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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祭成为全民性的宗教现象

 dandong819 2022-11-07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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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李硕写出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这十年间,这篇极具突破性的文章在中文互联网上反复传播,绝大多数读者都是第一次了解到商代大规模人祭的有关信息。

凭借《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李硕这几年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领域最知名的学者。但这一次,李硕没有古代战争史中“恋战”,在上述那篇名文的基础上,拿出了这本《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无论是读这本书,还是和李硕的笔谈,对我而言都是今年以来最有知识增量的一次体验,很多原本认为不可思议的说法,都在李硕严密的考证和推理下被证实。


01

张明扬:

恭喜李硕兄新作出版,是我今年读过最有知识增量的文史作品了。

说来也很巧,今年也正好是你那篇洛阳纸贵的名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发表十周年了,你后来想过这篇文章为何如此轰动么?我更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本《翦商》的,书之于文章的最大升级是什么?

李硕:

十年前写《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时候,还没考虑过任何反响方面的问题,当时操心的是能刊发在什么地方。

那篇文章发在《读库》上,它没有网络版,头两年里也没任何回音。后来大概是从2014年开始,文章被转载到一些网站上,那时逐渐看到些评论。大约2016年左右,有人转发在了“知乎”网站上,讨论的人比较多。然后就是时而被一些微信公号转载,这些都不是我做的,也经常有有朋友转发给我看。

那篇文章长期被网络转发,可能是它涉及了以前大众不太了解的一个历史领域:商代的人祭(还包括用人殉葬、建筑奠基等等),其实搞考古和上古史的人都知道人祭,有过很多研究论文,但还没进入大众的认知视野,这个知识的初步普及靠的是网络,因为电视台的各种讲坛、纪录片很难触及这种大尺度的话题。

比如殷墟博物馆里陈列的那个青铜甗(蒸锅)里的人头,可能就是我那篇文章给普及开的。当然唐际根老师(曾任殷墟考古队队长)后来在“一席”的讲座也介绍了青铜甗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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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博物馆中的带人头青铜甗(图/网络)

知乎网站前两年还流行过“翦商学”、“入关学”,属于映射现实,和我写的商周史实没什么联系了,不过“翦商”这个词也是因为那篇文章流传开的。

从这些年网络上的各种评论来看,读者最主要的反映是惊奇,觉得不可思议,也有在细节上质疑的,比如商代有没有高粱这种作物,或者商人是不是全都是食人族。这让我觉得有必要写得更详实、论证更细密一些,结果就是现在《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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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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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祭这种文化现象太残酷,跟传统上我们对上古“辉煌文明”的理解太不一样,所以我不敢用太通俗、“戏说”的通俗历史写法,写的时候一直比较紧张,心态很难放松。

另外,人祭并非商朝才开始出现,它从六千年前的仰韶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各种萌芽,我就想从它的起源开始,直到青铜时代的夏、商,做一个全景式的梳理。这就造成《翦商》的学术性有点强,并不适合大众普及型阅读,再加上这题材实在是血腥、残忍。对于这块学术圈之外的读者,我最想说的是:“这书不好看,最好别看。”

当然,这不是说这个题材不能做普及化,那是在学术层面上“立得住”之后才能做的。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启示录》,拍的是美洲阿兹特克文明的人祭,它是通俗的表达,但也是相当沉重和血腥的,你可以看到,它没有什么轻松开心的衍生产品。



02

张明扬:

关于商代人祭,我第一次了解就是从《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这也是那篇文章及这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在商代的政治与宗教生活中,人祭究竟是处于何种的地位?

李硕:

从商代的各处遗址来看(不止是殷墟都城),商人很重视给祖先、诸神的祭祀,而用人献祭是规格最高的。这不仅是商王室,甚至不仅是贵族阶层特有的风俗,民间也很普遍。

有些考古发掘的规格很低的聚落遗迹,简单说,就是一个穷人的村落,都有很残酷的人祭现场,比如徐州市北郊的铜山遗址。殷都不仅有王室贵族,也有贫民、贱民的居住区,这些底层聚落里也常发现人祭遗址,虽然规模不像上层那么大,但能看出来,底层人更珍惜搞人祭的机会。可以说在商代,人祭是一种全民性的宗教现象。

至于对人祭的规模做个介绍,考古学只能提供“样本”,全貌已经难以见到了。我们能看到,出土的商王占卜辞——甲骨文里面,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向鬼神献祭,而且是用人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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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殷墟发掘时的照片(图/网络)

我在《翦商》的前言里还做了一个对比:殷墟遗址是商代后半段的都城,使用了二百多年时间;到现在为止,考古人在殷墟发掘的正常墓葬是六千多座,代表六千多名正常的死者;而这里发掘的集体人祭坑有近两千座,平均每座坑内有5到10人,这样算下来,被用于人祭的保守数量也在一万人以上,远超过正常的死者。

当然,这只是个样本之间的对比,真实的数字我们无法得知,但这个比较就能看出那个时代的特色。



03

张明扬:

书的主题是“周灭商”。周文王翦商的念头最早是何时萌发的,原动力是什么?你在书中非常有感染力的写到文王那一次殷都之行,殷都的大型人祭现场及牢狱记忆对他和他的家族刺激非常大。

李硕:

周文王去殷都的经历,其实没有太详细的历史记载。

我从考古报告里看到,殷都城内有一条南北大道,向北直通王宫,这是殷墟目前发掘到的最高规格的大路,还有架在河沟上面的木桥。

在王宫以南一公里左右,这条大道的东侧,有一个专业制造陶器的商人聚落(刘家庄北),整个殷墟都城的日用陶器可能主要是在这里生产的,而且他们搞人祭的规模很大,时间跨度也大,两百来年里一直没停过,其中最大的一座人祭场紧挨着殷都大道。他们喜欢把人和牛、马混合在一起屠杀、掩埋,这片祭祀场目前只发掘了一小部分,尸骨堆积就已经很触目惊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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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王陵遗址内的祭祀坑(图/新华社)

我想象,周文王及其家庭成员如果去殷都,应当是从关中出发,在盟津一带渡过黄河,继续向北到达殷都——后来周武王灭商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在他们抵达商王宫之前,肯定要经过刘家庄北这个聚落,右手边就是屠杀人和牛马的祭祀场。而且这个聚落有大量陶窑,烧制陶器肯定烟雾腾腾,这种视觉、嗅觉、听觉效果,如果复原出来很吓人。

而这只是殷都众多商人聚落中的一座而已,属于商人祭祀文化的开胃菜,商王级别更是难以想象。

至于周文王在殷都见到的更多的人祭场景,我是从《易经》里的相关段落还原出来的,以往学者几乎从未注意过这些,但结合考古发现的商人祭祀现场,以往看似莫名其妙的这些《易经》字句,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也有很奇怪的地方,比如《艮》卦,需要用唐代大经学家孔颖达的注解,才能复原这卦是完整的杀人解剖过程,如其中有一条,是割开人的里脊肉、摆放整齐,直到掏出心脏、烧灼(电影《启示录》里也有类似的场景,不过人牲是仰面的)。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原文我们肯定看不懂,但孔颖达有注解:“限”是人的腰带部位,“夤”是后脊肉,这一下子就和商代的人祭场景对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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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启示录》剧照(图/视频截图)

但问题在于,唐代人肯定不可能知道商代存在过人祭,春秋战国那么早都不知道,但孔颖达注解里关于腰部、里脊肉的这些解释,是怎么流传下来的?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周文王翦商的想法起源于何时,也很难说清楚,因为文王比较长寿,即使剔除古史中的神奇传说,文王至少也活了五十多岁,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他的人生、事业目标肯定发生过重大变化,但我们没法做到年谱那么细致。



04

张明扬:

这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对《易经》的解读。

在我们的传统叙述中,《易经》更像是一部神秘主义的传统文化经典或算命指南,而在你的笔下,《易经》似乎成为了周文王“灭商政治阴谋”的起点,是一部翦商的谋略书。

李硕:

史书关于周灭商的记载内容很少,这段历史注定存在大量的留白,哪怕有了考古学,我们现代人也不可能完全填补好这些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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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的《易经》里确实有大量关于翦商的谋略,但作为占算方式的六十四卦原理产生更早。在考古发现里,用数字奇偶代表阴阳爻的“数字卦”最早出现在殷墟,传承了至少上百年时间,周文王肯定是从商人那里学习了六十四卦的运算原理,但他把这些拿来推算翦商事业,写下了《易经》的卦爻辞。

商人的占算有两大传统体系,一套是殷墟甲骨卜辞里的,烧烫龟甲、牛骨来获得神的旨意,另一套是六十四卦运算。

周文王把这两套都学会了,陕西周原的凤雏村甲组建筑,我认为是当年周文王的宅院,其中一间屋的地窖里藏着很多微雕甲骨,其中多数是用烧龟甲来占算,但极少数龟甲上面也刻着数字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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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雏村甲组建筑模型(图/陕西历史博物馆)

《易经》的卦爻辞非常古老,其含义历来众说纷纭,顾颉刚最早从卦爻辞里考证商周之际的史事,之后有高亨,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美国学者夏含夷,我是在这些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尝试做一点推进,这些假说有待进一步验证。

05

张明扬:

《翦商》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提法:文王的“宗教革新”,文王将只属于商人一族,只庇护商人的“上帝”变成普世的。

对于翦商大业而言,这次“宗教革新”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不是有点像后世的合法性之争,除了武力层面以外,改朝换代还需要一个合法性论述,但“宗教革新”在周灭商中的作用似乎又比这层意义更大。

李硕:

商代是神权时代,那时的人都相信鬼神主宰人间的一切,大到王朝政治秩序,小到某个人的头痛脑热。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和还原那个时代的思维世界。

文王的翦商创意不仅是现实的谋略,他还要提供一套世界观,消解掉商人的神权秩序,给自己创造从神界到人间的合法性。这里很多细节也无法再现了,因为到他儿子周公这一辈,对文王时代的很多东西进行了涂抹和改写,把神权放逐到了现世的游戏规则之外,可以说从周公开始,中国文明才走出神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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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版《封神榜》中的周文王姬昌(图/视频截图)

不过,对于文王开创的世界观和神学体系,儒家经书里还是保留了一些痕迹,主要是在《诗经》的史诗里,其次是在《尚书》的武王、周公讲话里。

比如,在《诗经》里多次出现,周文王能够当面接受上帝发布的教导,这是周族历代先王都没有过的“待遇”。

上帝本来是商人独有的神,在甲骨卜辞里很多祭祀“帝”和“上帝”的记载,它很抽象,来历很奇怪(或者说难以探究),它不是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这些自然神,不是哪个族群自然而然能够想象出来的,所以周文王肯定是从商人那里学会了对这个神的崇拜,然后周人又用上帝来改写自己的古老史诗。

在武王、周公的讲话里,也频频提及先父文王受到上帝的青睐,周族因而具有灭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武王、周公自己从来没有宣称自己能活着见到上帝,这和对文王的描写完全不同。所以,在文王活着的时候,他应该是改编出了一整套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世界观,来吸引各部族的加盟者。这么说来,文王更像是《旧约》里摩西的形象。

06

张明扬:

周公是这本书中一个很有光芒的人物,作为结束人祭制度的“华夏新生”,就是由他缔造的。

周公废止人祭的原动力是什么,与文王的宗教革新有多大关系?你在书中说,如果武王活着,人祭可能不会终结,那我们再推演一下,如果文王还活着,他会如何做?

李硕:

周文王最初关于消灭商朝的创意,恐怕还没有涉及是否要消灭商朝的人祭宗教,至少史书和考古没有这方面的线索。

我们根本不知道周文王怎么评价商朝的人祭宗教,他的大儿子伯邑考应当是被纣王用于献祭了,文王自己甚至也吃了伯邑考的肉,但这是否会让文王质疑人祭宗教?我目前没有答案。

不过另一方面,从考古来看,周这个部族一直没有人祭的传统,哪怕是在它灭商之前两三百年(碾子坡先周遗址),发掘出过比较完整的周族聚落,都没有人祭的迹象。这种历史传统的区别,目前也难以完美解释。

从古史(《逸周书》)中我们能看到,在周武王灭商之后,他还在搞非常盛大的人祭,用商朝俘虏向周族历代先祖(包括他的长兄伯邑考)献祭。这些古史记载显得太陌生,难以置信,但结合商代考古就完全没有疑问了。所以在宗教理念方面,周武王非常的商化,他也没有继承父亲文王直接沟通上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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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墓地(图/视频截图)

灭商一两年之后武王就去世了,他的弟弟周公旦辅政掌权好几年,这段时间里,周人才彻底禁绝了商人的人祭宗教,这方面不仅有考古证据,我在《尚书》的个别篇章里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周公开会时对着商人贵族们破口大骂,骂他们残忍,不人道。

虽然《尚书》原文没有出现人祭字样,但我推测,周公这是在骂臣服的商人,禁止他们再搞人祭。

07

张明扬:

周公废止人祭后,他为何又要将商代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掩盖”住,将商人之灭尽数推到纣王的残暴之上?

《翦商》最后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作为商人王族的后裔,孔子对周公此举充满“感激”。

李硕:

周公为何不仅禁止了人祭宗教,还从文献里抹去了关于商朝人祭的记忆,这就是考古和文献材料之外的推测了,这问题是开放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想到的是,西班牙殖民者消灭掉盛行人祭的阿兹特克文明,到现在整整五百年了,这五百年里面,西班牙人的官员、天主教神父们非常严厉地禁绝了阿兹特克人的人祭宗教,他们把阿兹特克人的图画书基本都烧光了(阿兹特克人使用的是一种图画文字,比较直观),其中包括很多关于人祭的图书,到今天,只有极少数漏网之鱼得以保留下来。

如果有机会研究、梳理一下西班牙人消灭阿兹特克宗教的历程,特别是他们怎么让当地人忘掉那些人祭宗教,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商周变迁有所帮助。

恰好,周公到孔子的距离也是五百年,这个时间跨度很值得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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