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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4日凌晨，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进行了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 9月21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奏。  占领南京总统府 但政协会议还没结束，关于国歌、国旗、国徽的座谈会就开始了。时间紧迫，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剩下了五天时间，在国歌的选择上，已经没有时间再创作新的词曲了，因此只能从原有的词曲中进行选择。 这时，画家徐悲鸿提议用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但很快就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否定，认为歌词已过时，但其他人也提不出什么好的方案，因此一时间气氛有些冷场。  关键时刻，梁思成提了一句建议，毛主席听后，立即拍案赞成，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了代国歌。那么梁思成究竟提出了怎样的建议？《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我国国歌的呢？ 艰难的筛选 1949年9月25日，政协会议召开第五天，毛主席、周总理在中南海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建筑师、艺术家们坐在一起，召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国旗、国徽以及国歌的设计方案，作为一代建筑大师的梁思成也受邀在列。 梁思成是清末著名改革家梁启超之子，名门之后，同样也是一位建筑学大师。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研究，有《中国建筑史》、《东亚城市建设与改造》等多部作品，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  梁思成 其实早在7月份，渡江战役刚刚打完的第二月，中国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会便发布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海内外人民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短短一两个月，就征集到了国旗方案2992个，国徽方案1012个，国歌歌词694篇、歌曲632首。 为了评选这些方案，中央成立了“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希望能从群众的作品中寻找到最合适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然而，这些征集来的方案良莠不齐，评委会成员看过之后均感不太理想。  图片源于网络 比如国旗方案，在审阅了众多国旗设计方案之后，政协筹备委员会给出了这样三条评选标准：一是要体现中国的历史、民族、地理等特征，二是要突出我国的国体，即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要在国旗设计上突出这个政权特征。最后，设计图案还要尽量简约，不要太多的色彩和花样，让国旗看起来更庄严。 但是同时符合这三个标准方案的少之又少。经过层层筛选，评选委员会从征集到的国旗方案里面选出了38个符合要求的，在会议上进行最后的讨论。最终，一位不知名财务员设计的方案从千军万马中胜出，成为了国旗设计底稿。 在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群策群力下，营建系师生在红底五星旗底稿的设计基础上用坐标方法确定了五星的大小、位置，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确定了国旗比例，夜以继日的工作了几天以后，正式的国旗图案就此诞生。  梁思成 而相对于国旗图案的筛选顺利，国徽和国歌方案筛选难度无疑困难了许多。 征集到的国歌，大多是新创词曲，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在审阅了所有征集上来的稿件以后，认为没有一个方案可以满足要求。可这时候新中国诞生已经迫在眉睫，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再来一轮征集明显不现实。 这意味着，要么他们从目前的投稿作品里选一个合适的，要么从原有的成熟词曲里选择一个。 从中国近代史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曾经存在过许多个版本的国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时期，中国诞生了第一首正式的法定国歌《巩金瓯》，但颁布仅六天就爆发了武昌起义，旋即清朝灭亡。  图片源于网络 之后中华民国成立，在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时期、蒋介石政府时期都曾有过国歌，整个民国时期一共有五首法定国歌，分别为《中华民国国歌》、《中华雄踞天地间》、《卿云歌》、《三民主义歌》、《青天白日满地红》。 但如今新中国成立，再搬用之前政府的国歌显然不可能，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主政的是人民政权，自然不能用代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歌。而普通的民俗歌曲也不合适，因此在原有歌曲中的选择范围十分狭隘。  图片源于网络 为稳妥起见，中央决定暂时选用代国歌，等有合适的再进行更换，可代国歌的筛选和国歌没有任何区别，一样充满着困难，因此众人一时都拿不出什么好的意见。 一字不改 正当座谈会气氛有些冷场时，画家徐悲鸿表示：“既然新曲子里没有合适的，那我们可以从抗战歌曲里选用！” 所有人都抬起头看他，徐悲鸿的话倒是给了他们启发，抗战歌曲里多充斥着家国情怀，抗争精神，用来作国歌或许真的合适。然而抗战时期的歌曲有《黄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等等很多首，究竟要选用哪一首呢？ 徐悲鸿提议道：“我看<义勇军进行曲>就很合适！”  徐悲鸿 此言一出，立即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也被国民党军队时常传唱，会不会影响不好？” 而更多人则是以《义勇军进行曲》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由，对徐悲鸿的提议进行反对。他们认为，如今人民解放军已经将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击败，中国早已转危为安，“最危险的时候”已经不合时宜，因此不适合作国歌。 但历史学家郭沫若、周总理和梁思成等人都表示赞成，周总理称：“<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豪迈雄壮，有革命气概，并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用来作为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毛主席 对此，毛主席表示：“没有国民党唱过的歌共产党就不能用的道理，《义勇军进行曲》可以作为代国歌。”不过对于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与会成员们却还是有着争议，迟迟无法将代国歌确定下来。 对此，郭沫若等人表示赞成《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不过需要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一句改动，替换成积极性的语句，而著名学者张奚若与梁思成两人则是坚决要求原歌词一字不改，保留“最危险的时候”。 梁思成对毛主席说：“虽然全国已经基本解放，中华民族即将迎来新生，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为了保持歌词完整性，不应该将其删去。因此，我建议将歌词保留，曲词都不修改。”  梁思成 之后，梁思成举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为例。《马赛曲》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创作于1792年，清朝的乾隆年间。歌曲反映了当时的法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暴政，进行革命抗争的精神。 1795年，《马赛曲》被选为法国国歌，不过法国革命失败后，《马赛曲》因此蒙尘大半个世纪。后来，1879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时《马赛曲》又被选为法国国歌，但为了让法国人民记住大革命，歌曲内容丝毫未动，一直沿用至今。 而《义勇军进行曲》，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写成的。当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下，东三省被拱手让于日寇之手，东三省沦陷。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军民自发成立了抗日队伍，组成抗联，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田汉 剧作家田汉看着祖国大好河山沦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将要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顿感悲痛。于是1934年时，他创作了一部名为《风云儿女》的抗战作品，并在作品梗概的最后一页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不幸的是，歌词还未找人谱曲，田汉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剧作家夏衍拿到剧本后，看到最后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便找到聂耳，希望聂耳能为歌词谱曲。 聂耳看到歌词后，看到歌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爱国情怀和不屈精神，立即被歌词所触动，之后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曲谱初稿，又在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将曲谱定稿，这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聂耳 因此，去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等同于淡忘了“九一八”的历史，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 听了梁思成的建议，周总理十分赞成，正如他后来对国歌歌词问题的回答：“保留'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为了使后人铭记历史，居安思危，做到以史为鉴，警钟长鸣，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梁思成 因此，在梁思成向毛主席提出这一建议后，其他与会成员纷纷附议赞成梁思成的看法。于是，毛主席当场拍板，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且一字不改，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予以保留。 用生命设计的国徽 在梁思成的建议下，关于决定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决议，很快就在政协会议上确定下来。 55年后，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久经考验之后，“代国歌”终于“转正”。 图片源于网络 而相对于国旗和国歌确定时发生的小波折，国徽确定过程可谓是呕心沥血、步履维艰，因此最终定稿的国徽样式，几乎是文艺工作者用生命设计出来的。 政协会议结束后，国旗、国歌、国名等都确定了下来，唯独没有国徽。看到这里，人们不禁疑惑不已，国旗、国歌等等都是整整齐齐，为何唯独少了国徽呢？ 原来，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前向社会征集了大量国徽的设计方案，但是群众们多数对国徽有一个误解，那就是以为国徽是类似于挂在胸口的纪念章，是带有国家标记的小挂件。而实际上，国徽多数是用在党政机关和外交使馆的门头上的“牌匾”，是国家权威与法制的象征。 因此，征集上来的稿件设计方案虽多，却没有一个能用的。 图片源于网络 为了能够尽快设计出来合适的国徽，全国政协只好同时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两家单位进行设计，以保证在建国一周年纪念庆典上能够将国徽公布出来。 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带头人，梁思成刚刚带领着师生们加班加点地设计好国旗的方案，就又迎来了新的任务。 政协对国徽的设计要求和国旗大同小异，除了中国特征、政权特征这两个必备要素之外，就是国徽一定要庄严富丽。而在政协的要求基础上，梁思成在主持清华营建系组会的时候，又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具体要求。 梁思成 首先是保证国徽不能像图画，要有徽章的样子，其次，国徽不能像是商标，一定要庄重，不能设计得太轻率，因此不应该采用太热闹庸俗的样式。最后，除了国徽纸面上的样式以外，还要考虑国徽设计好之后的制作问题，尽量选择简约化的色彩组合，不要用太多种色彩，人为增加制作难度。 在这样的要求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和师生们日夜不停地工作在设计一线，每日在一堆国徽图案的围绕下度过。由于高强度的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身体状况也在不断恶化，几乎轮流生病。 有时候，梁思成甚至虚弱到话都说不了几句，而即便如此，躺在病榻上的他还不忘国徽设计工作，枕边到处都是国徽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每一个都流淌着国徽设计小组人员的心血，同时也在透支着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的生命力。 梁思成与林徽因 1950年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上，由梁思成负责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方案赢得了大部分人赞成，成为了最终的国徽设计方案。三天后，在毛主席主持的政协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徽方案被正式表决通过。 至此，国徽的设计过程彻底完成。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为此耗尽了半身的气力。但夫妇两人并未停下休息，而是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北京城的城市设计工作。为此，梁思成邀请了另一位建筑学大师陈占祥，在不损毁北京城内众多古建筑的同时，将北京设计成一个新的现代化都市。 林徽因与梁思成 然而，两人耗费无数精力设计的“梁陈方案”未被采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一座座历史古建筑倒在了推土机的轰鸣中。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的梁思成夫妇，在心力交瘁与极度悲痛中双双病倒。 之后，每当人们经过北京，看到那些有着深远历史地名的地点时，都会想起数十年前拆掉的那一圈明代古城墙，让人们对城市建设规划以及文物保护产生无尽的思考与反思。 如今，当人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参观升旗时，看着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庄严富丽的国徽，听着耳边奏起的国歌，不知是否会想起当年为设计国旗、国徽和选用国歌而呕心沥血的文艺工作者们呢？ 梁思成 如果当年选用国歌时没有梁思成等人对歌词的坚决捍卫，可能今天的我们就无法听到国歌里那句“最危险的时候”了。因此，每当听到“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在铭记“九一八”历史的同时，也要记住梁思成等人的名字，居安思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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