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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107 篇文章
编者按 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似，欧洲有较为悠久的依赖文献和艺术的古典考古学和以编年为目的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到目前为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将考古学看作是重建历史的手段。欧洲的聚落考古与北美的聚落考古略有不同，北美侧重用环境考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过程论）来研究人地关系，而欧洲则偏好文化观念和象征考古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地关系，这便有了“景观考古学”的独特路径。 由于欧洲比北美有更长的古人类演化史和更显赫的文明史，所以聚落考古成为研究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国家起源的极佳手段，而且成果显赫。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今的聚落考古是如何来观察和了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追溯社会复杂化具体轨迹的。 聚落考古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探索领域，它可以将考古学各流派、不同领域、不同课题及学科交叉手段纳入其中，以便从微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重建过去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轨迹，并对促使人类社会转变的原因提出可信的解释。就此而言，欧美聚落考古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与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期待不谋而合。 ———————— 欧洲聚落研究简史 在新大陆，对“聚落形态研究”或“聚落考古”的认识比较一致。但是这一术语在旧大陆并不常用。欧洲考古学家常常从事“区域研究”或“景观考古”，不一定包括聚落形态分析。当欧洲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东欧的考古学家）确实采用“聚落形态研究”或“聚落考古”中的聚落术语时，他们想的还是调查一处居址的内部结构，而非研究区域聚落形态。在欧洲大部，要探讨聚落形态，首先必须了解“聚落”一词是如何使用的。 聚落考古最初由德国史前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所建立。科西纳的方法，主要目的是要论证德国的人工器物，以便将德国文化的扩散和影响在地图上标示出来，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一个关键的欧洲研究焦点，柴尔德最早建立起文化-历史学框架，并继续采取对聚落和物质文化材料的详细研究，以求将文化群标示在地图上，并追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强烈影响到后来欧洲史前学模式。 1950和1960年代，受美洲和中东地区所从事工作影响，欧洲考古学家开始为过去建立起清晰的区域方法。欧洲最早的系统调查范围很广，有许多是在英国、意大利和希腊进行的，被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地形学的”。考古学家系统地调查感兴趣的地形，以及与其相伴的遗址类型。正式始于1962年，由威廉·麦克唐纳和乔治·拉普领衔的明尼苏达大学的美塞尼亚计划，就是这种早期“地形学”调查的最好例子。美塞尼亚计划在希腊美塞尼亚地区广泛调查迈锡尼的“内斯特宫殿”遗址，寻找青铜时代晚期的迹象，结果他们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遗址。皮罗斯区域考古计划就是“第二代”希腊调查的很好例子。该计划的一个目的是要评估像美塞尼亚计划这种广泛调查的能力，寻找小遗址，即处于聚落等级底部的那些遗址。 最近几年，欧洲考古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景观研究”上，与看似一场全球的考古学潮流融合到一起。欧洲景观考古学家把整个景观，象征性地当作一种不断变化的人工器物来对待，其整体都值得研究。景观概念可以说是将区域分析的所有方面整合起来，将生态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方法结合到一起。采取这种方式，聚落只是一类景观的组成部分，包括地形、水体、森林等均同样值得研究。这对于完整了解一个区域，以及完整了解曾经栖居于此的人群而言至关重要。 有些考古学家日益关注的是，欧洲区域研究项目收集的聚落材料常常是注重小型的、范围明确的景观，是否能够被用来讨论新考古学特定及一揽子有关过去人类行为一般的比较性问题。有些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指出，欧洲考古学家收集的聚落材料，在规模上鲜有大得足以可用于了解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形态。 欧洲发展出意义重大的不同方法和理论视野。与其他地方相比，特别是中美洲和北美，在欧洲工作的美国人和在欧洲工作欧洲人之间，也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例如，一种特殊的欧洲景观考古学的出现，主要是基于哲学的“现象学”学派，其表现，在总体上很像欧洲考古学后过程倾向的探究。然而，大部分最近的欧洲区域研究项目看来结合了等量齐观的过程和后过程方法。 欧洲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 大约在过去十年里，有关欧洲过去聚落的文献量激增，部分是因为对景观研究的兴趣高涨，也因为1980和1990年代在区域考古学方法和理论上的巨大投入，现在已获回报。不断扩充的资料库的规模和质量，也得益于新技术如更精确的遥感装备、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采用。当新的方法、理论和技术结合到一起，并用于考古区域，便会对欧洲考古记录做出新的阐释。 我反复强调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理论问题：我们如何解释过去人们是在哪里生活和劳作的？在欧洲，在用生态学和社会学方法来询问有关聚落形态与聚落位置历时变迁之间的问题时，存在很大压力。例如，在某些地区如英国，居址不易分辨。但是，纪念性遗址如围堤、巨石阵、古坟、立石到处可见。结果，这些地区的考古学家一般并不分析聚落本身，而是利用纪念性建筑为依据来衡量不同人群生活的范围，他们如何互动，他们对生计需求（去何处狩猎、栽种庄稼和放牧动物）的社会关注（如祭祀生活）在什么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景观经验，虽然这种方法最近被认为越来越有问题。这种对地形和纪念性建筑的强调，鼓励了后过程、有时叫“现象学”的理论观点。 在地中海和中欧与南欧，一般而言史前居址能够分辨出来，而“神圣景观”如果有的话，大体上触手可及。新石器时代遗址都以大型土丘的形式存在，里面保留着丰富的聚落内部结构以及生计的信息。在这些地区工作的考古学家倾向于强调生态学和生计，而较少关注聚落和土地使用的后过程理论。 第二个问题大体上是方法论的。什么是一个“遗址”？我们如何能成功地找到遗址？例如在一个地区找到了所有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就够了，还是也必须找到旷野遗址？我们必须讨论遗址之间的空间意味着什么？困难在于要知道找什么，以及最好怎么找。知道如何找，很大程度上就像理论取向一样，已经成为一个要害的方法论问题。 考古勘察：近观或远眺？ 欧洲考古学家如何应对发现聚落遗址，以及解释聚落形态的方法论难点？在史前期的早期阶段（旧石器和中石器，及某种程度上的新石器时代），争论集中在如何完美地解释发现集中在洞穴中或遗失在地表的石器采集品？就发现和解释石制品分布的难度，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史前景观基本上是“隐匿”的，而且我们极大低估了早期史前阶段聚落的不同层次。戴维斯证实，基于石器采集品的仔细调查，希腊美塞尼亚以及阿尔巴尼亚马拉卡斯特拉的旧石器/中石器时代聚落之间的差异，是真实和有意义的。 调查材料是否真实和准确反映了过去聚落形态的问题，也影响到对晚近时期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解释，居址和神圣遗址一般而言要更大和更显著。考古学家以各种不同方式，从方法论和理论上来应对这个棘手问题，而聚落形态研究的含义有多种，虽然问题本身看来并非不可解决。根本而言，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一个特定的聚落系统中锁定所有预期的遗址；如果不能，那么又为何不能？ 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在于，遗址确实隐匿在某处，被沉积物和植被所掩盖。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解决地质学的影响和野生植被和庄稼的覆盖，来锁定那些在较大聚落遗址形态中看似缺失的遗址，特别是小型遗址？同样，不见了的遗址，如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大本营，现在已在水底。希腊过去的土壤侵蚀期，很可能极大地破坏了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农业系统。水土流失有可能导致了青铜时代早期经济的“崩溃”和后来聚落的收缩，同时，侵蚀掉早期遗址或将它们与移位的土壤混到一起。区域考古记录的地貌学方法在与基于孢粉材料的古环境重建结合起来后，如虎添翼。孢粉学家常常能够准确决定森林消失发生的情形，这导致后来的土壤侵蚀问题。 由于地貌学对发现古代聚落形态的巨大影响，因此欧洲大部分的区域项目现在都雇用一名地学考古学家帮助解释景观变迁和土壤侵蚀的影响。结果，我们能够非常肯定地说，当一个景观中不见遗址是它们从来就不存在，或者它们已被埋在某处。如果被埋，地球物理学方法如磁力仪和电阻仪有时能够被用来确定它们的存在与缺失。土壤的化学分析特别是磷酸盐，能够独立或结合遥感技术来发现遗址，并改善对范围和功能的估计。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地貌学、考古学和地球物理学研究资料，助益非同寻常。 显然，植被也能掩盖遗址。通常，考古学家在勘查中将植被和可见度标示在地图上。然后，它们在GIS中与考古材料联系起来，于是在一个调查区域分辨出由于可见度差而无法发现遗址的地方。然后，有可能的话，对这些地方可以做更加彻底的搜寻。理论方法以及技术的改进，使得勘查考古学家能说明因不同可见度造成的器物采集问题，到现在，已不太关注因地质和植被干扰影响导致聚落形态可能的失真。 对于勘查考古学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定义“遗址”。遗址是真实的，还是概念性的实体？因此，一个遗址的定义是否会在景观里赋予一个位点以优惠，而损害了其他十分有意义的位点？如上所述，“遗址”之间的区域是否像遗址本身那样，对我们了解聚落形态是有意义的？许多欧洲专家根据最初由邓内尔表述的想法，设计了所谓的“无遗址勘查”。在无遗址的勘查中，考古学家在整个景观地形中寻找器物密度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全覆盖勘查策略的方法，抑或是一种采样策略来了解整个地表器物的变化。 当一片区域被充分勘查之后，采集的材料必须加以阐释：过去人群是如何利用景观的，结果会导致器物在原来位置作如此分布？器物分布和反复分布于不断变化的景观地形上，大部分是因为人类总体上利用整个景观的结果，使得聚落研究成为一种比专注于遗址考古更加复杂的工作。现代农民收集肥料的粪堆，会将古代（和现代）的陶片混到一起，被集中起来后，再散布到农田里。这些陶片会被发现在勘查过程中，并被认为是一处考古遗址或过去人类某种行为的指示。 有些勘查考古学家设法采取全覆盖的分布景观考古学，但并不完全放弃遗址概念。常常与高端GPS相联的GIS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方法，使得区域规模的器物密度能够被标示在地图上，并能做很有意义的分散点位和递减形态的数理分析。然后的工作是要解释密度分布。有些器物密度很高的区域，从狭义（即聚落遗址）而言也许是“遗址”，但也有许多其他的可能性。 其他考古学家调查了器物分布与各种景观类型界线之间的关系，以分辨不同时空范围里，聚落与利用林地、沼泽与湿地、河流与洪积平原、海滨和岛屿之间的关系。神圣景观也以这样的方式加以讨论，将聚落与祭祀遗址的位置加以比较，有时采用GIS的视域分析方法。该方法一个有意思的发挥，不仅是思考视域，也要思考声景（soundscapes）；在一处特定景观中，祭祀活动发出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最后，有些考古学家发现，思考穿越该景观的路径（比如英国的“古道”）也非常有用，以更好地分辨和了解古代的聚落系统。 欧洲聚落形态的历时变迁 旧石器时代居址 现在清楚的是，人类至少50万甚者可能70万年前就已居住在欧洲，尽管对早期迁徙的时间和方向仍不清楚。旧石器时代早期居址形态了解不多，但明显的是，海德堡人在50万年前抵达了欧洲许多地方，并在50万年前稳固定居下来。 欧洲最早的居址（50~30万年前）是沿河湖边、有时是在海边确立的，如英国的博克斯格洛夫和法国的特拉阿马塔遗址。偶尔也利用洞穴，比如西班牙的阿拉戈和阿塔普埃卡。当他们渗入欧洲，看来古人类仔细选择哪里可以栖身，而气候和资源是主要的决定因素：需要可栖身的岩崖，便于接近资源、猎物和水源。伊庇鲁斯的早期人类，开拓岩溶盆地丰富的资源，喀斯特地形有许多湿地和湖泊。 根据甘布尔的研究，环境确实对欧洲的早期定居产生过作用。但是，古人类应对环境受制于他们社会系统的规模和结构，早期古人类的居址系统无一例外都很小，限于很小的群体，很少开拓30公里以外的资源。这种小型群体很不容易维持更新世生活节奏所要求的那种分分合合，他们还不具备建立在复杂、象征性行为基础上的必要社会网络。 对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转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还不十分清楚的是，为何现代人类能够取代尼人。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在于将尼人和现代人聚落和精选的遗址标示在地图上，包括洞穴和旷野遗址。在这一工作做得系统的地方，看来明确的是，尼人并不完全以一种后勤移动方式来开拓资源。在过渡时期当中，欧洲某些地方尼人的工具套和觅食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已有点像后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于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现在看来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突然。因此，在重建起旧石器时代的聚落系统之前，我们无法肯定，究竟是什么使得现代人有别于尼人（语言、艺术、祭祀？），以及在奥瑞纳期之前、期间及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尼人相比，伊庇鲁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看来与景观有一种十分不同的关系。他们是在“复杂的社会和象征性结构中”从事这些活动的。比如，它们被以洞穴壁画的形式反映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景观中。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一种高度构建的聚落系统发展起来了，以三层不同等级规模的遗址为特点，最大的是可能用于多种目的的“聚集性”遗址。就如甘布尔所言，现代人类创造了一种“社会景观”，以便将“社会系统向时空延展”。 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是一段适应于环境剧变的时期，也是巨大发明的时段。在整个欧洲，在更新世末，气候与环境发生剧变，居址也是如此。随着海平面上升，沿海平原慢慢收缩，而新的生态系统如沿海港湾形成。中石器时代人类采用发明的技术，收获“广谱”的动植物。构建起来的中石器时代居址系统，能有效地从极度多样化的全新世环境中获取食物。在欧洲的某些地方，我们也能一睹中石器时代的祭祀景观：这一时期后段，沿大西洋沿海，欧洲人建立起他们最早的石砌纪念建筑。 过去以为，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是流动的，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人是定居的，但是这种区别已经模糊。十分明显的是，法国南部的有些中石器时代群体建造起永久性的房屋，有大型的村落，凭借“复杂的”狩猎采集经济过着定居生活。 而且，许多考古学家开始对新石器时代农人总是维持一种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看来很可能，特别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家庭式的永久性聚落数量不多，而欧洲最早的农人至少有时需要流动，也许采取一种游牧的维生经济。最终（北欧大约在青铜时代中期，南部较早），农耕生活方式导致了人类对土地、景观和土地使用观念的革命性转变。 虽然，最早驯化的动植物何时到达欧洲还不十分清楚，但是看来很可能的是，人类占居和采纳农业是新石器时代的同一扩散过程。最近，从各地区得到的材料表明一个非常复杂和漫长的社会经济转变过程（五千年以上），这一变迁最终影响到整个大陆。但是，使许多考古学家感到惊讶的是，最近的遗传学证据看来表明，农业的扩散“…对欧洲人线粒体库仅有大约20％的贡献”。 欧洲农耕的最早证据来自希腊，农业在公元前第七千年抵达那里。在希腊，中石器时代的证据很少，但在逐渐增加。了解最清楚的是位于阿尔戈里德南部的弗兰克西洞穴，在那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在弗兰克西，新石器农人看来直接占据了中石器人群的领土。尽管弗兰克西洞穴是个例外，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看来都是在没有中石器聚落的地方发展起来。看来有可能的是，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来的农人取道海路占据了这些地方，寻找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沿海平原。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石器人群看来占据了空旷的土地，特别是中石器狩猎采集者所不利用的冲积平原。这种沿海的占据线路沿大西洋北岸迅速延伸，通过意大利和法国，到达伊比利亚半岛，这可以饰有刻戳线纹的所谓“卡迪尔”陶器分布为标志。 在塞萨利平原，看来几乎没有什么中石器时代的栖居迹象，很可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新石器农人占据了一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几千年里，塞萨利的新石器聚落发展成了大型的土丘。佩莱斯和其他新石器专家反对这样一种推测，即农人可能以一种统一的波浪式推进横扫整个欧洲的。事实上，新石器时代的推进看来要比阿默曼等预见的那样更为复杂和多样化。 希腊新石器时代表现为一系列的转变。最初，农业聚落的位置利用优良水源和冲积土壤，但是在新石器中期晚段和新石器晚期早段，这些背景中的许多聚落被废弃，聚落移到了南方的高地，或北方先前无人栖居的地方。这一转变也许与日益依赖所谓的“二级产品”如南方的山羊和北方的牛群有关。约翰逊分辨出来的第二波转变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之末和青铜时代初期。聚落甚至变得更加分散，连边缘土地也随着一种犁的引入而被利用。对土壤日益广泛的开拓和放牧，到青铜时代早期，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水土流失事件。总的来说，虽然农业的扩散看来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随着更多区域勘查资料的积累，从英国到希腊，从葡萄牙到德国，新石器聚落的扩散和发展在欧洲各地看来是沿着一条相同的轨迹。 最终，欧洲新石器群体从欧洲东南部北移，进入欧洲中部和西北部。这一始于大约5500 BC的扩散，伴随着所谓线纹陶人群的迁移，他们可能源自匈牙利的斯塔采沃-科洛斯文化。随着地中海西部沿海被占据，线纹陶人群的扩散看来推进很快，大约公元前4500~4000年，整个北欧包括英国和爱尔兰的最后中石器狩猎采集者，与林地的农人发生了接触，有时发生暴力的冲突。追踪线纹陶人群的扩散，主要依靠一种区域方法。 虽然线纹陶农人看来带着农业迁移很快，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推进真的犹如潮水。相反，他们顺着河流，有选择地渗入到北欧的原野之中，只利用某些类型的土壤，很可能尽量刻意避开中石器人群。正如蒂利所指出，中石器和新石器早期人群看来对西北欧和英国景观有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理解，以相同方式栖居在那里。 北欧青铜时代早期，有些地区以较高的迁居移动为特点。这一解释并不单纯因为北欧缺乏实质性的新石器早期聚落结构，尽管有无数广泛的勘查项目。相反，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早期的“聚落”象征性地以灰坑为特点，里面填满了厨庖垃圾，或看似祭祀的堆积。英国采纳了农业的中石器人群很可能仍保持季节性流动，驱赶着牛群，在合适的情况下种植谷物。他们的居址非常短暂，对于景观没有持续的影响（奥克尼和设德兰用石块建造的村落是例外），新石器农人也许延续了先前中石器晚期的传统，建造巨型纪念性建筑，许多是用石头砌筑，用来明显标出那些重要地方，以便经常回来举行祭祀活动。因此，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的考古学家，与研究新石器时代纪念性建筑而又缺乏聚落的考古学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前者倾向于采取一种社会经济学方法，强调生计与环境，而后者采取其他的理论模式，构建常依赖现象学哲学派别的一种景观考古学。 金属与聚落 金属加工大约是在公元前第五千年从近东引入欧洲的。开采铜矿和冶炼的最早证据发现在欧洲东南部。在欧洲的某些地方，在青铜时代之前存在一段比较短暂的红铜时代（有时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在红铜时代，起初天然铜通过冷锻被制成装饰品和斧头。后来才出现铜矿石的熔炼以及最后的铜锡合金。 金属加工在欧洲的扩散对聚落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有些地方，人群移向靠近铜矿的地点。在大部分地方，对金属的渴求刺激了贸易。在全欧，金属的出现看来与社会的重组相伴，开启了从平等向等级社会结构的转变。但尚不清楚的是，金属的引入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因。有可能的是，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和经济转变，使得金属加工业的成长和发展、以及随后的社会等级化变迁成为可能。 在希腊，青铜时代的开始（大约公元前3000年）伴随着社会复杂化出现的最早证据。在许多地区，聚落规模增大，最早的真正村落出现。在许多这些村落中发现了社会等级化的证据，比如房屋大小的区别。墓葬出土的证据也表明社会等级的强化。在整个希腊，人口和聚落伴随着精耕细作农业而扩展。清除森林导致灾难性的水土流失，结果导致环境和经济的崩溃。 在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各个地区，有更多证据表明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是连续的。例如，在湖居遗址的案例中，金属与金属加工是加入到业已存在的聚落形态之中，这是一种开拓非常特殊富裕环境的聚落形态。但是，在中欧和东欧的其他地方，聚落和经济形态经历了剧变。 在保加利亚东北部，最早的土丘出现在红铜时代，要比附近地区土丘的出现整整晚了一千年。这些土丘与使用和炫耀红铜和黄金相伴，它们被埋葬在极其奢华的墓葬里。在过去，无论是新石器还是青铜时代，过分强调土丘是一种纪念性建筑，导致考古学家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空间。遗址外（off-site）考古学改变了我们对保加利亚东北部土丘遗址以及对土丘的整体看法。根据贝利的研究，土丘的居民尽管从事农业并采取定居方式，但是他们仍然流动性很大，就像他们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早期的祖先那样行事。聚落也并不局限于土丘，他们也在土丘的周围生活与劳作。在中欧与东欧，无遗址调查看来有望为我们了解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聚落提供很有潜力的信息。 用区域方法研究新石器-红铜时代聚落变迁实力的一个极佳案例来自匈牙利，在那里，自1998年以来，帕金森一直研究匈牙利大平原从新石器晚期向红铜时代的过渡。新石器的科洛斯聚落系统由大型土丘主导，更南面也有类似发现。新石器陶器形制差异很大，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区域性。当红铜时代开始时，土丘被放弃，后续的聚落系统以小型村落的生活为特点。在提扎波尔加时期，陶器形制在整个区域十分一致，也许表明互动程度加大。传统上，聚落形态的这一变迁被用日益依赖牛群的“第二次产品革命”来解释，这需要一种分散的聚落形态。根据区域规模的材料，帕金森声称，聚落变迁是由于政治结构变化的结果，转向一种部落管理模式，以限制当时分散延伸家庭之间的社会竞争。 在伊比利亚，铜石并用时代聚落系统的发展看来与欧洲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最早的欧洲“武士文化群”发现在西班牙东南部，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使财富如金属流通。在伊比利亚的红铜与青铜时代，大型、复杂、常常筑有围墙的聚落出现，而分层常常表现在墓葬的财富区别上。最终，在青铜时代整个欧洲，出现了相同的政治结构变迁，大约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整个欧洲的聚落形态反映出初步的社会复杂化。 欧洲青铜时代中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在希腊，早期青铜时代的崩溃伴随着聚落形态的变迁，中期青铜时代聚落常常筑有围墙，而海岸则是早期青铜时代聚落偏好的位置。北上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那里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的明证，特别是土地分割和建起了围堤。在欧洲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国家，和希腊大陆的迈锡尼国家。 为国家服务的聚落 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迈锡尼国家的成立，并建造了伴生的宫殿。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始于晚期青铜时代的早段，也许是受到了与较早的原生国家如埃及接触的刺激。比较清楚的是，迈锡尼的统治者对聚落很感兴趣，民众住在哪里、他们在干些什么，如何能更好地对他们征税。最大一批“线形文字B”泥板出自美塞尼亚西南部皮罗斯的“内斯特宫殿”。有好几块泥板列有宫殿的名称，特别是“Ma”系列的泥板。自文字破译以来，考古学家忙于将这些宫殿名称与在仔细和广泛区域勘查中发现的希腊青铜时代晚期IIIb的遗址相联系。 “线形文字B”泥板看来表明，皮罗斯的宫廷管理对收集周边群体某些原料和产品很感兴趣，必要的话还用武力夺取，并得到了考古学的确认。而且，宫廷看来还操纵现有的聚落系统来保证物品有效和不受干扰地流向宫廷。对于红铜和青铜时代的伊比利亚，宫廷的主要关注是通过征收农业剩余产品来驾驭用于生产各种产品以及维持这类企业的劳力。 迈锡尼宫廷管理体制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崩溃，尽管有中间的黑暗时期，古典聚落系统看来至少仍带有某些青铜时代晚期的表面共性。考古学和历史性的材料都表明，古典村镇整合为一个较大的“城市”区域，即“城邦”区。就迈锡尼聚落而言，需要进行管理的主要资源并非土地本身，而是能够从主要资源如谷物中提取剩余产品的劳力。古典希腊人很可能鼓励闲置土地，建立一种地产管理体制。于是，在希腊工作的勘查考古学家一直特别想分辨古典期和后来的“农屋”，尽管要精确地做到这点很难，特别是在对小型遗址没有做系统发掘的地方。 鉴于最早国家在希腊兴起，那么第一个欧洲帝国是由罗马人建立的。在某种程度上，罗马人复制了最初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建立的欧洲殖民方式，后者占领过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于是殖民主义对聚落形态的影响总体而言，是欧洲研究的一个主要话题。建立在这些殖民主义的研究上，许多学者常常采取一种区域方法讨论罗马帝国扩展和统治的问题。 阿尔科克从希腊景观结构包括聚落变迁的角度，分析了罗马对希腊的征服，将其融入帝国之中。她将考古和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追溯征服前、当中和之后希腊各种景观演进的轨迹（如农村的、城市的、行省的和神圣的）。这一全方位途径证明，罗马对希腊的策略与用在其他地方如高卢和不列颠的策略不同，不同的聚落形态对入侵的反应是不同的。 在罗马实施统治之前，青铜时代的欧洲并没有发展出国家层次政治结构的集中体制，因此，罗马鼓励某些城邦实施将希腊公民移入城市，使得地产制失效。例如，有些欧洲人如凯尔特人，他们住在山头城堡中，有点类似希腊的城市国家，但是以部落政治体制行事，允许个人有某种政治的独立性。不像希腊的公民身份比较稳定，部落的联系变化不定。在希腊无法实施铁板一块的帝国管理，那么总的来说肯定也无法在欧洲实施。但是，欧洲青铜时代政治结构、经济和土地所有权的共性，确实能让罗马人采取某种统一标准的征服体制。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青铜时代的武士酋长要么在战争中被击败和废黜，要么与希腊结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酋长被同化，成为罗马化第一代行省的贵族统治者。欧洲酋长往往控制着他们领地内的贸易和财富生产，而现有的政治经济能够很容易地融入罗马帝国经济中去。最终，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比如建立起罗马风格的别墅，将本地的聚落系统按照罗马行政管理的要求规范安置。反过来，罗马的聚落系统为后来中世纪的聚落系统和土地所有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自青铜时代早期以来就控制着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当地贵族抵制新贵族，后者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对发展中的国家系统实施集中的行政管理。当推进合并时，聚落系统发生了巨变，村落规模缩小，中心市场的镇建立和发展起来，并造起了教堂。 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最终建立起一种封建制的欧洲聚落系统，并由各种有势力的大佬实施管理：法兰克国王、威尼斯总督、奥斯曼苏丹王和天主教教皇。当然，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聚落也随之发生变化。 小 结 欧洲的景观和聚落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主要的进展，不管是理论还是方法都是在过去十年里确立的。下一个十年有望成绩更加显著，但是挑战依旧。就如在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发展在持续蚕食越来越多的欧洲乡村田野，这种考古资源的持续消失也许是欧洲聚落研究一个最大的威胁。 我们的分析工具在不断改善，特别是GIS和遥感，虽然有些考古学家对细致地表勘查来准确把握过去的聚落形态心存疑虑。但是大部分欧洲考古学家仍然坚持聚落形态和景观研究，在调查和区域分析中寻找新的和更好的做法。 有些考古学家也对区域考古学家的理论观点提出挑战。我们调查广泛的区域形态、以及询问有关政治和经济“重大”问题的能力之所以一直受到质疑，是因为欧洲许多勘查的规模比较小。作为回应，有些考古学家现在设法结合从各种勘查项目中获得材料，以求建立一种更大的图像。 这些对理论和方法的反应，肯定将有助于将欧洲区域研究推向一个发现的新纪元。我们期望，我们对聚落形态和聚落形态变迁的了解将越来越清晰。我们对这项探索的永久承诺，将使得我们能以新的眼光，从全方位不断更新对欧洲景观精彩多样性的看法。 原载：[美] 迈克尔·加拉蒂著，陈淳译，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 译自：Galary, M.L. European regional studies: A coming of ag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3(4): 291~336.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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