户的典型。其实，我没挣够那么多。你想想，头架的西红柿、黄瓜每斤两角，到后来就变成四五分钱。

在这期间，路遥带着吴天明来延川看过外景，我正在地里拔草，他们俩直接从地里摘一个西红柿在水龙头那里一冲就吃。路遥给吴天明说，你看我这个弟弟多能干！

后来，我又改做苗圃，开始先签了4年合同，到期后，一下子就续签了20年，直到2016年，这里修高速公路把那块地征用，正好也到期了，赔了我70万。

苗圃很挣钱，先是育苹果树苗、桑树苗，各个品种：黄元帅、秦冠、富士。我主要是从种子开始育幼苗，然后嫁接，再分不同品种去卖，开始五六元，后来七八元，但这个生意只做了三四年，国家就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于是，我又改育景观树苗，松柏，当时全县的秧苗都由我提供，价钱按平米估算，每苗由0.5分涨到5分。虽然育苗挣钱，但需要一定的技术，没有技术，苗可能出不来。

在承包苗圃的同时，我还买过推土机、办过塑料厂。80年代初，上面要求每家每户都要种烤烟，因此，塑料薄膜需求量大。我的塑料厂不是直接生产薄膜而是为生产薄膜的厂家提供塑料颗粒，就是把回收的废旧塑料重新融化后加工成颗粒作为再生产的原材料。这个生意利润大，可惜寿命短。过了几年没人种烟了，塑料薄膜的生意也就不行了。

邰科祥：这么说来，你属于农村中脑子活泛的人，那么你的生活水平在当地一定不错？

王天云：我的经济一直很好，没有困乏。在我们周边，我家的光景一直很好。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我大妈到处要饭。前几年，陕西作协的张艳茜知道我的病情后给我寄来1000元，我给她说，我不能要你的钱，就退了回去。一个是我不能接受别人的钱，我不需要同情，另一个是我也不缺钱。所以，我给她说，你的《路遥传》出来了，我买你一本书，她给我寄了一本，也没收钱。

邰科祥：如今清涧与延川都在建设路遥故居，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重复？

王天云：路遥故居在延川和清涧都有，路遥与这两个地方都有关系。他7岁以前住在清涧，此后大概有20年时间生活在延川。但是，从目前来说，清涧的路遥故居动手得早，也已经比较完善，路遥纪念馆和路遥书苑都已落成并对外开放。

路遥出生时，我们家在清涧只有一孔窑洞，我二哥、我，还有大姐都出生在那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住人，整个沟里的人都搬到了路边。不过清涧县政府想把这个地方（整条沟）开发成《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

现在对外让游客参观的是王家堡路边的四孔窑洞院，就在纪念馆的路对面。在这里生下了王萍、天乐、王瑛还有天笑。王萍的小名叫新芳，就是因为刚建好了新房，有谐音的意思。

但这个院落的大门，现在被我锁了起来。因为清涧县文广局拿出了两份不一样的故居租用合同，我们发觉后者明显有造假的嫌疑，通过与他们多次交涉无果之后，现在已经上诉到榆林中院等待判决。

延川县的故居只有两孔窑洞，就是我大爹和大妈在世时置下的。现在也是临时被纪念馆使用着，产权还没有明确，周围邻居的窑洞已经买断。与清涧的路遥故居比起来，这边的规模小，但县上有很宏大的二期规划。我其实对这些大的动作没有兴趣，我只希望他们能把路遥的奋斗精神和改革意识凸显出来就行。

因为大哥在这里的时间相对清涧长得多，所以，他在延安的那些年，过春节都要回来，特别是与林达结婚后年年回来，要住一段时间。他对延川的感情应该比清涧深。

邰科祥：我这两天问到的这些情况，你以前给别的人讲过没有？

王天云：我妹妹王瑛说，大哥没了，家里的事不要给任何人说。我说，我会认真考虑。这就是我们全家这么多年都不对外人说有关事情的原因。这两天，是我第一次给你讲。

邰科祥：谢谢！

 路遥家人访谈录（二）——路遥小妹王瑛访谈录

邰科祥：你是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知道王天乐患上肝病的消息？

王 瑛：我是听小弟弟九娃说的，就在大哥（路遥）在西住院期间。他说，四哥也查出了肝病，但不知道是遗传还是传染的。查出来后，就要治疗，毕竟发现得早，可是他精神上接受不了，本来全家主要靠他来照顾大哥，没想到他两个人都得了病，同时倒下，而且四哥的孩子当时才几岁。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感叹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让我们家3个哥哥都害上这种病，在此之前，三哥最早查出患了此病。

由于四哥也有了肝病，他想去医院看望大哥，我四嫂就坚决不让他出门。医生说过，肝炎病人不能照顾肝炎病人，怕再交叉感染。

四嫂对我四哥说，你以前没查出病前去照顾路遥，我没意见，也没阻挠，但现在你病了，就不行。所以，四哥就被挡在铜川的家里出不来。

九娃知道这个情况后，很痛苦，又不敢给我大哥说，怕对他再一次造成打击，这就导致了大哥的误会。直到大哥逝世的前几日，九娃与四哥商量后才用林达已回北京，远远没人照顾的理由给我大哥做解释，这样才算勉强取得了大哥的谅解。

现在，不了解真相的人胡乱猜测，甚至抹黑我四哥的名誉。你想想，我四哥对大哥什么都能付出，难道大哥有病了却不愿侍候，这正常吗？这不符合人之常情，更不符合我四哥的性格。

邰科祥：路遥一直不知道王天乐患病的消息？你在大哥住院期间看望过他吗？

王 瑛：大哥到死一直不知四哥的病情。所以，四哥很冤枉，他一直不想解释，他自己病着还要处理大哥与林达的离婚，特别是给远远找保姆，这件事一直是大哥的心病。四哥对远远的感情比自己的女儿还亲。

郝海涛（路遥的外甥，路遥大妹王萍的儿子）：按我四舅的性格绝对不可能给大舅说他的病情，他什么事都是自己扛，况且，如果说了，只会加重大舅的病情。

王 瑛：在延安时，只有四哥和我姐王萍知道大哥住院的事，大哥没给家里说，他不愿意让家里人担心。我当时在老家照顾我爸妈。两老人年龄大了，身边没人。所以，我没去医院看过他。再说，在医院里，男的还是男的侍候方便，所以，大哥转到西后，四哥就让九娃去照顾。

邰科祥：有人说路遥与王天乐的争吵是为了钱，也就是天乐把从单位募来的钱没给路遥，你相信有这回事吗？

王 瑛：不可能为了钱。大哥临死前确实没有一分钱，我听四哥说，他装修房子都向熟人借了钱。延安大学校长也说大哥出版《路遥文集》的5万元费用，是他们资助的。有人不相信四哥有资助大哥的钱！

我觉得四哥活得不容易，他付出那么多，自己有了病还不能给人说，惹得别人乱猜测。四哥的病，我爸妈是在他患病10年后才知道的，当时发现他突然特别瘦，就很奇怪，一问才知。四哥平日是很胖的，瘦主要是糖尿病引起的，但此前他就已经患上了肝炎。

我记得四哥在他去世前3个月曾自己开车到延长，我当时在延长上班。他当时瘦得失了形，而且反应能力也很差，当时连车都没停端。现在回想，他是专门回来辞别的。他走得很突然，没的前一天，他还和我在电话里拉了很多话，所以，听到他第二天突然离世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相信。

四哥可刚强了，他有什么事，绝不会对我们说，也不可能给我哥说，他会自己扛着。

邰科祥：路遥去世前是否与你四哥吵过架？这件事你们后来听王天乐和九娃说过没？

王 瑛：吵是没吵过，抱怨几句是有的。我听九娃说，大哥埋怨我四哥，你忙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不来？四哥当时没法解释，他就是解释也很苍白，大哥很敏感，你说的稍不注意，他会听出来，不会轻易相信。四哥说，远远的保姆总是找不对，大哥就有点生气，但没有骂也不会骂，九娃当时在场。

后来四哥再没去医院，是我四嫂管住不让出来。再就是四哥没想到大哥那么快就没了，这种慢性病不会那么快，而且当时，他们各自在看自己的病，确实顾不上。

从大哥这面说，他在心理上依赖四哥惯了，四哥不去大哥就受不了，所以，才有“我病了你就背叛我了”这样的抱怨，想想，亲兄弟之间常有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怪。

郝海涛：亲戚间的感情，用文字来表达实在太苍白。四舅之所以到他死都不愿谈这些事，包括写文章怀念大舅，主要是不想让别人把这件事当作谈资，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弄个传记，出个名。而且写这种东西会触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包括我们现在都不愿意回忆，回忆是痛苦的，要让自己写自己的痛点，很难！再说，四舅当时如果说出自己得了这种病，他的工作都会寸步难行。

邰科祥：能说说你们家里的成员，比如兄弟姐妹谁大谁小，以及你们与大哥之间发生的趣事吗？

王 瑛：我们家包括我爸妈，共有11口人，弟兄5人，姊妹4人，一个妹妹刚生下没过岁就夭折了，所以存活下来的10人，也就是兄弟姊妹共8人。老大是路遥（王卫国），小名叫卫；老二是大姐，王秀莲，小名叫合，二十多岁因心脏病而亡；老三是二哥王卫军，小名叫溜；老四为三哥王天云，小名叫四锤；老五是四哥王天乐，小名猴满；老六是二姐王萍，小名新芳；老七是我，王瑛，小名叫新莉，老八是我妹妹，夭折了；老九是王天笑，小名九娃。

延川的大伯，我们都叫大爹，他是一个仗义的人，对我爸和我三大可好呢，我爸和我三大的婚姻都是他张罗的。我奶奶去世后，他从延川拉了一大车粮食来办丧事，事后剩下的粮食还有其他东西全部分给了我爸和我三大。他对我们这边的帮助可多，他家人少地多，大爹又勤快，每年种的粮食都吃不完，我奶奶在我大哥三四岁的时候就到延川与大爹和大妈生活，就因为那边吃得好。

邰科祥：路遥是正式过继给你大爹的还是有其他原因？

王 瑛：我奶奶对我大哥可好呢，因为大哥是王家的长孙，她就特别亲他。为什么大哥7岁时要到延川去？就是奶奶太想念大哥，她在延川，经常梦到我妈打我大哥，大哥小时候可调皮，而我妈的脾气不好。正好大爹和大妈几次怀孕不成，落不下孩子，我爸就和大爹商量着让大哥到延川去，一个是陪奶奶，一个也是让我大哥长大以后为大爹和大妈养老送终。如果说不为了陪奶奶，单纯把大哥过继是不可能的，他是我们家的老大，当时年龄又小，但因为有奶奶招呼，我爸妈才放心。

邰科祥：看你大哥的一些文字和其他人的回忆录，好像路遥对养父母感情不是很好？

王 瑛：大妈不会做家务，经线织布染色，什么都不会，缝缝补补全靠奶奶。奶奶经常护着大哥，为了大哥上学的事，和大爹闹到拼老命的地步。大爹要让大哥跟上他劳动，我大哥坚决不愿意，他把大爹给他准备好的背东西的绳子，用镢头在院子里狠狠地剁成两段，气得大爹拾起那半截绳子就打他。奶奶看到后，就用头去撞大爹，并说，你要不想供给他上学，就让他回到他亲爸那里。而且把当时村里的支书也是大哥的干大刘俊宽找来，让我大爹向刘俊宽保证以后再不能打我大哥，还要支持他上学，在这种情况下，大哥才进了学校。

大哥有时不想吃什么，想吃什么饭，都不好给大妈说，就偷着给奶奶说，奶奶就让大妈给他做自己爱吃的，所以，大哥对奶奶的感情比对大爹和大妈深得多。后来，奶奶去世后，他去给奶奶上坟，走到半道又不去了，我妈问他咋回事？大哥说，难过了，不敢去，就远远照一下算了。

至于说，大哥对大爹和大妈的感情，不能说不好，但不亲是能理解的。毕竟他过延川那边时已经7岁，与大爹和大妈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对亲生父母的感情已经形成，所以，对养父母淡一点也可以理解。

邰科祥：为什么路遥和王天乐都对你爸爸非常敬佩？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妈妈对你们没有影响吗？

王 瑛：不只是我大哥和四哥喜欢我爸爸，我们做儿女的都喜欢他。九娃在我爸去世，棺材要合盖时，专门还要亲一口我爸爸，并说，下一辈子仍然做你儿子。由此可见，爸爸在我们兄弟姊妹心中的位置。

我爸爸憨厚、老实，与人不争，对生活也没有挑剔，任劳任怨，他一辈子唯一的喜好就是劳动，而且很会务弄庄稼，他把种地当作侍弄花一样，非常认真、精心。他给我们说，只有劳动才能忘掉痛苦的事。但即使这样，当我们兄弟姊妹到了能够帮他干活的年龄，他却从来不让我们下地干活。用我妈的话说，上一辈子儿女少，这一辈就对儿女特别好。

如果说，大哥和四哥敬佩爸爸，主要就是对爸爸身上爱劳动的精神非常认可，继承了我爸爸的勤劳品质，那么，我妈妈的聪明则是对我们儿女的遗传。

我妈在农村是很智慧的女人，在我们家，大事小事都是我妈说了算。她是绥德人，做事麻利，爱干净，每次吃完饭后，都要用清油把锅擦得明光闪闪。大哥特别喜欢她做的饭，不管什么饭，他觉得吃了很舒服。我妈的家教很严，她不许我们拿村上或别人的东西。当时，村上有喇叭，如果谁有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就会在喇叭上广播。我妈就说，谁要是上了广播，我就弄死他。她特别注意声誉和品行。从小我大哥经常被她打，我三哥、四哥很害怕我妈。她对我们的要求是女娃娃要规矩、听话，男娃娃可以调皮但也要有底线，不干坏事，不要被人指指戳戳。

邰科祥：你们家弟兄五个都患了同样的肝病，那么，你父母就有这种病吗？

王 瑛：我妈妈有，我爸没有。但我爸妈都活到80岁。妈妈属于乙肝携带者，她一辈子很少劳动，随时粗茶淡饭，但生活很规律。

关于肝病的知识，我们是在家里几个弟兄都害上以后才慢慢了解的。医生讲，你们家这么多人得同样的病属于遗传，但遗传有一代强一代弱的特点，在我妈妈那一代属于弱的时期，在我们兄弟这一代属于强表现期。

我也听说，得了肝病的人绝对不能喝酒，喝酒就等于喝毒药。我二哥王卫军就特别喜欢喝酒，九娃也是；另外是不能劳累，我大哥明显是劳累过度加上生活不规律。三哥虽然查出这个病的时间最早，现在还能与肝病和平共处，就是因为他心态好、生活散淡，压力小而且用药养着。

邰科祥：你能回忆起与路遥接触的一些生活琐事吗？

王 瑛：太多了。大哥是责任心很强的人，离开延安前，他是家里的主心骨，我妈做手术，就是我大哥输的血，那时我5岁；大哥每次回家来都给我们兄妹买很多好吃的。他最喜欢王萍，常常给她洗头发，王萍比我大4岁。奶奶去世后，大哥显得很孤独，他就把王萍引到延川上学，给他做伴。但王萍不习惯那边，哭着要回到清涧，大哥只好又把她送回来，但临走时给她做了一身新衣服，还给她买了几个新笔记本。

那时家里很穷，有一次他回家来，提着一箱挂面，当时整天吃的包谷面或小米，几乎很少吃麦面。大哥给我妈说，让妹妹们今天放开吃，吃个够。

有一次，我和弟弟九娃从窑上的北坡往下玩溜滑，正好一个大车下来，差点撞上我们，吓了我们一跳。正在这时，我们看到大哥提着一个大黄提包从车里走出来，他把提包往地上一放，一手一个，把我们俩同时提溜起来，架在肩上。包里买了很多好吃的。妈妈喜欢在村里人面前显摆，常常把这些东西分享给邻居们，大哥就劝她说，多给妹妹们留一些。

大哥工作以后，常在外边吃饭，有时吃饭会剩下一大堆就任饭馆当垃圾处理了。他曾给我们说，每在这个时候，他都会想起弟弟和妹妹们，想把这些食物拿回去给我们，尽管事实上不大可能。但他总觉得我们在家里可怜，什么都没见过，没吃过，而城里人却司空见惯地浪费。

他有一次回家，妈妈给他包南瓜馅的饺子，而且只有一点点，我和弟弟在旁边看着，妈妈就让我们走开。我大哥说，给他们匀一点，他们不吃我也吃不下。

他对我大姐的感情可深。大姐是心脏病，那时家里穷，医学上也没好办法，她年轻轻就走了。当我们的生活好了以后，大哥回忆起大姐，就说，你们大姐（是他大妹）要像现在这样吃得这么好，该多好啊！她若能活到现在，我就领她到北京给她换心脏。

我大姐叫王秀莲，小名合。大哥后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用了这个名字，我想也是为了纪念她。

邰科祥：远远和你们还来往不？

王 瑛：有，但不多。记得远远出生时是公历9月，二哥从西安回来接我妈去侍候大嫂坐月子。当时正赶上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包了一顿饺子，由于平时很少吃，我和九娃每人吃了40多个，这可是从来都没有的事，我俩还把这个数字记在墙上。当二哥回到西安把这件事告诉大哥后，大哥马上就哭了，他说，把娃廋成这个样子，说着头也低了下去。

邰科祥：在你们兄妹的相处中，你们感觉大哥的性格如何？

王 瑛：大哥早熟而且敏感。他小时候就很懂事。我妈给我说过，大哥去了延川一年后，大约是腊月，回到清涧的家，待了十多天，他很高兴。有一天他正和弟兄们玩，手里还拿着土疙瘩，这时他远远看见大爹牵着驴，驴身上还挂着大红绸花，他知道是大爹要接他回延川，他明显不情愿但又没有办法，手中的土疙瘩就被他捏成碎末，从手里慢慢掉到地上。

后来大哥给我妈说，他当时可想哭呢，但怕妈难过，直到转过村边的庙看不见妈了才流下眼泪。妈说，听了我大哥的话她也很内疚。

大哥也是个心特别细的人，他总是操心着家里，家里人若有什么事，他就很着急。写完《人生》后，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特别多，他给我们说，只要看见白皮信封的信，他就猜测很可能是老家的来信，就马上要拆开看，他知道家里人不会用牛皮纸的信封，那种信封贵一点。

大哥住院后，还一直操心着我和九娃的工作，他觉得我们都20多岁了还没有生存的保障，很焦急。有一次一个朋友去看望他，他就把我的情况写了一封信，拜托延安的熟人帮忙，最终，我和九娃的工作都有了着落。

邰科祥：你们对政府开发路遥故居抱什么态度？

王 瑛：大力支持！清涧县的这种行为能让路遥及我们整个王家代代流传，当然很荣幸。

邰科祥：那么政府把旧居借用后，对新居有无安排？

王 瑛：现在有些纠纷。王天笑在时，与清涧县文广局有一个合同，当时跟家里人商量过，旧居让政府免费使用，但产权归路遥家属。可是，天笑没后，情况却变了。

郝海涛：我三舅与小舅走得近，小舅去世后，他就成了路遥纪念馆建设的参与人，他询问文广局关于旧居的产权问题。文广局拿出另一份合同，主要内容是，路遥家属同意以8万元人民币出租路遥故居50年，家属签名仍然是小舅王天笑，但明显能够看出，王天笑两次的签名笔迹完全不同，况且以这么低的价格出租一点都不符合情理，还不如免费，落一个不图钱的名声。你想想，8万元50年，平均下来就是每月130多元，四孔窑、一个院落就值这么点钱？路遥家属就图这么点钱，还落一个爱财的瞎名？！我们要求请专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但政府不同意。

王 瑛：之所以会有这个争执，是文广局的一些做法让我们失望。他们在筹建纪念馆时，借走了我收藏的全家人，特别是有路遥小时候照片的影集，当时有详细的借阅清单，也答应用完（复制）之后归还给我，但还回来的影集却缺了很多珍贵的照片。我问当时的纪念馆馆长，她说可能被工作人员搞丢了。就为这事，我们觉得这些人不靠谱，这时天笑也走了，我们家的兄弟中就剩下三哥一人，于是我们就委托他尽快落实旧居的产权归属，以免日后再次生变，这时就出现了两个不一样的合同。

况且，天笑的妻子说，根本没见过8万元钱，这让我们全家的声誉也受到了影响。于是，我们全家就委托三哥出面与清涧县政府协商此事。但是，这其中人事复杂，况且当事人也离开了当时的岗位，其他县领导也不愿卷入此事。开始，他们还答应调解，但后来就踢皮球，没人管了，无奈，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现在已上诉到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邰科祥：那清涧王家堡的路遥故居还在开放吗？

王 瑛：大门锁着，来了人也看不成。对外说，在整修！县上为此投资了不少钱，据说建成“路遥纪念馆”“路遥书苑”已经花了一千多万，所以这件事很复杂。

邰科祥：说说你们所知道的你三哥与你大妈的关系？他是什么时间到延川的？

王 瑛：自从路遥去世后，我大妈就由陕西省作协出面，每月发给一定的补助，并且为她请了12年的保姆。大妈的光景可好了。那个时候，我三哥承包了村里一大块地，种了不少蔬菜，大妈每天背着手在村里闲转，走到三哥的菜地边就拔些菜回去与保姆一块吃，所以，她每次去三哥的菜地时，我三哥就开玩笑说：大妈来视察工作了！

她去世前一两年瘫在床上时，是我三哥接到他新箍的窑里照顾到她离开。农村有农村的生活方式，大妈后半辈子，不缺吃，不缺穿，钱都花不完，她又不愿意和三哥住到一起，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况且，她不会收拾，家里乱糟糟的，她就是那么个人。

我三哥大约是17岁（1973年）到大爹大妈家的，当时大哥已经在延安上大学，他注定不会回到郭家沟，于是大爹与我爸就商量让我三哥过延川去顶替大哥完成为大爹大妈养老送终的任务。

大哥可能也有私心，我们弟兄姊妹的工作，他都帮忙想办法，唯独老三，他没帮忙。他想着得有一个人留在农村照顾双方的老人，而三哥一天书都没念过，到外边也干不了什么，这就有了三哥来到延川落户的事情。

邰科祥：你们看过航宇的《路遥的时间》一书吗？对其中写到你们家人的活动有什么看法？

王 萍（路遥的大妹，以下为她写的书面证明语）：“航宇写的《路遥的时间》一书的第290—291页写得不属实。是他自己胡编乱写的。1992年9月初我和九娃看到我哥病重转回西安住院，我们都很难过，但我们俩和我哥（路遥）都没哭，也希望我哥能回到西安医院看病”。

王 瑛：九娃在西看着大哥离开，他后来给我们说，他当时有点蒙。他想不到大哥这么快就走，他想不到一个名作家竟然没到他的怀里，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点神秘。因为他和大哥虽然是亲兄弟，但年龄差别很大，去医院看望路遥的朋友还以为九娃是大哥的儿子！他们有很多年没生活在一起，九娃与大哥既陌生又亲切，所以当大哥突然在他怀中没了，他有点手足无措。

九娃后来给我们说，大哥去世的消息被媒体知道后，很多记者赶到医院想要采访九娃，九娃难受得一句话都不说。很多记者都想打听路遥在最后一刻说了什么，九娃觉得他们实在讨厌，在忍无可忍之下就用我们陕北的粗话骂了他们，这才赶走了那些记者。

大哥之所以临终没说什么话，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离开，所以他临走时什么遗言也没留下，大哥求生的愿望强烈，根本没想他没后的事。所以，航宇说路遥给陈泽顺交代后事纯粹是胡扯！

你想想，我五弟一直在他身边陪着，他有什么话不对他说而对别人说，这可能吗？

邰科祥：九娃（王天笑）的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王 瑛：大概是2007年，或者更早一些，时间长了，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在那一年，他的病已经很厉害，肚子特别大，医院也下了病危通知，不过，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经过治疗，他坚持了大约十年。

也就是他患病的那年2月，我爸也生病了，到6月左右就走了。当时九娃正在医院，家里人不要他回来，但是九娃托着个大肚子非要回来看着把老人扶上山，安埋好。这种孝敬很多人做不到。

郝海涛：我五舅这人很坚强，他病了以后，却决定要拍8集纪录片《路遥》。在这过程中，我还跟着摄影组帮忙。五舅经常带病跟着摄制组到处跑，有次拍外景时不小心骨折了，就住在西安红十字会医院。当时，我去看他，他身上打着铁架子固定伤腿，但他一点都不在乎。

王 瑛：我的几个兄弟中，大哥、三哥、四哥、五弟性子硬，二哥温和。

邰科祥：最后，我们再说说你四哥王天乐。

郝海涛：我妈给我讲过四舅的一些事。说他当年在延安揽工时受了不少罪，干最吃力的活，没钱抽烟就捡别人扔掉的烟把子，但是他很有志气，一定要活出个名堂来，所以他的心态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他在矿井工作时就与其他人不一样，很多矿工不太爱洗澡，有人最多上井后洗一次，但是四舅却是上下井都要洗。

他的理想和信念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后来报考延大的新闻专业实际上就是以他为榜样！

四舅给我的印象，是身教大于言教。他非常聪明，虽说话不多，但他会用行动给我暗示。有一次他带我与他的朋友去外边饭店吃饭，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菜用锡纸包着，不知是什么，很想吃，又不知怎么吃？四舅发现后，自己拿起一小块，用手把锡纸剥了，然后放在桌上，他没有吃，他只是给我做了示范，免得我出丑。

王 瑛：四哥在大哥到了西安以后，实际上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二哥当兵后也离开了家，三哥到了延川，那时九娃最小，所以家里的事全靠四哥。他不但从经济上提携全家，主要还从精神上给我们力量。他身上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感染着我们家里所有人，即使他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也从不把负能量带给家人。

每年除夕，他都要主持召开一个家庭会，总结一下今年遇到哪些困难，但主要是展望未来。所以，我们与四哥在一起时间长了，整个精神就都变了。

他工作以后，每次回家都要给我几十块钱。九娃就有意见，嫌不给他。四哥就说，你是男娃娃，要自己奋斗挣钱。

他什么事都想得很周到。每次回家来都会换上一大沓一元面额的钞票，为的是给我爸爸，让他掀花牌玩。他知道我妈把我爸管得很紧，不让我爸身上带钱，怕丢了。他就悄悄给我爸说，你把剩下的钱埋在粮食里，不要让我妈看见。

他说话也很幽默。我们家住在大路边，路上的来往车辆很多，四哥就给我爸说，你过大路时小心一点，省得老来老来还给我们挣下一笔钱。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曾给孙少安写过一封信，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四哥给三哥写信的过程。

他从农民招工到煤矿，是大哥找了他在冯庄公社的同学帮了忙，就像《平凡的世界》中所写的，他先让四哥把户口迁到城郊，这才创造了机会。四哥到煤矿后，虽然比农民的生活好多了，但对他来说却不甘心。所以，他就坚持在下井之余，不停地写稿子给矿上的广播站，发过几次后有了信心，就向延安的报社投稿也被接受了几篇，这就有了他随后调到延安报社的事情。

四哥是我们村当时少有的上过高中的，他在文字上也许是受大哥的影响，爱好文学，也有天赋，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努力下又由矿工变成干部。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大哥的帮助，但如果他自己没有真本事，谁再有办法也扶不起来。

四哥喜欢看书，也影响了我们兄弟姊妹跟着看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红与黑》，四哥看完后，我就拿过来看。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他当时还在矿上，他想帮我，但又没多少工资，多了拿不出，少了又不好意思。他就只好采取一种间接的方式，把10元钱夹在《延河》这本书里给我寄来，顺便写一封信提醒我，把书收好，别让其他同学从门房把书拿走了。

我初中临毕业时，他给我在书里夹了20元钱寄来，他知道当时同学之间流行相互赠送纪念品的习惯，因为有的同学从此一辈子可能再也见不上面，他怕我没有礼品送很为难。就在信中说，他不希望我像姐姐、哥哥一样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他想让我手头宽裕一点。这个情节，后来在《平凡的世界》中被大哥用在郝红梅身上。

我后来招工到延长石油公司，临报到前，四哥专门给我买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毛巾、香皂、牙具、洗脸盆等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还托他们单位的女同事为我选购了卫生巾、内衣等女性用品。这一细节在《平凡的世界》中又被大哥转嫁到孙兰香身上。

总而言之，我爸爸享的福在我们村里没有人可比，这都是四哥创造的。每逢过年，他都要买很多东西，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过年时都能放开吃，吃饱、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