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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摘自书稿《部落、天下与世界：文明演化的3大秩序及其未来》。以下为正文。 最后去南亚次大陆参观一下古印度文明，可概括为多包容、少整合的部落文明，文明内部的丰富多样性令人惊讶。因为较少强势的文明整合者，多数融入进来的文明基本上是原样留存交给自然演化，因外族入侵导致宗教迫害和原有文明毁灭的情形极其罕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古埃及文明也都出现过原有文明消失的情形，后来的世界体系和东方的天下体系也发生过与之类似的情形。古印度文明在旧大陆上能够如此包容，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以至于威尔·杜兰说印度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有如欧洲大陆一般的人口与流通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并且有众多的种族与各种不同的气候、哲学与艺术。”[40]或可成立的推论是，南亚次大陆丰富的地理、气候和环境类型参与了印度文化和族群多样性的塑造。 先考察一下南亚次大陆的族群来源。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显示，南亚人类群体的产生经历了两次大融合。第一次是距今9000年前的近东地区农民的大规模移民，这些移民与印度原住采猎者相融合。第二次是距今5000年前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大规模移民，给南亚人类带来了另一个祖先。也就是说，伊朗农民的后代对印度产生过两次重大影响，他们将自己的血统分别掺入北部印度祖先人群（ANI）和南部印度祖先人群（ASI）中。[41]第二次移民者主体为日耳曼人中的雅利安人，建立了种姓制度。该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延续下来，也与印度文明的包容性有关。考虑到南亚次大陆上原住民达罗毗荼人的多样性，说上古印度是众多族群的大容器一点也不过分。 不能将这样的大容器比喻为大熔炉。民族大熔炉的说法常被用于中国历史叙事，但未必适合印度，这要归因于源远流长的内婚制度。众所周知的种姓制度固然是其典范，多数人不了解的是，印度的各种副种姓群体数量在4600个以上，有效保持着遗传上的独立性。美国分子人类学家大卫·赖克感叹到：“不管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人们一想到印度，往往脑子里反映出来的都是超过12亿的庞大的人口规模。但是，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这样看待数据的方式是不对的。中国的汉族才是一个真正庞大的人群，他们早已不受束缚地自由通婚数千年了。印度人则不然，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一个印度人族群可以称得上'大’，即便是住在同一个村庄、共同生活的若干群体，如果去测量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异性的话，结果也比北欧人和南欧人的差异大。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印度是由大量的小型人群组成的。”[42]上述状况才是印度内部的真实样式，也是古印度帝国的社会遗产。 属于达罗毗荼人的上古印度文明于1924年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巴地区被发现，诞生于公元前3000年至4000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印度河文明或哈拉巴文明，达罗毗荼人也因此被称为哈拉巴人。发现者马歇尔爵士写到：“从多数房屋、水井与浴室，并有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来看，足见当时居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最低限度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所发现的相等，并超过了同一时期盛行于巴比伦与埃及等地的状况。”马歇尔甚至称赞新出土的金银珠宝饰物，与今天伦敦第一大街珠宝店里出售的相差不多。有考古学家认为，印度古文明尚在发现中，它与苏美尔文明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也是待解之谜。[43] 雅利安族入侵导致南部印度河文明消失，北方恒河文明兴起。先是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对应于“吠陀”经典；随后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英雄时代，对应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个时代都没有形成类似地中海周边的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古埃及这样的部落帝国。婆罗门祭师和刹帝利武士在帮助酋长和国王们建功立业的征战中抬升地位，种姓制度逐渐成型。商人、手工业者和雅利安族的自由民成为吠舍，地位在刹帝利之下。原住民成为首陀罗，居住在乡下从事农业生产。四种姓分别对应于原巨人补卢沙的口、手、髋骨和脚足，世界万物全都由原巨人化生而来，这一说法的背后预设有梵天（Brahman）和自我（Ātman）圆润一体的原始宗教理想，印度教和佛教也都基于这一宗教理想。四种姓之下还有“不可接触者”贱民。 印度教也称婆罗门教，根据教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才可以在种姓间轮回，被称为再生族。首陀罗被称为不生族，世世代代为首陀罗，子孙也永远无法改变身分。首陀罗和贱民因此不得加入印度教。为打破种姓制度的桎梏，释迦族的悉达多太子（即世尊）创立了众生平等的佛教。佛陀本人不仅将首陀罗出身的优婆离收为首批弟子，还严禁弟子们用（贵族语言）梵文宣讲佛法，改用平民口语，这就是佛教巴利文经典的由来。梵天和自我可圆润一体的宗教理想在佛教中才得以完满实现，众生连接为一个整体。源于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印度神话中神的数量巨大、名称繁多。由此催生了如何将众生连接为一个整体的精神需求，原巨人和梵天思想、印度教和佛教前后相继，作出了各自的努力。也因此在部落体系中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宗教传统，既不同于一神教文明，也有别于宗法文明。 能否依照经文了解种姓制度？英国学者爱德华·卢斯认为不能。有历史证据表明，实际生活与古书中描述的情况可能相反，“古代印度并没有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严格刻板，低种姓的人可以而且有时也确实能够通过幸运或是联姻改变了他们的种姓。比如，统治伟大的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的阿育王的祖先就被认为是首陀罗。……印度教有一种安抚和容纳它的挑战者的方法，它兼具刻板和灵活性。”[44]孔雀王朝（前322～前185）相当于中国的战国、秦、西汉初年，得益于佛教的整合能力，印度首次有了成规模的部落帝国。和秦朝相比，它既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也没有统一的度量衡，甚至没有史学传统，公元6世纪以前的印度史料近乎空白，幸好有宗教和文学作品及关于印度史的他族转述予以弥补。 返回到孔雀王朝之间的印度列国时代（前6至前4世纪），在众多城邦国家中，有君主制政体，也有共和制政体。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大文法家帕你尼的著作中，称君主国为啰劫（Rãjya），该词是从Rãjan（啰惹，王）派生出来的，君主国为“唯一的啰惹”或“一个啰惹”。称共和国为僧伽（Saingba）和哥纳（Gana），参加共和国最高会议的成员，都自称为啰惹，也都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共和国是多王统治，但没有设立人民大会，这是印度共和制的局限。[45]它很可能是一种贵族寡头共和制，体现了古印度政体的某种包容性，同时也没有跳出部落体系自身的局限性。 回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南亚次大陆三类部落帝国的概况之后，现在需要我们选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三者特征，它们分别是征战、旁观、包容。 第一，如果将城邦国家和部落帝国看成人类文明源头的话，最初当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用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L·凯利的话说，最好的“椅子”非两河流域莫属，众族群参与的“抢椅子”游戏自然也最残酷。肥沃的土壤加上周边的地理因素，为“抢椅子”游戏提供了强大的诱因和某种程度上的便利。形成部落帝国的主要力量虽然有三：迁徙、贸易与匪帮，但在两河流域最为突出的力量则是匪帮无疑，用“征战”一词来概括它应该是合适的。众匪帮们的一次次征战催生了数量众多的帝国，它们一个比一个强大，其中也不乏极其残暴的匪帮。 第二，埃及文明首先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学习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和传递者。学习者同时也是模仿者和旁观者，尼罗河里流域的自然禀赋强化了旁观者的身份。旁证是日本学者和辻哲郎从尼罗河流域风土结构的角度，确认埃及文明有“被动观照”的特征。“自古以来埃及的文化是以被动式关心尼罗河水量的增加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即对自然的态度不是能动的征服，而是被动的观照”，呈现出静观和感性的特征。并将这一特征归因于“抗拒沙漠的同时又归依尼罗河是古埃及人的（风土）结构特征”。[46]倘若将和辻哲郎的看法迁移到社会领域，埃及人被动观照（即旁观）的还有地中海周边的强大帝国。或许得益于距离感和旁观者的便利，埃及人获得了一份难得的从容淡定，模仿的同时还可以搞点创新。 第三，相比埃及而言，印度距离两河流域更远一点，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一点，由此获得更超然的静观态度。两河流域诸帝国对古印度的侵扰，也比埃及少了很多。古印度文明之所以能包容众多迁移者和入侵者，得益于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丰富的地理类型，没有一个匪帮能够强悍到征服整个南亚次大陆。族群、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得以形成，反过来又强化了印度文明的包容性。如从现代国家主义和功效主义的角度看，富有包容性的印度缺乏效率。但不得不承认，包容性仍然是人类文明稀缺的品质，古印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据说莫卧尔王朝的统治者阿克巴试图融合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创立“神圣的宗教”，但没有获得成功，说明包容的印度无须这种整合。此外还要看到，传统的包容性倘若与极端保守主义相结合，会有一些副作用，此即现代化转型中的印度难题，详见第八章第1节的讨论。 征战、旁观和包容，即将到来的古希腊也是依托这三者发展起来的，自然也借鉴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的优秀成果。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初得益于从部落帝国中“逃逸”出来的人们，也是被部落体系“挤兑”出圈的人们，唯有他们才有可能创新出新的文明样式——具体内容安排在下一章讨论。下一节先去看看同时期的古华夏文明，笔者称之为部落帝国的华夏例外，人们熟知的天下体系滥觞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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