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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书法探秘系列之——行书为何是五体的zhong xin

 天马行空_一画 2022-11-09 发布于安徽

——只要是中国人,一提到书法怕是没有人不知道“王羲之”;

———知道王羲之的,怕是没有不知道《兰亭序》;

——知道《兰亭序》的,怕是没有不知道它是“天下di yi行书”;

——那能称得上“天下di yi的”为什么只有行书,而“真、草、隶、篆”却没有这份殊荣?

这的确让人感觉到行书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和优势,那就让我们来捋一捋行书的前世今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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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书出现zui晚,却是zui成熟的书体。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书体,传为汉末刘德昇所创,成熟于魏晋。行书书写速度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识,所以说行书具有“书体zhong xin”的属性并不难理解。

行书出现zui晚,在此之前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已经趋于成熟,魏晋时期王羲之将行书升华到了相当高度,《兰亭序》作为行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充分展示出了行书的艺术魅力和内涵,也宣告了各种书体演变的完成。

从千百年来世人对王羲之作为“书圣”和其《兰亭序》的认同和传承看,行书无疑是认可度、接受度、传承度zui gao的,从书法史上看几乎没有哪个书家是不学行书的,而学行书是绕不开王羲之的行书。其根源就在于行书首先从实用层面是zui li xiang、zui bian jie、zui适于拿来满足日常需求的,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提炼、升华、总结,成为zui ju审美内涵的艺术表现形式。难怪还会有颜真卿《祭侄稿》和苏东坡《黄州寒食帖》这样的“天下di er、第三行书”。行书的zhong xin书体地位毋庸置疑、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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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擅“真行”,小王擅“行草”,都是以行书为基础,而攀上书艺ding feng的。行书与二王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艺术的契合,没有行书也就没有二王。因此,对行书的历史地位的认识直接影响对二王的认识。

二、五体在魏晋时期基本成熟,行书成为zui hou集大成的书体,zui ju实用性和艺术性。

首先,在隶书向草和楷书的演化上是一源二流的,二流zui houhe cheng行书。照通论,“草书是尽可能把隶书每字的笔画连接起来成为一两笔,”“楷书只是隶书的变体,所以又叫做“今隶。从字式来说,楷书和隶书的分别甚微。从字体来说,区别也不大,只是把横画改为收锋,把撇捺改为斜下或耀上罢了。”(古文字学家王力)。行书是草、楷的结合故而产生zui晚。隶、草、楷、行四体的演变关系可用下图表示(楷要稍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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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时期曹魏重臣钟繇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推动了楷书(小楷)的发展,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他与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南朝庾肩吾评其书为“上品之上”,所以,楷书在汉魏三国时的钟繇时期已经达到ding feng,正确地认定楷书的发展史,应该把gao chao、颠峰确立在这里,而不是唐。

王羲之以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在继承钟繇的基础上,赋予了楷书“古质今妍”的新风貌,《黄庭经》、《乐意论》横空出世。王羲之的楷书和钟繇有很大的差别。钟繇写楷书还保留一些隶书的用笔习惯,结字也是横长竖短,结字宽松,呈扁平之态。而王羲之写楷书则顺势而为,基本去除了早期楷书的隶意,结体紧凑,形态上也是修长挺拔,更加的遒劲秀美。

同时,王羲之的楷书与唐朝大家的楷书相比较的话,追求的是zi you舒展,古朴自然,并没有唐楷那样森严的法度去约束,给人一种天真烂漫的韵致感。难怪当唐太宗将收藏的《乐意论》让yu yong书法家褚遂良临摹时,褚惊叹不已,直接将其评为“天下正书di yi”!,可见王羲之把楷书又推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新高度,有这样一个基础也为王羲之的行书新高度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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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功用上讲合体都是以实用为出发点的,在遵循简化原则而形成的草、楷二体的实用性上,都比隶书有其优越性,但也有不便处。照王力先生的说法,草书主要是“字式”即结构的简化,楷书则主要是“字体”即笔画的变化。前者虽易写而不易读,后者虽笔画简化而结构依然复杂,书写亦不易。而行书则在结构与笔画上都加以简化,吸收草(“草之详”),楷(“真之捷”)的优点而舍弃其不足,成了易写易读的理想书体。作为“行世之广”实用的书体,行书是zui li xiang的,因而也是zui hou的、zui成熟的书体。而在审美性上行书尤是各体中zui wei成熟与理想的。

各种书体在发生时都以实用为目的,其艺术层次附着于实用层次上。随着历史的发展,审美艺术层次越来越上升,到现代可以说各种书体都失去实用意义,而以艺术层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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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书体发生次序也可以说,艺术审美性与历史发展成正比,发生越晚的书体,审美层次越高。这与人的审美意识自觉性的发展同步,是人的审美意识对象化的表现。粗略说来书体可分为篆、隶、草、楷、行五体。其中篆体包括甲骨、金文和小篆,所跨时代zui wei久远;草体中包括章草、今草和狂草,狂草的鼎盛时期是唐朝,“颠张醉素”把草书的抒情性推到了ji zhi,狂草尤其长于表现审美情感。“运用之际,轻重变化大,能使人觉有龙蛇飞舞,波涛起伏的美感。”因此,“草书是zui gao境界。”(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这是说狂草主要用来审美欣赏而不是实用。

总之,到了魏晋时期基本完成了由隶书演变出草(章草、今草)、楷而后又形成“行书”的过程,合体在魏晋时期都达到了鼎盛的成熟期,而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则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而行书也是zui neng代表魏晋风度的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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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兰亭序》魏晋时期,从书法到文字内容不难体会到士魏晋雅士们所具有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寄情于山水,悠游于山林田园之间,追求自然率性、适意洒脱,追求天真张扬的个性,一派潇散、恬淡的韵致。书法与文字内容浑然一体,“美文与美书”相映成辉,“天下di yi”当之无愧。

第三、就艺术表现容量言,行书是各体中zui wei宏大的。

.无论从用笔之审美要求,还是结体的复杂的审美变化,行书较之各体,都更加充分。这个话题很大,涉及以“二王—内擫、外拓”为核心的笔法体系,将在以后做专题论书。的在随后的讨论中,在此简略。

行书经实用而达于审美,或者说审美层次高度自觉而不舍弃实用层次而达到zui gao境界。历史对行书作出如此的规定,把它推向一个zui jia的会合点,使它成为历史积淀zui深厚的“zhong xin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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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书是感性和理性情感达到均衡的准确表现形式

从某种意义,经篆到行的五体演变史也便是人的本质力量、人性的展开史。篆隶书体凝结了人的童年时代的稚拙天真,富于想象和朴素的心理及审美的特征。假若把二体再分一下,那么篆是更早的童稚期,隶则是稍后的童年乃至少年期。隶书的恢宏开阔,雄浑厚重,很有少年期英雄性格的特征。草书的流动简括、挺拔飞扬,是少年至青年期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形式。章草固然是草书中实用性zui qiang的,但比起隶书来,这些特点仍是鲜明的。楷书则是自我约束的端庄严肃的青年至中年的特征,而行书的俊秀流畅是成熟性格的标志,是人追求的zui gao审美境界。

各种书体或倾向于理智,为理智型,如小篆和楷书;或倾向于情感,为情感型,如大篆和草书,特别是狂草。而书则是理智情感型,是一种均衡型。甲骨文似乎也是均衡性,是初级的,原始的均衡美,而行书则是在经历了情感与理智的充分发展后,在新的境界中达到的均衡,这是人性所向往的zui富有吸引力的均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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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性格中,均衡是zui gao的发展阶段,在审美理想中均衡便成为zui gao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行书完成后,书体不再发展的shen ceng文化原因。

在找到这个人性的zui jia契合点、zui li xiang的对象化形式以后,人们回过头把审美视野放到行书以前诸书体,并以新的审美眼光审视它们,在新的境界中创造它们。人们不是在审美领域卑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过去,象在科学领域那样,总是以先进取代落后,以现代取代过去,“觉今是而昨非”,而是欣赏过去创造的美。

这也是何以以实用为目的和功能的文字字体,虽然已经不实用,而在书艺中依然活跃而且yong bao qing chun的原因。甲骨文本来是神圣的占卜记录,不会任意写刻和存放的,现在则作为艺术品被进行种种方式的再创作。楷书本来是实用的,书写要求严格规范,但清人张裕钊的楷书对联已经墨水淋漓,用了涨墨。这在实用层次上是决不允许的。在现代派的创作中就更是个性纷呈,各树一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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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书体的演变不止于行书,人们就会把视力引向新书体的创造,在那里寻求着力点,表现某种东西;假若书艺发展不是以行书为zhong xin、颠峰,人们也不会以全新的审美视线,返回头去审视各种旧书体,在新水平上给以再创造而充实自己。

是行书这个历史选定的zui hou的理想书体,积淀、凝结着以往书体的全部精萃,而为人的审美创造提供了zui da的空间,并且带动了各种书体的艺术层次的飞跃发展。这就是行书作为书体zhong xin的全部意义与历史规定。

前人对行书的赞美也透露着这消息。例如姜白石《续书谱》即称为:务从简易,相间流行;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若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秾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

四、“二王”即是书法史上的“双圣”,也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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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人类的书写艺术推向zui gao峰。假若说西方人把其本质力量对象化诉诸于雕刻而创造了希腊神庙和一大批雕像,从而代表了人类的一种能力与才华,那么东方人却是把这种能力与才华投向书写艺术而造就了二王,从而同样是人类的骄傲。从这个意义上,“二王”不仅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不可撼动,即使站在整个民族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其贡献也是卓然的。

总之,魏晋时代的人文历史环境、五体大展的历史必然和行书所du ju的情感属性,无疑是造就“二王”缺一不可的基础条件,认清这三者的实质,便能开启解读“二王”的大门。不过羲、献虽并称“二王”,但在历史上二人不仅地位不同,并称而不并尊更是有抑有扬。这无疑不使我们要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角加以探寻,“二王”的魅力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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