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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五十年 再说七一届

 天津实诚人 2022-11-05 发表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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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纪念七一届毕业五十年》一文在同学中走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欢,不同版本的总阅读量超过了60多万,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有一些读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使作者看到不足,受到启发。说明了作者对七一届同学了解的还不够,存在着许多缺陷,没能全面、深入、透彻地反映这一届同学的曲折经历和奋进精神,在此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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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许多同学的评论和留言,深深感到“七一届”的人生历程远远超乎人们的了解和认知;七一届的艰难曲折和道路坎坷不亚于“老三届”;七一届的精神层面更加丰富多样,百味杂陈;七一届的独特之处别人难以复制。
客观地讲,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面对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变迁,仅凭一己之力着实难以驾驭。资料缺乏、水平有限、认知浅显、了解片面等问题自然会显露出来。为了弥补前缺,再次力引强弩,说说咱们的“七一届”,权当做上一篇的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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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最难以界定的一届
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在文革前就已在全国实行。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惯例,1962年上小学的这拨儿学生应该在1971年正常毕业,拿到初中证书,称之为“七一届”。然而,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时有关政策的影响,全国各地的情况并非如此,毕业年限不统一,区域差异很大,使得这拨儿学生在时间上成为最难统一界定的一届。
北京的这拨儿学生基本上是1971年七、八月份正常毕业,九、十月份大多数同学拿到了所谓的“初中”毕业证书,留下了毕业合影,统称为“七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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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这拨儿学生在小学一共待了七年,1969年才升入初中,比其他地区晚了一年。三年初中毕业后是1972年底,所以上海这拨儿学生统称为“七二届”。上海没有“七一届”,七零届后就是七二届,中间出现了断档。吉林和辽宁等地与上海的情况有些类似,“七二届”是这拨学生通用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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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这拨学生比较奇葩,本来为同一届的学生却一分为二。天津1954年8月底以前出生的一小部分“大马”,随七零届毕业分配。其余的大部分同学(即小马大羊)读了四年初中,实际上没怎么正经学习,大多时间是参加学工、学农劳动,直到1972年12月才毕业分配。所以天津市这届学生一部分称为“七零届”,一部分称为“七二届”,算是一个特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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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的这拨儿学生和天津差不多,以1954年12月31号和1955年出生的为分界限,差一天也不行。1954年出生满17岁,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得到了正常的中学毕业分配,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毕业下乡。1955年出生的学生不予毕业,学校与工厂挂钩,组织学生到工厂参加学工劳动一年,直到1972年底剩下的学生才得到毕业分配。因而同一拨儿学生被分为“七一届”和“七二届”。全国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城市也有。
西安的这拨学生毕业的更晚,前前后后在中学拖了五年多的时间,他们大多数是在1973年春季正式毕业分配的,因此在他们那里被称为“七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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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文革时期特殊因素和当地相关政策的影响,所以全国的这拨学生出现了“七零届”、“七一届”、“七二届”、“七三届”等不同的毕业版本和称谓,加上一部分高中同学毕业时间的差异,同一拨学生被剥离的四分五裂,七零八落,这种现象实属罕见,在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在国外更是不可发生过的事情。就像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可以叫王二、张三或李四,怎样界定?全看命运的安排了,这就是“七一届”独有的现象,古今中外难以复制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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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最纯真的一届
纯真源于环境。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富有激情,简约朴素,纯洁真诚,就像那个时期没有被污染过的青山绿水一样清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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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比较匮乏,生活比较贫穷,文化比较单调,色彩比较单一;但那个年代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是很大,等级观念不是很强,利益冲突不是很多,人际关系不是很复杂;那时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实在,商业交流中讲究诚信无欺;尤其那时兴起的“学雷锋,做好事”活动风靡全国,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邻里友好,家庭和睦的良好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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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们呼吸的空气是清新净爽的,喝的水是清澈甘甜的,吃的粮食是安全放心的,吃的蔬菜是有机无污染的。正是这样优质的社会环境培育了新中国最优秀质朴的一代人,这就是有责任感、有奉献精神的50后。在这样的优良环境中,七一届又处于最佳的年龄段与成长期,他们汲取的养分相对更充足,沐浴的光照相比更充分,就像长势最好的那一茬庄稼,根深叶茂,品质优良。因此,他们的情感上显得更简单朴素、纯正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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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会环境,还有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学校更加注重学生品德的修养。那个年代革命先烈、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成为青少年的榜样和偶像。家庭的影响更多的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诚实善良、礼貌待人等。那时没有追星族、没有粉丝、没有小鲜肉、更没有娘炮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男生追求的是英勇顽强、不拍牺牲、吃苦耐劳的英雄主义情节,始终保持着男儿本色。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男孩子经常做些上房、爬树、摔跤、打架之类的所谓勇敢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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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有没有口红、没有化妆品、没有美颜、更没有整容塑形之类的东西。女孩儿一水的红装素裹,素颜原貌,就像自然界含苞待放的花儿一样,没有任何修饰。她们和男生的区别是有爱美之心,喜欢干净整洁。一盒雪花膏或蛤蜊油是她们的全部护肤品;一对小刷子或长辫子是她们的基本发型;一件花格衫、一件绿军装或一条红围巾是她们的时尚装扮;编玻璃丝、攒糖纸、丢沙包、跳皮筋是她们最喜欢的游戏。简单、朴素、善良、羞涩,是那一代少女的写真。难怪后来的许多影视导演从她们身上寻找纯真的记忆,《山楂树之恋》《纯真年代》《芳华》等影视作品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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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源于年龄。文革爆发之初,这届学生十一二岁,还是一群不懂事孩子,他们没有经历过小升初的过渡期,带着四年级童稚的心一下来到初中。他们没有“老三届”那样成熟,那样有知识、有见识,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从小受红色基因熏陶的他们虽然步入了青春期,但是显得非常幼稚可笑,心里似乎只装着革命理想和革命运动,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多余的。在那个特殊的文革时期,无论社会、学校与家庭,无人能传授孩子一些青春期方面的知识,由于这些在当时还是一个难以启齿的敏感话题,所以造成了这拨儿十四五岁的孩子在这方面的无知和空白。不像如今的社会十分开放,现在的学生对什么是青春期、躁动期、生理发育期等知识懂得很多,许多孩子从小学时就开始了交异性朋友,更何况初、高中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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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这拨学生不懂得男女生如何相处,更不懂得什么是爱恋,甚至做出了与人性常理相悖的愚昧行为。从七一届开始,校园里出现了特有的现象“男女生界限分明”,互不搭理。这种现象形成了一种风气和规矩,学生无论好坏,表面上都守着这个规矩,很少有人触犯。谁破坏了这个规矩就要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歧视,即使是问一道题,借半块橡皮这样的事情被发现也不放过。男同学最怕同伙儿说自己“特色(shai音)”,叫自己“色里姆”;最怕女生骂自己“臭流氓”、“小瘪三”等。女生最怕别人说自己“作风不正”,怕别人骂自己“女流氓”、“圈子”、“破鞋”等。那时,唯一被视为男女生之间正当的交流,就是在各项政治活动中的往来。像一道出黑板报,一道开学生干部会之类的活动,不论男生女生,牺牲多少时间,心里都是乐意的,也不会被同学们指责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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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打破“男女生界限”,老师安排座位时特意将男生和女生安排在一起成为同桌,加强接触和了解,以缩小男女生之间的距离。然而,老师这种良苦用心的安排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本应并在一起的两张课桌被同学们有意地拉开一条缝,中间偏要保持一段间隙,以示自己的清白。许多男生女生同桌了三、四年,彼此之间竟然没有说过一句话;有的男女同学同住一个院儿甚至同住一个楼,彼此不仅在学校不说话,放学时遇到也互相不搭理,形同陌路,这种现象现在人看来很不正常也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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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极少发生什么出圈的事情,表面也都是一些套话式的大道理,至于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渴望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毕竟是少男和少女情窦初开的年龄,对异性的追求和吸引是摆脱不掉的现实,几乎每个同学都是在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在渴望接触与羞于启齿的矛盾中错过了男女生之间那种纯真的情感和初恋,那些最初的、微妙的、萌动的、青涩的情愫永远留在中学时期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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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解风情。在那个特殊年代,少男少女们本该表达人性中最纯真的情感却被压抑着无法释放出来,本该绽放出最美丽的爱情花朵却被束缚着没有盛开,这或许是纯真的七一届同学最大的遗憾和失落吧?乃至于几十年后,同学们聚会见到了曾经的心仪和暗恋,那种埋藏在心底已久的“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才得以抒发和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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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上,最低起点的一届
七一届是什么学历?是初中毕业,还是小学四年级水平?相信大多数会选择后者。
这拨同学正经在校认真学习的时间是1962年至1966年文革前,知识点在小学四年级水平。文革中有两三年小学停课放假,这拨学生在家“放羊”疯玩儿,复刻闹革命后到校参加“红小兵”没几天就“大波轰”上初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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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是初中三年,有的地方是初中四年甚至拖到第五个年头。无论几年,全国各地普遍一样,初中期间没有上几天正经课,大多数时间参加了学工、学农、学军和各种政治活动了。虽然许多同学拿到了所谓的“初中毕业证书”,但实际上是被文革耽误最惨重、最徒有虚名的一届初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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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不管怎样,有正经高中或初中的学历;六九届和七零届最低也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后来的七二届、七三届、七四届等大多都上了高中、中专、师专、技校和护校,唯独七一届文化水平最低,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的初中毕业生,这在中外教育史上算是奇特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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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低决定了起点低,这也是“七一届”与其他届相比最大的短板和缺陷。当初为了使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及改革开放后面对捞文凭、求岗位、评职称等职场竞争,七一届同学若想获得一席之地乃至超越别人,必须在落后的起跑线上奋勇直追,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和汗水,做出了比对手更大的努力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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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起点论英雄,七一届没有失败者,他们不甘落伍、不服输,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自强不息。80年代,那种拉家带口,白天单位上班,晚上拼命补习功课场景见证了那一拨人的奋斗历程。后来那些无论是考上大学还是上夜大、电大、高自考完成了学业的;无论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和职场上拼出了自己一片天地的;无论是留学海外取得成绩或下海创业有所收获的;无论是在职称上或仕途上不断进步获得升职或升迁的……都是通过不懈努力和加倍付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虽然有些人职位不高,岗位普通,工薪阶层,但并没有因为起点低而放弃自尊、自立和自强,大多数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各行业、各单位的中坚力量、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埋头苦干了几十年,默默奉献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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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上,最多元和面广的一届
文革期间城市初中生毕业实行的是“统一分配,服从安排”的方针,个人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完全处于“听天由命”的被动地位。那时提倡“螺丝钉精神,拧到那里在那里发光”,这一代人成为了任由革命需要摆布的“螺钉人”。给你拧到爬犁上,你就在广阔天地辛勤耕耘;给你拧到机床上,你就在工厂里旋转轰鸣;给你拧到飞机上可以一飞冲天;给你拧到下水管道里,只能在地下默默地听着流淌的声音……这就是那一代人就业分配以及职业生涯简单而普遍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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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老三届”和六九届毕业时间比较统一,事先标明了去向,使得他们毕业分配操作简单,绝大多数人下乡插队、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极少数人当兵或去了工厂。七零届是哪个年代的幸运儿,毕业后基本上都分配到本地的工厂,是文革时期工人阶级中最早的新生力量。
待到七一届毕业的时候,当时国家出台了新的分配政策,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正是这“四个面向”政策在贯彻落实进度上,在方向选择重点上,在执行力度和方法上,在灵活把握尺度上,各地区出现了明显差异和变化,造成了七一届在毕业分配时间上没有“老三届”那么统一,先后拖延了有三年多;在毕业分配去向上多元面广,千差万别,悬殊巨大,命运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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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的分配还算幸运和顺利,大多数同学分配到了本地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服务行业等,一部分同学上了高中和师范,少部分入伍当兵,一些出身不好、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去了近郊插队落户。
上海地区由于落实“四个面向”执行较左,因此情况复杂一些,1972年毕业后面临多重选择。一部分同学去了安徽、江苏等地上山下乡,一部分同学去了崇明岛等郊区农场,一部分去了外地厂矿和“三线建设”,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边疆支边,只有少数人上了高中或留在了上海市国营与集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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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只有少数“大马”随七零届提前分配留津,大部分七二年底分配。一部分同学上了高中、中专、卫校、技校,剩下的大多数同学按照当地“走一留一”的政策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西安的这拨同学七三年春季正式毕业分配;大部分下乡到陕西各地农村成为知青,只有小部分家有困难或出身好的同学留城工作。
杭州市的七一届毕业生不亚于老三届,大多数同学“面向边疆”,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合江农场、连江口农场,大兴安岭呼中林场等地支边,一呆就是七八年,受尽磨难。其余的同学一部分本地插队,少数同学留在了杭州。类似的还有广州、昆明等地的一部分同学去了海南、云南的边疆农场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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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讲“四个面向”让这一拨学生毕业分配方面出现了多元化,差异化和底层化的现象。
所说的多元化,除了像“老三届”那样上山下乡、去了“建设兵团”外,有去当地农场当农工的,有去军马场喂马的,有去山区矿山当矿工的,有去交通运输和铁路部门跑轮船和铁路的,有去三线工厂搞建设的,有分到国营工厂和集体企业当工人的,有当地服务行业和商业系统的,有到各地、各兵种参军入伍的,有上高中、师范、中专、卫校、技校后当老师、护士和技工的等等……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七一届的身影;天南地北,祖国各地都有七一届的足迹。多元面广,五行八作,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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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差异化,就是看命运将你这个“螺钉人”拧到哪里了?命运最苦的就是像“老三届”一样上山下乡,去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地农场,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作在农田,饱尝了“知青”的艰辛。命运稍差的有采煤、挖矿的,城市环卫扫街的,工地、市政搞建筑的,集体和街道小厂的,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八大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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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好的是分到地方国营企业、军工企业、部属企业或铁路部门当工人和乘务员的;那些留城当教师,做护士的也是不错的职业;一旦跨入门槛就有了“铁饭碗”,令人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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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最好的是入伍当兵,穿上国防绿军装,戴上帽徽和领章,英姿飒爽,潇洒时尚,是那个年代最令人羡慕、最牛逼的幸运儿。
所说的底层化,就是起点低、层次低,不管分配到哪里都是从最基层干起。到农村插队的以“新农民”身份干起;到建设兵团和农场的以“农垦工”和“场工”身份干起;分到国营工厂和集体企业的以“学徒工”身份干起;分到服务行业和商业系统的要从“八大员学徒”干起;当老师的要从“实习”干起;入伍当兵的要从“战士”干起等……无论进入什么行业、从事什么工作,“底层化”体现了这一届学生“面向基层”的就业方向和特点;决定了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前行,一步一个阶梯地向上攀爬的奋斗历程;养成了他们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拼搏向上的品格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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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上,最默默奉献的一届
七一届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大多人的年龄都在十五六岁,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面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开始了人生的历练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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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那些插队的孩子,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比较发达的城市,去到完全陌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安家,落户,劳动,生活。他们是继“老三届”之后,第二拨上山下乡和去生产建设兵团的群体。同样是知青,干过同样的活儿,吃过同样的苦,受过同样的累,遭过同样的罪,奉献过同样的青春;但是一提知青岁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老三届”,谁会知道七一届以及之后的呢?知青似乎成为“老三届”特有的光环,在他们的光耀下其余的显得平淡无奇。对此,这些后来的知青从未有过任何抱怨和不忿,因为前面有“老三届”大哥哥、大姐姐走过的路,趟过的河,他们随后而行,心理上少了许多担忧和畏惧,对此还是心存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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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插龄”不同,但是命运是一样的。春季犁田、耕种、插秧……夏季除草、施肥、收麦……秋季采摘、收割、脱粒……冬季整地、修渠、垒堰、造田……各种农活儿都干过,各种艰辛都体验过,各种苦滋味儿都饱尝过。但是他们很少拿这些说事儿,在“老三届”面前也没有资格说事儿,渐渐成为那一拨儿被淡化的,无人知晓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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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那些当工人的孩子,无论是国营工厂、集体企业还是街道小厂,严格意义讲最初他们都是些“童工”。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从学徒工干起,每月拿着16元的薪酬,干着成年人的繁重工作,直到三年后出徒才拿到了基本工资,继而成为了工厂里“学习大庆、艰苦奋斗”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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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尤其是受女排精神的鼓舞,各行各业都在努力拼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那个时期没有双休日,没有节日小长假,更没有带薪年假之类的东西。加班加点、不计报酬视为奉献,赶时间、抢任务成为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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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各行各业,各单位纷纷成立了“青年服务队”、“青年能手小组”、“青年突击队”和“青年先锋队”等组织。七一届的青工们恰逢此时,做为各行业和各单位骨干力量,自然缺不了他们奋战的身影和辛勤的汗水。这些80年代新一辈把最旺盛的精力留在了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挥洒青春,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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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扩大,许多工厂面临着改制和倒闭的局面,尤其是那些集体企业和街道小厂早早地破产停工了。当年那些企业的生力军已经步入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肩上的担子和生活的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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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紧要的关头,偏偏又赶上工厂倒闭和工人下岗大潮,成为待业的“四龄五龄”人员。他们告别了奉献了几十年的企业和工作岗位,有的自谋职业,有的在家待岗,有的重新再就业,一切从头再来。在他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同样没有过任何抱怨和不忿,更没有给国家和当地政府提过任何条件,找过任何麻烦。他们靠着自己的坚韧和担当撑起了生活的重担,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余热,直到退休才安稳下来。
还有那些有幸当公务员,当老师和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学,看似一帆风顺,其实也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本事,凭借做出的业绩和成果,取得了职务升迁和技术职称。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和事业上,同样不显山不露水,大多是那种默默无闻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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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届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除了那些病退或有毒有害工种,大多数人的工龄都在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奉献了纯真美好、朝气蓬勃的青春岁月,奉献了身心疲惫、忍辱负重的中年时光,奉献了饱经风霜、即将老去的那最后一抹余热;四十多年,他们没有抱怨过谁、怨恨过谁,没有指望过什么、没有奢求过什么,更没有后悔过什么、遗憾过什么?就像负重的马一样艰辛前行,就像沉默的羊一样向上攀爬。
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这一拨儿属马属羊的同学都是“金命”。因此,属相和性格决定了“七一届”的为人品质、处事风格和职业精神,就像埋没在泥土中没有被发掘出来的金子,虽然见不到它的光芒,但是它的价值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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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岁月如歌。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辛辛苦苦一辈子的七一届同学已慢慢老去,来日不多。让往事随风而去,如今只要在这世上健康地活着就是幸运的。愿七一届同学怀有一颗年轻的心,善待自已,多些自我,找些自乐;愿他们过好当下每一天和每一刻,能吃饭、能小酌、能跳舞,能唱歌,能游玩,能欢乐,尽情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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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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