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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111 篇文章 新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势头强劲。各高校大力投入科技分析实验室的建设，而且在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上也突飞猛进，数量激增。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的现状也令人不安。因为这种趋势将加大科技考古与田野工作及历史重建之间的裂痕，可能令人觉得单凭技术就能解决一切考古学问题，从而漠视人文因素，变成唯科学主义的纯技术研究。 自科技手段引入中国考古学以来，科技考古和以田野为主的锄头考古一直处于两张皮的游离状态。这种状态加深了田野工作和器物分析与诸如环境考古、冶金考古以及分子考古专家之间的隔阂，而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隔阂，使得不同领域的专攻变成了各个小圈子的交流，很难与其他方向的学者进行沟通。 这种反常的发展趋势，是理论与方法脱节的原因所造成的。二战后几十年的历史进步和科技发展导致了考古学科范式的巨大变化。新方法的涌现更新了考古学家的耳目，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以前一无所知的信息，从而能够探究过去无法企及的问题。最初是放射性碳测年技术的发明，把考古学家从繁重的断代工作解放出来，能够将精力集中到复原人类生活方式和探索社会演变的问题上来。特别是美国考古学家开始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类型学和年代分析转向文化发展的动因，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三大战略性课题，使得多学科交叉成为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为了解决人地关系、生计适应、交流贸易、族群关系、技术发展和经济基础等问题，各种科技手段被用来提炼考古材料里面所蕴含的信息。这种学科交叉以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和理查德·麦克尼什对西亚和中美洲农业起源的多学科探索为先河。这些项目都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比如布雷德伍德的新月沃地考古，就是为了检验柴尔德的农业起源“绿洲理论”。 欧美科技考古的发展与学科范式的变化同步。也就是说，科技手段的普遍运用，是这门学科范式变革的结果。这是因为考古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重要的问题，从器物研究转向探索社会发展动力。于是，这一变化为科技考古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产生了“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的新考古学。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考古引入中国的过程，基本上是与欧美考古学理论发展和范式变革脱节的。最明显的就是，科技手段发展很快，范式仍然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为主导，以“考古学文化”和区系文化类型分析为目标。理论思维仍然非常薄弱，发掘和分析缺乏问题意识。结果，在欧美被用来解决人地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各种科技手段，引入中国之后便与传统范式的文化分析凿枘不投。于是，科技研究成果要么流于类型学分析的一种附录，或只能针对具体的分析结果而就事论事。由于科技考古的成果能够提供以前一无所知的洞见，因此其功效显然优于类型学似是而非的讨论。由于两方面的学者在研究目标上想不到一起，必定貌合神离，加深彼此的隔阂。 为了改变目前愈演愈烈的两张皮现象，无论是传统的锄头考古学家还是时代的宠儿科技考古学家，都需要认真思考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于田野的锄头考古，伦福儒强调，当代田野工作的关键要素，首先是要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各种项目要回答过去的特定问题。其次，生态学方法只有着眼于整个地区及其环境而非孤立的个别遗址，诸多重要问题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第三是要认识到，为了有效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引入广泛田野调查和有选择发掘的新技术，辅以数理统计的采样程序和优化的提取方法，包括对出土遗物的干筛或水选。这就需要田野考古学家必须将问题放在首位，思考的不只是器物的年代学问题和区系类型，而是要考虑人地关系、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等各种问题，为解决这些不同问题而有目的地采集材料和数据。 对于科技考古工作者，应当熟悉和掌握当代考古学的新范式，努力为解决各种考古学难题提供关键信息。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就是用各种材料和信息把过去像七巧板那样拼合起来。这种重建就像一个系统工程，以问题导向开始发掘、采集样本、选择分析方法，然后检验假设，构建一种模型并做出结论（一种看来对所见材料形态做出最佳的说明）。考古学家重建历史的一种图像，就像自然科学家提出自然界的一种合理看法一样重要。科技专家需要明白，即使科技测试获得再多的数据，无论有些结果如何令人耳目一新，但如果无助于历史的整体重建，那么它们仍然是孤悬于历史之外的雪泥鸿爪。科技考古是考古学重建过去的组成部分，是田野考古的同盟军，其本身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离开了历史重建的目标，那么它将什么都不是。无论积累的数据如何丰富，它们仍然像陶片一样，是一堆碎片化的证据。 在学科交叉的初期，科技专家的工作只是考古研究的配角。在这种低水平的学科交叉阶段，科技专家并不参加考古调查，甚至对考古研究不感兴趣。由于科技考古后发而先至，并在唯论文是从的风气下，我国科技考古的风头有盖过甚至逆转锄头考古的趋势。在专业培养上，有的高校开始将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分离开来。科技考古在硕士阶段专门招收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不太要求补修考古学的基础课程。这种培养方式，加上科技考古出成果更快更容易，而且容易发表在外文刊物上，造成这些学生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要比长期在田野摸爬滚打却很难出成果的学生更加优越。甚至会觉得田野考古是为他们打工的低档操作，将田野发掘贬损为科技分析提供材料的婢女，于是更加不屑于下田野和掌握考古学的基础知识。需要强调的是，脱离田野工作，不清楚分析材料的出土背景，测试的数据有陷入孤立无效的危险，无法和其他共出材料一起构成解读历史的证据链。 田野考古主要采集物质遗存，并对不同的显性材料如人工制品和遗迹进行各种分析。而科技考古则是提炼器物和生态物中的各种隐形信息。两者本应该是为解决共同问题而承担的不同任务，却因田野工作缺乏问题意识，使得解决显性和隐性材料的内在问题顾此失彼。研究物质材料的考古学家往往并不参与隐形材料的研究，反之亦然。两个圈子的考古学家在交流上存在巨大的鸿沟，特别是当科技考古运用的分析技术越来越多样复杂，使得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考古学家更加难以了解数据提取的步骤，难以评估采集样本的质量以及测试结果的不确定性程度。 今天，考古学多数部门都趋于专业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支团队能够涉及所有方面。因此，当合作研究需要差异很大的学科参与时，这样的协作就会出现困难。理论上说，学科交叉是一项集体的任务，但是考古学的综述总是考古学家的工作，他们像是一个项目的总指挥，需要将综述建立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个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不仅需要精通本专业的方法，而且必须受过历史学的训练，并且对共同合作的其他学科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自己的阐释和综述中，正确地、批判性地运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研究成果。 真正的科技考古应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这是当代考古学的魅力之一。然而，目前我国考古学两张皮的情况未见改善，而是有扩大、疏离乃至加剧的趋势。考古学的发展和投入显示出重科技而轻人文的倾向，这显然有悖于国际学术的发展趋势。科技手段毕竟是各种不同的技术和方法，单凭技术不能解决历史重建的问题。理论与方法密不可分，理论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么需要采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它。我们认为，我国的锄头考古学家迫切需要更新范式，重视理论指导的探索性思维，这样才能意识到科技手段的重要之处，才会积极借助和开发新技术来解决各种问题。同样，科技专家分析动植物、材料成分、同位素等等，也需要深入了解考古学探索的问题，有目的地对环境、技术和社会变迁的问题提供关键信息和证据。因此，在科技手段日益渗透到考古分析各个领域中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同步增强理论指导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与对科技专家而言同等重要。无论是田野考古采集的坛坛罐罐，还是科技手段提取的各种数据都同等重要，没有高低之分。这些不同数据库需要反复观察、比较和检验，以便能够加以整合，对各种问题提供逻辑推理的证据。科技考古的结果往往会独立发表，且早于遗址的简报和综合研究，但是无法取代考古学的历史综述。目前，我国考古学还未达到真正学科交叉的境界，仍然是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操作，离历史重建的目标仍十分遥远。为此，考古学家应当提升研究的问题意识，了解范式变化带来的挑战，并要有研究项目总指挥的意识。不要再囿于类型学的窠臼，而是要学会从人地关系、遗址域、区域聚落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的变迁来解决文化适应与社会变迁的问题。这就需要从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并列，转向跨学科研究一体化的协调与合作，后者才是考古学和科技考古的最终目标。 解决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两张皮的情况，应该从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开始就避免这种趋势。以色列考古学家史蒂夫·韦纳认为，考古学的基础训练，应该兼顾自然科学与考古学，使得由此培养的学者对两个领域都能驾轻就熟。使得他们既通自己的专长，如石器、陶器、骨骼等等，又能充分利用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的知识，毫无障碍地在显性材料和隐性材料之间往返探究各种问题。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人才的培养都需要长期和系统的训练。目前在学科日趋专门化的情况下，人才培养要更加重视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避免画地为牢。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之上，研究生阶段仍需要修读各种必要的基础课程，特别是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理科背景的学生需要补上田野考古的系统训练和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考古专业的学生也需要熟悉各种科技手段的基本原理和功效，熟读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经典文献。这样的学科训练才能把考古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知识融为一体，真正做到多学科交叉。这种方向既与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又能更好地完成中国考古学历史重建的任务。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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