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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就是中国，早在宋明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于是李约瑟博士又问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反倒是被欧洲超车了呢?  这一切要从科学说起。 因为科学方法的出现才能导致工业革命的到来。 首先，要清楚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 科学是什么？ 科学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它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它的发现机制与技术的发明是一样的。 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都是一套对自然界现象的系统解释。比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不仅是思想家哲学家，还是一个科学家，他对自然现象就提出过系统性的解释，例如世间万物都是由水、火、气、土“四元素”组成，中国古代哲人也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的。  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为准确，而且还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与传承。 比如古希腊的“四素论”和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理论，就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金、木、水、火、土、气的具体所指什么，谁都不知道。中国的“火”和西方的“火”有什么区别，谁也不知道。  那么这势必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于是对于世界和物质的看法就多式多样了，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是谁都说不清为什么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这样就不利于思想和概念的传播，因为概念的定义模糊不清晰。 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以太”，儒家的“阴、阳”到底指的是什么?从古至今，无数哲人大家进行各种定义、各种解释，相关的解释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解释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具体指的是什么，也依然没人说得清楚。最后大家只能用“玄之又玄，形而上学”一句话来解释，这样的解释等于没有解释。 如果使用数学的方式，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就会简单明了，因为数学符号的含义一清二楚，不会发生变化。 另外，各个民族，各个文明所用的语言是不相同的，语言一直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民族，每个文明的文字都带有本民族本文明文化的烙印，即使在同一语言体系当中，不同时代的词也有不同的含义，在文字的翻译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使用文字语言不利于知识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传播，使用数学语言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更利于知识的传播。  科学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想去掌握这种技术的一定是那些对自然现象感到好奇的人，他们有这种愿望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现象。 在西方，科学方法是数学与可控制实验的结合，最初只是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的人偶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使用数学模型，可以把规律更清楚地描述出来，并且使知识变得更易于传播，同时，用可控制实验可以很快地把正确的解释和错误的解释分开。 中国古代的人也很多，有好奇心的人自然也多，古代中国人也会使用数学，也并非天生就不会进行可控制实验，那为什么中国众多有好奇心的天才没有发现数学模型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可以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新方法呢? 在国内外，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那就是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的环境缺少竞争，而西方则分成很多小国，小国多了有利于竞争。竞争会产生压力，压力能够转化为促进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西方的技术进步速度就比较快。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观点就说不通。
在当时的欧洲，如果有人提出与正统宗教思想相悖的理论，就会被视为异端而遭受极其严酷的刑罚，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迫害现象。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清朝的“文字狱”，但都是针对政治层面，自然探索方面，基本上都是放任不管的态度，即使对自然界的解释与主流学说不同，也没有被烧死的危险。 因此，大一统思想至少在思想方面，不会成为进行自然探索的阻力。 
中国在宋代，在晚明，就曾经由国家出资搞过技术改进，比如制造用流水来驱动的时钟，比如历法改进。 但是在古代，这种由国家出资进行技术改进的概率非常小，只有极少数比如历法这种关系到统治合法性。 在欧洲支持科学研究的基本都是王公贵族等极为富有的家族。但是，在古代中国，富有家族并不像有些欧洲贵族那样支持科学研究。 因此，国家是否大一统并不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在古代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大部分精力放在科举制度上，这才导致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方法就无法产生。 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完全不同。  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长子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那么大儿子就一定是贵族，其他儿子只能得到很少的一部分财产，欧洲又没有科举制度，受到良好教育的其他贵族孩子无法通过正当途径爬上去，只能搞一些在古代看起来是不务正业的玩意，比如哲学，比如数学，比如机械，所以，欧洲有好奇心的人数可能比古代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方法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在中国，从隋朝开始，官员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在古代，对于科举的评价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当时去朝廷当官僚的投资回报率最高，而且还可以光宗耀祖。 在这种状况之下，所有有聪明才智的人都会为科举的丰厚回报所吸引，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 任何人的行为方式会受到激励机制的高度相关影响，特别对于这些有着聪明才智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加官晋爵无疑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为，因此当然会为科举考试所吸引。对于科学技术，即使他们有心研究，也不会有多少时间。  宋朝以后，四书五经是标准的科举考试教科书，不说其他的制式文章，单单四书五经，就有四十多万字，参加科举考试的最基本的就是要把这四十多万字背熟，如果每天只背两百字，也需要六年多的时间，这还不包括读史书，读诗词，练书法，作诗词，写时文等等，这些加起来，最短的时间都要十年，这才是古代所谓的“十年寒窗苦读”。 可见，在传统社会，封建王朝的统治成本特别低，因为整个社会都有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古代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 在科举制度实行的早期，考试的科目也曾包括数学。 但是皇帝很快发现，考数学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后来就把数学考试取消了。 而士大夫阶层也只是注重诗书礼乐，对于数学也只是为了遵循上古周礼，因为上古君子六礼里面包括数学，对数学的重视远远不够。 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然而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宋应星这样写到，聪明而又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这本书的，因为读这本书对于科举没有帮助。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在学四书五经的同时就难以兼顾数学和可控制实验。即使有一些聪明的人，可能分心进行科学观察，但是由于缺乏数学工具，也难以产生科学方法，宋应星这种古代极个别科学人才也很难扭转风气。  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障碍。 在古代，技术创新都是依靠经验，所以中国那套传统思想与制度很适合，但是到了需要科学实验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传统思想与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就导致中国只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永远不会出现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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