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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闲谈录·二十三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解放区来的。解放区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徐悲鸿真的是位教育家，他从各个方面培养学生。比如说星期五在大礼堂里听音乐，每个学生都必须去。不去的话，生活会上就会有人批评你：为什么不听音乐啊？ 1953年，徐先生死了，由学生轮流守灵。两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一班。都不敢往棺材里看。女同学更不敢看。 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都来了。解放区来的人来了，国统区的人也来了。有些挽联写得非常好。柳亚子写得很好。还有一个人，也写得好，只是记不得了。 徐先生的人缘很好。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 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 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 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 不久，夏衍来到中美院作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来到这里，我感觉，是到了台湾。”夏衍发挥或曲解了毛泽东的本意。他认为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 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谈王朝闻 王朝闻写文章很机警。但失之于浅。他读的书少。尤其是一些国外的美学理论，读的少。他不如蔡仪（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甚至还不如江丰。如果不是他的名气，他的《论凤姐》恐怕出版不了。（一本《论凤姐》，竟然长达四十万字，想想都吓人。） 王朝闻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时，每个周三的下午，都是他的大课。学生们必须修。他是四川人，口才很好，说起话来跟机关枪似的。 讲课的还有蔡仪、艾青等，讲文学理论。 艾青的课同学们很爱听。他很幽默，上课时说的笑话一个接一个的，同学们没有一个睡觉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知名的人来讲课。
谈张光年 张光年（光未然）等人，是从解放区出来的，终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像，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张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 其实，张光年反右时是没有“直接处理”过从维熙，可他处理别的“右派”，非常狠。
谈吴冠中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 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 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但他的画确实很好看。 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 吴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写得确实不错。
谈靳尚谊 靳尚谊是个好人。人品不错，没整过人。 靳尚谊的回忆录——《我的油画之路》（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回避了许多事实。他书中提到的人，以及照片，都是经过苦心斟酌的，即无“右派”，也无“左派”。 靳尚谊本人，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反右”时，他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被“错划”。可是派人去苏联深造，也没有他的份儿。派去深造的人政治上自然都是过硬的可靠的，靳尚谊不在此列。 靳尚谊与詹建俊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留校任教，相处了几十年，关系甚好，所以，靳尚谊画的油画《詹建俊》，非常到位，非常传神。 有人说，靳尚谊的画作，有粉饰意味。这话说得没错。可是，他不粉饰行吗？人在社会中，不是想画什么就能画什么的。 靳尚谊的许多画作，是配合形势的，是紧跟时代的。如果把这部分画作去掉，恐怕就不是靳尚谊了。 靳尚谊吃的是业务饭，是靠业务立身的。在那些年代搞业务，不配合形势行吗？有些画题，是有关部门指派的，不画行吗？
谈丁聪 在一次会议间，有人与丁聪闲聊，谈及电影《天伦》的那首主题歌《天伦歌》：“人皆有父，翳我独无？人皆有母，翳我独无，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何处觅源头？莫道儿是被弃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肝肠！人世的惨痛，岂仅是失了爹娘。奋起啊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服务牺牲，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厚薄。浩浩江水，蔼蔼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这首歌，“既吸取了古代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又表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光芒”，但后来却不让唱了，为什么呢？丁聪解释说：“大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要求吧。” 中央美术学院没有开设漫画课，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也大都看不起画漫画的。但也有一些中美院学生画漫画，投给报刊，不过是挣个稿费罢了。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他并没有看望过沈从文，也不对谁说沈从文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从文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从文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 在当时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 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范曾有些才气，也懂得刻苦。他年轻时，即便在厕所里蹲着，也拿着毛笔比比划划地练字。他的画看上去也很干净，只是，人品差些。诸如，他在”文革”中揭发批判沈从文，令人齿冷。 当时范曾在故宫工作，沈从文也在故宫工作。范曾在沈从文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沈从文也认真地实心实意地教他。后来范曾以为，沈从文永远也不可能翻身了，就开始揭批沈从文，踩着沈从文往上爬。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不久，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可范曾指着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气得沈从文眼睛通红，后来就再也不提“范曾”俩字。 拨乱反正后，沈从文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识，声名也越来越高，范曾便开始“忏悔”起来，说他当时揭批沈从文，事出无奈。其实这是假话。当时没有谁逼着范曾去那样做。当时和沈从文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还有许多，谁都不像范曾。 范曾很会结交名人，很会拉关系。范曾的“出名”，与郭沫若有关。郭沫若的学问虽高，著作虽多，但他从未谈论过美术。有一天，范曾拿着自己的一幅画来到郭宅，对郭沫若说：郭老，你最懂美术了，给我题个词吧。郭沫若一听，很高兴，就按范曾的要求给他题了，称范曾为“江左小范”。“江左”本义指江东，但它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郭沫若是何等人物，竟称范曾为“江左小范”，于是人们便对范曾刮目相看了。后来郭沫若也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人一出名，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范曾的画，曾到日本展出，深受喜爱，卖出去不少，价钱也高，骗了一次日本人。 而今范曾的画，价钱并不高，主要是他的画功夫不大，所以极易临摹，有时真假难辨，甚至有些假画，比他的真作画的都好，所以人们买他的画时，不敢出高价，怕上当。 范曾的许多画，往往是重复自己，缺乏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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