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要 卷六 礼一(吉礼 ) ~ 卷十 礼五(吉礼 )

卷六 礼一(吉礼 )

◎礼

太祖初定天下，首开礼乐二局，广徵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庙宗社议以进。礼官及诸儒臣又编集郊庙山川等仪，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鉴戒者，名曰《存心录》。

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细异具。又屡敕议礼臣李善长、傅、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等编辑成集。县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同修礼书。若夫厘正祀典，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而诸神封号悉改从本称，一洗矫诬陋习，其度越汉唐远矣。(《礼志》。 )

洪武六年三月申辰，礼官上所定礼仪。帝谓尚书牛谅曰：“元世废弃礼教，因循百年，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梁之习。常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大训记》。 )

二十四年六月己未，诏廷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本纪》。 )

明初之议礼局限性，宋濂方家居，诸仪率多陶安裁定。大祀礼专用安议，其馀参汇诸说，从其所长。用詹同，时享用朱升，释奠、耕用钱用壬，五祀用崔亮，朝会用刘基，祝祭用魏观、军礼用陶凯，皆能援据经义，酌古准今，郁然成一代休明之治。虽折中断制，裁自上心；诸臣之功，亦曷可少哉！(《陶安诸臣赞》。 )

《李善长传》：“已帅礼官，定郊社宗庙礼；寻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奉命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诸书，定天下岳渎神只封号。”

《宋濂传》：“濂于书无所不通。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

《范常传》：“洪武元年，擢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卿。帝锐意稽古礼文。群臣集议，间有异同；常能参合众言，委曲当上意。”

《梁寅传》：“时以礼、律、制度分为三局，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

《陶安传》：“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为学士。时徵诸儒议礼，命安为总裁官。”

《钱用壬传》：“初官御史台经历，寻与陶安等博议郊庙、社稷诸仪。其议释奠、田，皆援据经文及汉魏以来故事，以定其制。洪武元年，拜礼部尚书，凡礼仪、祭祀、宴享、贡举诸政，皆专属礼官。又诏与儒臣议定乘舆以下冠服诸式。时儒生多习古义，而用壬考证尤详确。”

《詹同传》：“初迁考功郎中，直起居注。会议礼，同议当，遂用之。”

《朱升传》：“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定宗庙时享斋戒之礼。”

《崔亮传》：“初亮居礼曹时，即位、大祀诸礼，皆其所条画，丞相善长上之朝，由是知名。及为尚书，一切礼制，用壬先所议行者，亮皆援引故实以定其议，考证详确，逾于用壬。又请：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诣中书受誓戒，戒辞如《唐礼》。又依《周礼》定五祀及四时荐新、裸礼，圭瓒郁鬯之制。并言：'旗纛月朔望致祭，烦而渎，宜止行于当祭之日。'皆允行之。帝以日中有黑子，疑祭天不顺所致，欲增郊坛从祀之神。亮执奏：'汉唐烦渎，不宜取法。’乃止。”

《牛谅传》：“谅三迁至礼部不收，更定释奠及大祀分献礼，与詹同等议省牲冠服。又奏：三皇立庙京师，春秋时祭；汉、唐以下，就陵立庙。帝为更定行之。”

《刘仲质传》：“洪武十五年，拜礼部尚书。命与儒臣定释奠礼，颁行天下学校。”

《陶凯传》：“洪武三年，与崔亮并为礼部尚书，各有敷奏。军礼及品官坟茔之制，凯议也。”

《任昂传》：“十五年，为礼部尚书，请更定冕服之制及朝参坐次；又奏毁天下淫祠，正祀典称号。”

《李原名传》：“为礼部尚书，以帝命行养老之政，申明府、州、县多寡之数，定官民巾服之制，皆著为令。凡郊社、宗庙、社稷、岳渎诸制，先后儒臣论定，时有详略，帝悉令原名更正之。”

《刘三吾传》：“时天下初定，典章关略。帝锐意制作，宿儒凋谢，得三吾晚，说之。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法，多所刊定。”建文三年闰三月，《礼制》成，颁诏天下。(《明纪》。 )

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

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义，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已上《礼志》。 )

嘉靖四年十二月，《大礼集议》成，颁示天下。

七年六月，《明伦大典》成，颁示天下。(已上《本纪》。 )○祭祀总叙

明初，以园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为大祀；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后改先农、朝日、夕月为中祀。

天地、太庙、社稷、山川诸神皆天子亲祀。国有大事，则遣官祭告。若先农、城隍、旗纛、马祖、五祀、京仓、先贤、功臣合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寝及孔子庙则传制特遣。(王圻《续通考》。 )

正月三祭：上辛祈，立春享太庙，祭司户。

二月九祭：惊蛰祭太岁、月将、风、云、雷、雨诸神，春分朝日于东郊，上戊祭太社、太稷，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上丁祭先师孔子，上甲祭三皇，祭历代帝王庙，祭先农，祭司马之神。

三月三祭：清明祭奉先殿，祭岳镇、海渎之神，祭泰厉。四月三祭：孟夏享太庙，大雩，祭司灶。五月二祭：夏至祀皇地只于丘，前期祭告太庙。六月一祭：季夏祭中溜。

七月二祭：孟秋享太庙，祭司门。

八月十祭：秋分夕月于西郊，上戊祭太社、太稷，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上丁祭先师孔子，上甲祭三皇，祭历代帝王庙，祭城南旗纛庙，祭都城隍之神，祭天神、地只于山川坛，祭太岁、月将、风、云、雷、雨之神，望日祀灵神。

九月三祭：季秋大飨，霜降祭岳镇、海渎之神，祭旗纛于教场。十月三祭：孟冬享太庙，朔日祭泰厉，祭司井。十一月二祭：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前期祭告太庙。

十二月三祭：季冬享太庙，岁暮大，祭旗纛于承天门外。○省牲

牲四等：曰犊，曰牛，曰大牢，曰少牢。色尚も或黝。大祀入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吾学编》。 )

涤牲，立神牲所，设官二人牧养神牲。祀前三月，付廪牺，令涤治如法。其中祀涤三十日，小祀涤十日者，亦如之。(《明集礼》。 )

洪武二年，帝以祭祀省牲于神坛甚迩，人心未安。尚书崔亮乃奏考古省牲之仪，远神坛二百步。(《崔亮传》。 )

三年，帝以郊祭之牲与群祀牲同牢刍牧，不足以别祀天之敬。乃因其旧地改作而加绘饰，中三间以养郊祀牲，左三间养后土牲，右三间养太庙、社稷牲，馀屋养山川百神之牲。凡大祀牺牲，前一月，帝躬视涤养，继命群臣更日往视，岁以为常。(《实录》。 )

崔亮言：“大祀，帝亲省牲；中祀小祀之牲，当遣官代。”帝命：“亲祭者皆亲省牲。”(《崔亮传》。 )

六年，御史台言：“吏部尚书吕本奉职不谨，郊坛牲角非茧栗，功臣庙坏不修。”诏免官，罚役功臣庙。(《明会典》。 )

七年，定制：大祀，皇帝躬省牲。中祀小祀，遣官。(《礼志》。 )

十三年九月，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定制：祭物缺者以他物代。”帝曰：“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是有司故为苟简也。百司所以能理其职而尽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神犹忽之，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同上。 )

凡郊庙牺牲已在涤者：或有伤，则出之；死则埋之；其有疾者，亦养于别所，待其肥盾，以备小祀中祀之用。若未及涤或有伤疾者，归所司别用。(《春明梦馀录》。 )

景泰四年，令礼部铸造“牲”字、“牢”字火印各一，会同太常寺及御史，印记各处解到牛羊。(同上。 )

正德十五年三月戊戌，清明节，太常寺奏：“陵寝祭牲已有定制，豕为必用之物，请驰其禁。”从之。(《实录》。 )

嘉靖十一年，更定冬夏至祈，俱祭前五日亲视；后俱遣大臣。圜丘苍犊，方丘黄犊，配位各纯犊。(《礼志》。 )

隆庆元年五月，太常寺卿邹应龙省牲北郊。东厂太监冯保传呼至，导者引入，正面热香，俨若天子。应龙大骇，劾保僭肆。保深衔之。(《邹应龙传》。 )

万历四十四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言：“孝陵元旦、清明、长至三大祭，交物俱备。中元、孟冬两忌辰及万寿节五祭，向止陈设酒果；应加用牲帛祭文。”从之。(《实录》。 )

◎斋戒

洪武元年，翰林学士朱升等奉敕撰斋戒文。大祀七日：前四日戒，后三日斋。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为天下祈福，宜下令百官斋戒。若自有所祷，不关民事者，不下令。”又以致斋七日、五日，为期太久，人心易怠；止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通典》。 )

又诏：“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诣中书省受誓戒，各扬其职；不共者，国有常刑。”从礼部尚书崔亮请也。(同上。 )

三年，谕礼部尚书陶凯曰：“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牙笏；大祀则书“致斋三日”，中祀则书“致斋二日”于简上。太常司进置斋所。(《礼志》。 )

陶凯又奏：“凡亲祀：皇太子宫中居守，亲王戎服侍从。皇太子、亲王虽不陪祀，一体斋戒。”(《通典》。 )五月，建斋宫于圜丘之西、方丘之东。(《实录》。 )

四年，礼官奏定：天子亲祀，斋五日；遣官代祀，斋三日；降香，斋一日。

二十一年，定制：斋戒前二日，太常寺司官宿于本司；次日，奏请致斋；又次日，进铜人，传制谕文武百官斋戒。(已上《礼志》。 )

宣德七年，大祀南郊。帝御斋宫，命内官、内使：饮酒食荤，入坛唾地者，罪之；司礼监从容者，同罪。斋之日，御史检视各官于斋次。(《会典》。 )

嘉靖九年，定前期三日，帝御奉殿，百官朝服听誓戒。(《礼志》。 )

世宗以旧存斋宫在圜丘北，是踞视圜丘也，欲改建于丘之东南。夏言言：“更起斋宫于圜丘之旁，似于古人扫地之义，未为允协。且秦、汉以来，并无营室者，正谓质诚尊天，不自崇树，以明谦恭肃敬之旨，故惟'大次’之设，为合古典。愿寝其议。”报闻。(《春明梦馀录》。 )

卷七 礼二(言礼 )

◎亲郊

太祖祀上帝于圜丘九。(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二年十一月乙巳，三年十一月庚戌，四年十一月丙辰，五年十一月辛酉，六年十一月丙寅，冬至，改卜郊壬午，七年十一月辛未，八年十一月丁丑，九年十一月壬午。 )

合祀天地于奉天殿一。(十年十一月丁亥。 )

大祀天地于南郊二十。(十二年正月己卯，十三年正月癸卯，十四年正月乙未，十五年正月乙未，十六年正月乙卯，十七年正月丁未，十八年正月辛未，十九年正月甲子，二十年正月甲子，二十一年正月辛卯，二十二年正月丁亥，二十三年正月己卯，二十四年正月癸卯，二十五年正月乙未，二十六年正月辛酉，二十七年正月乙卯，二十八年正月丁未，二十九年正月壬申，三十年正月丙寅，三十一年正月壬戌。 )

惠帝大祀天地于南郊二。(建文元年正月庚辰，三年正月辛未。 )

成祖大祀天地于南郊十七。(建文四年七月壬午，永乐元年正月辛卯，二年正月乙卯，三年正月庚戌，四年正月丁未，五年正月丁卯，六年正月辛酉，七年正月乙卯，九年正月甲戌，十年正月丁酉，十一年正月辛卯，十五年正月丁丑，十九年正月甲戌，二十年正月辛未，二十一年正月乙未，二十二年正月戊子。 )

皇太子摄祀天地于南郊一。(八年正月己卯。 )仁宗大祀天地于南郊一。(洪熙元年正月丙戌。 )

宣宗大祀天地于南郊九。(宣德元年正月丁未，二年正月庚子，三年正月甲午，四年正月己未，五年正月癸丑，六年正月丁丑，七年正月癸酉，八年正月丁卯，九年正月辛卯。 )

英宗前纪，大祀天地于南郊十。(正统五年正月己未，六年正月庚戌，七年正月甲戌，八年正月丁卯，九年正月辛酉，十年正月丙戌，十一年正月己卯，十二年正月癸酉，十三年正月丁酉，十四年正月甲午。 )

景帝大祀天地于南郊七。(景泰元年正月丙戌，二年正月庚戌，三年正月丙午，四年正月辛未，五年正月甲子，六年正月戊午，七年正月壬午。 )

英宗后纪，大祀天地于南郊六。(天顺二年正月甲戌，三年正月乙未，四年正月丁亥，五年正月庚戌，六年正月丁未，七年正月丙午。 )

宪宗大祀天地于南郊二十二。(成化元年正月己未，二年正月乙卯，三年正月己卯，四年正月甲戌，五年正月乙丑，六年正月己丑，七年正月丙戌，八年正月庚戌，九年正月丁未，十年正月丁酉，十一年正月癸亥，十二年正月辛亥，十三年正月庚戌，十四年正月甲戌，十五年正月丁卯，十六年正月甲午，十七年正月丙戌，十八年正月壬午，十九年正月丙午，二十年正月庚寅，二十一年正月甲申，二十二年正月己未。 )

孝宗大祀天地于南郊十八。(弘治元年正月丙午，二年正月辛未，三年正月甲子，四年正月己丑，五年正月壬午，六年正月己卯，七年正月丁酉，八年正月乙未，九年正月壬辰，十年正月庚戌，十一年正月丁未，十二年正月辛未，十三年正月己丑，十四年正月己未，十五年正月丙戌，十六年，改卜郊，二月戊申，十七年正月甲戌，十八年正月乙未。 )

武宗大祀天地于南郊十五。(正德元年正月己丑，二年正月乙酉，三年正月丁未，四年正月丙午，五年正月丁卯，六年正月甲子，七年正月己未，八年正月壬午九年正月丁丑，十年正月戊辰，十一年正月乙未，十二年正月己丑，十三年正月庚戌，十四年正月甲辰，改卜郊，二月丁丑，十五年正月癸巳，改卜郊，十二月丁酉。 )

世宗大祀天地于南郊九。(嘉元年正月己未，二年正月乙卯，三年正月丁丑，四年正月辛未，五年正月乙未，六年正月己丑，七年正月丙戌，八年正月庚戌，九年正丁酉。 )

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一。(九年十一月辛巳。 )

祀天于南郊六。(十年十一月甲寅，十一年十一月庚申，十三年十一月庚午，十四年十一月乙亥，十五年十一月辛巳，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十八年十一月丙申。 )

穆宗祀天于南郊四。(隆庆元年十一月癸亥，二年十一月戊辰，三年十一月甲戌，四年十一月己卯。 )

神宗祀天于南郊三。(万历三年十一月乙巳，六年十一月辛酉，十四年十一月癸卯。 )熹宗祀天于南郊一。(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巳。 )

庄列帝祀天于南郊四。(崇祯元年十一月癸未，八年十一月庚申，十二年十一月辛巳，十三年十一月丁亥。 )○亲祀北郊

太祖祀地于方丘三。(洪武二年五月癸卯，三年五月戊申，五年五月戊午。 )

世宗祀皇地只于方泽二。(嘉靖十年五月壬子，十四年五月癸酉。 )穆宗祀地于北郊一。(隆庆元年五月辛酉。 )神宗祀地于北郊二。(万历四年五月戊申，七年五月癸亥。 )

熹宗祀地于北郊一。(天启五年五月乙丑。 )

庄烈帝祀地于北郊四。(崇祯二年四月癸未，十三年五月甲申，十四年五月戊子，十五年六月甲子，皆《本纪》。 )吴元年八月癸丑，圜丘成。(《本纪》。 )

十一月甲午，太祖初观圜丘，顾谓起居注熊鼎等曰：“此与古制合否？”对曰：“小异。”帝曰：“古人于郊，埽地而祭，器用陶匏，以示俭朴。周有明堂，其礼始备。今予创立斯坛，虽不必尽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诚，不敢顷刻少怠。”(《大训记》。 )

十一月乙巳，有事于圜丘。礼官请罢礼成诣太庙躬谢之仪，唯先祭三日诣太庙，以配享告。从之。帝欲增郊坛从祀之神。崔亮奏：“汉唐烦渎，不宜取法。”乃止。(《通典》。 )

洪武二年八月，建望祭殿。(《实录》。 )帝虑郊社诸祭，坛而不屋，或骤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于大尉厅望祭、及《元经世大典》坛内外建屋避风雨故事，奏之。遂诏建殿于坛南。

帝一日问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正中，而百官朝参，班列东西，何也？”亮对曰：“天子祭天，升自午陛，北向，答阳之义也；祭社，升自子陛，南向，答阴之义也。若群臣朝参，当避君上之尊，故升降皆由卯陛，朝班分列东西，以避驰道，其义不同。”

亮又言：“《郊特牲》曰：'器用陶匏。’《周礼疏》：'外祀用瓦。’今祭祀用瓷，与古意合；而盘盂之属，与古尚异。宜皆易以瓷，惟笾用竹。”从之。(已上皆《崔亮传》。 )

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礼志》。 )

二月，太常少卿陈昧言：“《周礼天府》：'孟冬礼司民、司禄，而献民数、数，则受而藏之。’今圜丘郊祀，宜以户口钱粮之籍陈于台下，礼异，藏之内府，以见拜受民数、数于天之义。”从之。(《实录》。 )

六年正月，选朝天宫道士供事郊坛。(《三编》。 )

《御批辑览》曰：“郊坛理宜诚肃，骏奔执事，岂宜司以羽流？当时议礼诸臣如刘基、宋濂、詹同辈，俱博古而达于政体，何不闻一言匡正耶？至嘉靖时，而斋醮事兴，益以崇尚道教为务，此其滥觞矣。”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桂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言是也。”(《桂彦良传》。 )

是年，增设天下神只于南北郊。帝谓詹同曰：“大祀：终献毕，始行分献；礼未当。”同乃与学士宋濂议以上：初，奠玉帛将毕，分献官即行初献礼；亚献、三献皆如之。(《礼志》。 )

八年十一月，学士乐韶凤等奏定大祀祭坛脱舄之仪，谓：“古者以履不上堂为敬。汉魏朝祭皆洗蔑，惟萧何'剑履上殿’，以为异数。宋南郊，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入庙脱舄升殿，所以崇敬也。今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设执事官脱履之次于坛门外西阶侧。祭曰，大驾入幕次脱舄，始升坛殿行礼。分献陪祀官皆脱舄于外，协律郎、乐舞生皆洗蔑上。”诏行之。(《实录》、《春明梦馀录》。 )

九年，定郊社大事，国有三年丧，不废。(《吾学编》。 )

十年八月，帝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欲举合祀之典。命即圜丘旧址为坛，以屋覆之，命曰大祀殿。十一月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续通典》。 )

文彬案：太祖厘正祀典，革除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去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改从本称，尽洗汉、唐以来陋习；又分祀天地，举千数百年相沿之误，一旦整饬，洵足为万世法守。未几，感齐居阴雨，仍改天地合祀，立大祀殿，屋而不坛，合圜丘明堂为一制；此失礼之尤者。揆其意，不过欲省烦而趋便耳！彼时礼部长贰官如朱梦炎、李冕辈，庸暗不识大体，未能抗疏力争。沿谬百六十年，至嘉靖始复旧典。然非夏言辈力排群议，亦未能赞成其美。则甚矣复古之难也。

十二年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南郊。(《本纪》。 )又建神乐观于郊坛之西，以处乐舞生。(《实录》。 )

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礼志》。 )

洪熙元年正月丙戌，南郊誓戒毕，帝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务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大训记》。 )

正德十年正月戊辰，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礼。给事中王良佐言：“郊庙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齐、致斋有常期，有专所；当祭之日，夙驾而往；行礼之际，无贰尔心；期昭格也。迩者正月五日，躬祀太庙，薄暮方出行礼。十日郊祀，七日当誓戒，臣等导驾与百官俱朝服，候至夜漏下，忽传闻免朝，不知旨从何出？九日，车驾当临斋宫，百官莫不晨趋以俟。乃薄暮方往，仓猝至坛；行礼甫毕，旋即下营。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游幸也？及次日驾还，复至夜分。城门失启闭之期，禁闼纵驰骋之乐，一切非时与制。乞自今祭祀朝贺之期，经筵讲书之候，起居寝兴之节，务各及时遵制举行。”不报。

十二年正月戊寅，召百官至左顺门，告以“己丑郊竣，将幸南海子观猎”。廷臣极谏不听。及期，速蒇祀事，遂往畋。

十三年正月丙午，帝至自宣府。庚戌，当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齐，遂行礼。(已上《三编》。 )

十四年正月甲辰，改卜郊。先是，太常寺奏以是月十二日郊祀；至是，以圣驾未回，请改卜。内批“改次日”。既又命改卜。于是礼科给事中邢寰等言：“祖宗以来，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岁之首，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复一日，不惟隳祖宗相循之制，亦且非祗畏天地之道。请如期返跸，以成大礼。”礼部尚书毛澄等驰疏谏曰：“皇祖之训曰：'凡祀天地，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今六龙遐骋，旋轸无日。万一冰雪阻违，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执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伏乞趣驾速还，躬亲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俱不报。壬戌，钦天监奏拟郊祀日期。传旨，令择二月上旬以闻。太常寺奏：“仲春当释奠先师及祀社稷，而郊礼未成；请俟郊后，择丁、戊日行礼。”报可。

喜靖十年九月丙辰，罢南京郊祀。初，上命修辑郊社诸坛，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黄芳等言：“天地、社稷、山川既统祀于京师，其在南京者，可弗举也。若有时祭告及灾变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祭告孝陵及山川诸神，不必备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为然，遂罢之。(已上《实录》。 )

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升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礼志》。 )

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朔，诣南郊，上皇天上帝号。(《本纪》。 )

隆庆四年十一月己卯，祀天于南郊。旧制：郊毕举庆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礼久废。至是，礼部尚书殷士儋始考定旧仪行之。(《殷士儋传》。 )

万历十三年，礼科给事中王三馀疏言：“郊祀必躬亲，载之《会典》。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坛；恭绎德音，宣示臣工，共图修省。今岁似宜亲郊，以答天戒；代摄之举，未可以为常。”疏入，帝以其奏请不早，诘责之；仍遣官代。(《三编》。 )

◎郊议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导只。’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隹上，(校点者案：《明史礼志》作“隹上”。但《史记封禅书》作“隹丘”。 )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郑玄又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只；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只。’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唐历千馀年间皆因之。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隋高祖、唐元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皇地只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渎从祀。”太祖如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礼志》。 )

《三编质实云》：“按《唐书》：'睿宗太极元年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先天。’是亲祭北郊者睿宗，非元宗也。此议偶误耳！”

嘉靖九年，帝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凡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张璁曰：“《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只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总：“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上复谕璁曰：“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殿太祖前，不吉，议且寝。会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裹，因令璁会言陈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上切责之，乃敕礼部会廷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只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于是下言疏，令礼部一并议行。三月丙申，璁录上《郊祀考议》一册。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祀、实柴、燎之礼；以祀地只则有血祭、沈、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只。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太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只，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赍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未尝以分祭为非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宝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只之祭，而自为一说耶？”疏入，下礼部，令折衷群议以闻。辛丑，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钅宏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於古礼。但坛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於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只。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上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於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旦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礼臣欲於具服殿稍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为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於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於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而分祀之制遂定。(《礼志》。 )

隆庆元年，礼部会议，罢祈及明堂大享礼。圜丘方泽分祀已久，宜照例於冬至夏至日亲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礼部又言：“郊庙社稷诸祀，先期具奏行礼，止奏日，不奏时；以故陪祀诸臣失期者众。请以后并奏日、时。”从之。(《通典》 )。

万历三年十一月，大学士张居正进《郊礼新旧图册》，略言：“高皇帝初制郊礼，分祀十年矣，而竟定於合享者，良以古今异宜，适时为顺。故举以岁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时之和也；岁惟一出，事之节也。为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余年，列圣相承，莫之或易者，岂非以其至当允协，经久而可行乎？今以冬至极寒，而裸献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骏奔于炎之中；一岁之间，六飞再驾；以时以义，斯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开创，配享百余年，一朝而罢之，于人情亦大有不安者。故世宗虽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后，竟不亲行。虽肇举大享之礼，而岁时祀，止于内殿。是斯祀之在当时，已窒碍而难行矣。况后世乎？臣等愚昧，窃以为宜遵高皇之定制，率循列圣之攸行，岁惟一举合祀之礼，而奉二祖并配。斯于时义允协，于人情为顺。顾郊祀重，今且未敢轻议，谨稽新旧规制礼仪，而略述其概，以俟圣明人容裁断焉。”上从之。(王圻《续通考》。 )

《通典注》：“按居正进《新旧礼图》，欲改合祀，然四年、七年五月俱尝祀地北郊，固未尝改为合祀。故《神宗》、《熹宗》、《庄烈帝》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之祀不行耳。”

文彬按：江陵此议，疏谬之甚，特其时未尝举行耳。神宗自七年后，郊祀不亲，惟十四年一祀天，非特祀地之祀不行也。熹宗祀天一，(三年。 )祀地一；(五年。 )庄烈祀天四，(元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 )祀地四；(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 )皆见《本纪》。《通典注》云：“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这礼不行，”误也。

卷八 礼三(吉礼 )

◎郊礼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圜丘。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关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庭，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礼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太祖执不允，曰：“俟庆阳平，议之。”八月，庆阳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群臣复固请。乃奉仁祖配天于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纪》。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范万世。”(《通典》。 )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谓：“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阁臣以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行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配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张璁入言：“郊祀之议，圣见已决，独臣不忍无言。皇上信以并配之说尽古礼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又非大享之礼，则未免有失于古也。皇上信以并配之说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岂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报，岂忍言废，则又未免有失于今也。窃以天地分祀，宜从古礼，彰我皇上善继善述之孝。祖宗并配，宜从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责璁前后变志，非忠爱之道。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所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宗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窃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既复古礼，又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为失。”遂依拟行之。(《实录》、《礼志》。 )万历三年，张居正进《郊礼图册》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泽，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罢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则以孟春上辛举行祈，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启蛰日行祈礼于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诏举明堂大飨礼于大内之元极宝殿，奉献皇帝配享。隆庆元年，诏罢明堂配享。”(《通典》。 )

◎祈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纪》。 )

明初，未行祈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举行。礼毕，帝心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只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典。(《三编》。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于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本纪》。 )

给事中叶洪言：“祈、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礼志》。 )

《文彬》按：世宗厘正祀典，皆能折衷于古。顾郊祀更定后，三十余年间，祀南郊者七祀方泽者一；议行祈大飨诸典，仅初举时一躬亲，以后皆遣代。所为纷纷制作，徒崇虚文以饰观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于元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礼志》。 )

隆庆元年正月，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田，即祈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止先农坛行事。”从之。(同上。 )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祈于南郊。(《本纪》。 )

十五年正月，行祈礼。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礼部以朝贺不便，疏请改十一日辛巳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礼。”(《五礼通考》。 )○大雩(祷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无常仪。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诸神只，中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凡五，帝亲行礼。(已上《礼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祷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种坛露宿，凡三日。(《本纪》。 )七年五月，大雩。(《吾学编》。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祷雨于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祷雨于郊坛。

八年四月、旱，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已上《本纪》。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内山东久旱，遣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大海。

嘉靖八年，帝谕礼部：“去冬少雪；当春，雨泽不降；当亲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具上仪注。二月，亲祷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群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于大祀门外；余官于南天门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请筑雩坛。每风孟春祈后，雨时若，则雩祭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躬行祷祝。

十一年，乃建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风旱则祷，奉太祖配。(已上《明会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礼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时将躬祷郊坛，帝谕礼部：“祷雨乃修省事，不用全仪，不奉祖配。”(《实录》。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亲祷雩坛。(《大政记》。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祷雨于神只坛。(《实录》。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记》。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四十五年六月，亲祷雨于凝道雷轩。

万历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祯元年五月辛巳，祷雨。

四年四月庚戌，祷雨。五月甲戌朔，步祷于南郊。(已上《本纪》。 )○大飨

明初，无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飨之礼，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飨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传以为万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自汉武迄唐、宋诸君，莫不皆然，主亲亲也。至钱公辅、司马光等之议，则主于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论，则宜配文皇；以亲亲论，则宜配献皇。至称'宗’之礼，则未有称'宗’而不太庙者，臣等不敢妄议。”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命再议。户部侍郎唐胄疏争之曰：“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继成，亦未闻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当以文王配。’又问：'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皇上继统之初，廷臣执为人后之说，于是力正大伦，惟张孚敬席书诸臣。及何渊有建庙之议，陛下嘉答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言耶？臣谓明堂之礼，诚不可废，惟当奉太宗配，于礼为宜。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议，请奉献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帝从献皇配帝之请，却文皇议不行。已复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献皇帝宜称“宗”。帝以疏不言“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上献皇帝庙号曰睿宗，而改称太宗号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飨上帝于元极宝殿，奉睿宗配。(《礼志三编》。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飨殿，谕礼部曰：“周之明堂与郊祀并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极宝殿，朕心歉焉。兹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飨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礼，明初未议。及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崇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下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耽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先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岂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飨殿成。礼部请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极宝殿行礼。自是，岁遣官行之以为常。(同上。 )

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飨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元极宝殿仍改钦安殿。(《礼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然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此从祀之礼，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烦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观礼》：'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东门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阴阳之义，春分阳方永，秋分阴气始长，故祭以二分。今宜设坛专祀。朝日坛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祭于月坛。”从之。(《春明梦馀录》。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礼官奏：“朝日礼用己亥。”制曰：“可。”(《典汇》。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坛。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四，东西相向，以为日月星辰四坛。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罢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谕张璁曰：“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于义未安。当并建东、西郊与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礼志三编》。 )

时改郊坛礼，朝日、夕月等坛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诏求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国，不可得。有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时，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外国传》。 )

十年，夕月坛以铁炉置于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坛，以称祭月于坎之义。(《图书编》。 )

二月庚辰，上亲祀大明于朝日坛。八月癸未，亲祀夜明于夕月坛。(《大政记》。 )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礼志》。 )

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会典》。 )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祭日于东郊。(《本纪》。 )○星辰

洪武三年，帝谓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坛祭，而星辰乃祭于月坛，非礼也。”礼部拟于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向增九间，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礼。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则于天寿节前三日。从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仪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从祀南郊，罢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请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坛于城南。从之。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至三年，罢寿星等祀。(已上《礼志》。 )

◎太岁风云雷雨之祀

洪武初，以太岁、风、雷、雨师从祀圜丘，增云师于风师之次。(《会典》。 )

二年，以太岁风云雷雨诸神合祀城南，享祀之所，未有坛，非尊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从之。遂定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王圻《续通考》。 )

六年，命天下祀风、云、雷、雨之神。(《通典》。 )

七年，令春秋上旬择日祭太岁。未几，以诸神从祀南郊，遂省春祭。(《春明梦馀录》。 )

嘉靖九年，改定风、云、雷、雨神牌次序，曰“云、雨、风、雷”。(《日下旧闻》。 )

十年，何孟春言：“国初，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或谓'月将’非经见者；按《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孰谓非经见耶？”(《春明有梦馀录》。 )

是年，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庑，夏、冬月将二坛。帝亲祭于拜殿中。每岁孟春享庙、岁暮祭之日，遣官致祭。(《礼志》。 )

十一年，厘正祀典，改叙云、雨、风、雷祭期。每岁仲春、秋上旬，择日行事，并同社稷仪注。(《通典》。 )○社稷

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北向，异坛同。(王圻《续通考》。 )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祀社稷；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周弃配。是日，上亲礼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献礼。初，上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春明梦馀录》。 )

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皆建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礼志》。 )

三年，于社稷坛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通典》。 )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当，下礼部议。尚书张筹历引《礼经》及汉唐以来之制，请改建于午门外之右，社稷共为一坛；罢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遂升为大祀。(《纪事本末》，《明史张筹传》。 )

文彬按：社稷升为大祀，始于唐天宝三载。至于同坛合祭，奉祖配享，自周以来二千余年，未之闻。初，陶安议礼，谓社稷之“社”与郊社之“社”异。社与郊对举，则天地分祭之本义也。社与稷异名，则社稷异坛之本义也。故据古礼分祀，而以句龙配社，后稷配稷。今张筹迎合上意，改为合祀，改为配祖，说多强为传会。且既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混淆无别，于尊祖、亲地之道雨失之。此与改天地合祀，同一变礼之过也。

十一年，礼臣言：“太社、稷既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亦宜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位。”诏可。十三年九月，复定制，两坛一如初式。(已上《礼志》。 )

建文元年二月，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太常纪》。 )

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坛成，制如南京。奉安神位，遣太孙行事。(《实录》。 )

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命礼部永为定式。(《通典》。 )

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是日适当万寿节，礼官以祭期妨庆典，请改用中旬。帝以祖宗定制不可改，至日，行礼如常。(《实录》。 )

正统二年，令应天府建社稷坛，春秋祈报，以守臣行事。(《会典》。 )

嘉靖九年，谕礼部：’天地至尊，次则宗庙，次则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礼官之失也。宜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礼志》。 )

十年，上命于西苑空闲地开垦为田，树艺五，改土、坛为帝社、帝稷坛。每岁仲春、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春明梦馀录》。 )十八年三月，帝至承天，秩于国社、国稷。(《本记》。 )

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礼志》。 )《通典》云：“按汉书郊祀志有太社、矿产稷，又别立官社。《臣瓒注》所谓'王社’是也。自魏、晋至唐皆有帝社，相沿已久。嘉靖时，帝社稷之名，不为无据。隆庆礼臣谓'自古所无’，未免失考，以为烦数而罢之，则可矣。”

◎岳镇海渎山川

国初，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七间，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之神。东西庑各十五间，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会典》。 )

洪武二年，太祖以岳镇海渎诸神合祭城南，未有坛，非隆敬神只之道，命礼官议。礼官言：“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春明梦馀录》。 )

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岳镇海渎之神。(《礼志》。 )

三年六月癸亥，诏曰“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朕思之则有不然。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川本名称其神。”(《日知录》。 )

是年，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坛诸神，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王圻《通考》。 )

七年，令礼部颁祭岳镇海渎仪于所在有司。(《图书集成》。 )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山川坛。

九年，复定山川坛制，凡十三坛。正殿：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七坛。东庑，京畿山川，夏、冬月将；西庑，春、秋月将，京都城隍；各三坛。

十年，太祖亲祀山川坛诸神于殿中，功臣分祀两庑。命官十八人分祀岳镇海渎，赐之制。(已上王圻《通考》。 )

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诸神坛。乃敕十三坛诸神并停春祭，每岁八月中旬择日祭之。命礼部更定山川坛仪，与社稷同。(《礼志》。 )

永乐十八年，建山川坛于正阳门南之右，位置陈设悉如南京旧制，惟正殿钟山之右，增祀天寿山神。(《明会典》，《春明梦馀录》。 )正统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岳镇海渎。

弘治十七年，畿内、山东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已上《礼志》。 )

大学士邱浚云：“历代东海南海，皆临海而祭，西海北海则望祀。在宋都汴梁，无由至辽苏之域，出国门而北望祭之可也。今建都於燕，望南而祭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按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地，於此立祠而祭，於理为宜。若夫中国之正西在於秦陇，西南则蜀，稍南则滇也。滇之极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宜於此处望祀之。”今祭北海仍在让庆，祭西海仍在蒲州，是邱之说终明世末用也。(《春明梦余录》。 )

嘉靖八年，今凡亲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礼，以别于郊庙。先是改山川为中祀。嘉靖中，凡由川皆天子亲祀。国有大事，则遣官祭告。(《会典》。 )

十一年，大学士李时等以圣嗣未降，请廷臣诣岳镇名山祝寿。礼部尚书夏言言：“辅臣所请，止于岳镇；窃以山川海渎发祥效灵，与岳镇同功，祈寿之礼皆不可缺。”遂命大臣诣坛分祀。(《吾学编》。 )

是年，改山川坛名为天地神只坛。天神坛在左，南向，改序云雨风雷凡四坛。地只坛在右，北向，五岳、五镇、五陵山、四海、四渎凡五坛。从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东向。以辰、戌、丑、未年仲秋，皇帝亲祭。余年，遣大臣摄祭。(《明会典》。 )

隆庆元年，礼臣言：“天神、地只已从祀南、北郊，其中秋神只之祭，不宜复举。”今罢之。(《礼志》。 )○先农

吴元年十一月，太祖欲举行田礼，谕廷臣曰：“古者天子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备馈膳。自经丧乱，其礼遂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夫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莫先务农。”遂命以来春举田礼。(《大训记》。 )

初，御史寻适请行耕享先农礼。上命礼官钱用壬等议，谓：“先农与社异，当以耕日祭之。《国语》：'农正陈礼，’卫昭《注云》：'祭其神，为农祈也。’汉以田之日祀先农，其礼始著，由晋至唐、宋相沿不废。政和间，命有司享先农，止行亲耕礼；南渡后，复亲祀；元虽议耕，竟不亲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今议：耕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春明梦余录》。 )

洪武二年二月，帝建先农擅于南郊，在田北。亲祭先农，以后年轻化配。祀毕，行耕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庶人终亩。是日，宴劳百官耆老于坛所。(《礼志》。 )

八年，遣应天府尹祭先农，不设配(《春明梦余录》。 )

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礼志》。 )

二十年二月，上躬耕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明通纪》。 )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礼志》。 )

永乐中，建坛京师，如南京制，在太岁坛西南。每岁仲春上戊，顺天府尹致祭。后凡遇登极之初，行耕礼，则亲祭。(同上。 )

宣德元年，礼部进春耕田仪注。上观之，谓侍臣曰：“先王制田以供粢盛，以率天下务农。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贵有实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通典》。 )

弘治元年二月丁未，耕田。礼毕，宴群臣，教坊杂伎进。都御史马文或厉声曰：“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璁？”即斥去之。耕之礼，自成祖以后，唯登极一行之。至是，始定于每岁仲春，上躬自行礼，定为制。(《三编》。 )

嘉靖元年，命终亩农夫照例引见。人赏布一疋。(《图书编》。 )

九年二月，礼部上耕仪，帝以其过烦，命来岁别议。(《实录》。 )

十年正月，更定耕仪。(同上。 )又命恳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又曰省耕，曰省敛；置仑曰恒裕。贮田之所入，以供祀事。(《会典》。 )

十六年谕：凡遇亲耕，则户部尚书先祭先农；皇帝至，行三推礼。三十八年，罢亲耕，惟遣官祭先农。(已上《礼志》。 )四十一年，遣顺天府尹祭先农，免乐舞。(《图书编》。 )

降庆元年，罢西苑耕种。诸祀皆取之田。(《礼志》。 )

二年二月己亥，耕田。以礼部言，增上中下三等农夫各十人于耆老之后，如弘治中例。(《通纪》。 )

崇祯十五年二月，亲祭先农，行田礼。科臣沈迅言：“教坊承应歌词俚俗，宜改正。”上谕阁臣：以后耕，宜歌《豳风无逸》之诗。教坊俚俗之词，斥令改正。(《春明梦余录》。 )

◎先蚕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内外命妇，蚕于北郊。(《通纪》。 )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作先蚕坛于北郊。(《本纪》。 )初，给事中夏言请皇后亲蚕；以为耕、蚕礼本并行，不宜偏废。帝召礼官详考古制。大学士张璁等，请于安定门外建先蚕坛。从之。三月丁巳，皇后亲蚕于北郊。礼毕，亲诣采桑坛，公主及内外命妇从之。赐宴毕，还宫。逾月，蚕事告成，复行浴茧礼。(《三编》。 )

十年，改筑先蚕坛于西苑仁寿宫侧。四月丁巳，皇后行亲蚕礼于西苑。十六年，诏罢之，仍命进蚕具如常仪，遣女官祭先蚕。三十一年，罢亲蚕礼。四十一年，并罢所司奏请。(《通典》。 )

◎高

嘉靖九年，张璁疏：“顷者生员李时扬，监生张岑各疏请举祀高之礼，以祈圣嗣。夫古后稷之生，祈于郊；孔子之生，祷于尼山。乞祷之说，古礼有之。虽《大雅既醉》之诗曰：'公尸嘉古。’曰：'君子万年，永锡祚允。’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锡福也。愿值兹慎选淑女之时，以广求嗣续之诚，告于太庙、世庙，以祈祖考之，以慰圣母之心。”上嘉其请，于是建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择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礼。夏言充祈嗣醮坛监礼使。(《春明梦余录》。 )

十一年十一月，复于钦安殿建祈嗣醮。以夏言充监礼使，湛若水、顾鼎臣充迎嗣导引官。(《实录》。 )○城隍洪武二年，封京师及天下城隍。(《图书编》。 )

是年，以城隍止合祀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有坛，非隆敬神只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言：“国家开创之初，尝以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祀于城南享祀之所，即非专祀，又室而不坛，非礼所宜。今宜以城隍及太风雨等合为一坛，春秋祀之。”诏可(《春明梦余录》。 )

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命从祀于山川坛。(《会典》。 )九月戊子，京师城隍庙成，改东岳行祠为之。(《大政记》。 )永乐中，建庙都城之西，曰大威灵祠。(《礼志》。 )

弘治中，倪岳疏：“岁以五月十一日为神之诞辰，及万寿圣节，各遣官致祭。夫庙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诞辰？可谓谬妄。况每岁南郊大祀坛，八月山川坛，俱有合祭之礼，事体已重，与天下府州县之祭不同。所有前项祭告，烦渎无据，俱各罢免。”(王圻《通考》。 )

嘉靖九年，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礼志》。 )

卷九 礼四(吉礼 )

◎宗庙

吴元年九月甲戌朔，太庙成。四世祖各为一庙：中德祖、东懿祖、次仁祖、西熙祖、皆南向。每庙：东西有夹室，帝两庑、三门、门设二十四戟，缭以周坦，如都宫之制。(《吾学编》。 )

洪武元年正月，制太庙祭器。太祖曰：“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先既不用，死而用之，甚无谓也！其制宗庙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于是造银器，以金涂之。酒壶盂盏皆八，朱漆盘、碗二百四十，及军施枕簟箧笥帏幔浴室皆具。后又诏：以金涂银者，俱易以金。

八年七月辛酉，改建太庙。前正殿，后寝殿，殿翼皆有两庑。寝殿九间，间一室，奉藏神主，为同堂异室之制。中室奉德祖，东一室奉懿祖，西一室奉熙祖，东二室奉仁祖，皆南向。

十五年，以孝慈皇后神主享太庙。其后皇后庙仿此。

建文即位，奉太祖神主庙。正殿：神座次熙祖，东向。寝殿：神主居西二室，南向。(已上《礼志》。 )

永乐十八年，建庙北京，如南京之制。前正殿九间，翼以两庑。后寝殿九间，间一室，皆南。(《春明梦余录》。 )十九年正月甲子朔，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本纪》。 )

洪熙元年二月丙寅，太宗神主太庙。(同上。 )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将升，而九室已备，始奉祧懿祖。熙祖而下，皆以次奉迁。乃奉宪宗神主于寝殿西第四室，南向；正殿神座右第四位，东向。先期告宪宗几筵。祭毕，奉迁懿祖神主衣冠于后殿，床幔仪物俱暂贮于神库。(《会典》。 )

弘治十七年三月癸未，定太庙各室一帝一后之制。(《本纪》。 )

嘉靖五年七月壬午朔，享太庙，遣驸马崔元代。给事中章侨言曰：“庙享重礼，无故不宜遣代。元虽亲属贵臣，终非气烦相感，安能致祖宗之享？况临时差遣，仑皇就位，诚敬何存？”上以侨妄言，夺俸三月。(《章侨传》。 )

十年正月甲午，更定庙祀，奉德祖于祧庙。(《本纪》。 )敕谕礼部，以太祖高皇帝重辟宇宙，肇运开基，四时享祭，压于德祖，不得正南向之位。命祧德祖，而奉太祖神主居寝殿中一室，为不迁之祖。太宗而下皆以次奉迁。每岁孟春特享，夏秋冬合享。改择季冬中旬大裕。而以岁除为节祭，归之奉先殿。特享，则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以次居左右，各设一幄，南向。合享，则奉太祖居中南向，太宗而下以次东西向。大，则奉德祖于太庙，居中，南向，懿祖而下皆以次东西向。(《会典》。 )

十三年六月甲子，南京太庙灾。上以南京祖宗根本之地，令礼部择日，上易服亲诣太庙祭告，专遣大臣一人往南京祭告。先是，上欲更营京师太庙，命夏言等相度规制。会南京太庙灾，礼部尚书湛若水请：权将南京太庙香火并于奉先殿，重建太庙，补造列圣神主。上召言会廷臣集议。言等言：“国有二庙，自汉惠始；神有三主，自齐桓始。周之三都三庙，乃迁国立庙，去国载主，非二庙二主也。子孙之身乃祖宗所依。圣子神孙既亲奉祀事于此，则祖宗神灵自当陟降于此。今日正当专定庙议，一以此地为根体。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当合并供奉如常。太庙遣址当仿古坛单遗意，高筑墙垣，谨司启闭，以致尊严之义。”(王圻《续通考》。 )帝欲改建九庙。夏言又言：“京师宗庙将复古制，而南京太庙遽灾。殆皇天列祖启佑默相，不可不灵承者。”帝悦，诏春和兴工。诸臣议：于太庙南，左为三昭庙，与文祖世室而四；右为三穆庙。群庙各深十六丈有奇，而世室殿寝稍崇。具图进。帝以世室尚当隆异，令再议。言等请增拓殿寝，视群庙崇广。报可。

十四年正月，谕阁臣：“今拟建文祖庙为'世室’，则皇考'世庙’字当避。”张孚敬言：“世庙著《明伦大典》颁诏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称'太宗庙’。其馀群庙不用'宗’字，用本庙号。他日递迁，更牌额可也。”从之。二月己亥，作九庙。尽撤故庙更建之。诸庙各为都宫，庙各有殿有寝。太祖庙寝后有祧庙，奉祧主藏焉。太庙门殿皆南向。群庙门东西向；内门殿寝皆南向。

十五年十二月辛卯，新庙成。乃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祧庙，太祖神主于太庙，太宗以下神主于群庙。(已上《礼志》。 )

十七年九月辛巳，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本纪》。 )

二十年四月辛酉，九庙灾，毁成祖、仁宗主。上亲祭告南北郊、宗庙；青服，御西角门亲事。(《实录》。 )

二十二年十月壬戌，上以旧庙基隘，命相度规制。议三上，不报。久之，乃命复同堂异室之制。谕曰：“太祖肇基之初，首建四亲庙。其后更制，特奉殷荐，同乎一堂。当其始事，岂不博采遐观？卒从同堂异室之规，以示酌古准今之义。暨我成祖定鼎于兹，庙寝之营，率遵其旧。百数十年以以享，缉于纯嘏；则有由然。夫萃之为享，其则不远。曩因廷臣之议，咸称七庙之文。是用创兴，以从周典。乃所司讨论不详，区画失当。成祖以六世未尽之亲，而遽迁世室，不获奉于三昭。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宫，遂致紊于班。武宗，朕兄也，不得用为一世；顾居七庙之中，有妨十世之祀。揆之古义，斯为戾矣。往者回禄之警，天与祖宗实启朕心。兹当重建之辰，所宜厘正，以图新制。又我皇考睿宗，庙于都宫之外。朕每事庙中，考庙未备。虽于祀同享，而奉主往来，深为渎扰。兹礼官会议，欲奉处于孝宗同庙。虽为兄弟同世之义，然题扁各殊，终未为安。朕是究是图，惟遵先制，其永无愆。夫礼非天降，乃起人情。祖考列圣惟聚一堂，斯实时义之顺者。兹当建立新庙，仍复旧制。前为太庙，后为寝，又后为祧，以藏迁主。太祖居中，群庙分为左右。每时祭享，奉太祖正位南向，而奉迎成祖及群庙及皇考庙神主俱同堂而序祭。祭毕，奉列庙主归寝。”(《春明梦余录》。 )

二十四年六月壬辰朔，新太庙成。礼部奏上奉安神主仪注，先期祭告。从之。御史周冕言：“大典初成，皇上宜于奉安之日，亲致孝享。不宜更遣官代摄，以负神人之望。”帝怒，下诏狱。

七月辛酉朔，奉安太祖列圣神主于太庙。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德、懿、熙、仁四祖为祧庙，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而罢特庙之祀。

二十七年十一月丙子，诏议孝烈皇后庙，既而罢之。先是，部臣以后丧且期年，神主宜享，乃援孝洁皇后故事，请权奉先殿东夹室。上曰：“非正也。可即太庙。”于是严嵩等请设位于太庙东，皇妣睿皇后之次；后寝藏主，则设幄于宪庙皇祖妣之右；以从于祖姑之义。上曰：“安有享从此而主藏彼之礼？其祧仁宗，以新序，即朕位次，勿得乱礼。”嵩曰：“新序，非臣下所敢言。”上命姑已之，且俟再期以闻。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命藏孝烈神主于皇妣献皇后之侧，而上终欲孝烈入庙，自为一世。二十九年十一月，复下礼部议。尚书徐阶抗言：“女后无先入庙者，宜祀之奉先殿。”给事中杨思忠亦以为然。上大怒，阶等惶恐谢罪。会孝烈忌日，请祭。上曰：“孝烈继后，所奉者又入继之君，忌不祭亦可。”于是阶等上祧仪注，如上指。遂祧仁宗，而孝烈于太庙之第九室。(已上《实录》。 )

隆庆元年正月，礼部尚书高仪等言：“孝洁皇后，肃皇帝元配也。太庙享，惟一帝一后，后惟元配。今孝烈先，若奉孝洁同，则二后并配，非制。若以孝烈先而孝洁遂不，舍元配而继后，亦非制。请考洁享，移孝烈于宏孝殿。”从之。(《会典》。 )

六年八月，穆宗将庙，敕礼臣议当祧庙室。部议：“宣宗世次尚近，祧之未这发。但于寝殿左右各增一室，则尊祖敬宗，并行不悖。”帝命如旧敕行，遂祧宣宗。(《礼志》。 )

万历九年，礼科给事中丁汝谦奏：“列圣尝君临天下，睿皇帝北面事之，一旦与之并列，非礼。跻武宗之右，又非礼。且世庙常尊，百世不迁，宜以睿宗专祭于世庙。”(《太常纪》。 )

天启元年七月，光宗将庙。太常卿洪文衡请无祧宪宗而祧睿宗，不听。(《礼志》。 )

《通典》云：“按明庙制：太祖首建四亲庙，世宗定太祖南向之位，皆得礼之正。其阙而未备者：建文祭享无闻，景泰庙号不立。神时，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尝上疏极言，未获俞允。而睿皇帝以私亲跻武宗之上，终明之世，莫之或改，亦失礼之甚者矣。”

◎庙议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集儒臣议祀典。李善长等言：“周制：天子七庙。而《商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知天子七庙，自古有之。太祖百世不迁，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亲尽而迁，此有天下之常礼。若周文王、武王以有功当宗不祧，故皆别立一庙，谓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百世不迁。汉每帝辄立一庙，不序昭穆。又有郡国庙及寝园庙。光武中兴，于洛阳立高庙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又于长安故高庙中祀成、哀、平三帝；别立四亲庙于南阳舂陵，祀父南顿君以上四世。至明帝遗诏：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后帝相承，皆藏于世祖之庙，由是同堂异室之制，至于元莫之改。唐高祖尊高曾祖考，立四庙于长安。太宗议立七庙，虚'太祖’之室。玄宗创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时，礼官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百代不迁，亲尽之主，礼合祧迁，至则合享如常。其后以敬、文、武三宗为一代，故终唐之世，常为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顺、翼、宣四祖，每遇则以昭穆相对，而虚东向之位。神宗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至徽宗时，增太庙为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宁中，取王肃说，谓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庙。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宁宗，始别建四祖殿，而正太祖东向之位。元世祖建宗庙于燕京，以太祖居中，为不迁之祖。至泰定中，为七世十室。今请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为一庙。”(《礼志》。 )

孝宗即位，宪宗将升。时九庙已备。礼部尚书周洪谟言：“国家自德祖以上，莫推世次。德祖视周后稷不可祧，太祖、太宗视周文、武，百世不迁。宪宗升，当祧懿祖。宜于太庙寝殿后，别建祧庙，如古夹室之制。岁暮，则奉祧主合享，如古祭之礼。”吏部侍郎杨守陈言：“《礼》：'天子七庙，祖功而宗德。’德祖可比商报乙、周亚圉，非契、稷比。议者习见宋儒尝取王安石说，遂使七庙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南向之位，非礼之正。今请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为七庙。异时祧尽，则太祖拟契、稷，而祧主藏于后寝，祭行于前殿。时享尊太祖，祭尊德祖，则功德并崇，恩义亦备。”帝竟从礼官议。(同上。 )

杨守陈疏云：“往者钦蒙敕谕，以宪宗纯皇帝将太庙，当定九庙祧迁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会议。臣愚无识，以为当据古礼而定七庙。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庙，以仁祖、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宪宗为七庙。别为殿于太庙之后，以奉三庙神主。三岁一。以后，仁祖及仁宗以下，亲尽而祧，皆祧于三祖之庙。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迁，庶无悖礼。臣议若此。众议建别殿，以藏祧主，而行礼，与臣议同。唯以明诏言九庙，德祖当为始祖不迁，但请祧懿祖，与臣议异。臣退而思之，窃以为诏书九庙，容或犹可；若德祖不祧，以为百世之祖，则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万世不易之论也。天子七庙：太祖之庙，百世不迁；余皆祧毁。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请详陈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时，颛项既帝，而鲧无功，故以禹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号'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庙不迁。汉及魏、晋上祖无功，皆以创业之君为'太祖’。李唐祀四世，谥其高祖曰宣简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谥景皇帝，有功，实号'太祖’。赵宋亦祀四世，号其高曾祖考为僖、顺、翼、宣四祖，而以艺祖开国，庙号'太祖’。凡号'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据理以定名号，以示当祧与不迁之意矣。故魏、宋之庙，'太祖’以上，亲尽皆祧，而'太祖’历世不迁，时无议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简于夹室，玄宗仍复宣简而谥为献祖，并谥懿王为懿祖。至肃宗，并祧献、懿。德宗又祧元帝，于是太祖居东第一室矣。然至之时，则献祖居尊东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当时人心犹慊，议者纷然。卒迁献、懿之祖于兴圣庙，不与祭，而太祖正东向之位，为不迁之祖。终唐之世，无复议者。宋至神过，已祧僖祖于夹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复僖祖，且定之为始祖，而居累朝祭所虚东向之位，迁顺祖于夹室。当时名臣韩维、司马光、孙固、王介、张师颜者，群议力争，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犹居尊位，太祖犹列昭穆，人心亦慊。故高宗以来，如董、王晋之伦，屡尝论列。宁宗乃用赵汝愚、郑侨、楼钥、陈傅良诸臣之义，并祧僖、宣二祖，别建四祖殿以奉祧主。时唯一朱熹；争之不胜。于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祭东向之位，终宋世不迁，无复议矣。此则凡号'太祖’而配之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迁，然后合乎典礼，协于人心，而无可议也。国初，追帝高曾祖考为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为四亲庙而已，初无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则以仁祖，亦唯取严父之义耳。固未尝以德祖拟商、周之稷、契而辄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预；则其意亦以四祖亲尽当祧，而太祖有功不迁，当如夏之以禹为'始祖’，汉以下以创业之君为'太祖’者也。在礼：'太祖’即始祖。高皇帝既号太祖，复号德祖为始祖，岂先王之礼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庙，庙皆南向。后世同堂异室，亦皆南向。时享，则诸帝皆南面而各尊。唯祭则始祖独尊，余则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时享之礼，则惟德祖南面独尊，余皆东西向而卑，已如之仪矣。今祧懿祖，则以德祖为始祖，而百世不迁，永成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西向之位而常卑。后世臣子瞻之，孰无憾怅？必有博闻达礼之儒，昌言正议，而群臣和之，天子从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后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鉴也。若祧德祖，则异日以次祧尽，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称其名实。此天下人心之同愿，虽传万世，必无易也。况别殿密迩太庙，而祭则德祖犹居南面之位，太祖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迁献祖于兴圣庙，宋迁僖祖于四祖殿，而远隔别享，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议者，率谓：德祖犹宋之僖祖，王安石尝议尊僖祖为始祖，其后朱熹庙议实取之，今尚敢有异议乎？臣以为不然。安石谓：'僖祖有庙，与稷、契疑无以异。’熹亦谓：'莫若以僖祖为稷、契，而祭于太庙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则其意岂真以僖祖为稷、契而合于礼之祖有功者哉？盖其说以为：若祧僖祖，不可于孙之夹室，又不可别立一庙，故为是不得已之词耳！然宋亦卒祧僖祖于别殿，以艺祖为'太祖’而后已。盖祖有功之礼，终不可泯也。况时异制殊，尚有执其说之不可行于宋者，而必欲行之于今乎？今太庙既无夹室，若执其说，虽立别庙亦不可也。祧主将安置乎？今既立别殿以奉祧主，无所谓下于孙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强无功者以为始祖，而始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汉以下创业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安石但论本统，而不论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说虽若得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议者不察定礼，不从孔子，而犹以朱子为辞。庙祀不祖有功，而以无功者强拟。上不当祖宗之意，下不惬臣子之愿。名与实乖，文与情乖。安可为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存近制，则存九庙，祧德祖可矣。虽从今议，而每岁一，亦无不可。盖古礼：四时毕三岁一。今四时之外，实多岁暮一祭。故佥议改岁暮时享为，乃礼之从宜而近理者，亦可从也。若务遵古典，则当全用臣议，并祧三祖，但存七庙，三岁而一。乃协四代之典，足垂万世之法也。”时不能用。(王圻《统通考》。 )

文彬按：文懿此疏，详明曲鬯，《明史本传》不载其事。《礼志》所载止四五行，与此意同词异，中有“退而思之”云云，想前疏不行，复为此疏。其谓“后世臣子必有博闻达礼之昌言正义，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后已”焉者，至嘉靖十年，而其言果验。以是徵天理之不容终泯也。《礼志》书“吏部侍郎”，《通考》书“少詹事”，盖兼官也。

弘治十七年，孝肃周太后崩。先是成化时，预定周太后葬祭之议。至是，召辅臣议庙礼。刘健等言：“汉以前，一帝一后。二后，自唐始；三后，自宋始。曩时定议：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用唐、宋故事。”帝曰：“事当师古，末世不足法。祖宗来，惟一帝一后；今若并，是变礼从朕始也。”乃援孝穆纪太后别祭奉慈殿为言，下廷臣议。英国公张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宫，’胡安国《传》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所。’以此观之，神庙无二配。而《周礼》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原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皆别立庙祀之，亦得《宫》之义。宜仿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庙奉祀为宜。”帝然之。将建庙，钦天监奏：年月不宜。廷议：暂祀太皇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终明世皆用其制。(《三编》。 )

正德十一年十月，御史徐文华条上宗庙礼仪：祧庙、、特享、出主、食凡五事。末言：“僖、懿二祖既祧，太庙享诸王宜罢祀。”皆考证经义可施行者。帝责其出位妄言，黜为民。(《徐文华传》。 )

嘉靖十一年，上欲复七庙制。议未决，会中允廖道南疏请建九庙，上喜，下廷议。礼官上言：“太庙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数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庙在太庙前，以次而南，则今太庙都宫之南至承天门墙不远，即使尽辟其地为左昭右穆，犹恐势不能容。若欲稍减规模，不必别门异寝，又恐礼未必协。况古七庙九庙，制度皆同；今太庙巍然宏壮，而群庙聩然湫隘，亦恐于义未安。议者欲就太庙两庑即分群庙；不惟去尊即卑，不足以称圣孝；而迁就一时，裁损庙貌，尤非细故。且有庙无寝，神将安栖？诸王功臣，置之何所？议者又欲藏主夹室。夫夹室者，侧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亲庙未毁之主，情理舛矣。至谓周人庙制约俭，宜仿为之。夫周庙门大扃七个，闱门小扃三个；则大门实容二丈一尺，小门实容六尺。其制过于今庙，乌在其为俭约也？今损于太庙、群庙，可又损于世庙乎？且太宗功业，比隆太祖。宪宗，献皇父也。又可减于世庙乎？今之庙主，太宗之下凡有七庙，将如古制三昭三穆而止六庙乎？抑如商、周以太宗为百世不迁之宗而加立七庙乎？即使庙宇既成，皇上冠冕佩玉，执圭服衮，循纡曲之途，遍历群庙，而行兴俯拜起奠献之礼。非独筋力不逮，而日亦不给矣。古者'宗伯代后献’之文，谓在一庙中，而代后之亚献，未闻以一人而主一庙之祭者也。且古诸侯多同姓，今陪祀执事者，皆可拟古诸侯乎？皇上仁孝诚敬，可以终岁举祭止对越太祖之庙，而不一至群庙乎？且规制仪文既分为各庙，不得不降从简易，欲尊之而反卑，祗见其贬损，未见其隆重矣。大学士邱浚谓：'宜一日间祭一庙，历十四日而遍。’此盖无所据而强为之说耳。夫自东都以来，同堂异室，未可尽以为非也。皇上以皇考专厚世庙，而太祖，列圣乃不得专庙，以全其尊。然列圣同享太庙，已极尊崇，而皇考专居世庙，犹为逊避。若庙制大小不伦，行礼亲摄或异，则尊卑厚薄之间，不足以称皇上孝敬之诚。”疏入不允，竟从道南议。(《春明梦余录》。 )

二十二年十月壬申朔，上欲更新太庙，诏廷臣会议庙制。廷议：孝宗、睿宗同居一庙，同为昭。帝责诸臣不竭忠任事，寝其议。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请迁皇考于穆庙，以当将来世祖，与成祖庙并峙。明年四月，赞善郭希颜言：“周建四亲庙，我太祖创造之初，因之。今宜立太庙以祀太祖，立世室以祀成祖。成祖世室居左；其右则但立四亲庙，祀皇高祖以下，至皇考睿宗；而祧孝宗、武宗。”礼臣力斥其妄。上以希颜所陈，亦臣子之心，然庙制已定，毋庸更议。(《实录》。 )

隆庆元年三月，给事中王治言：“先帝追崇皇，大备尊称，诚万世不刊之典。至入庙称宗，在今日当议更正。盖献皇虽贵为天子父，实未尝南面临天下；虽亲为武宗叔，然尝北面事武宗。今与祖宗诸帝并列，设位于武宗右，揆诸古典，终为未协。臣以为献皇帝太庙，不免递迁；若专祀世庙，则亿万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议，务求至当，以光先帝大孝。”(《纪事本末》。 )

万历二年五月，穆宗将庙，敕礼臣议当祧庙室。礼科陆树德言：“宣宗于穆宗仅五世，请仍睿宗于世庙，而宣宗勿祧。”(《礼志》。 )于慎行言：“古七庙之制，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刘歆、王肃并以高曾祖祢及五世、六世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传，则同堂异室，不可为一世。国朝成祖既为世室，与太祖俱百世不迁；则仁宗以下，必实历六世，而后三昭三穆始备。孝宗与睿宗兄弟，武宗与世宗兄弟，昭穆同，不当各为一世。世宗升，距仁宗止六世，不当祧仁宗。穆宗升，当祧仁宗，不当祧宣宗。”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辨而核。(《于慎行传》。 )并下礼部。部议：“宣宗世次尚近，祧之未安。因考古者以一世为一庙，非以一君为一世。故晋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宋自太祖上追始祖，至徽宗始定为九世十一室之制，以太祖、太宗同为一世故也。其后徽宗，以与哲宗同一世；高宗，以与钦宗同一世；皆无所祧。及光宗升，增为九世十二室。今自宣宗至穆宗凡六世，上合二祖仅八世，准以宋制，可以无祧。但于寝殿左右各增一室，则尊祖敬宗，并行不悖矣。”帝命如旧敕行，遂祧宣宗。(《礼志》。 )

卷十 礼五(吉礼 )

◎

洪武元年三月丁未，享太庙。德祖皇考妣居中，南向；懿祖皇考妣东第一位，西向；熙祖皇考妣西第一位，东向；仁祖皇考妣东第二位，西向。(《礼志》。 )

七年，御史答禄与权请举祭，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故曰'’。周祭大王为始祖，推本后稷以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祭未举。宜令群臣参酌古今，以成一代之典。”诏下礼部、太常寺、翰林院议。以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始祖所自出，可得而推，故礼可行。汉唐以来，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当时所谓祭，不过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非也。宋神宗尝曰：'者，所以审谛始祖之所自出。’是则莫知祖之所自出，礼不可行也。今国家追尊四庙，而始祖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则难遽行。”寝。(王圻《通考》。 )

弘治元年，宪宗升，祧懿祖，乃建祧庙于寝后殿。岁莫，奉祧主至太庙，行祭礼。(《通典》。 )

嘉靖十年，世宗以义询大学士张璁，令与夏言议。言撰《义》一篇，略言：我祖宗之有天下，以德祖为始祖，百六十年居中南向，享太庙岁时之祭。今陛下定大之祭，又以德祖统群庙之主。若使主之祭仍尊德祖，夫既身为太祖之始祖矣，而又为始祖之所自出，恐无是理。朱子亦曰：'自始祖之庙，推所自出之帝，设虚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夫三代以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黄帝、帝喾，则既无所考；若强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孙之所忍为。臣以为宜设初祖虚位，而以太祖配。盖太祖初有天下，实始祖也。”帝深然之。会中允廖道南谓皇姓为颛顼裔，请以《太祖实录》为据，颛顼。遂诏礼部会议。诸臣咸谓：“称虚位者，茫昧无据；尊颛顼者，世远难稽。庙制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当德祖为正。”帝意主虚位，令再议。而言复疏论：“德祖有四可疑。且今所定太祖为太庙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庙之'始祖’。”帝卒从言议。乃于太庙设虚位以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礼如南郊仪。定以丙、辛岁行，敕礼部具仪。(《通典》。 )

四月甲子，於太庙。(《本纪》。 )

是年冬，谕礼部曰：“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当以义尊太祖。祭，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庶见太庙为特尊太祖之意。”夏言奏：“《礼》：合群庙之主祭于太祖之庙，是为大。亦以尊太祖也。'太庙’，太祖之庙，不当与昭穆同序。'太祖’，太庙之祖，不可与子孙并列。自今大，宜奉德祖居中，懿、熙、仁三祖及太祖东西序，皆南向。列圣左右序，东西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列群圣之上，足以伸皇上之心，而懿、熙、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体太祖之心。”帝称善焉。(《通典》。 )

十二月丁酉，享太庙。是时罢岁除之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礼。设德祖位于太庙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东向。(《实录》。 )

十五年，复定庙享制：立春直享各出主于殿，立夏立秋立冬出太祖、成祖七宗主，飨太祖殿，为时；季冬中旬卜日出四祖及太祖、成祖七宗主，飨太祖殿，为大裕；祭毕，各归主于其寝。(《礼志》。 )

四月丙申，行大礼于太庙。(《大政记》。 )定五岁一。每遇丙、辛年孟夏，大举祭之礼于太庙，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先令中书官书皇初祖帝神牌位于太庙。至日，设太庙殿中，祭毕燎之。(王圻《通考》。 )

二十年十一月，礼官议：岁暮大，当陈祧主，而景神殿隘，请暂祭四庙于后寝。诏可。(《礼志》。 )

二十四年，罢季冬中旬大，仍以岁除日行大礼同时享。(同上。 )○时飨

洪武元年，定宗庙之祭，每岁四孟及岁除凡五享。学士陶安等言：“古者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庙，惟春秋祭于各庙。自汉而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四时皆合祭。今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理之中，无烦渎也。”太祖命孟春特祭于各庙，三时及岁除则祭于德祖庙。(《礼志》。 )

二年正月癸丑，更定太庙时享日期，用清明、端午、中元、冬至祭之，岁除如故。(《大政记》。 )

三年八月己卯，礼部尚书崔亮言：“孟月者，四时之首。因时变，致孝思，故备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过荐新而已。既行郊祀，则时享仍宜改荐制。”从之。(《通典》。 )

九年十月，新建太庙成。凡时享，神座俱不奉神主，止设衣冠，礼毕藏之。孟春择上旬日，三孟用朔日及岁除，皆合享。自是五享皆罢特祭，而行合配之礼。(《礼志》。 )

十一年秋，享太庙。太常奏：“栗未熟，请以桃代。”上曰：“诸祭，果食不必常品，有即用之。”著为令。(郑晓《今言》。 )

二十五年，定：时享，若国有丧事，乐备而不作。(《礼志》。 )二十六年，祥定时享礼仪。

正统三年正月，享太庙。礼部言：“故事：先三日，太常寺奏祭祀，御正殿受奏。是日，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鸣钟鼓，第视事西角门。”帝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

天顺六年，以皇太后丧，阁臣请改孟冬时享于除服后。从之。

成化四年，以慈懿太后丧，礼部请改孟秋享庙于初七日。不从。(已上《通典》。 )

嘉靖五年十月辛亥朔，时享太庙及世庙。先是礼部议：“祭世庙用太庙次日。”太常寺言：“斋戒省牲，先期难于两用。又岁暮之祭，次日既元旦也。”部臣复议：“岁暮权与太庙同日。”制曰：“可俱用同日，次第举行。”(《实录》。 )

十三年四月丁酉朔，时享太庙，遣武定侯郭勋摄行。上久不亲祀事，给事中张选言：“宗庙之祭，惟诚与敬。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孟春庙享，遣官暂摄，中外臣心，知非得已。兹孟夏祭，倘更不亲行，则迹涉怠荒。如或圣体未复，未任趋跄，亦宜静处斋宫，以通神贶。”帝大怒，命执选杖阙下，帝出御文华殿听之。是夕不入大内，绕殿走，制《祭祀记》一篇，一夕锓成，明旦分赐百官。削选籍。(《三编》。 )

十四年四月辛卯朔，时享太庙。时方修建宗庙，暂于奉先殿、崇先殿行礼。(《实录》。 )

十七年，定飨礼。凡立春特享，亲祭太祖，遣大臣八人分献诸帝，内臣八人分献诸后。立夏时，各出主于太庙。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序七宗之上；仁、宣、英、宪、孝、睿、武宗东西相向。秋冬时如夏礼。

二十四年，复定：享止设衣冠，不出主。

隆庆元年四月丙戌朔，享太庙。时以世宗几筵未撤，遵正德元年例：先一日，帝常服祭告几筵，祗请诸庙享祀。其后时享，祭在大祥内者，皆如之。(已上《礼志》。 )

二年正月，飨太庙。帝将遣代，高仪偕僚属谏，徐阶等亦以为言，乃亲祀如礼。(《大政记》。 )

万历七年二月，诏更定时享祝文。因阁臣张居正等奏言：“时享之制，止于九庙。太祖、成祖百世不迁，其余则以亲序，而祧庙不与焉。先朝祝文：弘治中，自宪宗而上称八庙；嘉靖初，自孝宗而上称六庙；至孝烈皇后升，仁宗奉祧，始称五庙。隆庆年间，因而不改，盖其时世宗新之位，即孝烈之序，世数未增也。我皇上嗣统，则世次异矣。乃时享祝文，自宪庙至穆庙已备六庙之数，而太祖、成祖、英宗三庙犹仍五庙之称。揆之世数，名义未协。请如岁莫大礼，将时享祝文通列九庙帝后圣号，不必更称五庙。其大配享，寿春等王，亲属已远，宜称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称，尽行裁去，庶得情理之当。”从之。(《通纪》。 )

◎荐新

洪武元年二月，定太庙月朔荐新仪物，其礼皆天子躬行，未几，以属太常。(《礼志》。 )二年五月辛酉，诏：凡时物，太常先荐宗庙，然后进御。

三年正月，定太庙朔望荐新及献新仪。荐新有定品；献新者，谓四方别进新物也。(已上《大政记》。 )

凡四方别进新物，在月荐外者，太常卿与内使监官常服献于太庙，不行礼。其后朔望祭祀及荐新、献新，俱于奉先殿。(《礼志》。 )

六年，盱眙民进瑞梦，御史答禄与权请荐宗庙。帝曰：“以瑞梦为朕德所致，朕不敢当。其必归之祖宗。御史言是也。”(《答禄与权传》。 )永乐四年六月内寅，南阳献瑞梦，命荐之宗庙。(《本纪》。 )

嘉靖八年二月，定太庙荐新品物，鹰犬不用。(《大政记》。 )

十四年四月，上谕夏言曰：“内殿礼仪，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其赐百官'不落荚’，亦当改。《礼记月令》：是月梦先熟，荐寝庙。今岁以孟夏之五日荐梦内殿，赐百官梦饼。”大学士张孚敬曰：“不落荚者，(以糯米、粳米、黑糖、蜜、红枣为之。 )相沿释氏之说，于礼无据。仰见皇上据经析理得先王遗意。”遂著为令。(《春明梦余录》。 )

十五年四月，荐苑田新梦于内殿。(《大政记》。 )

二十七年七月庚子，西苑进嘉，荐于太庙。(《本纪》。 )○奉先殿

洪武三年十月，上以岁时致享，则于太庙；至晨昏拜谒，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下部考论。尚书陶凯等奏“古者宗庙之制，前殿后寝。《尔雅》：'室有东西厢曰庙，无厢有室曰寝。’庙是栖身之所，故在前；寝是藏衣冠之处，故在后。今太庙祭祀已有定制，请仿宋建钦先孝思殿于宫中之制，在于乾清宫之左，别建奉先殿，奉四代神位衣冠。每日焚香，朔望荐新，节序及生忌日皆致祭，如家人礼。”从之。(《春明梦余录》。 )

成祖迁都北京，建如制。

宣德元年，奉太宗庙毕，后遣郑王瞻诣奉先殿，设酒果祭古，奉安神位。

弘治十七年，吏部尚书马文升言：“南京进鲜船，本为奉先殿设。挽夫至千人，沿途悉索。今扬、徐荒旱，愿放古凶年杀礼之意，减省以苏民困。”命所司议，行之。

喜靖十四年，定内殿之祭。

十五年，制使节。使者受命，则载以行；使归，则持之以复命。二十三年，诏考定使节之制。礼部尚书夏言等奏：“悼灵皇后神主宜暂迁奉先殿旁室。享祀祭告，则一体设馔。”从之。(已上《礼志》。 )

二十七年，礼臣以孝烈皇后丧且期年，请援孝洁皇后故事，权主于奉先殿东夹室。帝曰：“奉先殿夹室，非正也。可即太庙。”(《实录》。 )

隆庆元年，迁孝烈神主奉安景神殿，更名曰宏孝。又于神霄殿奉孝恪皇太后神主，而孝懿皇后于其侧。每岁五享，四序荐新，忌祭日供，俱如奉先殿仪。(《会典》。 )

礼部又言：“旧制：太庙一岁五享，而节序忌辰等祭则行于奉先殿。今孝洁皇后既太庙，则奉先殿亦宜奉安神位。”乃设神座仪物于第九室，遣官祭告如仪。(《礼志》。 )

万历三年，谕礼官曰：“朕思宏孝、神霄二殿、孝烈、孝恪二后神主，宜奉安于奉先殿。”礼官言：“嘉靖十五年，议陵祭，不议内殿。”帝曰：“奉先殿见有孝肃、孝穆、孝惠三后神位，俱皇祖所定，宜遵行安。”盖当时三后既各陵庙，仍并祭于奉先殿，而外廷莫知也。于是奉安孝烈、孝恪神位于肃皇室，并罢宏孝、神霄之祀，而专祀于奉先殿。(《春明梦余录》。 )

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上谕礼臣曰：“太庙之制：一帝一后，祧庙亦然。历朝继母及生母既皆不得与，即宫中奉先殿亦尚无祭，奈何？”其意盖在生母孝纯刘太后，未明言也。蒋德等奏：“奉先外别有奉慈殿，所以奉继母及生母者，虽废，可举行。”上曰：“奉慈外尚有宏孝、神霄、本恩诸殿。”礼臣奏：奉慈殿如未可复，或即在神霄殿奉祀。”上曰：“奉慈已撤，惟奉先尚可恢拓。”德奉：“奉先止一帝一后，与太庙同。祧庙之主，未可尽入。”乃止。(同上。 )

◎奉慈殿

孝宗即位，追上母妃纪氏孝穆太后谥，葬茂陵。后以不得庙，诏廷臣议享礼。周洪谟、倪岳上言：“《周礼》有祀先妣之文，谓姜原也。《鲁颂》之《宫》是已。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庙者，别立殿以祀之。故宋之章献、章懿二后皆有奉慈之建。每岁五享，四时荐新，上食如常仪。今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别立奉慈殿，岁时祭享，一如奉先殿仪。”从之。(《通纪》。 )已而宪宗生母孝肃周太皇太后，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皇太后，皆祀殿中。孝肃中室，孝穆孝惠右室，主书皇太后、太皇太后。一岁五享、荐新、忌祭俱如太庙、奉先殿仪。(《吾学编》。 )

嘉靖十五年，帝谕礼官夏言等曰：“庙中帝配一后，陵葬乃有二三后。庙祀、陵祀本不同。奉慈三后主别祀奉慈殿，不如奉主于陵殿为合礼。又梓宫既配葬于帝，主无庙之礼，宜在陵殿。今别置之，近于黜者，非亲之也。”下廷臣议，言：“古者天子宗庙，惟一帝一后。所生母荐于寝，身没而已。孝宗奉慈殿之祭，盖子祀生母，以尽终身之孝焉耳！然礼于妾母不世祭者，谓子祭之，于孙则止，以继祖重，故不复顾其私祖母也。今陛下于孝肃，曾孙也；孝穆，孙属也；孝惠，孙也；礼不世祭，义当祧。考宋熙宁罢奉慈殿故事与今同。宜迁主陵庙，岁时享如故。”言等又言：“孝洁皇后先因于所亲，暂奉慈殿孝惠太后之侧。兹三后神主既拟迁于陵殿，则孝洁亦宜暂迁奉慈殿旁室。享祀祭告则一体设馔。”从之。(《实录》。 )

◎献皇帝庙

嘉靖二年二月，太常卿汪举上言：“安陆庙宜用二笾豆，如太庙仪。”礼部请置奉祀官，又言：“乐舞未敢轻议。”礼部侍郎贾咏上言：“正统、本生，义宜有间。八佾既用于太庙，安陆乐舞，似当稍杀，以避二统之嫌。”帝曰：“仍用八佾。”(《纪事本末》。 )初，帝从玉田伯蒋输请，从承天立兴献帝庙，以输子荣奉祀。御史黎贯言：“陛下信一谀臣之说，委祀事于外戚。神不歆非类，献帝必将吐之。”不听。(《黎贯传》。 )

三年二月，帝谕建室奉先殿侧，祀献帝主。礼部尚书汪俊上疏争曰：“陛下入承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兴献帝奉藩安陆，则不得祭宪宗。今陛下入继大统，亦不得祭兴献帝。是皆以礼抑情者也。然兴献帝不得迎养寿安皇太后于藩邸，陛下得迎兴国太后于大内，受天下之养，而尊祀兴献帝以天子之礼乐，则人子之情获自尽矣。乃今圣心无穷，臣等敢不将顺。但于正统无嫌，乃为合礼。”帝严旨切责，趣立庙益急。俊曰：“立庙大内，有干正统。臣实愚昧，不敢奉诏。”帝令集廷臣大议。俊等复上议曰：“谨按先朝奉慈别殿，盖孝宗皇帝为孝穆皇太后葬初毕，神主无荐享之所而设也。当时议者，皆据周制特祀姜原而言。至为本生立庙大内，则从古未闻。惟汉哀帝为定陶共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哀帝不听，卒遗后世之讥。陛下有可以为尧、舜之资，臣不敢导以衰世之事。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荐享，陛下岁时遣官持节奉祀，亦足伸陛下无究至情矣。”帝不纳，仍命遵前旨再议。俊再疏乞休，允其去。(《汪俊传》。 )以礼部侍郎吴一鹏代之，趣立庙益急。一鹏复集廷臣上议曰：“前世入继之君，间有为本生立庙园陵及京师者，第岁时遣官致祀，寻亦奏罢。然犹见非当时，取议后代。若立庙大内而亲享之，从古以来未有也。臣等宁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礼于天下后世。乞速罢建室之议，立庙安陆。”报曰：“朕起亲藩，奉宗祀岂敢违越。但本生皇考寝园远在安陆，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尔等欺朕冲岁，党同执违。败父子之伦，伤君臣之义。往且勿问，其奉先殿西室，可亟修葺，尽朕岁时追远之情。”遂趣成之，名曰观德殿。(《吴一鹏传》。 )

先是，汪俊既罢，大学士蒋冕抗疏极谏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伦序素定；然非圣母昭圣皇太后懿旨与武宗皇帝遗诏，则将无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当为武宗之后。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兄武宗，考孝宗，母昭圣，而于孝庙武庙皆称'嗣皇帝’称'臣’，称'御名’，以示继统承嗣之义。今仍欲为本生父母立庙奉先殿侧，臣虽至愚，断断知其不可。夫情既偏重于所生，义必不专于所后。将武孝二庙之灵，安所托乎？”不纳。(《蒋冕传》。 )

五月丁丑，命吴一鹏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陆。一鹏上言：“历考前史，并无自寝园迎主入大内者。且安陆为献帝启封之疆，神灵所恋。伏乞俯纳群言：改题神主，奉安故宫，为百世不迁之庙。其观德殿中，宜别设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奉入，不纳。一鹏乃行。(《吴一鹏传》。 )七月，迎主至。甲申，奉安于观德殿，上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三编》。 )

四年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帝命礼官集议。戊申，席书等上议：“《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与后稷庙皆百世不迁。我太祖立四亲庙，德祖居北，后改同堂异室。议祧，则以太祖拟文世室，太宗拟武世室。今献皇帝以藩王追崇帝号，何渊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甚无据”不报。(《席书传》。 )已而张璁亦言：“汉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立庙京师，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渊请入献皇帝主于太庙，不知序于武宗之上与？武宗之下与？昔人谓：孝子之心无穷，分则有限。别立祢庙，礼之得为者也，臣昧死劝陛下为之；入于太庙，礼之不得为者也，臣昧死劝陛下勿为。”(《纪事本末》。 )

帝复令会议。戊午，礼部会群臣集议，上疏曰：“礼莫严于宗庙，分莫大于君臣，故承正统为天子者，得太庙。今献皇帝分封安陆，称藩为臣二十余年，庙祀安陆又三年矣。当时议尊崇者，其论有三：曰，'别立嗣王，使之主祭’者，廷臣之初议也；曰，'岁时遣官致祭安陆’者，廷臣之后议也；曰，'别祀大内’者，张璁、桂萼等先后之论也。皇上断自圣衷，建室奉先殿侧，朝夕瞻拜，岁时享祀；上不干祖庙，下不拂人心，此诚足为万世法矣。今何渊乃欲祀太庙，何不经之甚也？考自唐、虞至今五千年，未闻有以藩王祭太庙者。万一为此，将置主于武宗上，则武宗君也；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则献皇叔也；以叔后侄，神将不安。在廷诸臣，于称'考’，称'伯’，异同相半。今庙之举，无一人以为可者。伏望俯纳群言，毋为忄佥人邪说所惑。”疏入，帝责席书畏众饰奸。书知帝意不可回，遂请于皇城内别立一庙，前后寝如文华殿制，出入不与太庙同门，座位不与太庙相并，祭用次日，庙欲稍远，庶以成祢庙独尊之体，避两庙一统之嫌。诏可。令于太庙左右，相度营建。上亲定名曰“世庙”。既而上览疏内，有“献皇亲尽与孝庙同”之语，复令礼部查议。于是礼官言：“天子九庙，亲尽则祧。献皇与孝宗兄弟，同为一世。孝宗祧迁，则献皇亦然。但孝宗神主藏于太祖寝殿之后；献皇别自一庙，虽无左昭右穆，亦有前殿后寝，请于祧迁之期，荐于夹室，不享时祭。止于岁暮合祭太庙，一出主焉。请于献庙寝殿后，置一龛室，为异日藏主地。”报曰：“皇考止生朕一人，入继大统，别无奉祀适嗣。今既特立一庙，宜世世献享，同于不迁之祖，以伸朕之孝思。”(《实录》。 )遂度地于环碧旧址，择日兴工。何渊又奏：“神路迂远未便，宜与庙街同门，直开一路，以达世庙为当。”下礼部会议。席书等皆言：'若通此街，须毁垣伐木，撤神宫监而后可，未免有碍。”上不允，命折监北房，但容板舆通行。议始定。(《大事记》。 )

五年七月庚子，上以观德殿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工部尚书赵璜言：“移观德殿于奉先殿左，必与奉慈殿对峙。孝肃太皇太后，献皇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圣母也。庙出其左，恐神灵有所不安。”帝复谕大学士费宏。宏乃请敕该部卜日兴工。上易殿名曰崇先。

五年九月丙戌，帝以世庙成，欲奉章圣皇太后谒见。张璁、桂萼援庙见礼，言：宜先见太庙，次及世庙。礼官刘龙等争不得，诸辅臣以为言。帝不报，趣具仪。石缶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谒见世庙，臣窃以为从令固孝，而孝有大于从令者，臣诚不敢阿谀以误君上。窃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宫，未有无故复出者。且太庙尊严，非时享祭，虽天子亦不轻入，况后妃乎？璁辈所引庙见礼，今奉先殿是也。圣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为定制。中间纳后、纳妃，不知凡几，未有敢议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议？彼容悦佞臣岂有忠爱之实，而陛下乃欲听之乎？且阴阳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无故出入太庙街门，是坤行乾事，阴侵阳位，不可之大者也。臣岂不知君命当承，第恐上累圣德，是以不敢顺旨曲从，以成君父之过，负覆载之德也。”(《石缶传》。 )

十五年，谕礼部夏言曰：“前以皇考庙比世室之义，名曰世庙。今分建宗庙。惟太宗及世室不迁；而'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今加于考庙，又不得'世宗’之称，徒拥虚名。不如题曰献皇帝庙，庶别宗称，且见推尊之意。(《三编》。 )

十七年，尊献皇帝庙号曰睿宗，于太庙。(《本纪》。 )

二十四年六月，新太庙成。遂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而罢特庙之祀。四十四年，以旧庙柱产芝，更号曰玉芝宫，定日供、时享仪。

穆宗初，因礼臣请，乃罢时享及节序、忌辰、有事奉告之祭，但进日供而已。

隆庆元年，礼科王治请罢献皇庙而专祀之世庙。章下所司。(已上《礼志》。 )

光宗既崩，太常卿洪文衡请祧睿宗，曰：“此肃宗一时崇奉之情，不合古谊。且睿宗尝为武宗臣矣，一旦加诸其上，礼既不合，情亦未安。当时臣子过于将顺，因循至今。夫情隆于一时，礼垂于万世，更定之举，正在今时。”疏格不行。(《文衡传》。 )

天启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奏祧庙宜议，言：“睿宗入庙，世宗无穷之孝思也。然以皇上视之，则远矣。俟光宗升时，或从旧祧，或从新议。盖在孝子固以恩事亲，而在仁人当以义率祖。”章下礼部，卒不能从。(《礼志》。 )

◎亲王从享

洪武三年八月，定以皇伯考寿春王、王夫人刘氏为一坛。皇兄南昌王、霍邱王、下蔡王、安丰王、霍邱王夫人翟氏、安丰王夫人为一坛。皇兄蒙城王、盱眙王、临淮王、临淮王夫人刘氏为一坛。后定“夫人”皆改称“妃”。皇侄宝应王、六安王、来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阳王、昭信王为一坛。凡一十九位。春夏于仁祖庙东庑，秋冬及岁除于德祖庙东庑。(《礼志》。 )

是年，定亲从享皆设位于东庑西向，功臣配享皆设位于西庑东向。(《会典》。 )四年，进亲王于殿内东壁。九年，新太庙成。增祀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礼志》。 )

是年，奉安四代神主，以亲王并王妃二十一位侑于殿内东壁，功臣十二位配于西壁，不分献。自是四时之祭，皆行合享之礼。(《会典》。 )

正德中，御史徐文华言：“族有成人而无后者，祭终兄弟之孙之身。诸王至今凡五、六世矣，宜祧。”礼官议不可。(《礼志》。 )

万历初，于慎行言：“南昌、寿春等十六王，世次既远，宜别祭陵园，不宜享太庙。”不从。(《于慎行传》。 )

九年，给事中丁汝谦言：“诸王世次远，宜罢祭，祭于墓。亲王之殇无后而近者，宜配。”不从。(《太常纪》，下同。 )

十四年，太常卿裴应章言：“诸王本从祖食。四祖亲尽且祧，而诸王得配享百世，非所以为杀也。寿春等王于太祖为伯为兄，太祖南面，而伯若兄俯而侑于侧，非所以为顺也。其以诸王祧庙。岁则，馀则罢。”上下礼部议。沈鲤上言：“宗庙之祭，为重。时享不可预，而预于，其无乃未安乎？且祧以藏毁庙之主，为祖非为孙。礼有祧，不闻有配祧者。请仍遵初制，序列东壁为近礼。”报可。

◎功臣配享

洪武二年正月丁未，享太庙。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配享，设青布帏六于太庙庭中，遣官分献。(王圻《通考》。 )

三年，定配享功臣，常遇春以下凡八位。春夏于仁祖庙西庑，秋冬于德祖庙西庑，设位东向，遂罢帏次之设。

九年，新太庙成。”以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俞通海、张德胜、胡大海、赵德胜、耿再成、桑世杰十二位，配于西庑；罢廖永安。(已上《礼志》。 )

二十年，定：凡祭功臣，令军官首领官陪。(《会典》。 )

建文时，宋礼言：“功臣自有鸡笼山庙，请罢太庙配享。”帝以先帝所定，不从。县令候太庙事毕，别遣官即其家庙祭之。(《会典》。 )永乐初，享太庙礼成，仍遣官祭功臣庙。(王圻《通考》。 )

洪熙元年，以张玉，朱能，姚广孝配享太庙。(《礼志》。 )

弘治五年三月，诏曰：“太庙配享诸功臣，追封王者六人，皆佐皇祖平定天下有大功。今其子孙有不沾寸禄与编氓伍，欲量加恩，俾奉其祀。该部查实以闻。”(《昭代典则》。 )

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姚广孝髡徒，不宜入庙。”遂移祀大兴隆寺。(《春明梦余录》。 )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议，进刘基位次六王。(《礼志》。 )

十六年二月，武定侯郭勋请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庙。廷臣持不可，侍郎唐胄争尤力。帝不听，卒从勋请，初，二庙功臣位皆以爵，及进基，位公侯上。至是复令礼官议，乃合二庙功臣叙爵。于是列英于桑世杰上，张玉、朱能于沐英下，基于世杰下。礼官又言：“《礼》有功宗之祀，汉祭功臣于庙廷，魏祀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唐高祖至宪宗庙，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马光皆文臣，不必武功也。守成诸君，亦各有与享者，不必皆创业也。我朝二祖开国靖难，固有功臣。仁宗以后，无事武功，其间相与辅赞治平，岂无有魏徵、李沆辈者？今侑享二祖十七人，惟基、广孝二人文臣耳！自后六庙，缺焉无闻。乞下廷议，考求六朝文武大臣，有功在当时、泽及后世者，请上裁定，进侑庙廷。”上不允。(王圻《通考》。 )

万历中，礼部尚书沈鲤以太庙侑享，请移亲王及诸功臣于两庑，毋与帝后杂祀。(《沈鲤传》。 )

十四年，太常卿裴应章言：“庙中列后在上，异姓之臣，礼当避嫌。且至尊拜俯于下，诸臣之灵亦必不安。”命复改西庑，遣官分献。(《礼志》。 )

◎功臣庙

洪武二年正月，上敕中书省臣曰：“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功劳，痛切朕怀。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序其封爵，为像以祀之。”(《五礼通考》。 )

帝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祯、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一人，立庙鸡鸣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虚其位。(《三编》。 )

八年正月辛未，增祀鸡笼山功臣庙一百八人。(《本纪》。 )

十二年七月，遣官祭功臣庙，祀吴祯等百九十人。(《明正统宗》。 )

十三年正月，祀顾时以下二百八十人于功臣庙。(《五礼通考》。 )○王国宗庙

洪武四年，礼部尚书陶凯等议定：王国宫垣内，左宗庙，右社稷。庙制：殿五间，寝殿如之，门三间。

永乐八年，建秦愍王享堂，命视晋恭王制，加高一丈，因定享堂七间。(已上《礼志》。 )

十月乙卯，上闻周王肃于国中作殿，奉祀高皇帝，赐书曰：“《礼》：'支子不祭。’王国庙祀，肇于始封之王。高皇之祀，朝廷有宗庙。王祀于国中，过矣。其审礼而行，毋贻物议。”(《大训记》。 )

嘉靖八年，秦王充耀言：“代懿王当庙，而自始封至今，已盈五庙之数，请定祧庙之制。礼臣言：“亲王祧庙，古制未闻。宜推太庙祧之礼，而降杀之。始封居中，百世不迁。以下四世，亲尽而祧。但诸侯无祧庙，祧主宜始祖之室，置椟藏之。每岁暮，则出祧主合祭。”诏如议。(《礼志》。 )

◎群臣家庙

洪武六年，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议奏：’凡公侯品官，别为祠屋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所用器皿，随官品第，称家有无。前二日，主祭者闻于上，免朝参。凡祭，四仲之有择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从之。(王圻《通考》。 )

成化十一年，祭酒周洪谟言：“臣庶祠堂神主俱自西而东，古无神道尚右之说。惟我太祖庙制，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皆立一庙，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帝下礼臣参酌更定。(《礼志》。 )

嘉靖十五年，夏言疏请：“依宋儒程颐之议，诏令天下臣民：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但不许立庙以逾分。庶上广锡类之孝，下无之嫌。”又礼官疏请：“官自三品以上立五庙，以下皆四庙。为五庙者，仿唐制，五间九架，两旁隔板为五室，中五世祖，旁四室高、曾、祖、祢。为四庙者，三间五架，中为一室高、曾，左右二室祖、祢。其三品以上，若上无应立庙之祖，不得为世祀不迁之祖。惟以第五世之祖奉为五世祖。至世穷数尽，则以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四品以下，四世递而已。”制可。(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