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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辉图书 按语/编辑：草蔚雨山 转自：三辉图书（ID：sanhuibooks） 三辉图书编者按： 过去，“技术”似乎只是“生产力”的代名词，常常被置于工业领域讨论。而不知从何时开始，它进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府的管理领域。据报道，近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与华为合作，推出了“无卡化校园”的建设方案。未来，生物识别技术将在该校校园内得到广泛应用。学生需要刷脸进出宿舍，而学校能够借此实现一键查寝，轻松地监测到哪些学生在节假日“独居宿舍长时间未出”。此外，方案还显示，该校将对学生的上网行为进行大数据分析，学生的消费数据、成绩数据和社群数据亦难逃“上帝之眼”。虽然校方表示，该方案尚处于规划阶段，但还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这则“AI进校园”的新闻使人不禁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技术在真实生活中的发展和应用？1989年，20世纪德裔加拿大著名物理学家、冶金学家、作家厄休拉·M·富兰克林在加拿大广播电台举办的梅西公民讲座中，就技术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做了六场演讲。他指出，当一种模式出现并被用以完成某些特定的工作，必然会导致人们对这一模式的运用更加深入，之后这一模式会被发展和重构，并被运用于其他工作中。早在17、18世纪的欧洲，手工业领域逐渐形成一套对人的控制模式，包括劳动力的划分以及生产细节的精细化指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大规模扩张，这一套模式很快被应用于商业、行政管理乃至政治领域。人们被规定“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并在被规训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主体性，沦为权力的工具。 今天，针对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也许我们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现象，更应该探究其所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并且意识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从这一结构中产生，也反作用于这一结构，既有可能强化它，也有可能摧毁它。而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促进这一“变化莫测”过程的“小而不自知”的力量。  技术的真实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所做之调查或者演讲中所强调之事绝无半点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意思，也绝非相信技术的自主性本身。需要强调的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中发生的。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从一个社会结构中产生，然后被嫁接在这个结构之上，既可能强化它，也可能摧毁它，其途径往往变幻莫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中，“万事皆可能”和“万事皆注定”都是不存在的。 那些将学习复杂性作为研究课题和质疑对象的人，常常将自身与“技术作为一种复杂体系”联系在一起。1985年，国际联合大学（U. N. University）召开了一个会议，旨在讨论复杂性的科学与实践。法国学者、著名的技术批评者雅克·埃吕尔在会上展示了自己的一本书，名为“技术系统”（The Technological System）。埃吕尔的分析，以及国际联合大学会议上的其他更具数理分析性的论文，很清晰地告诉了我们，技术诸多方面的发展具有多么紧密的相互关联。技术在某个方面的改变，比如在其中一个环节引入计算机，将会改变所有环节中的技术实践。这便是系统的本质。 就自己而言，我更倾向于将技术比作一张相互交织的网络，而非系统。这让我得以查看某一部分的压力是如何影响其他部分的。将技术视作一张网络承认了网络中存在固有力量，也认可了模式与设计的存在。技术之网的确可以用其他方式织就，但即便是谈谈这种潜在的模式改变，也必须对现存模式的特征进行仔细考察，了解现存之设计的起源与目的。 所以，我现在把问题转向社会和政治模式中的技术诱发型改变，同时转向对规划（planning）的探讨。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发展出社会制度、构造自身的社会活动，以令结构化的权威之权力和控制得以延续和发展，是普遍存在的。从历史上来看，规范性技术是进行这种构造的有效工具，这种技术远在机器被使用之前就存在了。 伟大的法国社会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十分重要，我指的特别是他那本出版于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在该书中，福柯发展出了一套针对17世纪和18世纪社会史的周密分析，特别是针对法国的学校与医院、军事机构与监狱的结构变化。他展示了一种新的规训概念是如何在18世纪之初进入世俗范畴的。“规训”本在修道士社群中确立起来，当时却开始在世俗群体中大量运用，而随规训而来的，是详细的等级结构、支配等级与次属等级、操练、监视和记录。 在18世纪70年代，拉·美特利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用英文表述是“man-the-machine”。这本书的出版象征着法国社会发生了改变。拉·美特利将人类的身体视作一部错综复杂的机器，这部机器能被了解、控制和利用。福柯指出，身体作为一个物体和权力工具的发现，导致了大量有效地控制这些身体运作之体制的出现，无论这些体制是运动的效率、体力活动之间被精确丈量的休息间隔，还是对身体所能完成的任务进行大规模的谨慎的分析与计时。福柯提醒我们，在17、18世纪，操练、训练和工作的规训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支配的惯例。 让我直接引用福柯的话吧。
这些发展给学校带来了一些后果，学生们的活动开始以分钟为单位计时。它们给士兵动作的分析也带来了一些后果，1743年发布的行为准则，规定士兵将枪支放到自己足下的步骤是6个，另有4个步骤延伸这一动作，13个步骤将枪抬到肩上，等等。基于这些动作和步骤的训练让军事单位在其高层的指挥下变成一部机器。法国的大型作坊——这些作坊早于工业革命出现——在同样的方法下，已经变得如同军队一样，拥有极为详细的劳动力规训。 福柯重新叙述了大瘟疫时期法国的城镇是如何被管理的——城市地区是如何被划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些单位是如何被“中央集权”式地管理，全面性的规训是如何以处决为威胁被强制普及的。在一个稍微温和的叙述中，福柯展示了根植于监狱、医院和操行学校建筑之中的关于服从的设计，这些建筑的结构性安排后来被合并到了对工厂的设计中。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都已准备稳妥的土壤上，工业革命的种子播撒了下来。工厂体系及其手工设备和机器，只会扩大控制模式。机器本身并没有创造出这些控制模式。控制模式及其对细节的精细化指示、对劳动力的划分，以及它们将工作进程细化为小的规范化步骤，使其迅速从手工业扩展到商业、行政管理乃至政治领域。在英国和法国，变化迅猛地在从银行到监狱的各种机构中生根发芽。规划这一概念也迅速兴起，与关于控制的操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类似于福柯所描述的发展，当机器开始进入作坊后，这些发展进行得非常迅速。“依靠技术来规划”和“为技术而规划”成了工业革命最渴求的梦想。完全自动化的工厂，亦即完全不存在工人的工厂，被查尔斯·巴贝奇及其19世纪初的同代人热切讨论，尽管直到200多年后，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才使这一规划成为技术的真实世界中一个可能成真的未来。 18世纪的欧洲出现的新社会模式，为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变革何以在很短的时间、相对较弱的社会变化中迅速崛起提供了一种理解方式。反过来，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社会、自然以及工作与生产组织的结构中所产生的变化也变成了一种模式，我们所处的技术的真实世界及其扩展的、复杂的重构正是被移植到了该模式之上。因此，我想先花些时间聊聊工业革命中发生的一些事件。 通过将人的身体视作机器，18世纪践行着控制与支配；19世纪则直接将机器本身作为控制的工具。对于英国手工业者来说，机器比工人要好预测、好控制得多。工厂主们做梦都想要一个全面控制的工作环境，最好是一个工人都没有。如果哪个步骤还需要工人，那最好是给他们安排完全被监测的任务，而且让他们被机器控制。 工业布局与设计与其说是为了带来更大规模、更可预测的产量和利润而存在，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不受欢迎、不可预测的发明的出现。如此一来，工人们对机械化以及将机器引入他们自身工作过程之中的抵抗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正如戴维·诺布尔在他的文章《现在时技术》（“Present Tense Technology”）中指出的，因为工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控制权和自主权。与其说是对技术本身的抵抗，不如说是对劳动力区隔和失去自主权的抗议激发了工人们的抵抗行动。（事实上，在那些最激烈地反对工厂引进机器的人中产生了不少有趣的发明。）勒德分子和当时其他的团体能够明显感知到工作相关技术与控制相关技术之间的差异。 占据当时许多政治辩论之核心地位的议题，正是劳动力区隔以及工厂对机器的引入。当时，“用机器取代工人是否正确和正当”以及“这种机械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是不是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的议会辩论和公众讨论十分频繁地进行。由狄更斯和维多利亚时代其他作家所描绘的崭新的工业化英国之生活面貌，应该被看作这种公众讨论的形式之一。 早在17世纪初的英国，人们对劳动力区隔和生产效率就已经很有兴趣了。在17世纪80年代，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在一篇与伦敦城的经济增长有关的报告中写到自己对劳动力区隔的支持：“说起制作钟表，如果一个人制作齿轮，一个人制作弹簧，另一个人雕刻表盘，再来一个人做表壳，那么整个钟表的生产会更好也更便宜，比所有工作都由一个人来解决好多了。”彼时，对劳动力的规范性区隔已被认为是一种能生产出更好、更便宜产品的生产模式了。然而，从工匠式的整体性技术一跃飞到配第所描述的依靠劳动力区隔的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非一件易事。完成这一飞跃，需要更大的工厂、更多的资本，以及对工人和工作本身的新的组织方式。 这些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直到100年后，英国的工厂——既包括纺织作坊，也包括重工业工厂——才开始使用机器，达到了需要对劳动力实行区隔的生产规模。新出现的蒸汽驱动设备令更多工作设备同时运行成为可能，到了19世纪20年代，工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在议会和政治场合讨论工业问题成为英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贸易、繁荣和效率的名义下，工作模式急遽变化，许多人无家可归，或者被驱离家园，这样的变化在道义上真的是对的吗？ 英国历史学家玛克辛·贝格（Maxine Berg）在她的一本杰出著作中记录下了有关“机器问题”（machinery question）的辩论语境，这本书就叫作“机器问题”。贝格提醒我们，机械化的人力成本和由机器主导的劳动力区隔，都是组织好的。例如，拜伦勋爵代表反对新技术运用的纺织工人，在上议院发表了一次演讲。当时出现了一些可代替方案，其中就包括了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及其同事提交的方案。他们提出，可以通过工人利润分成和合作式劳动实践等创新组织形式，来解决工厂里的控制问题。欧文还解决了他所谓的“深耕细作”（spade husbandry）问题（我们会称之为有机农业），农耕机器也在当时被引入农业生产，故也成为该政治辩题的一部分。欧文的许多论述重新在今天关于技术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辩论中引起人们共鸣，然而在19世纪的英国，他的可替代方案根本就没人理睬。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工业革命时期还有一个共通点：两个时代有各自为科学和技术发声的人，而这两个时代也都对科学和技术所能带来的效益怀有极高的、不理性的期待。机器——或者放到今天来说，是电子设备——很快克服了肉身凡体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短处。毕竟，机器不需要饮水，也不会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准则来要求工厂主对工人阶级施以怜悯。今天的银行自动取款机既不属于任何工会，也不需要休产假；即便时至今日，最优秀的计算机已经能够帮我们抓住了不得的病毒。 然而，在我们以当代眼光考察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时，存在一个明显的盲点，而这个盲点不是当代技术扩张主义者版图的一部分。19世纪40年代，技术的支持者们曾十分狂热地想用机器替换掉工人，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意识到了工作过程中的工人变少，但总产量还是很高的。消化这些产量，需要的是购买者。对工人的需求虽然降低了，但对购买者的需求增高了，这一意识似乎并没有成为“机器问题”讨论话语的一部分。然而从彼时起，技术及其促进者不得不创造一整个社会体系——消费体系——来应付机器不断生产出来的棘手问题，但通常的解决方案就是购买者。 通常并非绝对。今时今日，机器和体系本身就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例如，相比10年前，现在的汽车需要装备更多零配件才能跑起来。行政管理和会计体系为工业产品开放了更多的市场，而这些市场又反过来为规范性技术服务。 虽然如此，工业革命的模式和技术真实世界的模式之间还是存在不少共同之处的。其中一个显著、强劲而持久的共同之处，是1944年由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著作《人类的处境》（The Condition of Man）中优雅地总结出来的：“在13到19世纪之间，人们或许会这样来总结道德气象上的变化：七宗罪变成了七美德。贪婪不再是一宗罪了。对世俗商品细微的关注与呵护，货币的屯储，对施助他人的吝啬，这些习惯对资本存储都是大大的好。贪心、贪食、贪婪、嫉妒与奢靡，都是对工业的永久性刺激。” 注：文章题目为编者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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