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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86 篇文章
编者按 系统论作为过程考古学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意在取代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关键学术概念和分析单位——考古学文化。并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论的精髓在于将考古学从立足于器物静态的分析和分类以及编史学的研究，转向对这些器物制作和使用的人类行为和适应环境等多变量互动系统关系的阐释。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关键概念，而是需要从物质遗存产生的背景和各种因果关系来了解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并对考古学研究的概念、方法以及探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做根本的调整。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放弃过去那些无法解决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将精力集中到更加便于观察和更加容易解决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克拉克和弗兰纳里等学者有关成果的叙述，详细介绍了系统论引入考古学的起因、过程和发展，从概念的革新和建模方式等方面，阐述了系统论对考古学研究革命性的影响，以及在人类学、民族学等考古学相关领域内所引起的变革。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理论相对于经典考古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很多方面都是引入系统论思维的结果。 ———————— 前 言 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与冯伯塔兰菲、阿什比、博尔丁、尤其是巴克利的工作密切相关。考古学所使用的许多源于其它学科的概念、命题以及建模技术，很大一部分是由系统论理论家所创建，他们认为系统活动的系统论特点和规律是许多现代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就此而论，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很少会被认为仅仅与利弗和珀尔曼（等这些民族学家的工作有关，尽管是他们首先发现了系统论文献的有用之处。 考古学对一般系统论的关注，首先是由“过程考古学家”表现出来的，并成为他们倡导的“系统论方法”的组成部分。一般系统论与“系统论方法”相当部分的重叠，以及前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而非成果阶段，减低了一般系统论的可见度，并掩盖了它对现代考古学业已产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们可以根据“过程考古学家”对生态学、统计学和科学哲学各类观点的大力提倡而轻易地辨别他们，但却无法同样明确分辨出考古学系统理论家这样的群体。我想指出，尽管这种模糊性有它的道理，但它无关乎近来系统论对考古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了解考古学家在他们研究中运用一般系统论方法的多样性，是认识其影响的基础。我将说明系统论作为一种理论、一批概念、一系列建模方式、一种可验证命题和假设的依据以及一种解释模式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之后，我将讨论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发展，以及它对考古学的影响。首先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一般系统论在考古学中大致的地位。 一般系统论、考古学与系统论方法 希尔、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就一般系统论对考古学家的效用做过一些重要讨论。希尔的文章针对演变解释的特定问题，而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的讨论则不那么专门，因此我将效仿后者的方式。 对于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来说，一般系统论的主要作用在于解释考古记录，将物质文化形态与考古学家研究的器物生产和使用的行为背景联系起来。他们认为，需要以系统论视野取代几十年来作为考古学基础的关于文化的传统观点。他们将系统论方法和传统方法比较如下。 采用传统方法，考古学家试图确定隐藏在器物背后的规范或概念型板。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史前居民所共有的这些规范集合体，就是文化。这种方法根据典型器物、典型器物组合和典型遗址来定义考古学文化。其后考古学家提出的基本上是关于不同特征组合相对分布等对比和静态的问题，以便确立文化。 许多作为系统方法基础的观点和概念都来自宾福德。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所总结的这种方法，一方面强调器物和器物分布形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强调器物制造和使用的行为背景、而非器物与规范或概念型板之间的关系。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并非共有规范的集合体，而是互动的行为系统。其关注点集中在这些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适应意义及其对系统演变的影响上。其中，无论对器物的衡量与分类，还是对所构建的文化行为模式在它们的变异敏感度上都是最重要的。因果关系被看作是多变量的，并且多维变异被认为是同时发生并相互关联的。在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总结考古学家对一些材料的兴趣发生变化时，系统论方法已经随之出现了。 他们认为，一般系统论对于考古学中系统论方法发展的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一种理论观点，一套术语或概念，以及一种描述或建模方式。下面我们逐一加以考察。 系统论 根据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的观点，系统论作为一种理论的核心即为系统论学家所提出的看法，是认为系统和系统关系如此基本，以至于它们存在于许多不同的生命和无生命现象中。主导这些系统的法则可以同态而非类比地从一种学科所关注的现象转移到另一学科所关注的现象上去。以这种方法建立的理论，要优于那些按照一对一的二元因果关系机械得出的理论，采用这些术语，考古学家可以更满意地描述和解释他们所处理的现象。他们摒弃功能学派的那种有机体观点，认为它们倾向于分类法和目的论而非阐释。（还要提到的是，多数人类学功能观如同机械论方法一样是解析性的和分隔性的，认为整个系统可以从一些组成部分如宗教、经济、亲属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来完美描述）。在某种程度上，系统论中的分类是建立在系统和子系统的结合与互动基础之上。这些分类，以及由一般系统论学家所制定的原则，意在寻找贯穿于特定系统类型中那些复杂或多样性结构的共性。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对于考古学家考察他们所面对的史前行为系统是有价值的。 系统论概念 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接着提出，许多不同的系统论概念对于考古学家都有用处。最重要的有：系统、开放系统、封闭系统、环境、测绘、平衡、热动力、形态发生、反馈和偏离。尽管其中一些术语对于考古学或人类学来说已不陌生，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还是从一般系统论角度对它们作了更精确的定义。这些概念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清晰地阐明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系统论模式 最后，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讨论了系统的描述，或如何更好地表述系统模式。他们总结了系统论文献中采用的三种不同建模格式。第一，各种功能变量的模式——平衡模式，包括一种平衡关系可能具有的很多不同形式。第二，系统随时间演变轨迹的模式或曲线。第三，构成系统的模式或图示，这些流程图形成了简单系统模式以及更复杂的模拟模式的基础。 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总结说，尽管对考古学来说系统论有着巨大潜力，但是这种潜力仍未实现。我认为，在他们著作撰写之时，特别是自那之后，情形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下面将专门讨论系统论作为一种考古学理论、一套概念、建模指导、一批可验证的命题以及阐释指导等方面的应用。显而易见，概念、理论、模式、命题及阐释程序必须具有某种一致性。由一般系统论学家看来，我们所考虑的这些内容确实具有一致性。但考古学对一般系统论的运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不同考古学家对于文献不同方面的应用有很大的选择性。 作为考古学理论的一般系统论 戴维·克拉克的《分析考古学》是迄今为止努力将一般系统论应用于考古学的一项最复杂和全面的尝试。克拉克从事的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他试图以系统论的观点重写考古学的基本概念、程序和动力过程的总结。 克拉克相信，考古学中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才刚刚诞生。对于克拉克来说，考古学家用来组织、说明和解释材料的考古学理论是由各种命题组成的，他反对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模式和类比简单套用到过程和非过程考古学中，这种类比和模式不能作为我们的主要解释工具。克拉克认为，我们必须建立概念、概念规则和综合原则，以便我们能把物质文化作为系统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只有当我们以系统论方法来理解物质文化时，才可以恰当地开始探索该系统与其它行为系统之间的关系。克拉克通过对考古程序、实体或概念、以及动力过程的探讨来从事这项任务。他的大部分讨论是关于概念和过程的，这些方面正是我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克拉克的概念 在这部684页的《分析考古学》中，引入了大量的新概念，旧概念被重新定义。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克拉克用来构建他考古学系统论的那些概念：特征、器物、类型、组合、文化、文化群和技术组合。每个概念都采用了系统论术语加以讨论：比如将器物看作是特征的系统，类型是器物和特征的系统等等。在对每个概念的讨论中，克拉克力图确定对于该概念运用至关重要的观察，以及时空和系统规律。基本上，他以这种方法来构建他对每个概念的讨论，即器物和类型等等的变异形态能够从行为角度来解释，而非从定义来理解。用这种方式来把握原来的术语，是理解克拉克所说“过程”的关键。 过程 在克拉克对过程的讨论中有许多显著的要点。第一，如前所述，他坚持认为，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以系统论观点理解物质文化必须首先要弄清该系统和其它行为系统之间的关系。（这引发了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克拉克是以器物为导向的。）克拉克强调物质文化系统既是一种环境调节和控制系统，又是一种信息系统（尽管与其它的文化信息系统相比较弱）。照此方式，他从一般行为系统及其运转过程的讨论转向物质文化系统运转过程的讨论。 克拉克倡导以系统论方法分析物质文化的主要观点是，需要对器物特征变异和考古学家用来定义器物共生关系的那些综合概念的多样性有更强的敏感度。克拉克力图向我们强调，我们的概念系以多元而非单一方式定义的，而且我们要认识到各考古实体之间存在的交织与等级关系。就是说，考古学家必须认识到，尽管诸如器物类型可用共同特征来定义，但是有可能一种类型的特征并非所有器物都具有，经常是仅仅部分特征共有；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可能很多共同特征只存在于一组关系相近的器物中。而且，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形态相似的原因：器物特征和器物组合等反映了各器物使用时的那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以及这些子系统运转的不同层次。 克拉克的要旨是，在系统陈述类型、组合或是其它任何概念时，我们必须小心避免脱离事实状况本身来解读变异。要更加注意我们材料中各种类型的多元性质和变异的连续性。因为，尽管变异会使分类困难，范畴凌乱，但它也是认识任何行为系统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克拉克正确地看到，这种方法不仅摒弃了标准化石的定义，也否定了可以用分布图来标示史前各文化的具体位置和明确界限，以及划分不同时代的清晰分界。 克拉克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上继续这一抽象基本论点。就一般行为变异而言，他讨论了内源与外源，并将其与器物变异本身联系起来。之后他认识到，作为了解任何行为系统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以最低层次有效维持系统生存并免于受危害究竟需要多大的变异。假如行为存在变异，假如这类变异对于系统生存是必需的，假如过多的变异会威胁到系统存在，那么如何达到并维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性质又会如何因社会而异？ 在观察的层次上，克拉克认为我们没有了解器物和器物类型分布的某些简单特征。特别是他认为，设法了解以定义实体的特征数量变异和特定器物的特征数量变异，无论是规范形态还是倾斜、峰态和偏离形态的精确分布，都能提供新的重要认识。考古学家一直以曲线来描述器物在诸如长厚、时空尺度上的变异，而没有费心考虑这些分布的特点以及其它们作为物质文化系统组成部分所能提供的结构信息。埋头于有序地命名和分类妨碍了通过更多关注变异形态来获得信息。 最后克拉克建议，考古学家应该尝试参照环境、经济结构、整体技术以及器物生产者过去系统轨迹的异同来解释考古实体之间的异同。关于前两点，他与大多数过程考古学家的意见一致。在后两个方面，他有更多自己的看法。人们不难设想，如果过程考古学无法处理物质文化（我们最直接面对的系统），也提不出更好的概念工具来解释演变以及过去对现在的影响，那么它也无法为大多数考古学家提供有用的东西。无论如何，首先要承认的是，对系统论的关注可以通过对变异更敏锐的观察来更好地了解过去。克拉克倡导的主要内容就是关注变异。毫不奇怪，这种关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内部的变异及其历时变异。克拉克的努力成为从系统论角度阐述考古学理论最重要的尝试。 在结束评论克拉克的著作之前，最后还有几点声明。首先是克拉克文章中所使用英语方言而引发的合理性问题，尽管我理解需要准确地定义新概念和重新定义旧概念，由于要应付这么多的新概念使得大多数考古学家都说不易领会克拉克。其次，尽管我集中在考古学方面，但他的著作中也有一些对民族学资料和结论的重要再分析和再解释。第三，他还思考了系统论对考古学家有潜在效用的各个方面。我在结论中强调，克拉克的主要工作不应被理解为他对一般系统论的其它潜力一无所知。但是在我看来，克拉克的努力的确卓尔不群地代表了一种立足于系统论的考古学分析和阐释。而多数考古学家对于系统论的运用则较为有限和较有选择。 考古学和系统论概念 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从形式和原因来说，是考古学家采用来自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以新的方法探询旧的考古学问题，并在一些案例中寻找新的答案。乍看起来，许多系统论概念的使用似乎是在生搬硬套，但是在陌生词汇的使用之上，根据这些概念所提出的问题产生了对所探讨现象新的解决方法。系统论概念的运用，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对最早的玉米棒子、驯化小麦、城市这些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目标的探寻，而转向关注诸如在不同时空中导致驯化和国家产生的渐进过程等这些可以回答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系统论概念的运用自然而然引起对社会结构内部变异的更多关注，并导致了对史前不同社会结构更细致的了解，而有时对社会结构会得出迥异的描述。 许多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已经在运用一般系统论、生态系统和系统论概念。要分清这些概念的不同来源是很困难的。而且，我觉得这些概念在运用中的具体方式，远不是用一篇注释论文来介绍考古学家为何觉得它们有用的理由就能说清的。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些运用系统论概念的例子。 肯特·弗兰纳利对新大陆农业起源的分析，在三个主要方面说明了系统论概念的重要性。第一，弗兰纳利坚决反对将农业起源或适应的规律从一群人对环境或微环境的适应过程来了解。反之，他认为应该从对“觅食系统”的分析加以理解，“觅食系统”包含了行为、技术、特定动植物资源有规则的形态互动，这种互动的觅食过程是该系统的目的。在这一关键点上，弗兰纳利将我们从传统意义上对生存方式和环境的特征描述——可以狩猎、采集和干旱高地环境为例——转向对特定资源及特定开发攫取方式的关注。在中美洲高地案例中，他能够分辨出分别针对龙舌兰、仙人掌、豆荚、野草、鹿和兔子的六个觅食系统。 接着弗兰纳利考虑，假如一个社会中存在这么多觅食系统，那么把它们整合起来就可能会有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导致中美洲这些不同的觅食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什么？弗兰纳里认为有两点：一是资源的季节性波动，二是居住点和工作群的时间安排。 最后，弗兰纳利又考察了该系统的消失以及另一种利用驯化资源为基础系统的取而代之。与从前探寻驯化是怎样被发现或发明的做法相反，弗兰纳利强调了中美洲高地以驯化为基础的觅食系统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认为，用村山著作中的概念来说，这是一种偏差放大的过程——系统中一种次要或偶然的变异以因果互动的方式被放大。弗兰纳利认为，触发该过程起步的变化，是能导致玉米和豆类等资源产量增加的遗传改造。这些资源所在的野草觅食系统重要性的增强，会与其它觅食系统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它在产量上占优势，就会取代其它觅食系统而发展。 通过把中美洲的驯化起源问题从觅食系统而非泛泛的环境适应来构建，通过关注不同觅食系统之间的冲突和解决这种冲突的机制，以及通过把驯化的出现看作是渐进过程而非发明或发现，弗兰纳利使我们对这一进化事件有了更加具体和深刻的认识。这里并不否认弗兰纳利的阐释模式仍较粗浅，尚需做进一步的验证。简言之，现在我们对于中美洲在驯化之前、之中和之后生存方式的了解要比弗兰纳利分析案例之前清楚多了。 在弗兰纳利对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一开始，他对这项进化过程的认识与从前的研究者们在两个方面判然有别。首先他认为，被研究国家起源的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们奉为“原动力”的灌溉、贸易、战争等因素，不应该被看作是国家本身的起源原因。反之，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它们作为多变量因素、以及作为选择机制下的社会环境压力的来源而区别对待，是它们的运转逐渐导致了国家的演进。第二，他没有用特定机构——如国王、军队和官僚体制——来定义国家，而代之以系统论特征即子系统的分异或异化和集中控制程度的增长来予以定义。显然，国王、军队和官僚体制是集权和分异的表现。但是，相对于考古记录中国王和军队证据的微妙和容易引起争议，弗兰纳利和普洛格都指出，从分异或异化以及集中控制来推断演变相对容易，并能够利用大量不同来源的考古学证据做到。 弗兰纳利接着提出，非集中控制的简单社会经过集中与分异转变为集权等级国家可以根据两个机制来理解：提升（在控制等级中机构从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的机制）；一体化（低层次控制的重复，然后被永久机制所取代）。很多组织症状——干预、夺取、超聚集（hypercoherence）——也被分辨出来。最后弗兰纳利认为，社会日趋分异、特别是集中的增强是一体化和提升的产物，以应对前面所提到的压力。 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人跳出来说：既然“一体化”和“干预”都可以用到考古学上了，那离用“巴氏灭菌法”和“螺旋上升”这些词汇恐怕也不会太远了！的确，弗兰纳利等人创造的一些概念最终的有效性仍有待于证明，但是，现在很清楚的是，用这些概念所表达的问题使我们的注意力从机构和事件转向了过程，从努力发现最早出现的特殊文化现象转向努力了解它们的逐渐演变，从对那些单凭考古观察较难解释的事件的构建转向对我们所处理的材料更有敏感性的事件的构建。 我们已经简要考察了系统论概念在理论－阐释上的应用。一种正在进行的重大努力是将这种概念应用到更实证的层面。自从考古学家率先以重建社会文化的方式对过去的现象提供解释时，它就一直被一些人认为这种努力是天真而徒劳的，因为他们觉得考古学家从发掘材料中分辨出的形态是过去人类行为的产物，而沉积后的行为和环境因素会严重扰乱其原初的形态。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扭曲环境和文化过程的描述，它们阻挠了考古学家获知他们想要了解的信息。 近来迈克尔·希弗建议考古学家，将对器物生产形态分布的系统相关性的认识加以拓展以包括沉积后过程。他分辨出影响形态分布的文化和自然“改造”，认为影响这种分布的方式是可知的，也许还存在一些类似规律性的东西。希弗声称，这种改造过程被考虑之后，有意义的形态就可以释读出来。尽管最初行为所产生的形态会受到掩饰，但不会毫无痕迹。因此，将这种过程看作是我们力求解释的、造就了人工制品形态的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是解释的障碍，无疑最终会增强我们对史前行为的理解。 系统论概念并非魔棒，也不是不同学科术语的生搬硬套。它们是以另类方式来重新表达考古学的经典问题，以便使这些问题可能得到最终解决。在此目标实现之前，还需要在概念、实证和分析层面上做大量的工作。 考古学中的系统论建模 除了特定的系统论概念以外，系统论作为建模技术来源对考古学也有重要意义。尽管各种这类技术被考古学家从系统论中借鉴而来，但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图表（或流程图）和模拟模式。不必说明这些技术与系统论的特殊关系，考古学家通过阅读本文就会对它们产生兴趣。 图示法或流程图被考古学家在不同背景中使用。克拉克等人在《考古学的模式》中用流程图来描绘史前和现代社会行为子系统的结构与互动特征。以图示法总结大量民族学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建立解释模式，可能是其最常见的应用形式。克拉克、弗里茨、希弗等人用图示模式来描述考古学推理和解释的过程。希弗还总结了隐含在打制石制品类型背后的决策链（decision chain）。；亨利·赖特用图表概括了魏特夫、罗伯特·亚当斯等人有关城市与国家起源复杂理论中关键变量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普洛格和加勒特用图示技术总结了水土控制计划和建设中对史前西南部人口的制约因素。 所有这些例子都只是些简单发表过的案例，我认为考古学中对图示法和流程图的运用还要广泛得多。上面提到的一些例子（如弗里茨），流程图主要用于说明一个过程。其它案例（如赖特），该技术被用来对总计数千页的讨论以一些图表加以概括，并确定是否可以确立一项符合逻辑的观点以表明作者的立场。没有人声称使用图示法会产生惊人的理论观点，而是说明，论文中的这些图表的出现，表明很多过程考古学家发现，建立一种建模技术来涵盖系统的常规组成、交换、互动、规则和各种形式的因果关系，可以成为概括复杂的民族学描述、总结复杂的理论探讨、以及确定自己或他人的描述和观点是否完整、是否合乎逻辑或相互矛盾的一种重要工具。尽管图示法本身并非代表一种提供深刻见解的重要方法，但它绝非是涂鸦。 最重要的是，流程图是迈向更规范的系统模式特别是模拟模式的第一步。电脑模拟可用于考古研究的各种不同阶段。当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确定，那么就能写出程序，并制定出单变量或多变量变异的模拟形态，然后可与所观察的材料核对。现在已经对行为系统、变量间的形式关系以及各种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模拟。 托马斯在内华达州里斯河谷的研究中采用了这一技术。他试图构建该地区肖肖尼狩猎采集群的史前和历史阶段生存行为的模式。他一直留意评估斯图尔特有关这些游群结构的一些理论，并对对这些群体可能遗留的器物和聚落分布做了推断。 托马斯注意到，斯图尔特有关大盆地群体季节性周转的大部分结论是根据受访者的回忆重建的，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从未真正介入过与欧洲人接触之前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斯图尔特的工作必须被理解为一套既非基于直接观察也非基于间接观察得来的关于这些群体生存行为的理论。为了检验这些理论，托马斯先构建了一个流程图，然后又建立了一个全年度周转的模拟模式。他集中于矮松果、印第安野稻和羚羊的觅食系统。第一个按马尔可夫过程模拟，后两个则被模拟成离散的随机过程。托马斯发现他的模拟材料，尤其是矮松，时空分布方式与斯图尔特的重建十分接近，而且与斯图尔特所推测的大盆地群体秋冬季的活动形态吻合。托马斯认为，这些推测方法以及分析其它觅食系统和它们互动关系的方法，可以用于模拟类似里斯河谷这种地区内遗址和人工制品的分布。 朱布罗构建了目前最复杂的模拟模式，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形式关系。朱布罗对评估人口增长、人口与载能的关系、以及人口增长的空间形态的不同模式颇感兴趣。他构建了各种图表以显示人口与载能之间关系的各种不同可能性模式，然后在构建的模拟模式中用流程图来说明各个阶段，以评估各种人口与载能的关系。 朱布罗的模式包括四项重要功能或子程序。第一是模拟人口增长，对出生率、死亡率等加以特别设定。第二是参照这些区域的资源潜力核查这些资源区的人口。第三是一种居址选择机制以确定新居址将位于众多区域中的何处。第四是利用长度功能（a longevity function），它控制除资源之外那些影响居址利用时间长度的一些因素。 简要地说，该模式运作如下。起初人口在某资源区的一个居址中逐渐增长，直至该居址的最大值。一旦达到最大值，将会根据不同的人口/资源关系在本资源区或其他资源区选择新的居址。 朱布罗在研究亚利桑那海伊洼河谷的人口变化时采用了这个模式。他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和资源分布的不同设想，作了许多不同的模拟。 沃伯斯特运用模拟技术处理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多种不同理论与方法问题。希弗采用一个简单的模拟，来研究因子分析是否能够分辨出工具套的最初完整性被扰动后的工具组合。普洛格等人模拟了不同采样策略的各种结果，以确定哪种策略对调查研究最有用。 毫无疑问，在考古学中，模拟技术作为一项提出假设、检验各种模式以及评估各种考古学方法论的技术将日趋重要。应用这些模式要比田野工作便宜得多，而且它们还经常可以用来解决那些单靠田野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图示法和模拟模式的使用显示系统论对考古学研究影响深远。 考古学中的系统论原理 一般系统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出命题，以描述系统行为中对所有系统或至少某类所有系统都有效的规律。米勒曾总结了许多这样的命题。尽管考古学家对这些特定系统论文献的讨论已有时日，但是对这些命题的明确应用和检验仍然有限，而且肯定比系统论概念或模式的运用更为有限。 弗兰克·霍尔和海泽曾认为，这些命题对研究增长特别有用。他们确定了六条原则，并且相信对考古学家用来了解史前增长的案例十分有益。这些原则设想，系统会趋向于子系统的日益分化、一体化或整合以及集中化的增强、子系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还有限制增长的系统形式和限制系统形式的增长。尽管他们对这些原则的应用做了解释，但尚未见到正式的检验。这些高层次的总结确实可以在系统论文献中看到，但是并非是系统论学家试图构建命题的核心，后者无论在表述还是在描述过程中都显得更为具体。 普洛格利用源自系统论文献的许多命题以构建一种系统增长模式，用于检验亚利桑那州海伊洼河谷自制篮者期向普韦布洛期的转变。有趣的是，尽管他从系统论文献中借鉴了这些命题，但它们很多都源自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为系统论理论家所综合、总结和改进。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目前考古学家对这些命题的兴趣仍相当有限。 阐释的系统论方法 克拉克以及塔格尔、汤森和赖利提倡将系统论方法用于考古学的解释以及研究设计的系统陈述。他们认为，像弗里茨和普洛格所提倡的较为实证和分析的方法，不足以构建充分解释行为现象所必需的多变量模式，它们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图像以表述研究过程的动力机制。在系统论分析中，是否先前的多变量方法确实比审慎的二变量重建更有用，还有对多变量模式的检验，都有待于证明。 系统论的位置分析 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发展，与以哈吉特等地理学家著作为代表的“位置学派”文献中日益增长的兴趣同步。这种并行发展的情况并非巧合。位置地理学家在研究聚落分布时所采用的许多变量，被看作操作性极强的系统论概念，如集中和等级。弗兰纳利、约翰逊和普洛格对两类文献的基本关系做了具体分析。普洛格认为，这些概念的使用，就文化系统作为一个完整实体而言，要比人类学功能观就整体论所采用的局部方法提供更适当的陈述。无论如何，位置文献已经成为考古学家有关系统论概念可操作定义的一个重要来源。 讨论与结语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讨论了考古学家对系统论文献的各种不同的应用。我想说明，这类文献已经成为考古学以新的方式系统阐释问题的概念、模式、理论和命题的来源，试图以新的方法重新解释旧的考古学问题。在这点上，系统论文献应用必须被看作是初步和尝试性的，在确定许多考古学家在系统论文献中所见的期望能否实现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特别是实证性的工作。同等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考古学家对系统论文献的很多方面尚未涉足，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形式数学理论的许多内容。 下面我想再深入说明一下系统论在考古学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前面提到，基本上是过程考古学家在对系统论加以关注，并且伴随着对生态学、统计学和科学哲学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简言之，即对各种不同概念的和方法论文献的关注。这种源自泰勒和宾福德工作中对观察考古记录新方法的求索，可以被看作是三个不同领域变革的一种产物。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理论 系统论在考古学中日益重要，可能与考古学家对民族志和民族学材料应用的减少同步。这一趋势伴随着对专业化程度更高的要求、和克罗伯等一批人类学家们在两门学科之间自由交叉时代的结束而发生。这种变化随一些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倾向性的增强而趋复杂，例如施奈德否认行为差异对了解人群之间异同的适当性。这个问题在社会结构和文化整合的文献中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随着这些领域中的文化人类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生活中观念的状况，而对物质状况关注越来越少，于是考古学家们希望从这些文献中寻找器物分布背后行为方式的效用也下降了。尽管有些人极力声称考古学家能够有效处理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但是我们最擅长的还是物质、经济和生态现象。 而且我觉得，考古学家对统计学、数学、以及其它建模和验证假设技术的兴趣要比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更加广泛。至少在过程考古学家中是如此。关注这些技术及与其相关的问题必然使人们质疑民族学家一些主要是描述性和理论性工作的有效性。这个问题还参杂了一些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比如利奇认为考古学解释本质上是推测性的，而民族学解释则不是。这种评论，特别是几十年来被一位更具思辨性的人类学家表达出来的时候，只会被了解科学方法论的人看作是将第一手行为观察幼稚地等同于缺乏推理以及无需关注从民族学研究中来推导问题。 尽管考古学家没有停止从民族志和民族学中汲取有价值理论观念的意思，但是很多考古学家——和不少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已经将视野投向其它学科，这些学科的理论陈述更规范，检验更彻底。生态学和一般系统论是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发现并将继续发现存在大量共性的两个领域。我们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提供一些基础以打破因专业性增强而导致的交流障碍。 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理论 跟随泰勒和宾福德的工作，过程考古学家们声称，1920到1950年代考古学家对文化和行为现象阐释和说明的失败是过分强调时空分类的结果。指责这些人不关心阐释和说明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他们认为，只有解决了时空问题之后，才有适于过程考古学关注的问题。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们收集的材料种类，以及他们为解决时空问题而收集这些材料的方式，无助于他们解答有关过程考古学的问题。过去认为，资料就是资料，我们都知道如何收集它们。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日益认识到，我们收集资料的方式，比我们工作的其它任何方面都更加影响到我们将来能够提供的解释和说明。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时空范式中，器物和型板等同于文化。一方面，这意味着关注文化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可以根据各地区是否存在共有器物类型的范围来研究。另一方面，这使我联想到不止一次听见初出茅庐的考古学者表达的心声：挑最大的遗址挖，因为我们对物质文化感兴趣，在这里能找到最多的物质文化。 针对这些观点会出现两个重要反应。首先针对器物导向本身。简言之，器物背后的印第安人现在被认为是考古学家应关注的更重要的问题。说得复杂一点，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器物在特定空间和文化背景中的形态，与器物本身相比，是了解文化和历史更重要的信息来源。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定义器物群与时空关系的努力，导致了一种完全标准化或模式化的器物记录方式，毫不顾及各种器物或器物群中变异的作用。后者被认为是分辨特定人群和文化结构、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环境适应方式异同的最重要依据。 系统论代表了一种注重内在关联的理论传统，它强调研究者理解变异对了解一个群体结构和适应至关重要。而且，尽管像一些考古学家所言，从逻辑上说民族学家所研究的所有社会文化现象考古学家都能研究，但很显然，我们对于过去的有些方面可以讲很多，而另一些方面我们能讲的却很少。在这种意义上，系统论作为一种分析模式对于考古学家是有用的，它要求尽可能详细关注考古学家所想提供的特定系统运转的细节。 过程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理论 最近弗兰纳利提出，过程考古学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法则和规律”派，注重人类行为和文化进程潜在法则的检验；二是“Serutan”（一种泻药）派，注重把史前社会作为自我调节的系统来理解。我比较赞同弗兰纳利的看法，过程考古学可以分为这两种不同的学派。更简洁地说，一些过程考古学家主要关注建立新概念来解释过去，而另一些过程考古学家主要致力于定义和检验关于过去假设的精确化和量化。两种关注都源自对考古学在解释和说明过去上的不满。然而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过程考古学家们以为自己只要采用了量化技术，就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做法，即使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与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使用了新概念，他们就是过程考古学家，而毫不顾及这些概念运用中的精确性以及对假设的检验。无论是精确化还是概念创新所带来的益处，本身都没有止境。人们应该设想，“法则和规律”与“Serutan”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区别，某天将会融合为考古学中必要的劳动分工，而非冲突的根源。 就潜在冲突而言，系统论文献和生态学文献都很重要。这两类文献有很多重合点，但对过程考古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共有一个关键特点：我们在两类文献中发现了考古学中争论和歧见的所有根源。现在有统计学和非统计学系统论学家、数学和非数学系统论学家、归纳法和演绎法系统论学家，以及沿大量其它合理方向分化的其他学派。马特森和伍兹讨论过在系统论文献中很容易定义的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对生态学文献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评论。 在这个意义上，从狭义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一般系统论和生态学导致考古学冲突的表面化，又使过程考古学家尽管内部存在重大分歧，对外却团结一致。（当然，这种现象并非仅见于考古学，在关注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中，对生态学的歧见也毫不逊色）在更基本和更宽泛的意义上，这些文献，准确地说正由于它们的多样性，促进了交流，并成为过程考古学家新概念和新的分析工具的重要来源。 原载：[美] 弗雷德·普罗格著、陈虹译，陈淳校，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译自：Plog，F.D., Systems Theory in Archeolog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5，4:207-224,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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