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

摘要：在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之间，存在陆路、海路两类交通线。唐宋两代，这些交通线经历了兴衰、更替的变化。唐宋两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及其治边实践以及西南边疆和中南半岛时代的变迁，是导致交通线变迁的重要原因。中南半岛北部诸国遣使入唐，主要走过云南达成都的陆路，中南部的诸国则多选海路。中南半岛及海外诸国与宋朝交往主要走海路，蒲甘等国因北上的陆路受阻，与宋朝的交往不多。

关键词：唐宋时期；中南半岛；交通线；西南边疆

唐宋时期，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诸国往来较为频繁，但各个时期利用交通线的情形却不相同，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之间的陆路、海路交通线，也经历了兴衰或更替的变化。对这一方面的具体情形以及产生的原因，迄今尚无专文研究，因掇拾资料，试为考述。

一、唐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及其交通线

唐朝享国290年。唐朝对云南的管理，若以安史之乱后南诏脱离唐朝控制为界，大致可分为唐朝有效统治云南的前130余年，以及云南被南诏割据的后150余年。前期唐朝将前代能切实控制的区域，从云南的东部和中部推至西部的澜沧江流域，所采取的设治、驻军和整顿交通线等措施亦有成效。安史之乱后云南为南诏所割据。其间虽有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朝修好，并维持35年友好的时期，但贞元间的南诏已不是受命管辖洱海区域的土官，而是据有云南的藩属政权。贞元十年唐朝遣使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便是对南诏既有范围的承认。因此，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已丧失对云南的实际控制权。

唐朝建立后，太宗积极经营边疆地区。他认为封域之内皆唐廷赤子，边疆蕃民“延颈待救”，若施政得法，可使“四海如一家”，“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因此竭力经营边疆而不计成本，①甚至“空竭府库”亦不足惜。②唐朝拓边的效果十分显著，贞观至开元间蛮夷纷纷内属，唐即其部落设为羁縻府州。全盛时唐在边疆地区所置都护府，主要有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东与安南等六处，下辖856处羁縻府州。③唐朝腹地的版图虽不及汉代，若论羁縻府州的范围则远超两汉。神功元年权臣狄仁杰说：“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④宋人欧阳忞亦言：“(唐地)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⑤指出唐朝在西部拓展疆土甚广。

唐朝经营云南亦如同汉晋，以紧邻蜀地的今川西南、滇东北为基础向南面及西面扩展。武德元年(618)唐置南宁州，随后置总管府，七年改为南宁州都督府(治今云南曲靖西)。武德元年又改隋代犍为郡为戎州，以后设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宾)。⑥唐朝将经营重点置于洱海及其以西的地区以及今滇中以南的区域。麟德元年(664)，唐在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姚安)。⑦调露元年(679)唐设安南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管辖今越南的北部、中部及云南东南部的羁縻府州。

唐朝积极经营云南，与企望恢复前代经其地达邻邦的交通线有关。西汉武帝时，将从今成都过今云南达邻邦的两条便道扩建为官道，其一是由今成都经汉源、西昌、姚安、大理至缅甸的道路，自今成都入云南的一段称“灵关道”；另一条是从今成都经宜宾、曲靖至昆明的通道，继续南下可达交趾，其中由今成都至昆明的道路称“五尺道”。灵关道在唐代称“清溪关道”，五尺道则称“石门关道”。此两道在云南中部交汇，构成唐代入四夷七要道之一的安南通天竺道。贞元宰相贾耽述其走向：从交州经云南今河口、屏边、蒙自、建水、通海、晋宁至昆明，经安宁故城西抵今大理，再过今保山达位今腾冲东南的诸葛亮城分两道，一道经骠国达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另一路从诸葛亮城过今缅甸密支那以南之丽水城至今孟拱，经大秦婆罗门国亦达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⑧唐代称安南通天竺道的西段为“西洱河至天竺道”，称东段为“安宁至交州道”或“步头路”。

因地方割据，唐立国前经过云南的道路险阻难行。贞观二十二年(648)与永徽二年(651)，唐朝两次用兵云南西部，分别平定道路沿途松外诸蛮及郎州白水蛮的反叛。⑨自设置姚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安南通天竺道置于唐军保护下而保持畅通。凭借清溪关道、石门关道及延伸入今缅甸和越南北部的交通线，唐朝在云南实现了稳定统治，并与中南半岛诸国建立了密切交往。姚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也成为唐朝经营西南边陲的桥头堡，对云南的西部、南部及其徼外地区形成钳制之势。

姚州都督府管辖57处羁縻州，⑩范围包括今云南西部与今缅甸东北部。唐在这一地区设治之密超过两汉。天宝九年(750)，以今洱海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南诏与唐朝决裂。南诏首先攻据姚州都督府，拆毁姚州城，进而夺据羁縻州32处。唐廷出兵征讨，南诏求许可自新，愿重修姚州城，但唐朝仍三次遣军征讨，可见姚州都督府战略地位之重要。南诏自立后亦重视西洱河至天竺道，其常备军约三成的兵力，驻扎于该道所经之重镇永昌(今云南保山)。(11)安南都护府在汉代交州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历来是诸朝经营今云南、广西与中南半岛的桥头堡。元封元年(前110)西汉置交州刺史，居全国十三刺史部之列。孙吴分岭南为两州，割合浦以北海东四郡立广州，割交趾以南分海南三郡设交州。隋朝亦置交趾郡。武德五年(622)唐改交趾为交州总管府，后改安南都护府。(12)

由于安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朝拟将安南通天竺道的东段，向北延长与石门关道相接。天宝四年(745)，越嶲都督竹灵倩为修筑步头路至安宁筑城，滇东地方势力爨氏杀死竹灵倩并毁安宁城。玄宗诏南诏进讨。南诏占据滇东随后与唐朝的矛盾激化，拓建新道的计划乃被搁置。南诏反目，唐朝以安南为基地夹击南诏。天宝九年(750)安南都护王知进领军自安南入云南，与四川唐军合围南诏。天宝十三年(754)，唐又令广州都督何履光领岭南兵马赴云南，配合侍御史李宓所率兵进击南诏。咸通初南诏攻下安南，严重威胁唐朝对西南边陲的统治。懿宗颁诏分岭南为东西两道，岭南东道治广州，岭南西道治邕州。咸通四年(863)南诏再陷安南，唐朝于今广西合浦置行交州，随后于行交州复置安南都护府。七年(866)安南都护高骈收复安南，唐遂于安南设静海军节度加强镇守。(13)可见唐朝对安南的重视。

唐朝不仅辟建清溪关道、石门关道、西洱河至天竺道、安宁至交州道为官道，还在一些路段设置驿传。迄今未见唐经营云南通道的完整记载，但不乏窥其原貌的零星记录。据记载：沿清溪关道从成都府至阳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南诏与唐朝的分界在嶲州俄准岭(在今四川德昌以南)，其间成都至俄准岭有30驿，俄准岭达阳苴咩城有19驿。(14)贞元间异牟寻谋求归唐，唐廷拟遣使袁滋册封异牟寻，时传言吐蕃将阻断清溪关道，西川节度使韦皋乃整修石门关旧路，于沿途设置一些驿馆。袁滋一行由戎州南下，沿途少有人烟，第九日至位今马龙县的制长馆，“始有门阁廨字迎候供养之礼”。由今马龙经安宁至阳苴咩城，沿途有拓东、安宁、龙和、沙雌馆、曲馆、沙却、求赠、波大、白崖、龙尾等处驿馆。(15)迄今未见南诏置驿的记载，上述见于记载的驿馆应为唐前期所建。贾耽所言以及《蛮书》的记载，皆详述安南通天竺道之云南段宿营的地点，亦应为唐前期置建驿馆的遗留。唐建驿馆沿前代旧制，多为30里置一驿。上述记载中的驿馆，相互距离亦多为30里，与唐制相合。(16)

唐代称清溪关道为由云南入蜀之南路，石门关道为入蜀之北路。自天宝间南诏与唐结怨，两者的关系时松时紧，由云南入蜀的道路亦受影响。一般而言，诸行旅以行经清溪关道的记载较多，石门关道则渐遭废弃。天宝间鲜于仲通征讨南诏经由石门关道，“后遂闭绝。”此后仅见贞元十年(794)袁滋赴南诏册封，闻清溪关道为吐蕃所阻而择行石门关道的记载。此行但见路途人烟稀少，所经山岭或林木蔽日，“昼夜不分”。偶见诸蛮亦无礼节拜跪，三译四译乃通；第九日达制长馆始有驿馆。(17)可见石门关道荒芜已久。

对今广西通往中南半岛诸国的交通线，唐朝亦注意经营。在咸通三年(862)唐朝分设岭南东道与岭南西道之前，岭南的政治中心主要在广州与交趾。自秦汉在交趾设治，历朝联系交趾虽有水陆两途，但行者多以海路为首选。咸通间从南诏收复安南后，广西西南部受到朝廷重视，行经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北达桂州(治今广西桂林)道路的行者渐多。但唐代广西西南部未获充分开发，自安南经邕州赴桂州的陆道，路途遥远且艰险难行，因此由安南赴内陆，多数行者仍选择海路。

二、唐朝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线及其利用

唐朝对云南西部边陲的开拓，可从姚州都督府管辖州县的分布窥知。姚州都督府统辖众多羁縻州，迄今所知最西部的羁縻州为今腾冲。(18)可见，唐朝对西洱河至天竺道的有效管辖，大体上仅限今腾冲以东的区域；行者进入今腾冲以西的地区，便只能走民间便道。

天宝间南诏割据，多次对今腾冲以西的地区用兵，《南诏德化碑》说阁逻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唐文宗时南诏再次出兵骠国(位今缅甸中部)，攻破位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弥诺与弥臣，还进攻位于今萨尔温江口的昆仑及中南半岛南部的洞里萨湖，因无法舟渡而退兵。(19)在所征服的地区，南诏建广荡、丽水、安西、苍望等城镇并驻兵镇守。南诏还开通经今云南临沧至伊洛瓦底江中游的“青木香山路”(20)以及由今云南景东过景洪达中南半岛中南部的道路。(21)南诏对云南以西地区的用兵具有扩张性质，但也疏通了西洱河至天竺道的西段，客观上便利了中南半岛诸国与中国的陆行往来。《旧唐书·西南蛮骠国传》说：骠国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1800里。看来骠国联系南诏，便是通过经些乐城(在今云南潞西)至阳苴咩城的道路。

唐朝与中南半岛诸国的往来较频繁。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和好后，中南半岛诸国与唐朝的交往达至高潮，经由云南的陆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骠国是中南半岛北部的大国，辖弥臣等18属国，唐代以前“未尝通中国”。贞元十八年(802)，骠国王知南诏王异牟寻归附，乃遣其弟悉利移随南诏进贡，献国乐十曲及乐工多人。入朝前韦皋于成都谱录其曲，画其舞容及乐器以献。(22)唐人《骠国乐颂》也说：骠国王子献其乐器及乐工，“逾万里自至于蜀”，韦皋遣使者护送入朝。(23)可见骠国使者赴唐朝贡，行经过云南入成都的道路。贞元二十年(804)及元和元年(806)，骠国又遣使朝贡。(24)

中南半岛的其他古国遣使入朝，也多选行经过云南或交州的道路。武德八年(625)，文单(在今老挝)遣使朝贡。天宝十二年(753)，文单国王子率26人入朝，唐授之以属果毅都尉。文单王子回国行经交州，玄宗诏其随何履光征讨南诏，事迄许其还蕃。大历六年(771)，文单国副王婆弥入觐。贞元十年(794)南诏归唐后，文单再次入贡。(25)贞元二十一年(805)弥臣国嗣王乐道勿礼朝贡，唐朝封其为弥臣国王。(26)唐臣制文述其美，有“骠国之与弥臣，伏联踪而叠轨”等语，可见弥臣与骠国的使者为接踵或相伴入朝，亦必行经云南。(27)另据《蛮书·云南城镇》：自开南城(在今云南景东)走陆路达永昌须10日，水路下弥臣国30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国三月程”。表明自永昌沿今伊洛瓦底江可达弥臣国，南下可至昆仑国(在今缅甸萨尔温江口)，亦与前述相佐证。

秦汉以来交州受中央王朝统治，历来是封建王朝与中南半岛中南部及其以远地区交往的中转站。诸国经由交州赴中国内陆，有陆路和海路可供选择。西汉置日南郡，徼外诸国皆由过日南的道路献贡；东汉桓帝时，大秦、天竺亦经此道入贡。(28)唐代交州的位置进一步提升。因内陆联系交州主要是通过海路，同时也由于唐朝与海外诸国交往频繁，交州的海运枢纽地位得以巩固。《旧唐书》说：“交州都护制诸蛮，”海南诸国大抵位于交州以南及西南，居大海中州之上，“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29)西人依宾库达特拔所著、成书不晚于咸通初年之《道程及郡国志》，亦谓Al-Wakin(即龙编，在今河内)“为中国第一个港口”(30)。晚近学者亦认为，“交州在唐代依然为中国最南之繁盛贸易港”。(31)

关于交州达中南半岛中南部及其以远地区的道路，唐代的记载大致如下：一路由驩州东行至唐林州安远县，经古罗江、檀洞江、朱崖、单补镇至环王国都城(在今越南中南部)。若自驩州西南经雾温岭、棠州日落县、罗伦江、石蜜山、文阳县至文单国算台县，再经文单外城、内城可至陆真腊(在今老挝)，南行可至小海及罗越国(在今马来半岛南部)，再往南则达大海(今太平洋泰国湾)。如自通海城取陆路南下，经贾勇步、真州、登州、林西原可至昆仑国。(32)《新唐书·南蛮传下》谓真腊赴唐朝的陆路，经由安南的驩州与道明；若走海路远行，还可由交州至天竺与大秦。“(天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33)安南的演州西控海路，为自广州等港口通往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的大路所必经。(34)位于今缅甸丹那沙林一带的顿逊国，其国之东界通往交州；由位林邑东南之婆利国，航海经丹丹国、赤土和交州可达广州。若自中原赴赤土，自广州乘舟先抵交州，再经林邑乃达。赴北与林邑隔小海相望之盘盘国，自交州船行40日乃至。(35)

安南不仅是海外诸国赴广州交易的中转站，也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据记载：中天竺以海贝为货币，以金刚、旃檀、郁金等珍物与交趾、大秦、扶南等国贸易。(36)贞元八年(792)，原计划赴广州的海外商船普遍改往安南交易，大臣陆贽谓为广州官吏“侵刻过深”所致。(37)徼外诸国多经海路赴安南等地贸易，因交州刺史、日南太守贪利盘剥，其值十者必折之二三，“由是诸国怨愤”(38)。位今云南南部和缅甸北部的“西南夷”，亦沿今伊洛瓦底江南下出海，经海路赴广州交易。《南诏德化碑》说：寻传(指今缅甸北部)“南通勃海，西近大秦”。“西南夷”每年至广州交易的商船原仅四五艘，因岭南节度使李勉交易公正，其商船遂增至40余艘。(39)

三、宋代的云南、广西、安南及其交通线

北宋建立后，统治大同以南的黄河下游、成都以东的长江中下游以及岭南等地。南宋的北界收缩，南部范围则继承北宋。两宋北面均有强敌。在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政权角逐的历史舞台上，宋朝是一个政治、军事及地域均不占优势的王朝。两宋面临的严峻形势，对其经营南部边陲有深刻的影响。在其辖地的西南部，两宋面对如何处理与大理国和安南关系的问题。

宋朝的统治有重内轻外的倾向。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云：“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淳化二年(991)太宗又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尚可预防，唯奸邪隐现无状，演为内患深为可惧。(40)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宋朝治边奉行“守内虚外”的治策。另一方面，两宋“北有大敌，不暇远略”(41)。来自北疆的沉重压力，也使其治边难以分心。北方诸族步步紧逼，使两宋朝臣既怕又恨，却又无法摆脱困境。出自对边疆蛮夷的嫌恶心理，两宋视大理国与北方夷狄为同类，唯恐避之不及。随着北疆局势新趋严峻，两宋尤其是南宋对大理国的防范之心日渐增长。

乾德三年(965)，宋将王全斌进献四川地图，建议乘势取云南，太祖赵匡胤以唐朝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为由，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确定与据有云南之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的原则。南宋翰林学士朱震说：大理国本唐代南诏，大中、咸通间数入成都且犯邕管，致天下骚动。太祖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42)。政和末年，有人建议于大渡河外罝城邑以利互市，徽宗询黎州(治今四川汉源西北)知州宇文常，宇文常说：自太祖划大渡河为境，历150年无西南夷之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难免萌生边隙。其议遂止。(43)可见两宋诸帝不仅遵循太祖既定的策略，君臣亦奉之为至上之策。

北宋前期大理国数次入贡。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等物；“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政和七年(1117)，大理国入朝贡马及麝香等物，北宋以其王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不久，奏大理国入觐事之广州观察使黄璘，被人举报诈冒获罪，自是大理复不通于宋，“间一至黎州互市”。(44)宣和二年(1120)宋约金攻辽，北方战事骤紧，北宋终止改善与大理国的关系，可能与此有关。南宋对大理国的态度更为保守，甚至明令只许卖马、不许进贡。南宋镇吏孟珙还拒绝复通清溪关道。(45)据《宋史·孝宗本纪》，从淳熙三年(1176)至十二年(1185)，关于“黎州蛮犯边”、“黎州蛮投附”以及加强黎州边防一类的记载有10项，表明南宋恪守祖宗遗训，仍以黎州大渡河之南为异域。《宋史》记录外藩朝贡，亦将大理国与日本、蒲甘、真腊等并列。(46)

另一方面，因北方诸朝中止与中原的马匹交易，两宋战马奇缺，遂被迫向大理国及西南诸夷买马。熙宁七年(1074)因熙河用兵，马源不畅，宋廷令成都知府蔡延庆兼领戎州、黎州买马事。以后戎州、黎州购马屡废屡兴。北宋在戎州、黎州所购之马称“羁縻马”，矮小质劣不堪乘骑，购入数量亦不多。(47)宋廷南移，向大理国及西南诸夷买马的规模扩大，交易地点也从川南改至广西。绍兴三年(1133)，南宋于邕州置市马提举司，在横山寨(治今广西田东)设马匹博易场，以广南西路经略使总管邕州购马事。(48)

通过邕州至善阐的道路，南宋与大理国的马匹交易一度形成规模。绍兴间横山寨每年交易马匹的定额为1500匹。(49)“蛮马之来，他货亦至。”横山寨与邕州，乃成为内陆与云南等地交易商品的集散地。周去非说：“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50)由善阐经横山寨达邕州北上的道路，也成为云南联系内陆的重要通道。(51)据《岭外代答》卷三：“中国(按：指南宋)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南宋向大理国及诸蛮所购马匹，由横山寨辗转驱至邕州，再经桂州发往内陆。从横山寨至邕州须行7日，至桂州行18日。其道经过邕州、宾州、象州与桂州入湖南，由全州进抵临安。(52)据《岭外代答·安南国》：安南使者亦可渡海由钦州入境，再北上桂州。

从横山寨至大理国东都善阐(在今昆明市区)，其道路有三种走法，其一为由横山寨经归乐州(今广西百色北)、睢殿州(今广西田林东南)、泗城州(今广西凌云)、磨巨(今贵州安龙西南)、自杞国(中心在今贵州兴义)达善阐；其二是自横山寨达七源州分道，经马乐县、顺唐府等地过罗殿国(在今贵州西部)抵善阐；其三是由横山寨经安德州(在今广西那坡东南)、特磨道、最宁府(今云南开远)至善阐。(53)

南宋对横山寨的马匹交易颇为防范，稍有动静即关闭博易场，商队所经路程亦险阻难行，大理国赴邕州卖马的记载渐少。位今贵州、广西相连地带的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善阐至横山寨道因北梗自杞、南梗特磨，大理国马队“久不得至”(54)。经善阐达邕州的道路亦渐阻塞，咸淳时已无大理国商队路过善阐。(55)宝祐元年(1253)蒙古军攻大理国，邕州官府派人刺探军情，亦仅能至特磨(今云南广南一带)地界。(56)

北宋初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道的情形，大体上如同唐代后期。大理国知北宋建立乃两次遣使祝贺，均通过清溪关道。(57)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诏黎州守将于大渡河畔造大船，“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大理国经清溪关道又数次朝贡。(58)但因北宋对大理国持消极态度，太平兴国间或其后不久，经由清溪关道的大理国官民已少见。熙宁六年(1073)杨佐应成都官府招募，赴大理国商议买马事。杨佐一行备装裹粮，沿清溪关道之铜山寨路，据前人布囊所漏麻豆既生丛迹寻觅去路，沿途概无人烟，若迷路竟日不能越一谷。至阳苴咩城前150里始见锄山农人，谓原为汉嘉耕民，皇祐中因岁饥迁至此，“今发白齿落垂死矣，不图复见乡人”(59)。可见清溪关道阻塞寥落之状。绍定四年(1231)，大理国请南宋复开清溪关道以利入贡，镇吏孟珙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为由拒绝。

五代梁贞明间，权贵曲承美等割据交州。宋开宝元年(968)，丁部领削平交州十二使君建大瞿越国。开宝六年(973)丁部领遣使入贡，宋太祖以其子丁琏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60)太平兴国五年(980)，丁链及其父相继死。邕州知州侯仁宝建言乘交州内乱可偏师攻取。太宗遂以其为交州水陆转运使，令率兵讨之。次年侯仁宝被交州所诱遇害，宋军战败。(61)收复交州遇挫，北宋乃以安南为列藩如故，未再有兴兵收复之想。景德三年(1006)，真宗以邕州至交州水陆交通图示近臣曰：“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62)这一政策亦为南宋继承。淳熙元年(1174)大瞿越国入贡，孝宗下诏赐名“安南”，以李天祚为安南国王。(63)

安南多次骚扰广西。至道元年(995)春，交州战船100余艘寇钦州如洪镇，掠居民及廪粮而去，其夏又犯邕州所管绿州。(64)熙宁八年(1075)甚至攻陷邕州、钦州与廉州。(65)侬智高起事更震动了宋廷。皇祐四年(1052)，邕州所辖广源羁縻州首领侬智高反。侬军攻破邕州，连克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诸州，并围攻广州城，后被狄青率部打败，侬智高只身逃入大理国。事后宋廷认为侬智高反叛与安南有关，大理国亦存祸害；遂令狄靑分广、邕、宜、容诸州为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马都监，于桂州置经略安抚使统之；又于邕州设建武军节度，下辖左右两江；左江外御安南，右江外御大理国诸蛮。两江之间设60余处羁縻峒，遣军5000人镇守。倘有安南及大理国疆场之事，必由邕州赴之；经略安抚使咨询边事，“亦惟邕是赖”(66)。另据《宋史·大理国传》：淳熙间左右江峒丁达10余万，邕州布防如此严密，是因为“欲制大理”。邕州乃成为广西的边防重镇以及内外贸易的重要市场。

为防备安南与汲取赋税，宋朝着力经营广西，使两宋成为明代以前广西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67)宋朝重视广西的标志之一，是提高桂州(治今广西桂林)统辖广南西路的地位。汉朝管辖岭南的帅府在交州，唐朝在广州。皇祐中平侬智高起事，宋廷置经略安抚使于桂州，知州兼行安抚使事，桂州遂成为“西路雄府”(68)。邕州作为紧邻安南、大理国的门户亦备受重视，由桂州达邕州的道路，遂成为广西重要的交通线。南宋于其道设18处驿馆，(69)又自桂州沿湘水北上的水路设水递铺夫数千户，但运输仍繁忙不堪，衡州通判张齐贤乃奏准朝廷，减免其水路铺夫劳役之半。(70)

安南立国，与广西的地缘政治关系随之改变。经邕州至安南的道路虽可通行，但宋廷因事关边防而严加防范。紧邻安南位于道路上之永平寨，虽有设博易场，但赴场交易者皆为安南的峒落土民。(71)钦州与安南隔海相望，距邕州入安南的道路较远，乃成为南宋与安南官民贸易的活跃市场，周去非说：“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富商自四川贩锦至钦州，每年往返一次，交易数额高达数千缗。前往交易者还有安南永安州的富商与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的专使，前者的交易称为“小纲”，后者则称“大纲”。(72)广西官府还奏准于钦州设驿馆，“令交人就驿博买”(73)。海外商船亦多赴钦州停靠，既补淡水亦行交易，钦州乃成为重要的国际商港。

宋朝还加强对海南岛的经营，于琼州(治今海南省海口市)置靖海军节度，琼州亦成为重要商港。(74)据元丰三年(1080)琼州官府奏：泉州、福州、两浙与湖广等地的商人，多携金银、物帛至琼州交易，“值或至万余缗”(75)。

四、宋朝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线及其利用

大理国与两宋联系松弛，但与中南半岛诸国却保持较密切的往来。据《南诏野史》：宋崇宁二年(1103)，缅人、波斯、昆仑赴大理国进贡白象及香物。缅人居今缅甸北部，波斯指今缅甸勃生，昆仑即今缅甸之地那悉林。《岭外代答》亦说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距西天竺不远，“亦或可通”。“余闻自大理国至王舍城，亦不过四十程”。王舍城位今印度比哈尔邦。(76)杨佐一行至大云南驿(在今云南祥云县)，见驿前有里堠碑，上标由云南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到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达海上诸道路的走向，“悉著其道里之详”。表明前代所开由今云南至四川、中南半岛乃至天竺等地的陆路，大理国时依然存在；通过这些道路，大理国与中南半岛诸国乃至印度继续交往。而据前所述，自云南入四川则十分困难，宋代石门关道基本上废弃，清溪关道在大部分时间亦难通行。

蒲甘国位今缅甸北部，距大理国仅五日程。(77)宋代以前，位今缅甸中北部的掸国与骠国，通过云南的道路与中国内陆交往密切；而蒲甘遣使至宋仅有两次，当与经云南赴宋的道路不畅有关。据记载：崇宁五年(1106)，“蒲甘国入贡”。宋廷以蒲甘为大国为由，以见大食、交趾诸国使臣的较高规格接待。(78)绍兴六年(1136)，“大理、蒲甘国表贡方物”。高宗令广西经略司差人护送至临安。(79)可见本次入贡，蒲甘使者偕同大理国使，行经云南的道路至邕州。至于崇宁五年(1106)蒲甘入贡，所走路途因失载不明。(80)宋代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也曾遣使赴宋，但似未见途经云南的明确记载。

宋代以前内陆联系交趾的陆路，主要有经今云南和广西的两条道路，以行经前一道的记载较多。宋朝疏远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云南入蜀的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难以通行，经过邕州、桂州北进中原，乃成为安南联系宋朝较重要的陆路。安南本国遣使至宋，多以过邕州的道路为首选。宋朝对安南颇重防范。若安南使臣经邕州或钦州入境，须先遣使议定，并移文桂州经略司转奏朝廷；有旨许其来朝则专使上京，不然则否。(81)中南半岛诸国向宋朝贡象，亦或走经过邕州的道路。大中祥符八年(1015)，占城遣使者自交州押驯象赴阙。(82)乾道九年(1173)，安南向南宋贡驯象10头，行程援绍兴二十六年(1156)旧例，渡海至钦州后陆行北上。(83)真腊国向明朝贡象，也曾走经安南入广西的陆路。(84)贡象队伍长途跋涉，驯象可能因水土不服而死亡，因此必须尽量走陆路。诸国的使者或商贾远赴中国，主要考虑安全与快速，便不一定选走陆路。

安南与宋朝间时有纠纷，由安南过邕州的道路或通或闭。在多数的情形下，中南半岛诸国赴宋朝多选海路，而较少走经安南、邕州北上的陆路。即便是宋使赴安南亦愿走海路。淳化元年(990)，宋廷遣宋镐出使安南，“冒涉风涛，颇历危险”(85)。自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在邕州至安南的道路置驿站并加强管理，此路才成为安南联系中原的主要通道。(86)元人黎崱亦言：“朝廷平宋，驿桂始近，安南屡贡(象)焉。”(87)邕州至安南道路的走向，为过左江太平寨正南，至桄榔花步渡富良、白藤两江，四程可至；若自太平寨东南行，过丹特罗小江自谅州入，六程可达；自右江温润寨则最远。(88)周去非所说与之略同，谓自钦州西南舟行一日至安南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与万春，行五日至安南国都。若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在今广西友谊关附近)南行，入其境机榔县(即桄榔县，在今越南高平附近)，过乌皮、桃花二小江(即如月江东之小水)，行四日过湳定江至其国都。或自太平寨东南行，过丹特罗江(今平而河上游)入其谅州，行六日至安南国都。(89)

综合宋代有关的记载，海外诸国至宋朝贡或贸易，基本上是择行海路。据《岭外代答》：邻近中国之窊里诸国，以占城、真腊为交通之都会；真腊国远于占城，其旁之窊里国、西棚国、三泊国、麻兰国、登流眉国与第辣挞国，皆以真腊为都会，诸国行旅经海路“北抵占城”。注辇国为西天南印度，“欲往其国，当自故临国易舟而行”(90)。西方诸国之著名者，有王舍城、天竺国与中印度；此三国与宋朝往来的路途，据贾耽《皇华四达记》：“自安南通天竺。”(91)海外诸国富足而多宝货者，莫如大食、阇婆与三佛齐；三佛齐赴宋须正北航行，海舶过上下竺与交洋乃至宋境；大食国赴宋须乘小舟南行，至故临国换大船东行，至三佛齐乃循其入宋海途。(92)赴阇婆于十一月舟发广州，“一月可到”(93)。

两宋尤其是南宋的海外交通贸易，呈现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与宋朝社会经济发达、南宋偏安东南有关，也有两宋通往周边的陆路受阻等方面的原因。宋代东南部海洋的交通，最大的变化是交州的枢纽地位明显下降，而占城的地位持续上升。安南为两宋之邻邦或敌国，时常扣留或抢劫他国赴宋的海船。因此他国海船大都不愿停靠交州，而转赴与两宋关系较密切的占城。占城与宋朝往来频繁，据《宋史》、《宋会要》、《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的记载，占城遣使入宋朝贡有60次之多。(94)宋代重视占城(在今越南归仁)的记载有如：“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驩州界。泛海南去三佛齐五日程。陆行至宾陀罗国一月程，其国隶占城焉。东至麻逸国二日程，蒲端国七日程。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东北至两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两日程，陆行半月程。”(95)“占城，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南至真腊，北抵交趾，通邕州；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96)

迄至元代，诸国海船赴中国东南沿海仍多停占城，占城在海运中的枢纽地位更为明确。周达观随使臣赴真腊，谓从温州港口开洋，20余日抵占城。所著《真腊风土记》说：自温州出发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达占城；由占城顺风半月可至真蒲，“乃真腊之境”(97)。周致中言：“(占城)南抵真腊，北抵安南；广州发舶，顺风八日可到。”(98)另据《元史》：“爪哇在海外，视占城益远；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99)黎崱说得更为清楚：“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100)

宋朝至中南半岛海运的另一改变，是钦州、琼州成为诸国海船中途停靠的重要港口，而秦汉以来知名的徐闻(在今广东徐闻西南)、合浦(在今广西浦北西南)，则日渐衰落。

据《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日南障塞、徐闻与合浦，是停泊中国与南海诸国海船的重要港口，历宋初相沿未改。另外，历代海船虽多停靠海南岛，但尚未形成稳定的港口。贾耽述唐朝入四夷之路，其中有广州通海夷道，谓海船先后在九洲石(今海南岛东北之七洲列岛)、象石(今海南岛东南之独珠山)停靠。(101)宋初以后，上述情形发生了变化。《岭外代答》说：“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宋朝于钦州设巡检司，对远道而来的海船“迎且送之”(102)。《桂海虞衡志》亦说自安南出发，“东海路通钦、廉”(103)。可见钦州已成为中国及诸国海舶在广西停靠的主要港口，廉州(在前代合浦旧地)则位居其次。(104)至于徐闻港，似未见于宋代的记载。

周去非指出廉州的地位不如钦州，并解释原因是“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交人之至钦也，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到”(105)。即认为廉州海面凶险易致溺舟，而钦州海面安全且距安南甚近，因此包括安南在内的诸船均愿泊靠钦州。但据《岭外代答》所说“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的情形来看，钦州时为繁荣的国际市场，且有驿道相通，此亦为钦州受诸国海舶欢迎的重要原因。至于海舶过海南岛多停靠琼州，当与宋朝在其地置靖海军节度，琼州成为知名市场有关。元代琼州仍为中外海船重要的中转地，“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106)。

结论

在中国内陆与中南半岛地区之间，历来有陆路、海路两类交通线可供选择。在唐宋两朝统治的610年间，中国内陆与中南半岛之间的交通线，在兴衰、更替及其作用等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唐朝与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及其经营实践以及西南边疆和中南半岛地区时代条件的改变，是造成这些交通线及其利用情形变化的重要原因。

唐朝积极拓边，并着力经营云南地区与岭南西部。在云南西部设置的姚州都督府，与在交州基础上建立的安南都护府，分别位于安南通天竺道的两端，也是稳定西南边疆的两个桥头堡。唐朝与中南半岛间的陆路、海路交通堪称繁荣；通过这些道路，中南半岛诸国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往来。中南半岛北部诸国遣使入唐，大都行经由云南达成都的道路。以云南为中介通往中南半岛与印度的安南通天竺道，由云南入成都的清溪关道及石门关道，以及从交州至广州等地的海运路线，存身于唐代繁忙的交通线之列。唐朝还在上述陆路设置一些驿馆，交州则成为亚洲南部最繁盛的贸易港。唐朝、南诏交恶，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道受到影响，石门关道尤甚。

两宋在北边有劲敌，多时自顾不暇。两宋治边注重权衡利弊，亦因受“守内虚外”方略的影响，与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并冷淡与大理国的关系，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道遂被废弃。为解决战马的来源，两宋向大理国及西南诸蕃购马，南宋时经过广西的马匹交易较为兴盛。由云南往东达今南宁一度成为重要的交通线；但南宋后期此道闭塞难行。两宋认可安南立国。为防范安南以及增收赋税，宋朝着力经营广西，今桂林与南宁两地亦受重视，两地之间的道路趋于兴盛，大理国、安南的使臣赴宋亦走此道。但此路亦时通时阻。

受上述改变的影响，中南半岛及海外诸国与宋朝交往，多数选走赴东南沿海的海路。这条海路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往来的海船中途大都停靠占城、钦州与琼州，前代兴盛的安南、徐闻、合浦等中转港口趋于衰落。除地缘政治关系改变外，钦州等地在宋代成为繁荣的贸易市场，也是吸引过往海船停靠的重要原因。至于紧邻云南的蒲甘等国，因北上的陆路受阻，与宋朝的交往很少。

注释：
①方铁：《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
③《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
④《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神功元年闰十月甲寅”条。
⑤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剑南道》，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⑥《旧唐书》卷41《地理四》。
⑦《旧唐书》卷4《高宗纪》。
⑧《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
⑨《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丁巳条；《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两爨蛮》。
⑩《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
(11)樊绰：《蛮书》卷6《云南城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7页。
(12)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交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49页。
(13)《资治通鉴》卷250《唐纪六十六》，“咸通三年四月”至“咸通七年十一月”诸条；《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
(14)樊绰：《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15)樊绰：《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16)据樊绰《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由交州至滇南贾勇步为水路，以后乃改陆行。贾勇步至阳苴咩城共21驿。云南多山路难行，马帮一日行约30里。
(17)樊绰：《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18)据《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神功初，蜀州刺史张柬之上疏请罢姚州，谓姚州都督府辖57处羁縻州，但未言州名及地望。《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载姚州府所辖13处羁縻州，大致位今云南的楚雄地区与大理地区。据《元史》卷61《地理四》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条：唐于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治楪榆洱河蛮”，所言管辖重点与《新唐书·地理七下》所说羁縻州分布方位相合。《元史》卷61《地理四》又说：腾冲府，“唐置羁縻郡”。可见腾冲为姚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之一。由此观之，腾冲应为迄今所知姚州都督府管辖范围的极西界。
(19)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6页。
(20)樊绰：《蛮书》卷6《云南城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3页。
(21)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22)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骠国传》。
(23)阙名：《骠国乐颂》卷100，载《说郛》，宛委山堂本。
(24)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25)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791《外臣部·朝贡四》、卷965《外臣部·封册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26)王溥：《唐会要》卷100《骠国》，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95页。
(27)符载：《为西川幕府祭韦太尉文》，载董浩等编《全唐文》卷619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8)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6《四夷五·南蛮一·南蛮总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9)《旧唐书》卷41《地理四·安南都督府·宋平》。
(30)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6页。前代学者认为Al-Wakin即龙编或比景(即唐代景州，位今越南义静省横山)，笔者以龙编为是。
(31)桑原隲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9页。
(32)《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
(33)杜佑：《通典》卷193《边防九·天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61页。
(3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8《岭南道五·安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3页。
(3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6《四夷五·南蛮一·徼外南蛮》，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6)《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天竺国传》。
(37)《资治通鉴》卷234《唐纪五十》，“贞元八年六月”条。
(38)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6《四夷五·南蛮一·林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9)《新唐书》卷131《宗室宰相·李勉传》。
(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1)郭松年：《大理行记》，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4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引朱震《为大理国买马事陈方略奏》，国学基本丛书本。
(43)《宋史》卷353《宇文昌龄传》附《宇文常传》。
(44)《宋史》卷488《外国四·大理传》。
(45)《宋史》卷412《孟珙传》。
(46)《宋史》卷119《礼二十二·诸国朝贡》。
(47)《宋史》卷198《兵十二·马政》。
(48)《宋史》卷90《地理六·广南西路》。
(49)并非每年购马均达定额数，通常年购马数百匹，亦有当年仅收购20余匹者。参见黄震《黄氏日钞》卷67，转引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附录五》，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5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邕州兼广西路安抚都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7页。
(51)《蛮书》的作者樊绰说：从邕州路至阳苴咩城，“途程臣未谙委”。可知唐代已有自阳苴咩城至邕州的道路。樊绰言不知其具体情形，表明唐代此道尚不兴盛，故详情难知。参见樊绰《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52)《黄氏日钞》卷67。
(53)《岭外代答》卷3《通道外夷》。
(54)刘应李编：《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下《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9页。
(55)《宋史》卷451《忠义六·马暨传》。
(56)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9《回宣谕奏》，四库全书本。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引《续锦里耆旧传》。
(58)李攸：《宋朝事实》，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59)杨佐：《云南买马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庚寅”条注引。
(60)《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
(6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5《交州之变》，国学基本丛书本。
(6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19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63)《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
(64)《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
(65)沈括：《梦溪笔谈》卷25，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65页。
(66)《岭外代答》卷1《边帅门·邕州兼广西路安抚都监》。
(67)方铁：《宋朝经营广西地区述论》，《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68)《岭外代答》卷1《边帅门·广西经略安抚使》。
(69)《宋史》卷332《陆诜传》。·
(70)《宋史》卷265《张齐贤传》。
(71)《岭外代答》卷5《财计门·邕州永平寨博易场》。
(72)《岭外代答》卷5《财计门·钦州博易场》。
(73)《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互市舶法》。
(74)《岭外代答》卷1《边帅门·琼州路兼广西安抚都监》。
(75)《宋史》卷186《食货下八·商税》。
(76)《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通道外夷》、卷3《外国门下·西天诸国》。
(77)《岭外代答》卷2《外国门上·蒲甘国》。
(78)《宋史》卷2《徽宗本纪》、卷489《外国五·蒲甘国》。
(7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番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862页。
(80)另据《诸蕃志》卷上《至国·蒲甘国》：景德元年(1004)，蒲甘遣使同三佛齐、大食国来贡，“获预上元观灯”。但所记“蒲甘”为“蒲端”之误，蒲端国或谓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北岸之武端，参见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年，第278页。
(81)《岭外代答》卷2《外国门上·安南国》。
(82)《宋史》卷489《外国五·占城传》。
(83)范成大：《进象奏一》，载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附录四》，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86页。另说乾道九年贡象的行程，为自永平寨入邕州至静江，参见《岭外代答》卷2《外国门上·安南国》。孰是，待考。
(84)方铁：《古代中国至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陆路交通》，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8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85)《宋史》卷488《外国四·交趾传》。
(86)宋濂等：《元史》卷209《安南传》，载至元十九年(1282)，世祖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达交趾。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安南国王陈日烜遣人进书：“今闻国公辱临敝境，边民无不骇愕，不知何国人使而至于斯，乞回军(鄯阐、黎化)旧路以进。”可见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置驿前，邕州达安南的道路并不通畅，亦未被视同“旧路”。
(87)黎崱：《安南志略》卷15《物产》，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68页。
(88)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0页。据《文献通考》卷330《四裔》引文补。
(89)《岭外代答》卷2《外国门上·安南国》。
(90)《岭外代答》卷2《外国门上·海外诸蕃国》。
(91)《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西天诸国》。
(92)《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航海外夷》。
(93)《岭外代答》卷2《外国门上·阇婆国》。
(94)陈佳荣：《中外交通史》，香港：学津书店，1987年，第273页。
(95)《宋史》卷489《外国五·占城传》。
(96)赵汝适：《诸蕃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页。
(97)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98)周致中：《異域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页。
(99)《元史》卷211《外夷三·爪哇》。
(100)《安南志略》卷1《边境服役》。
(101)《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
(102)《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航海外夷》、卷1《地理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
(103)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0页。据《文献通考》卷330《四裔》引文补。
(104)贞观八年，唐朝于合浦旧址置廉州。宋朝沿袭设置。
(105)《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钦廉溪峒都巡检使》。
(106)《元史》卷210《外夷三·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