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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咸阳成任东汉墓 出土金铜佛像的几个问题 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内容提要：2021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咸阳成任村一座东汉晚期墓中发现了两件金铜佛像。发掘者和部分学者认为，这两件金铜佛像是墓葬本身的随葬品，因而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也是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如果这些判断都正确的话，则无疑是颠覆性的发现，它将改写人们对中国早期佛像的认知。但由于该墓很早就被盗扰过，而且这两件造像的风格特征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高度接近，而与汉代佛像相差甚远，而且汉墓中扰入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也有先例，所以上述判断仍有商讨的余地，观点也难以成立。从各种证据综合分析判断，这两件造像既不是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也不是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应属十六国时期的作品，系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的遗留物。 关键词：咸阳 东汉墓 金铜佛像 独立佛像 年代 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咸阳洪渎原发掘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具体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从墓葬规模看，这组墓葬均为中型墓，显示该家族的经济实力较强，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应属东汉社会的中产阶层。其中，编号为M3019的墓中出土了带朱书纪年铭文的陶罐，纪年为东汉延熹元年（158），从而为这处家族墓地提供了较明确的年代标尺。结合纪年铭文和随葬器物的时代特征可以确定，该家族墓群的年代为东汉晚期。该家族墓地最引人瞩目的发现是，在编号为M3015的墓中发现了两件金铜佛像。首次发表的书面报告指出，经专家研判认定，这两件金铜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同时也是年代最早的、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1]众所周知，在以往发现的东汉晚期佛教造像遗存中，既未见金铜佛像，也未见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其他佛像遗存。因此，如果上述判断最终都能完全落实，则无疑是颠覆性的发现，将改写人们对中国早期佛像的认知。因此报告一经发布，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该墓被盗扰过，因此报告公布伊始，学界就存在不同的声音。从最近发表的正式简报和专题研究看，墓葬发掘者及部分学者仍然将它们认定为该墓的随葬品，继续排除由盗洞扰入的可能，即仍将它们视为东汉晚期遗物，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金铜佛像。[2]2022年2月下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针对这两件佛像联合举办了“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线上研讨会，有十余位中外学者参加，观点仍有分岐。[3]考虑到这两件造像具有明显的十六国金铜佛像的特征，而与东汉晚期佛像颇不相类，而且汉墓中扰入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的情况也有先例，因此笔者认为，这两件金铜佛像的年代仍需进一步讨论。另外，即便将它们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说它们是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也是不妥的。 一、出土金铜佛像的 基本情况及存在的疑问 这两件金铜佛像出土于M3015主墓室西北角的地面上，体量都不大，属袖珍型造像，所镀金箔已脱落殆尽。 一件为金铜立佛像，编号M3015:10，通高10.5厘米，跣足立于覆莲座上，莲座单独制作，通过插榫与佛像结合，座底径4.7厘米。释迦立像为磨光馒头状肉髻，面相方圆，头微颔。着通肩袈裟，衣纹自左肩斜下，于胸腹部呈放射状分布，衣纹密集、凸起，立体感较强，显示出佛衣的厚重感，下摆略外侈。左手握袈裟一角上举，右手残，当是上举施无畏印（图一，1、3）[4]。身体整体感觉比较浑圆，头身比例稍显失调，腿偏短。该尊佛像仅铸出身体的前半部分，背部未铸出，作空心处理。背部空心正中铸有一个向外凸出的扁平状插榫，榫端有一道横向凹槽。[5]插榫应是用来安插背光的，背光的相应位置应该有一个跟插榫横截面相同的扁平状穿孔，背光通过穿孔插到榫上，再通过横向凹槽固定，插榫呈扁平状是为了避免背光插到榫上后左右旋转。类似的做法在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中也能见到（详后文）。总体上看，该件佛像的佛衣有明显的犍陀罗特征，而面相则已完全本土化。 另一件为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编号M3015:9，通高15.8厘米，宽6.4厘米。呈片状，背面平整，底端正中有一个插榫，因此该件造像应配有底座。铜片大体呈舟形，正中自上而下有三个小残孔，顶部一佛的肩部两侧各有一个小穿孔。五尊佛像呈上中下三排排列，舟身部分两排，每排二佛，舟顶部分一排一佛。造像磨损、锈蚀较严重，顶部一佛已完全锈蚀，其余四佛仅余轮廓。五佛的做法类似千佛，体量、姿势及造型特征基本一致。它们是五身禅定坐佛，皆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结定印，磨光馒头状肉髻，皆配桃形背光和椭圆形头光。袈裟是袒右式还是通肩式已难以判定，但能感觉到佛衣比较贴体。从下排右佛和中排左佛的面部轮廓来看，仍带有一些高鼻深目的特征（图一，2、4）。有人认为这件组合造像残损，因此不确定原本是五佛还是七佛组合。笔者认为，该件造像虽残损，但外形轮廓大体完整，应是五佛组合无疑。从佛衣贴体的情况看，这组造像具有秣菟罗的特征。   图一 M3015 出土金铜立佛像及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 1、3.金铜立佛像彩图及线图； 2、4.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彩图及线图 这两件造像都有厚厚的包浆，包浆凝结成一层“壳”，紧紧地贴附在佛像身上，说明它们在地下埋藏的时间很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造像都有很明显的磨损痕迹，以至于表面凸起的部位被磨损得光滑发亮，尤其是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中排左佛的头部和膝部磨得十分锃亮，诸佛本来起伏就不大的衣纹被进一步磨平。[6]结合这两件造像的体量以及磨损情况，可以初步判定它们是可随身携带的便携式造像，磨损是长期携带造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两件造像曾被长期使用。 通过对造像风格的初步观察，这两件造像的确具有十分明显的十六国金铜佛像特征。但如果该墓不曾被盗扰，那这两件金铜佛像为该墓的随葬品是毋庸置疑的，也只能认定它们属于东汉晚期，质疑它们的声音当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问题是，该墓的确被盗扰过，因此不能排除它们属于盗墓者遗落物的可能。 在书面考古报告发表当天举办的“咸阳洪渎原墓葬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上，洪渎原墓葬考古队领队、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李明就这两件金铜佛像的考古发现情况做了专题汇报，称该墓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盗洞，因此该墓无疑被盗扰过，但他提示说，盗洞距这两件佛像的位置较远。同时他还认为，金铜佛像在当时是重要的资产，盗墓者没有动机将它们通过盗洞放入墓中。[7]在“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线上研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此墓被盗，佛像所处位置周边陶器都未经扰动，可以排除盗扰混入的可能。[8] 如果“佛像所处位置周边陶器都未经扰动”属实，那么毫无疑问，佛像属于该墓原有的随葬品。但常识告诉我们，普通盗墓者的主要目标在金银珠宝，因此他们一旦进入墓室，一定会“光顾”整个墓室，会扰动随葬品大加翻找，所以被盗墓者“光顾”过的墓室，很难确定哪件随葬品没有被扰动过，这跟盗洞与这两件造像的距离远近无关。金铜佛像在当时确实是重要的资产，表面上看，盗墓者的确没有动机将它们通过盗洞放入墓葬中。但它们有没有可能是盗墓者随身携带的物品，在盗墓过程中不慎遗落在墓室中呢？目前发表的研究成果试图排除这种可能，他们认为，盗墓者携带佛像去盗墓，从情理上讲不通，因为盗墓者的目的是为了取出器物，而不是将金铜佛像带到墓室中去，并对其盗取墓室内的器物带来不必要的妨碍。[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他们忽视了盗墓者随身携带佛像的动机和目的，这正是上文提示我们需要注意这两件造像的体量以及磨损情况的意义所在，一旦认识到它们是随身携带的便携式造像，就不能排除盗墓者将佛像携入墓葬并最终遗落在墓葬中的可能，因为便携式佛教造像有其特殊的功用。 随身携带佛教造像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方便礼拜，二是为了保佑平安，而且后者更重要，所以这些随身携带的微型佛教造像相当于“护身符”。因此，盗墓者随身携带佛像便不难理解了—毕竟他们做贼心虚，更需要这特殊的“护身符”加以护佑，求得心理平安。 中古时期，微型便携式佛教造像一直比较流行，除佛像外，还有菩萨像、神僧像等，如观音菩萨像、地藏菩萨像、泗州僧伽像等均曾制成便携式造像随身携带，携带者希望它们能随身护佑。随身携带观音菩萨像的实例在中古观音应验记类文献中多见。据载，携带者往往因随身带着观音菩萨像而幸免于灾厄或转危为安[10]，便携式地藏菩萨像的实例见于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的一尊带盒盖的微型木雕地藏菩萨像[11]；便携式神僧像如“南海Ⅰ号”沉船发现的那尊磨损十分严重的微型玉雕僧伽像[12]，其底部一角有一穿孔，当是穿绳用的，用绳子将其系在衣服上。 二、我国独立佛像出现的时间 首先可以确定，这两件造像都是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出于佛教信仰而用于膜拜、供奉等，这一点学界并无异议。本文所谓的独立佛像就是指这类佛像。在佛教初传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帝国境内已开始制作佛像，并逐渐形成了犍陀罗和秣菟罗两个佛教艺术中心，佛教已正式进入偶像崇拜时代，因此可以肯定，独立佛像早在佛教初传中国伊始就已传入。而其在中国的本土制作，应是随着寺院、佛塔的建造开始的。原因很简单，佛寺佛塔内必造佛像，而其佛像自然属于独立佛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独立佛像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以往普遍认为我国独立佛像出现的时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这样的认识是有所偏颇的。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我国独立佛像的影响力在东晋十六国以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其影响有限。 从传世文献来看，我国最早的寺院是洛阳白马寺，建于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13]，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本土制作的独立佛像最早出现于东汉永平年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本土制作独立佛像也可追溯到东汉中期，这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大体相当，因此两者可以互证。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敦煌市东64千米处的五墩乡汉代悬泉置邮驿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两汉简牍。其中，在编号为F13的房址内出土了一枚写着“小浮屠里”字样的木简，学界将这枚简习称为“浮屠简”。该简虽无纪年，但伴出纪年简，可以确定“浮屠简”的年代在东汉明帝（57年即位）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其下限不晚于永初元年。[14]即便不将“浮屠简”的年代绝对化，将其判定在1世纪后半期至2世纪初期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从文献形成的年代早晚来看，“浮屠简”无疑是迄今所见有关我国佛教传播最早的文字信息。 按音译词“浮屠”，或译为“浮图”“佛图”等，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指佛陀，一指佛塔，有时也指代佛教。而此简中的“浮屠”，正像学者们指出的那样，由于其前有“小”字，指佛塔最为合理。[15]因此，“小浮屠里”应是以“小浮屠”命名的里名，盖因该里中建有佛塔。而佛塔与寺院通常是一体的，且早期寺院绝对以佛塔为中心[16]，所以早期文献中有时也用佛塔（佛图）来指代寺院，如《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17]，这里显然是用佛塔来指代寺院。那么这个“小浮屠里”其实应该有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据分析，这枚“浮屠简”应属请柬性质，因此小浮屠里应位于悬泉附近的敦煌境内。[18] 据前文，有佛塔、佛寺的存在，必有独立佛像的存在，因为佛塔、佛寺中都必须安放供礼拜的佛像。那么，敦煌小浮屠里中的这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内及佛塔上必然安放或镶嵌或图绘供人礼拜的独立佛像。[19] 如此看来，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我国本土制作的最早的独立佛像早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了。 随着寺院、佛塔的增多，独立佛像的制作无疑也在增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我国传播的早期阶段，非独立佛像也一直存在。这里所谓的“早期阶段”，是指东汉至魏晋时期；这里所谓的“非独立佛像”，是指没有体现佛教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它们的主要功能不是出于佛教信仰的目的用于膜拜、供奉等，而是异化或曲解了佛像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将佛像用于其他目的，甚至用于装饰。 可见在佛教入华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独立佛像与非独立佛像是并存的。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内，佛教的影响力还有限，独立佛像的影响力因而也有限，还不足以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放弃非独立佛像的制作与使用。中国人正面接触佛教的场所是佛寺，佛寺虽然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但早期佛寺主要还是外来胡僧译经、居留和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所以佛教在华传播的早期阶段，普通中国人正面了解佛教的机会并不多，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佛教与佛像的认知。 再回到本文所讨论的这两件佛像。通过上述讨论不难看出，即便将这两件佛像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它们也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 三、我国金铜佛像出现的时间 关于我国金铜佛像的制作最早始于何时，对我国金铜佛像制作工艺素有研究的西方学者保罗·杰特（Paul Jett）认为早在2世纪即已出现。[20]笔者认为保罗·杰特的判断大致可信，并认为3世纪时我国已形成金铜佛像制作传统。[21]按《三国志》载，汉末丹杨人笮融曾斥巨资“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22]，建造规模宏大的佛寺。宿白认为，笮融所起浮屠祠内安置的是鎏金铜佛像[23]，甚是。“以铜为人，黄金涂身”其实就是鎏金铜佛像，“黄金涂”正是汉代对鎏金工艺的称谓[24]，因此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金铜佛像的制作最晚于东汉后期或2世纪后半期即已开始。 铜佛像的制作在中亚贵霜帝国时期已经出现。1908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近郊的山吉奇德里（Shan-ji-ki-dheri）的迦腻色迦（Kanișhka）大塔遗址出土一件青铜舍利容器器盖上铸造的坐佛像，其年代大致可确定在1世纪晚期至2世纪前期。[25]但是，制作鎏金铜佛像则是我国对佛教造像艺术的贡献。鎏金是把黄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则牢固地附着在铜器表面而不脱落的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鎏金技术的国家，始于战国时期，至汉代技术已非常成熟，这从战国墓、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以得到证实，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鎏金铜带钩、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等。[26]现在看来，铜佛像的制作传统自中亚传入我国后不久，中国工匠就将传统的鎏金工艺用于铜佛像的制作上，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佛教造像形式—金铜佛像。 这一佛像制作传统显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且影响深远，不仅在我国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也影响到了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但以往罕见4世纪以前的金铜佛像遗存[27]，现存最早的纪年金铜佛像遗存属十六国时期，即4世纪以后，彼时我国的金铜佛像的制作活动已十分流行，制作技术也已十分成熟。 再回到本文讨论的这两尊佛像，通过上述讨论不难看出，即便将这两件造像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它们也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 四、与汉代佛像、 十六国金铜佛像的比较 目前所见的汉代佛像遗存，除个别造像如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外，皆出自墓葬。墓葬中存在佛陀形象在当时是一种习惯做法，这种做法自2世纪中叶的东汉桓帝、灵帝时期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具体表现为佛陀或准佛陀形象多以雕塑的形式附着在随葬器物上，偶或出现在墓内建筑上，如山东沂南汉墓石八角都柱上，巴蜀地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墓葬出土的摇钱树树座、树干上，长江中游地区孙吴至西晋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镜背面，长江中游地区孙吴至西晋时期墓葬出土的谷仓罐上，武昌孙吴墓葬出土的铜饰件上，甚至南京孙吴墓葬出土的香熏、唾壶上，都发现准佛陀形象；个别也以独立形象出现，如四川乐山麻浩1号东汉崖墓墓壁的浮雕坐佛像和湖北鄂州孙吴墓出土的釉陶坐佛像等。[28] 这里之所以表述为“佛陀或准佛陀形象”，是因为这些佛陀形象就其造型而言，有不少与标准的佛陀形象还有差距，有的仅初具佛陀形象而已，且工艺粗糙简陋。这里略举数例（图二）。如图所示，这些佛像皆为结跏趺坐佛，着通肩袈裟，衣纹在胸腹部呈波状，衣纹起伏较大，显示出佛衣厚重。一般左手上举，把握袈裟一角，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图二，1～4）；也有结禅定印者（图二，5）。这些佛像总体上具有犍陀罗佛像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它们离标准的佛陀造型还有较大差距，如对“结跏趺”坐姿的表现就很不到位，特别是图中的第3和第4例，一眼望去犹如两条断腿；再如对肉髻的表现更不规范，第2例表现为头顶束发，第3和第5例交代不清，第4例更夸张地表现为柱状；再如对手印的表现有的也不到位，第1和第2例的右手手印交代不清，第5例对结禅定印的双手则完全没有表现。另外，对衣领的表现有的也是错误的，如第3、第4和第5例。   图二 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佛陀或准佛陀形象 1.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墓壁的浮雕坐佛像（东汉晚期）； 2.四川彭山崖墓M166所出摇钱树座上的坐佛像（东汉晚期）； 3.四川宜宾汉墓出土陶坐佛像（东汉晚期）； 4.云南昭通汉墓出土东汉陶坐佛像（东汉晚期）； 5.湖北鄂州塘角村孙吴墓出土陶坐佛像（三国时期） 这表明，彼时中国人对佛陀形象的基本特征还没有完全掌握，对其中可能包含的特殊宗教意涵（如手印的宗教意涵）更不清楚，仅仅是“依样画葫芦”而已。对衣领的错误表现，表明彼时中国人对“通肩式袈裟”这种特殊的外来“僧服”缺乏基本的了解，因为中国本土完全没有这样的服式。因此这些佛像作品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普通中国人对佛像乃至佛教的认知水平。一言以蔽之，以当时中国人对佛像的认知水平，尚制作不出十分标准的佛陀形象。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金铜佛像，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磨损严重姑且不论，金铜立佛像已完全是标准的佛陀形象，如果将其视为东汉晚期遗物，则与上述造像形成了巨大反差，同时也与当时普通中国人对佛像的认知水平相矛盾。 关于上述墓葬所出佛像的性质，过去学界多有探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们都毫无例外与汉代传统神仙和神兽等图像掺杂在一起，因此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用于宗教礼拜的佛像，而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除此之外，它们甚至有时只起装饰作用[29]，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属于非独立佛像范畴[30]。如前所述，它们的功能既然已被异化或曲解，性质也就完全变了。这实际上是佛教在我国传播的早期阶段中国人对佛像内涵的误读，从而导致对佛像的误置误用，这种情况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一直存在。不过，如上文所言，这也确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普通中国人对佛像和佛教的认知水平。 现在看来，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具有真正宗教意义的独立佛像与不具有真正宗教意义的非独立佛像一直并存，前者主要存在于寺院、佛塔中，后者主要存在于墓葬中[31]。 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这两件金铜佛像，如前所述，毫无疑问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佛像，其性质与考古所见东汉晚期以来佛像的差异不言自明。虽然东汉晚期已有独立佛像，但除这两件有争议的金铜佛像外，迄今未发现任何能确切判定为东汉晚期的独立佛像遗存。因此，若将这两件金铜佛像视为东汉晚期遗物，则无疑是孤证。当然，孤证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成立，但通过上文的比较，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这两件佛像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明显比东汉晚期佛像要高得多。相反，通过下文的比较，我们将看到它们的造像风格特征却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高度相似。 毫无疑问，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均属独立佛像。佛像以坐佛为主，也有立佛。坐佛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着通肩袈裟，衣纹于胸腹部呈波状下垂；立佛亦着通肩袈裟，衣纹自左肩斜下，于胸腹部呈放射状分布，佛衣厚重，下摆略外侈。一般左手把握衣角或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以磨光馒头状肉髻为主，部分表现出发丝线，如后赵建武四年像[32]。从现有佛教造像遗存看，磨光馒头状肉髻至十六国时期才开始出现。十六国金铜佛像主要来自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而且已经本土化，最明显的是面相的本土化，除个别造像的面相尚遗留犍陀罗的特征外[33]，其他均已是中国人的特征。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立佛像与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十六国时期的金铜立佛像（图三，1）以及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六国时期的金铜立佛像（图三，2）高度相似。[34]这无疑是十分恰当的比较，因为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特别是与日本私人收藏的这件立佛之间，无论是磨光肉髻、面相体征、佛衣样式，还是制作方法，的确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图三 日本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立佛像 1.日本私人藏金铜立佛像； 2.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金铜立佛像 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应是五佛题材造像。五佛题材在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佛教造像中完全没有任何线索，但我们却能在现存的十六国时期的石窟造像遗存中找到五佛题材的蛛丝马迹，而且两者的造像风格也高度接近。另外，虽然以五佛为主尊的造像不见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中，但在金铜佛像的背光图像中并不罕见。 在有“西秦建弘元年”（420）题记的炳灵寺第169窟保存着我国石窟造像中迄今所见最早的五佛造像，即南壁上部五佛组合造像，年代为4世纪末。[35]五佛为彩塑，造型完全一致：皆着通肩袈裟，佛衣贴体，衣纹自左肩斜下，于胸腹部呈放射状分布，衣纹密集而浅平；皆结跏趺坐，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磨光馒头状肉髻；面相方圆、鼻略显高直；身量高低一致，一字排开，唯居中一佛已损毁（图四，1）[36]。从佛衣贴体的情况看，其受秣菟罗的影响较明显，但整体上是犍陀罗与秣菟罗的融合。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成任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这件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在风格上与上述炳灵寺第169窟的五佛组合十分接近。 五佛组合还见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背光中，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十六国时期的金铜禅定坐佛的背光中就有五身禅定坐佛沿背光边缘呈环状分布（图四，2）[37]。   图四 与五佛组合有关的十六国造像 1.炳灵寺第169窟南壁上部五佛组合造像（4世纪末）； 2.故宫博物院藏金铜禅定坐佛（十六国时期） 毫无疑问，这种固定的五佛组合应视为一种造像题材。现存造像遗存表明，我国五佛造像题材最早出现于十六国时期，上举石窟寺及金铜佛造像即可为证。据研究，五佛造像表现的是过去五佛，跟同时期流行的三佛（三世佛）、七佛（过去七佛）、千佛等造像题材有内在联系，是当时禅观思想流行的反映。[38]因此从造像题材的角度看，任成东汉墓出土的这件五尊佛金铜组合造像与十六国时期的造像题材和佛教思想高度契合，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种造像题材在东汉晚期造像中即已出现。 五、河北汉墓的发现 无独有偶，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将金铜佛像遗落在汉墓中的情况并非孤例。1955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家庄市东郊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均属东汉晚期墓葬。其发掘简报称，其中2号墓由两座对称的砖室墓组合而成，在其西侧墓室距地1米高的乱砖中出土铜佛及鎏金佛各一躯（图五）、佛座一、鎏金背光一，发掘简报谨慎地说，是否为墓中原物已难确定。[39]  图五 石家庄北宋村汉墓出土铜佛像 佛像出土于距地1米高的乱砖中，说明这已不是墓葬原来的填土，而是扰土。从造像风格看，这两尊佛像断非汉代遗物。两像皆为馒头状高肉髻，头微颔，面相丰圆，着通肩袈裟，手结定印，风格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十分接近，因此是4世纪至5世纪初的作品，且这一点学术界已无异议。显然，这两件佛像也是盗墓者扰入的。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盗墓活动，虽然盗墓行为于法于理皆不容，但仍难消弭。盗墓活动主要存在于民间，又不止于民间。其动机，除了少部分出于政治目的、复仇、泄私愤等外，大部分是为攫取墓中财物，民间的盗墓活动尤其如此。十六国时期正逢乱世，是盗墓比较猖獗的时期，这一时期盗墓活动的突出特点是执政者或一时执权柄者带头毁坏、盗掘墓葬，如靳准作乱，前赵皇帝刘渊、刘聪的陵墓也遭到破坏；再如后赵皇帝石勒、石虎也曾大肆发掘历代帝王及先贤的陵墓，取其宝货；再如后秦、后燕的统治者姚苌、慕容垂也大肆盗掘古代陵墓；等等。以上盗墓活动《晋书》均有记载。[40]这些例证或可视为十六国时期整个北方胡族政权统治者共同行为的写照。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风气下，民间的盗墓活动又猖獗到了何种程度！前凉王张骏的陵墓在入葬后不到50年即被盗掘[41]，足以说明当时盗墓活动的猖獗，只是民间的盗墓活动鲜有记载。种种迹象表明，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汉墓盗掘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 既然十六国时期盗掘汉墓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北方汉墓中出土十六国金铜佛像已有石家庄北宋村汉墓的先例，所以成任汉墓中的发现显非孤例。由此可见，类似成任墓地的发现不会是绝响。所以，成任汉墓出土金铜佛像鉴定专家说，类似的考古发现以后不会再有，似乎过于绝对。 六、工艺与成分： 与十六国金铜佛像的初步比较 科技考古工作者已对这两件造像的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了分析，最终认定它们都是中国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42]这一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从其他角度也能找出不少证据证明它们是中国本土制作的，如已本土化的面相、磨光肉髻等。但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者只是将它们与犍陀罗地区的早期铜佛像进行了比较，并没有与中国现存的早期金铜佛像即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进行比较。与犍陀罗地区的比较，只能进一步坐实它们是本土制作的事实，并不能回应学术界的关切与质疑。按理，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从科技考古的角度进行比较，能更有力回应学术界的关切与质疑，而研究者没有这样做，颇令人不解。 古代青铜佛像的铸造方法主要有陶范法和失蜡法两种，上述研究成果指出，这两件造像采用的都是陶范法[43]，且都是单范浇铸成型。而陶范法正是我国十六国至隋以前青铜佛像的铸造方法，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制作技术已十分成熟，造型标准规范，往往将像身、底座、背光、头光、伞盖等单独铸就，再通过榫卯连接在一起，这种铸造方法一般称为“分铸法”，是4—5世纪我国金铜佛像的传统制作方法。[44]有时像身与底座也铸在一起。这两件造像中的立佛像采用的其实就是分铸法，立佛像主体与覆莲座分铸而成，以插榫连接组合，只是单独铸就的背光等已不存，但背部的插榫却提供了明显的线索。事实上，这件立佛像的制作方法与前文所举日本私人收藏的那件立佛像完全一致：它们的背部都作中空处理，背部正中都横出一个扁平状插榫用于插接背光。 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成分以铜为主，占比较大的还有锡、铅等成分，铜锡铅合金是十六国金铜佛像的主要成分，以此有别于犍陀罗地区的铜佛像。犍陀罗地区的铜佛像除了含有锡、铅外，还普遍含锌。可惜迄今为止，海内外对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成分检测工作做得比较少。 北京瑞宝阁收藏的金铜佛像曾做过成分检测，其中一件早期金铜佛像值得注意，从造型风格看，应属十六国时期。其为一件禅定佛坐像，佛磨光馒头状肉髻，肉髻明显偏大，双肩窄削，着通肩袈裟，衣纹于胸部呈波状下垂，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双手前后相叠，于腹前结定印，为十六国时期禅定佛常见的印式。坐佛高7.6厘米，重108克，亦属微型金铜佛像一类（图六，1）[45]。这件造像与西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收藏的一件十六国时期的金铜禅定佛坐像的风格十分接近（图六，2）[46]，虽然这件造像系拍卖所得，但从整体上观察，笔者对其真伪持乐观态度。经检测，该件造像的主要成分为铜，还含有锡、铅等，锡、铅占比分别为8.4%和6.3%。[47]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部分中国金铜佛像已做过成分检测，其中包括该馆收藏的最早的一件金铜造像即十六国时期的禅定佛坐像（图六，3）[48]。检测结果显示，其成分主要由铜、锡、铅组成，其中底座部位铜占87.6%，锡占5.3%，铅占6.2%；头光部位铜占90.2%，锡占4.5%，铅占4.4%，佛身部位未检测。[49]  图六 中国及美国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1.北京瑞宝阁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2.西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十六国时期金铜禅定佛坐像 经检测，成任东汉墓地出土的这两件金铜佛像其主要成分也同样为铜、锡、铅。就具体成分占比而言，检测者同时提供了原位分析数据和包埋样品分析数据。但正如检测者指出的那样，铅锡青铜在锈蚀过程中，铜、锡、铅锈蚀产物因化学性质差异存在不均匀迁移和沉积，因此铜佛像表面的原位成分分析数据只能说明两尊造像不同部位的材质均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其数据本身参考意义不大。而包埋样品相较于表面原位分析更能真实指示基本原始成分，因此两件佛像的包埋样品的成分数据均可反映其合金成分特征，其中锡、铅含量相当，都在8%～11%。[50]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这两件金铜佛像的制作方法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制作方法完全一致，均采用分铸法，通过插榫连接各部分，甚至更细部的环节也相似，如背部中空的做法。二者的成分也完全一致，主要元素都为铜、锡、铅，为铜锡铅合金，且铜含量最高。从具体占比看，这两件金铜佛像锡、铅的占比略高于所对比的两件十六国时期的造像样品，但数据相差并不是很悬殊，变化值的波动范围处于4.4%～11%。 结 论 通过本文的讨论可以确定，即便将这两件金铜佛像认定为东汉晚期遗物，它们也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金铜佛像，更不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独立佛像，何况将它们认定为东汉晚期造像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比较，通过与汉代佛像和十六国佛像的比较不难看出：虽然这两件金铜佛像与汉代佛像一样都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均有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二者在具体造型表现上却相差甚远。造型特征巨大差异的背后隐含的是工艺技术层面的早期阶段和成熟阶段的时间差序，如果将它们视为汉代晚期遗存，难以理解为何同一时期造像的成熟度差异如此之大。从造像题材和内容看，没有任何线索显示东汉晚期已有五佛造像，相反却能找到十六国时期五佛造像的遗存。它们整体与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造型特征、造像风格高度接近，这应当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它们制作的方式方法也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完全一致，甚至在细部的处理上也完全一致。它们的成分也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完全一致，都是铜、锡、铅的合金，而且从合金的成分占比看，二者的数值也比较接近。诚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早期佛像中，年代越早犍陀罗的因素就越浓，但若说那件立佛除了头部没有波发外其余部位都表现出强烈的犍陀罗特征，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至少其面相已完全中国化了，如果同时考虑磨光的馒头状肉髻，可以认为其整个头部已基本没有犍陀罗的特征了，所以，如果按照“年代越早犍陀罗的因素就越浓”的逻辑来审视这件立佛，恰恰相反，不能把它的年代定得太早。 总之，目前从传统的佛教考古研究层面，同时参考制作方法、成分分析等科技考古的判断和数据，我们只能将它们视为十六国时期的造像遗存。它们应是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随身携带的用于护佑平安的便携式微型佛像，是护身符性质的，最后不慎遗落在墓室中。无独有偶，汉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在汉墓考古中也并非孤例。最后，我们呼吁科技手段的进一步介入，对其制作工艺、技术及成分与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进行更详细的比较，从而为这两件造像提供更多的年代学证据。 注释： [1]李明、赵占锐：《最新发布！咸阳考古发现中国最早金铜佛像 东汉晚期即出现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UM3sov0JhMjrqu0q3RV5KA，2021年12月9日。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冉万里、李明、赵占锐：《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后文不仅标题直接标为“东汉金铜佛像”，且有更具体的年代判断：“根据墓葬年代，可知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年代显然也在东汉晚期，即2世纪后半叶，最晚可至3世纪初。”如果该墓未被盗扰，这一判断当然没有问题。 [3]《研讨︱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考古的推断》，澎湃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514290290078164&wfr=spider&for=pc，2022年3月6日。 [4]彩图采自《最新发布！咸阳考古发现中国最早金铜佛像 东汉晚期即出现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线图采自《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 [5]简报并未提及插榫呈扁平状以及榫端的这道横向凹槽，此据冉万里、李明、赵占锐《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但作者认为插榫是用来栓绳的，显然不妥。 [6]前揭考古简报和专题研究论文均未注意这一点，但磨损现象背后可能隐含着这两件造像的功能、性质等问题，因此不可忽视。 [7]新闻发布会由微博直播台全程直播，见《陕视新闻》微博视频，2021年12月9日。 [8]《研讨︱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考古的推断》，澎湃新闻：https://new.qq.com/omn/20220310/20220310A0478F00.html，2022年3月6日。 [9]冉万里、李明、赵占锐：《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 [10]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4、85页。 [11]东京国立博物馆编：《ドイツ·トゥルファン探险队西域美术展》，朝日新闻社1991年，图版133。 [12]广东省博物馆编：《大海道：“南海I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岭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262页。但该图录误将这件造像定名为“玉雕观音”。 [13]最早关于白马寺的记载见于《牟子理惑论》，云汉孝明皇帝遣使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梁〕僧祐、〔唐〕道宣撰：《弘明集·广弘明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页。洛阳雍门外的这座佛寺即白马寺。〔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一《汉雒阳白马寺摄摩腾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1-2页；〔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2017年，第3288页。 [14]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15]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敬称与谦称》，《秦汉研究》（第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5页；赵宠亮：《“悬泉浮屠简”辨正》，《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16]宿白：《宿白集·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88-290页。 [17]〔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291页。 [18]姚崇新：《佛教海道传入说、滇缅道传入说辨正—兼论悬泉东汉浮屠简发现的意义》，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59-496页；姚崇新：《观音与神僧—中古宗教艺术与西域史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4页。 [19]在我国供礼拜用的佛教绘画早在佛寺建立伊始就出现了，《牟子理惑论》载白马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也载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其实都记载的是白马寺的佛画。宿白推测“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绘画的内容可能是八王分舍利，此题材习见于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宿白：《宿白集·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第308页注[4]。 [20]Paul Jett, A Technical Study of the Kampong Cham Figure Group, Louise Allison Cort, Paul Jet(eds.), Gods of Angkor: Bronz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ambodi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p.82-83. [21]姚崇新：《试论扶南与南朝的佛教艺术交流——从东南亚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谈起》，《艺术史研究》（第十八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 [22]〔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四九，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5页。 [23]宿白：《宿白集·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第288页。 [24]赵皇后所居宫殿“切皆铜沓黄金涂”，颜师古注曰：“切，门限也；沓，冒其头也；涂，以金涂铜上也。”〔汉〕班固：《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孝成赵皇后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989页。《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也有“黄金涂”的记载。 [25]姚崇新：《佛教海道传入说、滇缅道传入说辨正—兼论悬泉东汉浮屠简发现的意义》，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6页。 [26]曹静楼：《传统的“鎏金”工艺》，杨新主编：《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798页。 [27]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早期金铜佛像中，有一件微型坐佛（高7.2厘米）的年代被定为2世纪，有两件小型禅定坐（高13厘米左右）的年代被定为3世纪上半叶。但这几件造像均系购藏，具体定年依据不清楚，所以要谨慎对待。李静杰主编：《中国金铜佛》，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图1、图2、图3及说明文字。 [28]杨泓：《探掘梵迹—中国佛教美术考古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94-116页。 [29]杨泓：《探掘梵迹—中国佛教美术考古概说》，第101、104页。 [30]虽然在本文所举图例中不乏单独制作的佛像，但仍然不能视为本文所谓的“独立佛像”，因为它们都同样出自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所以从本质上讲，它们与同时期墓葬出现的其他佛像没有根本区别。 [31]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晚期的佛道混合造像是罕见的存在于墓葬以外的非独立佛像。 [32]李静杰：《早期金铜佛的谱系研究》，李静杰主编：《中国金铜佛》，第235页。 [33]如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藏禅定佛像。李静杰主编：《中国金铜佛》，第237页。 [34]阳新：《关于咸阳东汉墓出土铜佛的年代分析》，“太阳很大古美术”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U_68mWkaGxnNnVbTk3wPAA，2021年12月30日。 [35]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台湾圆光佛学研究所2002年，第132页。 [36]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10。 [37]李静杰主编：《中国金铜佛》，第22页。 [38]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第129-133页。 [39]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石家庄市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文物》1959年第1期。 [40]王子今：《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19-120页。 [41]王子今：《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第120页。 [42]李建西、邵安定等：《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 [43]李建西、邵安定等：《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 [44]D. Strahan, Piece-Mold Casting: A Chinese Tradition for Fourth-and Fifth-Century Bronze Buddha Images, M. R. Chace(eds.), Metropolitan Museum Studies in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33–153. [45]刑继柱：《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一)：汉传佛像》，《收藏家》2011年第8期。 [46]D. P. Leidy, D. Straha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 [47]刑继柱：《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一)：汉传佛像》，《收藏家》2011年第8期。 [48]D. P. Leidy, D. Straha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9. [49]Mark T. Wypyski, 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Metal Sculpture in the Collection, D. P. Leidy, D. Straha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06. [50]李建西、邵安定等：《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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