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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十年( 1937～1947)处在战争环境中，是一个破坏的时代，也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建设时代的开始。当延安老城被日本侵略者飞机炸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其下属各单位迁移城外时，陆续组织规划建设了很多新建筑。破旧立新之中，旧与新的观念矛盾主要表现为，以古与今的更替，穿越中与西的差异；以时间轴线上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弥合空间轴线上东方与西方的审美判断。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是中国革命队伍的最高社会理想。 一 延安新建筑始于1939年底，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造大礼堂。据当时参与并主持此项建筑设计和施工监督工作的杨作材回忆，延安时期为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先后三次修建中央大礼堂。 第一次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是1939年底至1940年春，在安塞李家塔。工程项目负责人张子良，是一位陕北红军老干部，清涧人，对当地地理环境和工匠技术比较熟悉。杨作材当时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筹备处工作人员，临时接到通知，先到枣园的中央办公厅报到，当晚就骑马赶到安塞选址现场。“我到李家塔以后，他（张子良，引者注）向我交代了任务，告诉我这个礼堂是为召开'七大’用的，要容纳1000人左右。同时要造三四百个窑洞，供代表们住宿，时间要求很紧。”时年27岁的小伙子，浑身充满着革命豪情和干劲，领会意图后，迅速就进入设计状态。“根据他的要求，我就在热炕头上连夜开始了设计，一连干了几个通宵，就把礼堂的设计图纸绘制出来。那时候的建筑不像现在这么复杂，用不着进行地质钻探，也不用画细部图，更没有水暖、电器设备那一套。构思好了，一个通宵就画出了平面图、立面图、侧面图和断面图。这个礼堂还有一个小楼。于是又画上了一个总的侧面图和断面图。所有这些图都画在一张纸上。至于那些局部细节，是在施工的过程中一边跟工人讲，一边拿根棍在地上画，再进行施工的。”（杨作材《我在延安从事建筑工作》）  中央大礼堂 这是一幢具有西式现代感的木石结构新建筑。正面当中是两个石柱子、三个圆拱。两边是两个方形的堡垒式二层楼。外立面为块石砌墙，内里屋顶为九檩八椽木结构。所用的砖瓦材料，都是现场烧制的。木料是从附近山林里砍伐拖运来的。“一根两丈多长的榆木房梁，要派100名自卫军从十五里以外的山沟伐下来，因为湿，故而非常重，拉三天才能拉到工地。有一个人还被压断了腿。”可见当时条件的艰苦和施工的艰难。施工使用的工具，基本上都是因地制宜自己制作的。把一根细柳木破成两半，用根铁轴，装上一截三四寸厚的圆木头作为轮子，再放上一个柳条编的畚箕就成了运土用的手推车。石材是雇用当地的石匠师傅，就近开采石料，打凿成石材，特殊部位如礼堂门窗顶上还根据需要雕刻出装饰花纹，有的图案是杨作材参考当时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发行的钞票上的花纹画出来的，有的是石匠师傅自己提供的图案。礼堂用的铸铁窗棂，是请鲁迅艺术文学院老师们设计的。图案设计很漂亮，但是太繁琐，透光性也很差，送到茶坊兵工厂加工时，负责铸造的同志将其修造成了一个大的红五星，中间有“1940”字样，周围是几个大格子。此预制件当时因故没有使用上，后来用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上。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整个建设施工非常离效。承担施工任务的，名义上是三个营的自卫军，大约300人，还有一些临时雇用的石工和木工。施工组织采用分组承包制，一个师傅带一部分人承包某一项具体任务，另一个师傅领一部分人承包另一项任务。大家情绪都很高涨，不问工钱，没有人抱怨。杨作材整天泡在工地上，与工匠师傅们朝夕相处。张子良负责政治思想和后勤保障工作，工地上需要什么东西，随时开条子派人到他那里去取。遇到任何大小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中央办公厅有关同志事先考察选择指定的礼堂地点是在朝北的山洼里，目的为了防空。实际建造时，杨作材发现原址存在背阳、阴冷，山洼里多水、结冰等问题，很不适宜。张子良得知后让杨作材赶快写报告，向直接领导此项工作的李富春同志请示，同意另选新址。 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加上300多孔窑洞，整个工程只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就竣工了。这时已是1940年春天，李家塔山沟里矗立起一座现代新式建筑，参加建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自卫军战士们都很自豪地盼望着即将在这里召开的重要政治会议。杨作材忽然接到通知，“七大”会议暂时不开了，马上回延安枣园接受新的任务。 杨作材得到的指示，是在枣园修建一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为着要在遮里召开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据杨作材回忆，“枣园礼堂是一个木结构。原来，延安城拆迁时，拆下了许多木料，由边区建设厅保管。建造枣园礼堂时，全部给了我们。这些木料，锯口和榫口很多，年代久远，用来建造礼堂技术上困难很多，必须根据木料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原来从鼓楼拆下的重檐上的木料，正好做成了礼堂的天窗；斗拱做成了礼堂二楼的挑檐。这为后来建造中央大礼堂作了技术上的过渡。”这座枣园小礼堂竣工于1940年秋天，也是西洋建筑风格，后来作为中央书记处小礼堂。 这座小礼堂建成后，中央办公厅曾经计划在枣园后沟为七大召开修建中央大礼堂。这里树木密集，便于隐蔽。距离市内也比较近，各类物资采购和供应都方便。于是选定后沟西边山坡比较平坦的山坳盖大礼堂，在附近山体修筑窑洞作为会议代表住处。修建过程中，发现整个空间太小，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质不好，会议期间饮用水问题不能解决，只得再次放弃。 二 中央大礼堂最后选址在杨家岭。 杨家岭是位于延安老城北门外大约2.5公里的一条山沟，临近延河，原名杨家陵，因山上有明代兵部兼工部尚书杨兆陵墓而得名，延安时期传说这是杨家将的后代陵墓。沟口的平地上，有一座大古墓，有石人、石牛、百马。墓的周围，是平溜溜的一片庄稼地。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中央机关迁住这里，并改名为杨家岭。这里地势开阔，两边山坡已建有多处窑洞，其中中央党校校舍可以用作“七大”代表们的住处，只需要建造一座大礼堂。 与中央办公厅隔河相望的中央大礼堂，原址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礼堂，可以容纳三四百人。1941年冬季，中央机关俱乐部主任住在礼堂里，不慎将刚发放的过冬棉花放在床铺上，房里生着一盆炭火，就到鲁艺跳舞去了。孰料火盆里的火花一爆，引燃了棉花，酿成一场大火，把小礼堂全部烧毁。  杨作材 火灾后的第三天，杨作材接到通知来到中央办公厅，时任巾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亲自安排任务，要求在杨家岭重新修建一个大礼堂。杨作材仔细考察地形地势，提出两个建筑方案。其一，在杨家岭沟口的一块大田地当中修建中央大礼堂，将所有的中央机关，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策研究室以及办公厅、行政处等都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办公中心。其二，在被烧毁的小礼堂原址修建中央大礼堂，其他机构办公地址不变。两个方案草图一起送交中央办公厅，李富春看到第一套方案，笑着问道：“你怎么了，你是要在这里建都还怎么着？”于是，就决定在小礼堂原址重建大礼堂。 杨作材把设计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和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然后钉在办公桌上，供大家阅读，没有细部施工图纸，而是照老办法在施工现场临时画给工人们看，或在木板上放个比划的样子。好在施工队伍是当初李家塔礼堂建设班底，彼此熟悉，合作默契。 这是在当时条件下精心设计制作的建筑作品。整个建筑由多个体块组合而成，入口处是一座方整的小楼，两侧壁柱，巍峨庄重，楼顶设置旗杆，正门上方是一个特制的圆形气窗，嵌人一个硕大的铸铁五角星，革命标志性特征非常鲜明。建筑主体部分是正厅，可以安排1000多个座位，采用四个大石拱作为主梁，形成元柱脚穹顶式结构，达到内部空间最大化效果，避免了在礼堂内出现两排阻挡视线的柱子；东侧是一个小会议室，兼作舞厅，并配有小耳房，为文艺演出时演员化妆间；西侧的三间房子，分别用于休息室、阅览室和游艺室，与出入口门厅相通，功能利用上实现多种用途并重。 整个建筑砖石结构。用跨距达15.6米的大石拱代替木梁，是一个极大的技术突破。由于伐木烧炭多年砍伐，当地可以用作大梁的木料已经十分缺乏而石料资源在当地却是很丰富的，并且当地石匠师傅们的技术水平非常精湛。所以，礼堂正厅采用石拱结构，拱与拱之间用木料连结，再以木板盖顶。这些木料同时又用作施工脚手架和挂滑车的木支架，当礼堂造好后木料也已基本用完，减少了浪费。为了安装巨大的石拱，杨作材和中央机关工程师张协和合作，研究具体施工办法，请温家沟农具厂（即兵工厂）特制了一个五轮复式滑车，利用滑轮组的原理顺利地完成安装任务。这些石拱属于半圆拱，其所承受的力可以直接传递到地下，不会产生侧推力。为了谨慎起见，建设者们在东西两侧分别修建小会议室和阅览室，以抵御半圆拱万一产生的侧推力。这样，造型上的体块结构与功能上的承重安全棚结合，天衣无缝。此外，为了提高大石拱的承载力，参照隋代赵州桥的结构形式，在大拱上又修了几孔小型砖拱。然后用单砖墙砌平，使它既能承重，义显得外观平整、美观。内部视觉空间像一个巨大的窑洲，给人朴实亲切的温暖感。 建筑外观显得洋气，庄重大方。瓦屋面不出檐，是典型的欧式屋面做法。大厅和舞厅则是互相垂直嵌入的矩形，三个一组的长窗形成明显的韵律。正厅窗户分两层，丰富了建筑表情，共设四个出入口，两两对称又不雷同，生动而不呆板。正门边的壁柱，采用希腊建筑柱式。杨作材回忆说：“这根石柱采用的是希腊雅典的爱翁尼(Ionic)式柱，是我当时参考了美国的一本大学教科书而设计出来的。” 施工过程中，为了赶工期，后面的石山没有完全削平就将舞台的后墙砌了上去。等到墙体快砌完时，发生滑坡，只好拆了返工重砌。工程预算是5万元法币，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中央办公厅领导指示，不要受预算限制，一定要将礼堂盖好，实际花费12万元法币。修建时划建筑用途严格保密，许多人不叫白为什么在边区经济十分刚难的十占况下大兴土术，甚至有人直接给中央写信，认为这是铺张浪赞。等到“七大”召开，人们才明白其中的原委。  延安大礼堂 整个建筑体块结构，彼此支撑，相互关联，外表庄重、刚毅、洋气，内里大跨度穹隆式空间，视线高度集中，意志绝对统一，乡土的朴实与同志的温暖都融汇在革命大家庭的亲切里。建筑艺术地诠释了中共“七大”所实现的中国革命政治理想。正门上方“中央大礼堂”为康生题写。“七大”召开后，中央大礼堂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物，获得了建筑之外的特殊历史意义。当时在延安的机关学校为了学习贯彻“七大”精神，陆续开始组织师生员工参观这座延安标志性建筑。“为了使我们对'七大’的实况和历史意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学校颌导组织我们参观了'七大’会场。记得在5月（此处有误，引者注）的一天，'七大’刚刚闭幕，我们来回步行30多华里，怀着惊奇和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七大’会场和中央办公厅的小石楼，也从远处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居住的窑洞。我对杨家岭周围的优美环境，对'七大’会场庄严肃穆的布置，特别是对大礼堂建筑精美的弓形设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张逊斌《怀念在延安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岁月》）这是当时在已经并入延安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学生多年后的回忆，并以此作为印象最深刻的事。 三 延安时期的新建筑，主要是指用于居住、办公的窑洞，其高档者为砖石材料垒砌的石窑，其普通者为土窑，基本采用传统建筑工艺。另有用于政治集会、银行机构、权力部门的公共建筑，大多采用西洋建筑风格，可称勾新建筑中的新式建筑。其代表作品除了中央大礼堂外，还有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飞机楼”、南门外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边区银行大楼，以及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八路军军政学院、西北行政学院等各级各类学校兴建的大小礼堂。少数例外的，是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大礼堂，以及附近的八路军总部机构建筑，都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 早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一年前修建的中央办公厅小楼，是当时延安最初出现的西洋式三层楼建筑。主持该建筑设计建造的杨作材当初也是提供两套方案，画了两张草图。第一个方案是修建三座平房；笫二个方案是一幢小洋楼，中间主体部分三层，两边各两层，最外边是一层。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将三座平房叠加起来，造成一座三层小楼房，这在当时的延安属于建筑创新。建筑造型选用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火柴盒式建筑，功能主义，简约风格，仿佛用几个火柴盒子搭成的积木。依傍山势，施工过程中因地制宜，将三层楼的窗户改建为边门，增加一个天桥，直通上边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门口；二层楼的楼梯间正好对着警卫排的住房，也作相应改动。东厅是一个作战研究室，为了保密，将窗户设计得很小，并且没有向外开的门。整个建筑形态中间高，两翼延展，很像一架飞机，当时就被称为“飞机楼”。 建筑所用的石材来自对面山上开采。采石时每天早晨要放炮，而住在山沟对面窑洞里的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几乎昼夜颠倒，他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早晨正是他睡觉的时候。一连放了几天炮以后，严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的王首道把负责建筑施工的几位同志叫到毛泽东警卫连长叶子龙住处商议。叶子龙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毛主席夜间工作的习惯给改过来。” 从湘赣苏区到中央苏区就熟悉毛泽东的王首道说：“那还行？”意思是根本不可能，那是异想天开。商议的结果，决定改为每天下午放炮。 小楼将近落成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派人送来一块铭石，按当时西方建筑惯例，刻勒该建筑名称、设计者、建设者和时间等内容。但负责工程建设的杨作材认为不合适，便将其砌在墙里面了。 该建筑很有现代感，朴实，简约，不事雕饰，却新颖洋派。1941年春开工，当年完工。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召开。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 与此同时建设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同样具有浓厚的西洋风格，又能够与当地环境相融洽，被誉为“富丽堂皇的民主之宫”。陕北知名乡绅、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李丹生专门题写《大礼堂颂》，畅叙自己身临其境，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深切感受，并由此激发起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再造的美好意愿。“议员列座，来宾旁听。而其提议答复，一上一下，融融泄泄，和气所致，天人共应。……制礼制乐，治定功成。奠乾坤于宁静，酿世界于和平。国祚绵延，天休滋至，岂不懿欤休哉？然而自今思昔，由委溯源，如此旋转乾坤之奇才，震古烁今之伟业，问开始于何地，开始干何人？佥日：开始于此堂，开始于作此堂会此堂者。” 该建筑由毛之江设计，杨作材负责修正，丁仲文、李付缙指导施工，钟敬之承担内部装饰设计工作。礼堂为砖术石结构，主体一层，局部二层，由前部门廊、中间大会议厅、后部舞台组成。正门是一排石砌拱廊，当中为五孔拱券，拱间加壁柱。两侧实体墙面，与中空拱廊形成强烈对比，山墙高耸，巍峨庄严。细部柱顶、额枋多用巾网传统建筑符号。正厅可容纳1200人。谢觉哉题写“陕廿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刻勒在正门上方。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该建筑被毁。1956年5月，谢觉哉回到延安，重新题名“延安大礼堂”，现今仍然作为一些重要活动的举办场地。 所有这些新建筑，其物质条件和内部装修“远比不上现在的中南海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但它的使用价值、政治意义、对社会的贡献，却可以和怀仁堂、人民大会堂相媲美”。（陈其《重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占领延安后，除自己指挥作战用了王家坪建筑，得以使其保留原貌，其他建筑全部烧毁。1950年代人民政府又按原样重建，1980年代再次修建。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延安城南门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场所始终是很简易的，依山开凿的两排窑洞，砖石砌面，朴素，简洁，可亲可近。 建筑艺术的文化品质和意识形态特征，是一种功能性存在，是在设计者、决策者、建设者、装饰者的劳动过程中那么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选择判断，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延安新式建筑，全部是用于政党政治的公共事务活动。其功能内容需要与审美形式特征，都是必须充分满足的建筑意图。它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寄托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对于新时代的梦想和信念，并因而成为后来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标志性建筑的先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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