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本文1.4万字，阅读需要30分钟，有空再看。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距今230年），云南省大疫。一位20多岁的年轻诗人，叫师道南，当时他亲眼看到了身边瘟疫的残酷状况，写了一首异常恐怖的诗，叫《鼠死行》。“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1792年，鼠疫在我国云南开始，死了很多人，具体多少已经无法统计，反正师道南的《鼠死行》让我们毛骨悚然。更让人唏嘘的是，成诗后不久，师道南自己也因为感染鼠疫而死亡，享年28岁（1772-1800年）。
上述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记录很清晰的鼠疫流行。换句话说，很多学者认为，乾隆末年（18世纪末）我国才有真正的鼠疫流行。在这以后，我国鼠疫流行记录开始增多，比如1894年左右珠江三角洲的流行，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以及后续的东北第二次鼠疫、内蒙古鼠疫等等，直至建国后鼠疫流行才被遏制住。有人疑惑了，乾隆之前，难道国内没有鼠疫么？中国古代那么多次瘟疫，难道就没有鼠疫么？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牵涉甚多，其中之一就是，传统医学是如何面对鼠疫的。西方医学又是如何处理鼠疫的。两者有何异同？上述我们讲的1792年云南省的鼠疫，那是证据确凿的，因为师道南的诗记录了，相关的县志也都记载了，死了这么多老鼠，死了这么多人，甚至十室九空，一家死绝，足以看出这个瘟疫的传染性多猛、多恐怖。
后续研究表明，人间鼠疫流行之时或者之前，往往有鼠间鼠疫，也就是说，会伴随大量老鼠死亡，这是判断瘟疫是否为鼠疫的根据之一（也不绝对，1910年东北鼠疫时就没有大量老鼠死亡的情况，直接是人传人）。后来我们知道了，鼠疫杆菌首先在老鼠身上传播，经过跳蚤咬了人才传播到人身上，病人淋巴结肿痛，这时腺鼠疫。另外，患了鼠疫的人可能有肺部症状，呼吸道会排除很多鼠疫杆菌，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造成鼠疫剧烈扩散（想想现在的新冠），这叫肺鼠疫。那是否真的从乾隆末期开始我们中国才出现鼠疫流行呢？有不少学者不认同，因为他们从古老的县志、史书等地方上能看到类似鼠疫的记载。
比如医史学家范行准（1906-1998年）就说：鼠疫可能在我国2世纪左右就已经由印度传入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东汉末年张仲景（约公元150-215年）在他的著作《金匮要略》（金匮要略属于《伤寒杂病论》的一部分）里面就提到”阴阳毒“这个东西。《金贵要略》说：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范行准认为这个阴阳毒的描述，可能就是鼠疫，起码包括了鼠疫。现在我们知道鼠疫包括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鼠疫等几种，腺鼠疫重点症状是高热、淋巴结肿痛、呼吸急促等；肺鼠疫则高热、吐血、呼吸困难等；败血症性鼠疫则高热、浑身出血、凝血紊乱，死后皮肤紫黑色，俗称”黑死病“。鼠疫死亡率巨高，肺鼠疫、败血症性鼠疫几乎死亡率100%。
张仲景的阴阳毒跟鼠疫的症状有些类似，但是叙述很简略，很多学者认为不能据此认为讲的就是鼠疫，毕竟那时候也没有说死了很多老鼠，也没有说这个病有传染性，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1894年才发现鼠疫杆菌），也就没办法确认是鼠疫。即便有，那也是只是零星记录，并未造成大流行。到了唐代，著名医药家孙思邈（公元541-682年，年龄有争议）主编的《千金翼方》也提过类似鼠疫的症状，比如”凡恶核似射工，初得无定处，多恻恻然痛，时有不痛者，不痛便不忧，不忧则救迟，救迟则杀人，是宜早防之......初入粟或麻子，在肉里而坚似皰（同疱），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臾则短气。“
孙思邈这个记录很明显是个淋巴结肿大、疼痛，并且进展迅速，伴随寒战、气促，很快就死亡.....的确类似腺鼠疫的描述，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就是鼠疫，一则当时没有官方记载，二则没有提及传染性、死鼠等情况，远不能据此认为就是鼠疫。
到了金元时期（公元1115-1368年），史学家们认为当时有鼠疫的可能性已经很大，比如曹树基（1956年至今，当代历史学家）写的《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和范行准（1906-1998年）的《中国医学史略》都有相关论述，这里不表。
历史继续推进，进入了明朝中后期，类似鼠疫的描述开始增多了。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全球历史来看，全球一共经历过三次大鼠疫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流行发生公元6世纪（7、8世纪仍有波及），流行中心在西方的东罗马帝国，总死亡人数20万以上。这个时期相当于我们的唐朝时期，当时我们没有确切的鼠疫大流行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实际是1346-1665年），整个15、16和17世纪的前部分都在流行鼠疫，中心仍然是西方欧洲，据说欧洲死了一半以上的人，相当恐怖。也正因为鼠疫（黑死病）大流行，西方急需医学救助，借此契机才推进了人体解剖学的发展，以及后续系列现代医学科目的进展，这里不表。第三次世界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一直道20世纪中叶（差不多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间），流行中心有部分是我们国家，包括1910-1911年东北鼠疫、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东北鼠疫、内蒙古鼠疫等。
第二次大流行的时间，正好是我们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欧洲鼠疫如火如荼一天死亡1万人以上并且获得”黑死病“（black death)这个恐怖的名字，并且欧洲的船队已经开始全球大探索了，世界已经开始紧密接触联系了，明朝真的可以独善其身么？
虽然没有官方明确记载明朝时有发生鼠疫，但通过各种史料、县志综合来看，学者们认为，明朝后期起码爆发了两次规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疑问又来了，1894年才发现了鼠疫杆菌，在这之前学者是如何判断当时的瘟疫就是鼠疫呢？
最早是鼠疫斗士伍连德（1879-1960年）提出的，伍连德1911年成功组织扑灭了东北大鼠疫后，声名大噪，后来他在在《鼠疫概论》（英文版）里指出：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几条关于鼠疫症状德资料中，有一条关于1644年山西鼠疫流行德记载特别重要，地方志德作者不仅记载了患者项部（颈部）和腋下长有硬血块，而且还记载患者会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这是目前有关中国肺鼠疫德最古老德记载。明朝万历《山西通志》卷二六《祥异》条下记，潞安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无故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还有在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德《潞安府志》也记载说：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腺鼠疫会有淋巴结肿大，尤其是腋窝、腹股沟淋巴结，后期可能会有继发性肺鼠疫，出现吐血，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人传人，死绝一家。这样的历史记录，很多学者都认同，虽然没有确切的死老鼠记载，也没有确切的细菌学证据（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894年才发现鼠疫杆菌），但通过患者、死者的症状描述，十有八九就是鼠疫了，何况明代末年兵荒马乱，死人无数，又正好欧洲那边鼠疫大流行，传过来东方这边也是完全可能。更早一些的时候，在明朝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还是《山西通志》记载：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如此巨大的传染性，死亡率，所以学者也认为上述是鼠疫，虽然没有确切证据。
明朝末年，瘟疫更是没有停过。尤其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在位17年间，更是如此。据《明史·五行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东疫。为什么大家认为明末大疫就是鼠疫呢？还是从文献记载的症状来判断。
比如当时顺天府通州志：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当时人们还没有鼠疫这个名字，所以把这个疫情称之为疙疸病，实际上应该是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你想想看，腋窝、腹股沟、颈部等多初淋巴结肿大疼痛，看起来异常恐怖，甚至还有淋巴结溃烂这，传染性又高，以至灭门。
昌平州的记载相同，（崇祯）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见则死，这是肺鼠疫的症状了，因为肺鼠疫是呼吸道传播的，而且传染性巨强，如果没有防护，见面说话探望的确很容易传染。
虽然当时没有死老鼠的记载（不一定要有死老鼠才能认为是鼠疫，比如肺鼠疫就不一定有大量当地老鼠死亡），也没有鼠疫杆菌的佐证。
真正有直接证据说明是鼠疫流行的，直至文章一开头的清代乾隆末期（1792年），云南省的那次大疫，师道南的记录非常逼真，而且骇人听闻。然后就是后来的1894年左右在珠江三角洲附近爆发的鼠疫，以及1910年东北大鼠疫等等。
鼠疫这么恐怖，潜伏期又这么短，腺鼠疫潜伏期数天，肺鼠疫潜伏期短至数小时，在还没有抗生素时（1944年链霉素才面世），腺鼠疫病死率约在50%-90%，肺鼠疫90%以上，败血症性鼠疫几乎100%，那我们是如何应对鼠疫的？传统医学有什么办法？西方医学效果又如何？我们一步一步看。瘟疫大家都懂，古代的瘟疫，其实就是现代讲的急性传染病。传统医学对瘟疫是有认识的，毕竟每朝每代都会有瘟疫发生，并且有相关专著。比如最早的《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末年张仲景（约公元150-215年）写的，张仲景被后世尊称医圣。张仲景所在的年代就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东汉末年，三国，各种战争，各种死人，当然也会伴随各种瘟疫。
《伤寒杂病论》这本书里说的伤寒，实际上是指一切外感病（就是由外界病因导致的疾病）的总成，当然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里面很深奥，大家知道其里面就说到了瘟疫方面的知识就好了。当时瘟疫频繁，张仲景的自序说了，他见很多人死于伤寒（包括瘟疫），所以博采众长、结合自己的经验，就写了这本书。
说句题外话，我们后人是看不到《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了，这本书已经散佚，幸运的是张仲景的弟子王叔和（公元210-280年）等人着手整理了当中一部分内容，取名为《伤寒论》，到了宋代，又有人发现了《伤寒杂病论》的另外一部分内容，经过修订删改，取名为《金匮要略》。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都属于《伤寒杂病论》的内容。后续一千年里，也有不少瘟疫方面的著作，我不展开讲。关于防疫一些观念，简单讲一下，有资料显示，从秦朝开始就有了隔离疫病患者的立法。晋代采取隔离措施已经成为制度，规定如果朝廷中大臣家里超过三人患了疫病，即便大臣本人无恙，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觐见。处理疫病死者遗体也是控制措施之一，秦朝后开始，凡是遇到疫病流行，官府一般都会主动掩埋患者遗体，宋代的统治者在每一次灾害过后，都会用奖励方式招募僧人掩埋遗体，不管是为了“市容市貌”还是出乎杜绝传染病的观点，反正就这么做了。宋代瘟疫种类也很多，比如文献记载的伤寒病、时气病、痢疾、痘疮病（即天花）、大风癞疾（即麻风病）、麻疹、瘴疫等等。宋代统治者处理瘟疫是很积极的，比如建立各种医学机构、组织编撰医学方书、培养医学人员、积极研发抗疫药物等等，史料记载，宋仁宗曾在疫病救治中拿出贵重药材通天犀救助民疫。
宋代官方医书有很多，比如《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庆历善救方》等等，医生们亲赴灾区诊治患者，归纳总结病因病机，精炼医方，撰写医书，这都是有记录的。
到了明清时期，瘟疫频发，上面我们也讲了。明朝末年就有一位出名的传染病学专家，吴又可（1592-1652年），江苏人，他写了一部论述瘟疫病理证治的专著《瘟疫论》，相当出名，影响深远。吴又可在书中详细阐明了疫病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当然，没有涉及到病原体这些东西），以及辨证论治的理法，创造性的提出“戾气”这一概念，算是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在他之后，又出了很多研究瘟疫的医家，形成以瘟疫防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瘟疫学派。当然，这些专著、方药治疗当时的瘟疫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考证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循证医学证据，当然，没证据不代表没效果。上述我们讲了，国内第一次有确切证据的鼠疫记录是乾隆末年（1792年），中国云南的鼠疫。而在之前，比如明朝末年，我们分析认为可能是鼠疫，但没有明确证据，那分析当时的治疗方法就意义不大，更别说宋元、隋唐、秦汉时期的治疗了。1792年，师道南记录的那次云南鼠疫，死了很多人，按理来说，当时那么多医家，应该多少会有一些治疗方法流传下来，即便并无多大效果，起码也会有人去钻研这个问题，但我查阅一些资料，并没有找到当时比较出名的治疗专著和方药。直至清末，广东鼠疫大流行，才真正看到有鼠疫方面的治疗专著。
从世界范围来看，广东珠三角这次鼠疫大流行，属于世界第三次大流行的一部分。史料记载，这次大流行始于云南，后传至广西北海，广东的廉州、高州、雷州，还有广州、香港。1894年（恰好甲午战争那年）前后珠江三角洲流行最为严重。
1894年很特殊，除了甲午战争开始，还有就是瑞士人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年）在香港鼠疫爆发后发现了鼠疫杆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抓到了鼠疫的真凶，一个微小的生物，取名为鼠疫杆菌。在耶尔森发现鼠疫杆菌之前几年，广东就有人出了鼠疫方面的治疗专著。因为那几年广东的鼠疫真的太猖狂了，到处都有鼠疫，到处都有死老鼠，很多老人回忆：大批老鼠死亡、先死老鼠后死人.....民众和医生都见了很多鼠疫患者，大家都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比如有人在1950年时对一些老年人做回顾调查，让他们回忆他们见过鼠疫患者的表现：这充分说明，当时的鼠疫是非常猖獗的，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在这种条件下，1891年，也就是光绪十七年，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鼠疫专著出来了《鼠疫汇编》。罗汝兰是广东高州石城人（现在的湛江廉江），生卒年不详，那时候罗汝兰所处之地正是鼠疫重灾区，他本人又是个医生，但一直苦无良策，查遍古代医书也没发现相关治疗办法，正如他自己所言：其症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
偶然一次机会，罗汝兰翻阅了一本医书《医林改错》（作者王清任，1768-1830年），书中谈到“道光元年（1821年），京师时疫，日死人无数”，病因是“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肿“。他恍然大悟，意识到”鼠疫一症，初起红肿，结核如瘰疬，或忽起于不自知，或突起于所共见“，这同样是”热毒成淤“所致。
于是他采用《医林改错》中的”解毒活血汤“加减制成治疗鼠疫专方进行医治，结果“竟著奇效”，救活了不少患者。当然，现在已经没办法考究当年罗汝兰的办法是不是真的救活了不少鼠疫患者。罗汝兰曾将自己摸索出的活血祛瘀治疗鼠疫的方法录以示人，但没人相信。同一年，他遇到了好友吴宣崇（湛江吴川人），吴宣崇也是一个医生，当年也见惯了鼠疫患者，他有自己的治疗心得，提出鼠疫病因乃“地气也，非天气也”，还手写了一部《鼠疫治法》，但没有刻印出版。罗汝兰看过吴宣崇的《鼠疫治法》后，大为赞同，当时便与另外一个医生朋友，是茂名人，叫许经畲（读she），几个人一起讨论商量，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上吴宣崇的手稿，汇成一书，自费出版，是为《鼠疫汇编》。
《鼠疫汇编》前后一共刻了5版，其中有所增删。书中对鼠疫的辩证、病情轻重的判断都有很详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运用三焦辩证，加减应用活血解毒汤治疗鼠疫。对鼠疫的调治禁忌、预防也有所涉及，总以“四句要诀”为纲领：居要通风，卧勿黏地，药取清解，食戒热滞。
必须明确的说，《鼠疫汇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鼠疫的专著、专方。广为流传，被广东、福建等地多次翻刻，加起来应该有几千本。后来还出现了好几本鼠疫方面的专著，但多少都受到罗汝兰、吴宣崇这本《鼠疫汇编》的影响。《鼠疫汇编》在广东、福建影响很大，很多文献资料说不少患者赖以存活，比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广东肇庆一个名医黎佩兰在他自己写的书《时症良方释疑》序言里面说到：鼠疫为近年怪症，罗汝兰的解毒活血汤一方救治多人，著有《鼠疫汇编》这本书，用者疑信参半。余年来用此方治轻症，四五剂而愈，稍重症十数剂，重症二三十剂乃愈，均只用单剂，或轻加承气、白虎汤。迨二十七年（1901年），用此方非双剂、三剂会愈，非日夜追服亦难见效。间有失之迟、误于药、频于危、无可挽救者，十人中一二，余是以益信原书之不谬也。
这个黎佩兰医生是清末名医，他对同行（罗汝兰）写的书一开始也是将信将疑，但按照罗汝兰的办法治疗了很多鼠疫患者后，他对书中的办法更是深信不疑了，因为大部分都能治好，少部分因为拖延了时机、用错了药物或者一来就是非常严重的才无效。黎配兰所说的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呢？现在也说不好了。
还有一个福建人，郑奋扬，光绪二十一七年（1901年）写了《鼠疫约编》一书，这本书是在罗汝兰《鼠疫汇编》的基础上进行增删的，郑奋扬说刚得到这本书时如获至宝，因为那时候福建鼠疫也很严重了，急需良方。由于福建和广东有些方言不一样，对草药的描述也不一样，他因地制宜，改了过来，并且增加了”毒核溃烂“（淋巴结肿大破溃）的治疗内容，文末还附有治疗案例。还说：俾患是病者，放胆服药，不为旁人蛊惑，又可见福州成效可稽耳。
同是医家，福建的郑奋扬对广东罗汝兰也是推崇备至，认为他的《鼠疫汇编》真的是救命书。
当时还有个医家，余伯陶，江苏人，他在《鼠疫汇编》《鼠疫约编》的基础上，结合本地（长江流域）人的特征及气候，揉入自己的临床经验，于宣统二年（1910年）写了《鼠疫抉微》，删繁就简，分作四篇：一曰病情，二曰治法，三曰药方，四曰医案。从这时候开始，依我看到的文献来看，当时的医家们对《鼠疫汇编》这本书记录的治疗鼠疫的方法还是相当认可的，都说救活了很多鼠疫患者。
事实果真如此么？曾经肆虐全球的鼠疫，真的被传统医学打趴下过么？我想，当时的西方医学医生们是不相信的，包括鼠疫斗士伍连德。包括我们现在看这篇文章的朋友，包括我，也对《鼠疫汇编》里面提到的鼠疫疗法的有效率存有疑惑。迄今为止，有史料可查的，全世界一共有过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520--565年），事实上7世纪、8世纪仍有波及。流行中心在地中海沿岸----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建都于君士坦丁堡（时称拜占庭，即今日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因此也称为拜占庭帝国。鼠疫传播高峰期，君士坦丁堡每天有数千上万人死亡，总死亡人数20万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这次流行直接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退。此后在6、7世纪和8世纪于中东、东欧、西地中海地区多次有鼠疫流行，加起来算是第一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总死亡约1亿人。
很明显，当时的西方是没有办法应对鼠疫的，不管是单个治疗还是卫生系统，都是跟不上疫情需要的，否则就不会死掉这么多人。等人口死得差不多了，或者气候变化了，或者其他的原因，这次大流行停止了。一停就是数百年，直至第二次爆发。第二次世界鼠疫爆发始于公元14世纪（1346-1665年），起源于中亚细亚的戈壁，迅速席卷欧洲、亚洲、非洲北海岸，尤其是欧洲。（上面也讲了，这时候我们正处于明朝时期）。史料记载，当时中东地区有1/3人口死于鼠疫，据推测，欧洲当时大约有1亿人口，其中1/4死于鼠疫，很多人是败血症性鼠疫，死的时候全身发黑，皮肤发绀发黑，咳出来的血也带有黑色，所以称之为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在黑死病爆发最严重的意大利，乔万尼 ·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在他的《十日谈》里写道：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
薄伽丘的这段记录，是不是跟我们乾隆年间师道南的记录很像？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两人横截路。的面对这场瘟疫，作为当时社会生活中心的基督教会宣扬“上帝降罪说“”，认为瘟疫疾病就像困扰人类的其他罪恶一样，是人类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愤怒，是造物主对人类惩罚的结果。为了祈求上帝恕罪，人们都急着要赶快恕罪，掀起了一场鞭刑者运动（就是一种自虐式的忏悔方式），比如边拿皮鞭抽打自己边涌向教堂、边呼唤我是罪人。
除了上帝降罪说，为了祛除瘟疫，当时西方人还进行了“驱魔”运动。当然，不仅是西方，东方一样有类似行为。由于科技和医学水平的局限，人们无法寻求黑死病产生来源的答案，对其束手无策和极其恐惧之时，便自然而然联想到了“魔”这个因素。但他们当时这个魔，不是看不见的魔，而是巫师和女巫的代名词，认为只要消灭了女巫，就能消灭黑死病。欧洲人迁怒于女巫，开始大量屠杀女巫，人间地狱。据资料显示，从15世纪到19世纪，被冠以“女巫”罪名而遭到迫害的人数至少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有趣的是，作为女巫的陪伴者----猫，也受到株连而被杀死。
于是，黑死病更疯狂了。为什么，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啊。
更夸张的是，当时黑死病导致人口大面积死亡时，由于犹太人死得少，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欧洲人怀疑是犹太人制造了黑死病，于是谣言四起，说要消灭犹太人，才能制止瘟疫的蔓延。就这样，从1348-1351年底，仅仅3年里，欧洲共发生了350次反犹大屠杀，数万犹太人死亡。
黑死病流行期间，欧洲的医学还是非常落后，不论得了什么病，都是千篇一律的放血疗法。放血如果不奏效，那就通便或者催吐，如果还不行，那就火烧淋巴结肿块。甚至是用尿洗澡，有的还让病人服用女人的经血，可谓千奇百怪，当然，这不是欧洲人独有的，东方人在医学科学不明朗的时候，一样有类似做法。
从今天的科学角度来看，放血疗法对于治疗黑死病当然是没效果的，不少人还因为放血过多而丧生。
中世纪的黑死病造成了这么多人死亡，而传统医生们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人们急需真正能为健康带来帮助的医学。
讲黑死病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西方人的医学进展史。
黑死病发生之前，教会是不允许人体解剖的，为了战胜黑死病，教会被迫取消医学解剖的禁令，允许医生们解剖人体，这是15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在这以前的解剖知识，都来自于1500年前盖伦（公元129-199年）的专著，要知道盖伦的解剖知识都是来自动物解剖啊，夹杂着一些处理角斗外伤病人的经验，这种情况下的人体解剖知识能有多精准？可想而知。盖伦生活的年代，大致于是我们的东汉，我们的医圣张仲景（约公元150-215年）跟盖伦差不多同一时代人。1543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维萨里（1514-1564年）出版了真正的《人体的构造》，这本书是他解剖了很多尸体后的心得，是世界上第一本解剖教材，堪称经典。
1616年，英国医学家哈维发现血液在体内是流动的，并且第一次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1628年发表了《论心脏和血液运动》，这件事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开端。
但那时候的医学水平还不高，外科水平尤其低，18世纪以前，医院没有外科，外科工作由理发师来做，缺乏麻醉药、止血技术、消毒观念的时代，做外科手术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多数惨淡收场。
1674年，荷兰人列文虎克发明了第一台显微镜，当时是个新鲜玩意，后期却对医学产生巨大作用。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1860年后开始）相继结束，西方人的科技水平、经济能力取得巨大提升，医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
1842年，波士顿牙医莫顿将乙醚作为外科麻醉药推广开来，从此外科手术不用忍痛了。
1848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观察到不洗手、不注意卫生的医生容易导致产妇感染，发生产褥热。他强调要大家洗手，洗手，洗手。但当时没人信他，后来他在精神病院郁郁而终。
1867年，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首次提出缺乏消毒洗手是手术后发生感染的主要原因，而且他证据确凿，大家终于相信这个事情了。虽然大家知道洗手能降低感染率，但当时还没有微生物致病这个概念，即便100多年前列文虎克已经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有可爱的微生物。
直到一个法国人的出场，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微生物之父，是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的一生，是牛逼的一生，他在微生物领域的贡献，就好像牛顿于力学的贡献。
巴斯德的一生证明了三个问题：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一种微生物的发展；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生物在体内的发展；传染病的微生物，在特殊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从而变成疫苗。
1874年，巴斯德提议将外科器械放在沸水中将其过火，这叫热力灭菌法。
除了法国的巴斯德，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牛人，他是德国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科赫比巴斯德年轻20岁，但科赫在细菌学领域的贡献也不遑多让。
现在我们称科赫是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地位跟巴斯德一样高。科赫第一次证明了一种特定的微生物引起一种特定的疾病，并且第一次分离出伤寒杆菌，第一次分离出结核杆菌，第一次发现霍乱弧菌......科赫制定的科赫法则，至今仍在医学领域通用。
由于黑死病（鼠疫）导致大量病人死亡，加上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接着两次工业革命，他们的科技、经济、医学水平都在持续进展。
逐渐的有很多西方教会人员来到中国，创办了不少教会医院。1836年全国第一家教会创办医院在广州落地，取名博济医院，就是现在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的前身。中西方交流逐渐增多，1840年鸦片战争撬开了国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医院、医学也逐渐传入中国，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开始接纳西方人先进的医学技术，派遣学子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学习。
1894年，广东这边鼠疫爆发，香港疫情也重，一个年轻的瑞士人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年）来到香港，他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鼠疫肆虐的香港是他的目标，他要找到鼠疫的真凶。耶尔森曾经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呆过，有专业知识。他在香港的时候，解剖了鼠疫死者，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死者脏器里有一个微生物，这是从未所见的微生物，他知道，这就是真凶！取名为鼠疫杆菌。同时找到鼠疫杆菌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日本人，北里柴三郎（1852-1931年）。北里柴三郎曾经是德国人科赫的学生。1894年，香港，耶尔森32岁，北里柴三郎43岁。一个是法国牛人巴斯德的门下（可能还不算学生），一个是德国牛人科赫的弟子，同时在显微镜下找到了这个微生物，到底谁排第一，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日本人当然认为是北里柴三郎先发现，但世界还是公认耶尔森先发现，所以这个微生物就以耶尔森的名字命名，叫做鼠疫耶尔森氏菌，简称鼠疫杆菌。
找到了鼠疫杆菌，明确了鼠疫的真相，中国人传统医学所说的戾气，就是这个细菌。
虽然找到了鼠疫杆菌，但那时候没有抗生素（特效药链霉素1942年才被研发出来），西方医学对鼠疫依旧没有特效药，说极端一点，就是没有治疗办法。
我们看看伍连德是如何扑灭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的就知道了。直至1910年11月9日，鼠疫在东北爆发。这场大瘟疫是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内蒙古满洲里，然后波及到哈尔滨，危及东北全境，持续了6个多月，造成6万人死亡。这是中国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一次鼠疫疫情。在这次疫情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有很多，其中有三个人最值得强调，第一当然是大家都熟悉的鼠疫斗士伍连德（1879-1960年，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第二是当时清政府外务部高官施肇基（1877-1958年，江苏人，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第三位是当时奉天总督锡良（1853-1917年，蒙古族人，晚晴名臣）。
我看了很多关于伍连德扑灭鼠疫的文章和书籍，不可否认，伍连德是有过人的本领的，他自小就读了西方学校，后来去了英国留学，还是剑桥大学博士，后来又去了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可以这么说，伍连德是受过当时西方医学最高端的教育的。
所以，当伍连德到了哈尔滨以后，很快就找到问题关键了。一开始只知道这是瘟疫，具体什么瘟疫还不知道，从病人、旁人口中得到的消息是，最早发病的是捕捉旱獭的那些人，加上病人的症状，伍连德想到了鼠疫。
真正确定是鼠疫的，关键是人体解剖、细菌学检查。那天伍连德直接在死者家中做了尸体解剖，拿出肺、脾、肝等器官，福尔马林固定标本，然后切片，继而在显微镜下找微生物，果然找到了，就是鼠疫杆菌。
再加上他用死者的血液去培养基培养，也培养出鼠疫杆菌，这回千真万确就是鼠疫。
虽然当时疫区没看到有死老鼠，但是伍连德认为这就是鼠疫，因为死者体内分离出鼠疫杆菌，证据确凿。而且伍连德观察到，这次鼠疫跟以前的鼠疫不一样，以前的鼠疫患者多数会有高热、淋巴结肿痛等表现，而且会有很多死老鼠出现，综合来看，伍连德开创性地认为，这次鼠疫应该是肺鼠疫（第一次提出这个名词），以前的叫腺鼠疫，两个是不同的。
腺鼠疫，是指老鼠先得病，跳蚤从老鼠身上获得细菌，然后叮咬了人，把鼠疫杆菌从皮肤破口送入人体，鼠疫杆菌沿着淋巴结、血管进入，引发淋巴结肿痛甚至破溃，这就是腺鼠疫、甚至败血症鼠疫，这种鼠疫传播靠的是跳蚤叮咬，一般不会人传人，因为鼠疫杆菌局限在淋巴系统或者血液循环。但如果鼠疫杆菌进入呼吸系统，继发了肺部损害，发生肺鼠疫，那么鼠疫杆菌就可能从呼吸道飞沫传出，就能传染人了，这就人传人，这就是肺鼠疫的可怕之处。
鉴别到底是腺鼠疫，还是肺鼠疫，涉及到传染病管理方案，这点尤为关键。如果是腺鼠疫，那基本上不需要隔离病人的，医生和护工也无需做过多个人防护工作。但如果是肺鼠疫，那就呼吸道飞沫传播了，那就要隔离，并且要做好相当充足的个人防护才行，否则一不小心大家都感染了。想想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知道了。
所以当时伍连德采取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隔离密切接触者和家属，处理掉尸体，尸体必须埋了，否则被老鼠咬了，老鼠再来咬人，那就又传播开了。可是当时哈尔滨天寒地冻，根本没办法挖地埋人，棺材也不够。后来他们只能采取火化尸体的办法。
接着就是等待。因为当时西医方面没有治疗鼠疫杆菌的药物。鼠疫杆菌是被世人认知了，但是特效药链霉素1942年才研发出来。所以那时候伍连德也同意用各种办法尝试治疗，当然包括传统医学中医中药。
我看《国士无双伍连德》这本书，说当时的中医中药根本不管用，各种中草药都用过，当然不是伍连德自己用的，而是当时的一些抗疫人员用的，很多中医加入了抗疫阵营，各自施展技能，但病人还是来一个死一个，肺鼠疫的死亡率极高，90%以上。
前面讲广东、福建鼠疫时，我们看到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及后的一些专著，都说这个方案治疗鼠疫效果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为什么到了东北鼠疫这里，传统医药就不管用了呢？
到底是罗汝兰他们黄婆卖瓜自卖自夸，还是伍连德这边根本没用到真正有帮助的方案，或者说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原来清末广东这边的鼠疫基本是腺鼠疫或者败血症鼠疫，而东北鼠疫则是肺鼠疫，两者虽然都是鼠疫杆菌所致，但是病理、病生、临床表现、预后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说清末广东的是腺鼠疫呢，大家看看上表就知道了，当时各个地方大家回忆的症状都是高热、寒战、淋巴结肿痛为主，很少咳血（呼吸道症状）身亡的，跟东北鼠疫不一样。
所以清末广东这边的鼠疫应该就是腺鼠疫，这种鼠疫一般不会人传人，所以传播范围比不上东北鼠疫的肺鼠疫，死亡人数也没有肺鼠疫那么多，死亡率也没那么高。我看1952年出版的《实用内科学》说：腺鼠疫之死亡率约为60-90%，普通病程最多5-6天，严重病例不到3天即可死亡。这本《实用内科学》没有介绍肺鼠疫的死亡率。而据伍连德传记里面提到的，肺鼠疫基本上是来一个死一个。当时法国一个军医要跟伍连德争总指挥这个职务，后来他去检查了病人（不戴口罩，不相信是肺鼠疫），然后就发病了，没两天就死了。看完这本传记，给我的感觉就是，肺鼠疫死亡率肯定在90%以上，尤其是很多肺鼠疫可能合并了败血症性鼠疫，那死亡率几乎就是100%了。
这是多么惨烈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啊，难怪现在它被列为我们国家传染病谱的榜首！
广东罗汝兰他们治疗腺鼠疫的经验，是否可以用来治疗肺鼠疫呢？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另外，《鼠疫汇编》这本书当时也只是在岭南传播较广，去东北抗鼠疫的中医是否沿用了这些方案呢，也不得而知。
伍连德在总督锡良、外务部施肇基的大力支持下，顶住了很多压力，采取了隔离政策，最终花费4个月左右，成功控制住了这波疫情。瘟疫传播需要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者，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当时病人、密接者都被隔离了，火车停运了，没发病的人都待在家不外出，疫情自然就停止了。
为什么我说功劳不单纯是伍连德一个人的，因为如果不是政府部门、社会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让东北这么大块地方停转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锡良、施肇基这类政府部门的人员，相信科学，力排众议，才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绝对不是一个医生、一个学者就能达到的。尤其是施肇基，这个比伍连德大2岁的青年才俊（当时伍连德33岁，施肇基35岁，对比一下自己，惭愧啊）真真是做了巨大工作，比如顶住法国领事馆压力，冒着丢掉乌纱帽乃至搭上全家性命的风险，施肇基愣是继续选择支持伍连德，而不是任用法国军医来做总指挥。另外，伍连德说要火化那几千条死者尸体时，当时是没有人答应的，也是施肇基多方游说，还在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跑去跟摄政王（溥仪父亲）请示，要他下圣旨同意火化尸体这件事。
1942年，链霉素被研发出来。后来用于治疗鼠疫。从此，在现代医学里鼠疫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虽然后来还有很多抗生素出来，比如庆大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等，但目前治疗鼠疫仍然首选链霉素。而且腺鼠疫的死亡率可以将至5%左右了（2019年版《实用内科学》的数据）。
建国后，大的鼠疫流行没有了。但是我国有12类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于19个省区，仍然不断有动物鼠疫流行。总体防控压力还是有的，所以医学生、医生的教科书里面始终都还有鼠疫这个病，我们的卫生防空系统也逐步成熟，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鼠疫是甲类传染病，另外一个甲类传染病是霍乱，鼠疫、霍乱这两个家伙，自成一档，荣登榜首，而鼠疫更是公鸡中的战斗机，列为一号传染病。
再看近十几年来我们国家上报的鼠疫发病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疾控中心）看到没，这十几年鼠疫没有爆发，但是每年都零星几例，2009年最多，有12例，死亡3例，这个死亡率不算低了，这说明虽然目前已经有药可以治疗鼠疫，但由于疾病是复杂的，病人不总是能康复过来。我们仍需对鼠疫这个病警惕着，天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再次席卷而来。对于医生来说，重点是要能够及早识别这个病是鼠疫，而不是淋巴结炎、淋巴结核或者淋巴瘤，也不是肺炎、肺结核、肺癌、支气管扩张，而是腺鼠疫、肺鼠疫，甚至是败血症性鼠疫。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这个病是有必要的。至于大家关心的疫苗，疫苗怎么样？鼠疫疫苗曾经得到广泛使用，但后来被证实效果欠佳，所以一旦爆发鼠疫，仍然没有疫苗可用。这不出奇，我们处于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点而已，现代医学发展也才一百多年、顶多200年，相比动则几千年、几十万年的人类历史来说，还是很嫩的，按理来说，医学肯定会不断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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