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之爱（下）——乱乱AND乱

音乐家之爱（下）

乱/LUAN/乱

克拉拉去世时，老友勃拉姆斯发去了唁电并按时赶赴葬礼。但在火车站乘车时，工作人员说错了乘车方向，结果勃拉姆斯坐反了，当然也没赶上葬礼。事后，勃拉姆斯一夜之间得了黄疽病。克拉拉对勃拉姆斯的确有着巨大的影响，当年勃拉姆斯与舒曼一家亦师亦友，音乐气质上也有相近之处。这位前途远大的年轻人始终都知道舒曼的精神病困扰，在舒曼离世后曾经当面向舒曼夫人克拉拉表达了与之结合、共同抚养子女的愿望，遭到拒绝后也没有疏远与舒曼家人的关系。他所不理解的是一个带着八个孩子的寡妇有多少安全感。两人断绝在一起的可能许久之后，勃拉姆斯对朋友魏德曼说过：“我错过了机会。当时我很渴望家庭，但又无法为一个妻子提供那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就算一个女人爱上艺术家成为他的妻，就算她全心全意相信他的丈夫，但她永远也不会有他心里那种对成功的确定把握。而且，如果她想安慰我……一个妻子怜悯一事无成的丈夫，我没法想象那样的景象，现在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

肖邦恐怕因为乔治·桑是著名作家的缘故，所以身边的访客多了一倍，两人的感情故事也成为音乐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实肖邦初识桑的印象很差，他曾对希勒说：“桑是一个多么令人反感的女人呀！她真的是个女人吗？我表示怀疑。”乔治·桑原名奥罗尔·杜德旺，此前是多位活跃在巴黎的艺术家的情人，包括李斯特。肖邦与她1836年认识，两年后已经同居了。作家伦茨描述串门的印象是这样的，肖邦把他介绍给女主人，她一言不发。当她站起来，像个男人一样大步走过长廊，坐在壁炉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巨大的雪茄，对着客厅另一头喊道：“弗里德里克，火！”肖邦顺从地带来了火。这看起来是比较女尊男卑的关系，但另一个事实是，乔治·桑像母亲一般精心呵护着肖邦，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九年的时光，因桑的女儿诬告母亲与他人有染而分手。之后肖邦仅活了一年。

对于热衷马勒音乐的听众，作曲家妻子阿尔玛的回忆录《忆马勒》虽不能从欣赏方面提供根本的帮助，但是会极大地满足一些好奇心，尽管这样的好奇心可能不得不经历相当的折磨。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阿尔玛的写作水平有限，以编年体方式陈述十年的流水账；二是处处流露着对周围的抱怨与猜忌，时常令人心烦意乱。这本回忆录初版于1940年，距离马勒逝世将近30年，作曲家仍然没有成为公认的大师。阿尔玛彼时正在第三段婚姻中，她宣称这本书“记述这位一度处于痛苦和欢乐中的经历者”，是“为他作证”。此言非虚，即使尚未翻阅本书，乐迷其实已经熟悉了其中不少文摘，最著名的莫过于“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人中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奥地利人，在整个世界中我是犹太人。到处被看作闯入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受到欢迎”。还有从马勒《第四交响曲》开始，许多关于作品创作历程的记载。

在阿尔玛笔下，马勒无疑是个圣徒，唯一遗憾之处就是对她缺少关心与专注。不过这并不影响读者对大师的崇敬之心。当我了解了二人相识相恋的过程，可以得出结论，阿尔玛自始至终都是为马勒的才能和事业而着迷，她说：“我感觉到，只有他才能塑造我的生活，他的价值和他的意义比我迄今认识的所有男人都远远高出一大截。”而马勒也很高兴有一位音乐专业的美丽妻子担当助力。这种高度目标感的婚姻自然享有前途的喜悦和情感的紧绷。每当马勒的创作（包括作曲与指挥）陷于模糊，矛盾就格外强烈。特别是最初几年的共同生活，阿尔玛经常觉得不稳定，用马勒的话说：“钱，无足轻重！衣服，无足轻重！美，无足轻重！旅游，无足轻重！只有精神是唯一的！”这段时期恰好也是马勒为保证自己在维也纳的指挥地位而拼命的阶段。加上老夫少妻的不同心态，如果不是阿尔玛认准了爱人的实力，这段婚姻恐怕早就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