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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死。死前有诗曰： 醉饱行房恋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 遗精溺血流白浊，灯尽油干肾水枯。 当时只恨欢娱少，今日翻来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 此诗一看就明白是写纵欲过度导致病人膏肓，无需多作解释。只有未句用了《列子·力命篇》中一个典故，说的是战国时魏人季梁患了病，请三位医生看病，季梁称赞其中一位卢医生是“神医也”，“卢医”遂被用作“神医”的代名词。 西门庆得病，请吴神仙来看。看后吴神仙说 “官人乃是酒色过度，肾水竭虚，是太极邪火聚于欲海，病在膏肓，难以治疗。”然后用这八句诗给西门庆批了“教”。 “酒色过度”是西门庆日常生活的写照。西门庆纵欲无度，不得病才是怪事。就在他得病的数日间，与贵四娘子、林太太、潘金莲、来爵媳妇、王六儿等等连续行房，并且日夜酒席不断，还在妓院寻欢作乐，极尽声色之劳。其中林太太、王六儿又非等闲之辈，使得西门庆精神体力耗费过度。在发病当日，西门庆酒席后就去王六儿处，从中午一直嬉戏到三更，还服用“胡僧药” 壮阳类药物 ，尽在酒色中放纵。深夜酩配大醉而归，潘金莲又不放过，又灌他以过量的“胡僧药”，百般作弄，使得西门庆“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逸将出来，再无个收救。西门庆已昏迷过去，四肢不收。妇人也慌了，急取红枣与他吃下去。精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而已。”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 中国传统的养生学认为，房事生活既不宜过度，亦不宜禁戒，而在于适度。《礼记·曲礼》中说 “情不可态，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此话虽是儒家教诲的行为规范，却是养生学的重要原则，西门庆非但不遵守，反而背道而驰，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 很显然，该诗诉说的并非“性传播疾病”，而说的是纵欲伤身害命的道理。该诗首联“醉饱行房恋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即说明了酒醉饭饱后不宜行房的传统养生观点。西门庆的性行为整个的就是以性享乐为目的，这正应了布朗说的 “性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三样东西之一，我不知道另外两样是什么。”（ 《男根文化史》 ）但他的性行为基本上是一种摧残性的变态行为，只要是为了性享乐，他就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任何手段达到目的。 吴月娘劝他少干几桩“贪财好色的事体”时，西门庆说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是个要“耍遍天下老婆”的色情狂。“遗精溺血流白浊”是对疾病症状的直接描述。从起因和症状来看，很可能患的是急性前列腺炎和\或精囊炎。仅仅是急性前列腺炎和精囊炎，不至于有生命之虞，问题是西门庆长期纵欲过度和大量服用“胡僧药”，虽在青壮之年，已是“油干灯尽肾水枯”了。  “肾”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医学和养生学里被认为是人的生命之本。’肾藏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主命门火，都与人的生理机能、性机能、生殖、生长、发育、衰老有着根本的关系。肾还主水，此处之水也是指人的生理机能和性机能，即肾阴、元阴，用今日的话来说相当于“能源”，命门火即肾之元阳，阴阳耗尽，焉能不病！ （肾还有其他生理功能 ）。尤其是在发病当日，白天已经服用过“胡僧药”，半夜醉归，又被灌下三丸，大大超量。“只恨欢娱少”，不讲养生防病，必然导致性生殖系统的损伤。为了一时的享乐，“纵数年之欲，掷千年之躯。” 《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 中国养生学认为，纵欲造成的疾病与损伤，是对生命根本的不可逆的损伤。性命性命，性与命相互依存，性受损命就受损，此所谓“性命攸关”。一个人过度放纵，违背生命的自然规律，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即便是神医也不能挽救。 “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自古至今，纵欲过度，尤其是过量服用壮阳类药物引起暴毙的例子屡见不鲜。该诗既是养生告诫，也是道德告诫，有着多方面的性文化寓意。 中国的性观念天生就与养生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最具特色的“性生命哲学学”，在世界性学中具有最强烈的生命意识。而《金瓶梅》不仅仅止于展现这种个体的生命意识，它通过一个个人物的纵欲史，表现出整个“性的社会生命哲学学”。可以说，《金瓶梅》中所有人物 （大约吴月娘除外） 对性的价值取向就是性享乐，是他们生活的内驱力和终极目的，生殖目的已退居其次。 西门庆的性事十分频繁，而子嗣甚少且多病，不能说与他的纵欲无关 。尤其是西门庆，从一个破落户到爆发户，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西门庆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人物，集多重社会身份于一身，官场得意，商场得意，情场更得意。但他最终在三十三岁时以青壮之躯归宿于“色欲”，则最好地证明了该书表达的性（色欲）的终极目的。 西门庆死于女人之手，并非是一个个例的纵欲史，他是一个“社会纵欲史”的缩影，揭示“性社会”的生命学。 《金瓶梅》全方位地表现了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经济背景；明朝中叶诸皇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都十分出名（有学者就认为，西门庆实际就是明武宗的移写或影射）此为其政治背景；皇帝的荒淫引发房中术的兴盛，不少人因此而骤贵，位及人臣；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与王阳明、李贽对其展开的猛烈批判，为其理论背景和思想基础；携酒纵妓，斗富夸势，穷奢极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和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 《博平县志·人道·民风解》 “由嘉靖中叶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逐末游食，相率成风。” （转引自《中国古代文学论集》）色情笑话，色情民歌，色情小说，色情戏剧、春宫图丽、性技巧图书甚至《缥经》等等充塞街头巷尾，商店中春药“淫器” （性用品）琳琅满日，“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 所有这些，在《金瓶梅》里集中体现出来，以西门庆为代表，演绎出一部社会纵欲的兴亡史。 中国是一个“仁治”（ 人治 ）的国家，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道德大堤的崩溃，则世风日下，泛滥成灾。道德即败，又无法制可依，新文化末曾出现，则性的普遍放纵便是一种滥觞，井非是人性的解放。 个人放纵无度，会伤身害命，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放纵无度，则同样会害了社会害了国家。明朝被认为是中国中央集权制时代里最黑暗的时期，与此不无关系。 此诗并无深意，只是围绕它产生出许多于我们今日有意思的话题，就性学方面而言，譬如书中许多有关养生的诗词就值得研究，如第七十九回开篇即言 ：“仁者难逢思有长，闲居慎勿恃无伤。争先路径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爽口物多终致病，快心事过必为殃。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此类诗词贯穿全书的始末。 再如，书中描写的性技巧，亦是可资研究的。还有西门庆使用的“淫器”，当时在商店公开出售“淫器”等等现象，也颇值得研究 以及该书展现的性的社会现象和有关性的哲学思想，都值得研究和挖掘…… 总之，《金瓶梅》也是一部“性学”巨著，研究它于今日应该是有益的，社会变了，而“性”未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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