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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家 许多知青朋友都把原来下乡插队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我也是。毕竟，知青们插队时间短的在那里生活了两三年，走得最晚的在那里生活了七年。不论早走迟走，都把自己一段青春年华留在了那里。那份对第二故乡的眷念之情是真切的，虽然凝成这份感情的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故乡和家还不一样，故乡是一种眷念，有了机会总想去看看，探望探望那里的乡亲、那些曾经一起艰苦劳作的朋友。而家却不是这样。家，是心的归宿，是自己想要和至亲长辈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生活的地方，是尽一切可能要回去的地方。
车轮滚滚，把我们送到了遥远的地方，与自己的家远隔千里。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转眼间就变成了农村孩子，或者说变成了农村青年。艰苦的环境，炎热的气候，劳碌的农活，枯燥的生活，如果是少数民族村寨，还有与乡亲们互相听不懂的语言障碍。更有那些地少人多的寨子，知青下去分享和稀释了老乡们的劳动价值，由此产生的无法回避的矛盾。这些东西汇聚在一起，对知青们形成了物质的、精神的巨大压力。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知青们的内心就萌发了要摆脱压力的愿望和冲动。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过上一种有归属感的生活，或者至少是回去短暂地感受一下家的呵护和温存，就成了知青岁月里始终不渝的向往。带着对未来的企盼和对家的向往，知青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试探和努力。 说实在话，要让这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长期呆在一个艰苦的地方好好劳动，真的很是勉为其难。虽然许多知青做到了，不少知青则采取了躲避的态度。
下乡不久，听说有的同学办了家庭照顾、病残手续没有下乡，有门路有办法的知青就想方设法办家庭照顾、办病残回城。那时办家庭照顾办病残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批准了的就回城，没有门路没有办法的就办不了。于是就听说有的知青用锡箔纸剪成小圆片贴在后背某个地方，X光一照居然就“确诊”为“肺结核”。也听说有知青吃了某种药物可短时间内心率紊乱，拿到了心脏病的诊断书。关系过硬的，那就不用费事了，反正诊断书就是医生造出来的，让医生编造一个就是了。也有真的得病了办病残回城的，我们插队的陇川迭撒乡就有两位女知青承受不了那种环境的折磨，闹精神分裂，疯了，办病残回昆明了。至于办家庭照顾，那大概主要就是靠关系了，家庭困难不困难，是人说的，怎么说，看关系。更有能耐的，那就招兵走，特招，部队来两个人，拿个文件，点着名要人，带走就是，让旁人眼热的不得了。陆陆续续，还真的走了不少人。至于真的因为病残或家庭有困难，办了手续回去的占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有知青是两姊妹三兄弟一起下乡插队，要说是该照顾吧，可也是最后“一锅端”招工才回城的。我心里多多少少有些耿耿于怀的是，当年到家里动员我们下乡的是一位老师和“文革”初期非常活跃的一名同学，这个老师的儿子和这名同学却都没有下乡。 没门路没办法的，回昆明探亲总可以吧。有的知青，回昆明探亲，一住半年一年，听说有招工的风声才赶下来。有的才下来没几天又想回昆明，但是，规定两年才有一次探亲机会，过怒江大桥可是必须有边境通行证的哦。怎么办?也有办法。可以叫家里发个电报下来，“老人病重，速归”即可。也可以把上次用过的通行证拿涂改液一抹，重新填上日期就可以了。那时社会没现在这般复杂，桥头哨兵的警惕性没现在这般高，也没有现在这样的鉴别水平。我认识的几位知青朋友都用过这个办法通过怒江大桥，曾经传说有一张通行证用过三回。为了回家，游水泅渡怒江的，翻越高黎贡山的，钻空油罐车的，都听说了。也因此闹出了悲剧。
幸存知青施子杰 我一个校友兼街坊小施，他们一行三人想翻越高黎贡山绕过怒江大桥回昆明，在积雪的山上迷路，两个同伴在冻饿累中不幸丧命。三个知青钻油罐车，负责任的驾驶员发现油罐盖罅着，把罐口盖好扭紧，三人死于非命。也听说渡江被滔滔江水吞没的，尸首都没有找到，那向往着回家的魂魄，至今还在缅甸萨尔温江上漂泊着吧？这一切，当时在知青中也有传闻，但都被上面“辟谣”了，说是不要听信“阶级敌人”的谣言，许多年以后也都在有关资料和知青文学里得到证实。这一切，只是为了回家，回到那个自己心灵的归属。这些年老知青聚会时，会有知青朋友自我夸耀地描述当年如何伪造病情，成功办病残回城的往事。有一位知青朋友更是多次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如何为朋友涂改通行证和翻墙进派出所偷户口迁移证的往事，个中有多少真实多少编造，则不得而知。至少，反映出了知青们为了回家而费尽心思，甚至不择手段。
还有一部分知青，说不清是躲避还是为了追求，下乡不久就到缅甸参加了缅共人民军，其中我知道的就有几位在战斗中牺牲了，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家。甚至，他们死时的身份、国籍，到现在还似乎面对着如何认同的尴尬。我自己，因为知青朋友犯案无端受牵连，不堪忍受某些公安人员无数次的传讯、长时间大吼小叫的盘问，怀着逃避的想法跑到了缅共征兵站。只是在了两天后，仔细看了想了感到还是没有什么前途。思忖着不能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幡然醒悟，悄悄地去，第三天晚上又悄悄地跑了回来。拐回来两套军服，算是额外的收获，那年代，穿一身军服是很让自己感到得意的事情。 大多数知青心怀良好的愿望，希望以自己努力的劳动、认真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推荐，获得回城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家。尤其是1971年昆明的企业单位到外五县招走一批知青以后，大多数知青更是对招工回城充满了希望。每一次有昆明单位下来招工，都会引起知青很大的骚动，生产队大队干部往往会受到不少请喝酒的邀约，也可能会收到一双解放鞋、一个热水瓶、几听火腿罐头或是一条春城烟之类的意外礼物。公社和县上知青办那边的情况当时也有不少传闻，我不知道实情，不好描述。招工的程序大约是生产队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初审、公社政审、县上和招工单位会审批准。更多的知青，则是以自己“认真接受再教育”作为心理上的“资本”，焦灼地等待着幸运的降临。招工单位也往往会带着一个名单下来，与县知青办、公社知青办“商量协调”，带走他们名单上的人。每一次招工回城的，既有认真劳动“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也有不大出工闲游浪逛的知青，甚至有前几天才从昆明赶下来的知青。一阵热闹过后，每次都有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也总有人带着失落和茫然送走自己的同学、农友，回到各自的寨子，继续跟着社员们出工劳动，继续过着那种既不是家又不是漂泊的日子。中间，也曾经有过几次大学、技校招生，招的叫做“工农兵大学生”。不知道招生的标准和程序是什么，反正不用考试。只要有来招生的，和招工一样会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然后就有不多的一些人离开农村上大学、技校去了。
过了一年又一年，寨子里知青越来越少了，招工的消息也越来越少了。感觉一大半知青都走了，有的寨子只剩下一两个知青。我们不知道招工的政审是个什么标准，老走不了的，大多也说不清有什么问题，但是看下来家庭成分不好的似乎多占了大多数。我所在的曼彦寨，下去时二十二个知青，到1974年底就剩下我和同班女生小包了。小包家庭成分好像是旧军人。我父亲是抗日远征军的侦察兵，那年头算是有历史问题，又是厂里的“反动技术权威”。文革时不知道按照什么逻辑把“侦察”界定为“特务活动”，被厂里的造反派当做“国民党特务”关押批斗。再加上我自己受朋友犯案无端牵连的事情始终没有了结，那就更没有指望了。虽然每一次有单位来招工，寨子里的“贫下中农”乡亲们都推荐我，但是都没有下文。看着一批批知青离开，自己心里想着，恐怕真的是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1974年3月，我因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有幸作为陇川县代表团成员之一，到陆良县参加了“云南省农业机械化现场会”。回程时在昆明住了三天，那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因为父亲在单位受批判只发一点生活费，家里生活极为困难，我不敢回昆明探亲，不想要家里花钱。在昆明停留的三天里，听到一个传闻：说是中央已经开过会，要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我把这个讯息带回陇川，告诉了知青朋友们，有的知青已经从其他渠道听说了，大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是，之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知青们又重新回到绝望的等待中。大约是这一年的五六月，远离昆明的云南天然气化工厂、临沧商业局、冶金三矿、开远汽车总站、保山汽车总站等单位也陆续来外五县招工了。在不情愿又无可奈何中，有一些知青走了。毕竟是进了单位，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了。 看着知青越来越少，走不了的人开始着急了。下乡时二十二三岁的老高中生们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就算是老三届初一的知青们，也已经二十四五岁了。自己年纪老大还前途未卜，又远离已经年迈的父母，不能服侍尽孝。少数有机缘的知青在当地混得了一份代课教师之类的工作，打算不走了。几年来陆陆续续也有不多的一些知青与当地老乡结婚，走不了了。知青们继续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瞪大眼睛期盼着那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出现的光亮。 终于，大约在1975年春节后不久，听说要将插队的知青一锅端招回昆明了。这一次动静可大了。好多知青都接到了家里传送好消息的来信，而且说是哪个哪个局、哪些哪些厂都接到指标，已经在做准备工作，要安排人下来招知青了。我们不知道招工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也不知道是不是非常难做，反正招工的消息是一阵紧过一阵，两三个月过去，就是不见招工的人下来。不过，知青们却已经在做自己回家的“准备工作”了：养着的猪鸡杀了，邀约三朋四友喝酒庆贺；囤子里的粮食卖了，喜欢吃什么买了吃；菜园子里的蔬菜也只吃不种新的了；用得很顺手的锄头砍刀铎铲连同放牛用的竹弹弓，都去了新主人家；锅碗瓢盆水缸桶，跟要好的乡亲们说好了，到时候送你们；有的知青，就连铺盖蚊帐都预约送了人，只想甩着两个“锭子”回昆明了。
转眼到了八九月，芒市、瑞丽、梁河、盈江的招工已经开始了，有的知青办完了手续，在启程之前还跑到缅甸的木姐、南坎、洋人街等过去没去过的地方到处看看。看来招工的事“黄”不了了，但为什么陇川没有动静呢？困惑的等待中，那些把粮食什么的卖得太干净的知青已经四处“讨荒”了。过完国庆节，传出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县革委向州革委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把陇川的知青留下来，由县里安排工作。知青们愤怒了！在一些人的串联下，许多知青聚到县知青办外面，喊口号、送请愿书、骂骂咧咧。大家对一位现职军人担任主任的县革命委员会还有些敬畏，没敢直接冲击县革委，而把矛头指向了县知青办。请愿书从信签纸变成了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从请愿扩展到了声讨，进而扩展到揭发知青办某某人县上某某人的见不得人的隐私或是对知青的恶行，贴满了县城半条街。那时候，陇川县城一共就一条两三百米长的街。那些揭发的内容，不知是怎么“发掘”出来的，也不知有多少真实性。县知青办先是之乎者也搪塞，到后来干脆回避躲闪。
聚在县革委门口的知青越来越多，最多时有三百多，情绪也越来越激动焦躁，口头上和墙上大字报的言辞已经带着明显的威胁和谩骂了。十多天以后，县革委办公室出面“澄清”：县上没有向州上打过什么报告。招工工作没有及时启动，是因为县里有其他要紧事情耽误了。招工马上就启动。有愿意留下来的知青，县里非常欢迎；不愿留下来的，县里一个不留。很快，招工真的启动了，一车又一车的知青踏上了回昆明、回家的路程。来的时候坐的是大卡车，回去坐的是大客车，招工的单位全部是市区企业。大家颇有些沾沾自喜的说：末班车开往市中心。到十二月底，除了不走的和走不了的，陇川的插队知青们全部回到了昆明。 插队的后几年，我和南冬寨老郭都是在寨子里开拖拉机。我俩至今仍为得意的是，在那十多天近乎造反的请愿抗争中，我俩也不去拉货了，每天的主要事情是用两部拖拉机把百十来个知青从章凤拉到二十八公里外的县城，晚上又拉回来。不过，一个三吨拖斗载着四五十个人，在山路上晃晃悠悠颠簸着前行，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 招工，回到昆明，回到我们的家。对于我们来说一段经历、一段历史结束了。但是，对于那段经历、那段历史的回忆和思考，却不会结束，也不应该结束。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有人刻薄地说：全中国那么多人从小就生活在农村，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离开农村，知青下农村几年有什么好嚷嚷的。这样的言论其实不值一驳。且不说从伦常亲情来讲，十多岁二十岁出头就流放似的去到远方的孩子，想要回到自己父母亲人身边，是天然的人性所使然。光是老三届知青就有400多万，他们后面又有一个更大的亲人群体。在知青下乡插队的日子里，上千万人一同承受着煎熬和伤害，这难道不是一出巨大的人间悲剧？就社会发展的趋向来讲，城市化和人口流向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知青们向往、追求，甚至是抗争，要回到城市，恰恰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再见了，七年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再见了，养育了我们七年的那片土地。再也见不到了，我们逝去的青春。再也不想见到了，那推搡着我们蹒跚前行的多舛命运。 （写于2014年4月16日） 当年震惊社会的昆明知青
知青死亡事件发生后，虽然腾冲、陇川两地的领导和县“再教育”办公室封锁消息，要求当事人不准消息外泄，但仍然引起了社会及云南下乡知青的震惊。 同时，关于知青为了返回昆明，躲开江桥边防检查站边防军的截堵而泅渡瑞丽江被暗流涌动的江水冲走、躲在卸空后的油罐车里过检查站最后被闷死在油罐车里、女知青为了搭乘便车回昆明,受到不良货车驾驶员的侮辱和强奸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我和施子杰、丘林、吴先明三人虽然都是昆明三中的同学，但他们三人都是初68届的初一学生，而我是高68届的，所以与他们互不认识，虽然我一直想对事件的幸存者作一个采访，但一直都未能如愿，直到我组织了两次同学下乡40周年返乡游活动后，才打听到施子杰已在陇川的傣族村寨安家落户，并招工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经过近一年多的电话联系，最后终于与施子杰联系好，于2011年5月16日在昆明金马坊附近的一个餐厅，实现了采访施子杰的愿望，以下为采访记录：
口述人：施子杰 一. 请介绍一下你们三人的基本情况 我们三人都是昆明三中1968届的初一同学，我（施子杰）和丘林在初682班，吴先明在初688班，1969年2月到陇川县插队落户，在学校时我们就是好朋友，文化革命期间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的无聊生活使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玩，打发无聊的时光。 二. 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萌发了要翻越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返回昆明的想法？ 当时我们还只是17岁的学生娃，从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昆明来到当时落后的云南边疆陇川县农村，丘林和吴先明还好，分在坝子的傣族村寨，而我则分到了贡佤山区的景颇族村寨。
在昆明过惯了城市生活和自由散漫日子的我们，一下子来到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的边疆民族地区，悲观、无助的心态导致了我们3人都无法安心农业劳动，经常相约到章凤街的茶室和咖啡馆闲聊、打发时光，自然引起了社员的不满鄙视。悲观的心态和令人压抑的生活环境，首先使倍感压抑和失望的吴先明萌生了想办法回家的想法，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到昆明的提议得到了不甘心在边疆当一辈子农民的丘林和我的响应，并开始为徒步翻越高黎贡山的行动进行准备。 三. 为翻越高黎贡山回家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 1969年是中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年，当时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外五县(现德宏州)的知识青年要想乘车回到昆明必须经过大队（乡）领导、公社（区）领导、县再教育办公室批准，再到县人保组（公安局）领取《知青通行证》，否则沿途必经的瑞丽江上的畹町桥、怒江上的功果桥、惠通桥等关卡将把你阻挡在波涛翻滚的大江那边。而按照程序去办理通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下乡第一年知青要申请通行证回家除非是家里死了人。因此，吴先明在思乡和倍感压抑的困境下，发出了不想干了、回昆明的提议后，立即得到了丘林和我的响应，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行动，踏上了命运多舛的“不归路”。
翻越高黎贡山回家的方案确定后，3个人私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在户弄乡向一个腾冲老人打听到一条旧社会走私贩私的通道，并按老乡的指点绘制了一个简易地图。这是一条从腾冲的界头通向保山的上江，再从保山的瓦窑走到大理的漾濞，这样可以越过高黎贡山并可躲开云南滇西重镇保山县的检查的走私通道，但这条路解放后已很少有人走了。行前，有不少同学都想了解这条路线，并让我们画了地图，如走通了好多知青都将按此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回家。为应付复杂路况，我们还在章凤做了依托芭蕉树杆和背包带泅渡江河的实验，甚至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问了此行的凶吉，但在得到此行不吉利的凶卦后，仍未能阻止我们壮士断腕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在做行前的准备，并于1969年9月12日带了6盘军用背包带和简单生活用品，买了一斤半饼干就离开陇川，开始了回家之路。
四. 请介绍一下那几天不堪回首的“回家之路” 1969年9月12日按照约定的出发时间，分别从各自的村寨出发，来到了施子杰兄妹插队的芒胆寨子集中，开始了徒步回家的行程。 第一天（1969-9-12）通过艰苦的的跋涉，从当时陇川县的城子乡芒胆社沿着被野草遮蔽、灌木丛生的山间小路爬上了高度仅次于高黎贡山的陇川王子树山区住了一晚。
第二天（1969-9-13）从陇川王子树沿山间小路下到梁河县的坝子勐养区找同学杨炯明住了一晚。第一、二两天的山路虽然不好走，但在回家的信念支持下，轻松的翻越了几座原始森林覆盖的山头，两天的行程近80公里。 第三天（1969-9-14）从梁河沿着平坦的公路来到腾冲县的荷花乡，与陪同而来的杨炯明等3位同学在农田里找了一个窝棚里住了一夜。 第四天（1969-9-15）一早，与专程来送别的同学告别，似乎有什么预感他们几次劝我们不要走了，去意已定的我们与3位知青同学告别后，向腾冲县的曲石进发，当晚在曲石住了一晚。
第五天（1969-9-16）从曲石走到腾冲的界头，此时，已进入高黎贡山的地界，我们在一个叫陈家坡的生产队找到一个知青户住了一晚，天亮后正式翻越高黎贡山，到下午4点左右到达山顶时，遇到了几个到高黎贡山的汉族采药人，再次向他们咨询了是否能通往保山的上江，并得到了确定的答复。尽管还未进入高黎贡山的密林深处，但在翻越大山的途中，已能看到山脚下的怒江，途中还能看到了野牛出没。天，逐渐黑了下来，本来就很不明显的山间小路被茂密的山草遮蔽了，但为了找一个歇脚的地方，我们仍摸索着往山下走，甚至依靠着背包带互相拉扯着往前行走，已经感到迷路的我们，只得在一个石块处歇下来，寒风中我曾经提议我们折返回去，找采药人住一夜再说，但吴先明提出我们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没有必要折返回去，这样我们在寒风中度过了一夜。 第六天（1969-9-17）天刚亮我们就开始找路，从我们昨晚歇脚的地方可以看到，只要过了我们眼前的山沟就可找到对面山上的那条小路，但下到山脚后，我们转来转去都绕不出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条所谓的走私贩毒通道，解放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已经很少有人走了，原来的山间小路早已被山草覆盖。就这样反复的找路直到天黑都没有转出谷底，这时，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只得找个地方烤火喝水，仅剩的一小点饼干也在谦让中吃完了，我们在又冷又饿中熬过了一夜。
第七天（1969-9-18）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被困在原始森林里的我们开始慌张了，我们不断地用背包带连接起来往下探路，但看到前方是70-80米的悬崖无法通过。身体忍受饥饿、寒冷、疲惫已经快到局限、不祥和恐惧笼罩在我们三个人的心里，我再次提出只能往回走，去找挖药人讨一点吃的再说，精疲力竭、又困又饿的我们直到夜里才摸索着回到采药人的窝棚，因为下雨采药人已回去了。我发现窝棚里有个被丢弃的南瓜，我把腐烂的部分抠掉后吃了一点，还能吃，我让吴先明和丘林也吃一点，但他俩不想吃并倒下睡去。 第八天（1969-9-19）早上醒来我看到吴先明已是奄奄一息，喊也喊不醒了，丘林有气无力的在旁边说已无力回天了。这时天已放晴，可以听到山脚下的水流声，几天没有喝到水的我们连自己的尿都撒不出来了，丘林叫口渴，但我和丘林已气息奄奄，迈不动双腿。我迷迷糊糊中大约到下午4点多钟醒来已不见了丘林的身影，我努力地叫喊丘林，听到丘林回话说“我去喝点水就回来”，并艰难的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但到天黑都不见他回来，再喊已没有回应了。事后救援人员告诉我，其实丘林倒下不起的地点离窝棚也只有20米左右，身边还准备了有一个可以盛水的香烟筒，最后的时刻他已经无力张嘴喝水，也无法将水带回来，永远的倒在了高黎贡山的山涧旁。
第九天（1969-9-20）进入昏迷状态的我，不断地产生幻觉，一会觉得已经回到昆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大约到了下午时分，我隐约听到山上有人讲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我拼命喊救命，大约断断续续的叫了10来分钟，也没有声音回应，我不断咬自己的嘴皮，强迫自己不能昏迷过去，拼尽最后的力气不停的喊救命，一直到采药人进入窝棚。我告诉他们，我们是陇川的知识青年，请你们救我一下，由于当时正值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边防的年代，他们几人在窝棚外商量了一下，排除了我们不是“阶级敌人”后开始救援，至今我都记得是一个叫陈善朝的采药人把我背到他们的窝棚，并用白糖煮了一点酸木瓜水小点小点的喂到我的嘴里，到了晚上又煮了一点清稀饭给我吃，慢慢地我恢复了一点体力。 第十天（1969-9-20）次日一早，采药人让我在窝棚里休息，他们去找丘林，回来后告知我丘林已死在山泉水边和准备打水回来的情节。原准备在山上采药10天的采药人商量了一下后，与我协商，让我尝试着在平路上由他们搀扶着自己走一下，到爬山时由他们轮流背我，先把我送到村里，然后向公社汇报请求公社派人到山上处理丘林和吴先明的遗体，就这样我幸运的活了下来。 五. 死人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做了些什么工作？ 采药人把我送到村里后，立即向当时的公社领导汇报，公社立即向腾冲县领导汇报。当时正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派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殷农率云南省知识青年慰问团在保山地区和外五县进行慰问，刘殷农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腾冲县领导马上将伤员送到腾冲县医治，指示陇川县“再教办”派专人到腾冲安抚慰问伤员，处理善后。这样，我1969年9月23日被送到腾冲县医院医治，次日陇川“再教办”人员赶到腾冲，到医院看望了我，然后去为丘林和吴先明的后事做准备。 1969-9-25日陇川县再教办负责人范志文带领善后工作组在腾冲采药人的带领下，带着买好的丧布和棺材板等物品上山，将两人的遗体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出事地的山头上临时打了两口棺材就地掩埋，在坟头上立了木墓碑。 六. 这件当时震惊社会的知青死亡事件，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如何处理？
出事以后相关部门做出决定，可以通知家属，但不准到边疆探视。丘林和吴先明在昆明的家人接到昆明市革委会再教育办公室的通知，到市革委会拿到了一张高黎贡山上二人的坟头照片，并明确告知不能到边疆探视，不准外传。陇川县的军代表在我在腾冲住院的10多天中，也多次到医院交代我不能将事件外泄，1969年9月28日回到了陇川的生产队后，队里也按上边的要求一再交代不能向外讲，所以，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件事，但事件的影响还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多年以后已被人们淡忘，后来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当时出事的山上看望丘林和吴先明的墓地，但已经没法找到了。（采访结束） “他们俩已经回家去了” 丘林：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2班学生，享年17岁。 吴先明：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8班学生，享年17岁。 我十分感谢知青施子杰接受了我的采访，尽管听说当年陇川县史志办的人也采访过施子杰，但采访的的文书只是留作存档，更何况没有知青经历磨练更没有知青情感的史志，是不能把当时那撕心裂肺的煎熬和处于深度绝望和恐惧的情景很好地体现出来的，更无法理解当时处于最底层的知识青年为何冒着生命危险去翻越高黎贡山回家，所以笔者希望在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山上运动43周年，也是当年发生昆明知识青年翻越高黎贡山饿死、冻死深山43周年的日子，尽可能地把当年的这一事件，对事件的幸存者施子杰的采访，通过知青口述历史的形式，把事件还原出来，同时也为是抢救知青历史文化做出努力。 口述人：施子杰 昆明三中1968届初一2班学生，1969年2月知青插队到云南边疆陇川县，与已故的丘林、吴先明一同参加了当年翻越高黎贡山回家的行动，是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回到插队的陇川县章凤公社户弄乡，在后来的知青招工时到了陇川景罕糖厂工作，并与本村的一个傣族姑娘结婚，安家落户在陇川景罕镇芒旦村，至今生活在边疆过着平静的生活，生育了两个女儿已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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