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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铁面无私包青天，那就是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代言人，但实际上，那些著名的“铡美案”“狸猫换太子”都是民间传说，真实的包拯是没有审过这些案子的。不过，案子虽然是编的，但包拯的为人是真。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拯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后世如此推崇？  欧阳修与包拯的恩怨 说包拯“坏话”的名人，最突出的是欧阳修。我们就先从欧阳修和包拯的恩怨说起。 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欧阳修生于景德四年（1007年），包拯比欧阳修大八岁。包拯的父亲中过进士，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退居乡里；欧阳修早年丧父，家世也不算显赫。 包拯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中进士，名次不详；欧阳修在天圣八年（1030）甲科十四名进士及第。据说，欧阳修本来是可以中状元的，但是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实际上，欧阳修的排名被挪后，更可能和朝廷党争有关。包拯不如欧阳修才华横溢，但不到三十岁中进士，可以算是个考场达人，非寻常学子可比了。 步入官场后，欧阳修虽然仕途颇坎坷，却大体算活跃的风云人物。包拯由于家庭原因，基本游离在官场边缘，算是耽误了十年。直到景祐四年（1037），包拯才获授天长（今安徽滁州天长县）知县。之后包拯倒是升迁颇快，到庆历三年（1043），包拯回到朝廷，进了御史台，即成为朝廷监察系统的一名官员，提携他的人，是御史中丞王拱辰。 王拱辰是欧阳修那一榜的状元。有谣言说，由于殿试之前，欧阳修是礼部试第一，那榜状元欧阳修本来是志在必得的，特意做了件新衣服。结果这件衣服被王拱辰试穿了，因此王拱辰沾了灵气，结果状元就落到他头上。谣言归谣言，确实反映了欧阳修和王拱辰虽然都是前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婿，但关系却别别扭扭。 庆历三年十一月，也就是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加里行二字表示资望尚浅）那个月，欧阳修上书宋仁宗，声称御史台的官员，“多非其才”“无一人可称者”。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活跃人物，王拱辰怎样陷害新党的滕宗谅（就是引出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滕子京）、苏舜钦，则是宋代历史上著名的段子。所以，若按照党争思路，包拯和欧阳修的矛盾是注定的。 在一些政策问题上，可以看出包拯和欧阳修是明显对立的。比如，欧阳修认为，天下官员不合格的太多，应该加强监管。欧阳修非常理想主义，以为只要朝廷精选二十来个按察使，对地方官进行巡视、考核，半年时间，“足以澄清天下”。 庆历四年（1044），包拯则有《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的奏议，大致指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真正有背景的官员，监察官员也是不敢管的，大多数只是抓毫无背景的凑数，结果是“孤弱无援者则按以深文，权势豪滑者则纵而不顾”。 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认真办事的官员，往往人际关系是不好的，360°环评下来，往往最差的就是他们。考核越严格，越是逆淘汰，“遂使守节之士或负终身之玷”。 第三，加强考核之后，官员就会不择手段刷绩效，百姓负担只会更重。“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乃传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尤其是借机增加赋税的行为，真是为国家收集怨恨了（“为国敛怨”）。 这些说法当然让欧阳修十分气愤，宋仁宗改革的意志本来就不很坚定，这些问题一摆出来，皇帝自然就想退缩了。  欧阳修上书宋仁宗，表示包拯等人是“妄说”，并想和包拯当面论理（《论台官上言按察使状》）。包拯虽然不像欧阳修那样文采斐然，但奏议中确实不见党争的意气，全是摆事实讲道理，对事不对人。文末表态，还是支持改革，不过要求注意监管官员的素质而已，这本来也就是欧阳修自己的主张。 前后两位开封府之争 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欧阳修被贬滁州，在滁州，欧阳修作了著名的《醉翁亭记》标榜自己的豁达状态。到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回朝，很得宋仁宗信任，但至和元年（1054）八月，欧阳修又遭贬。仁宗旋即后悔，让欧阳修不要离朝，与宋祁一同修史书。嘉祐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这一榜人才济济，号称“龙虎榜”，包括苏轼、苏辙、曾巩这样的文学名家，张载、程颢、程颐这样的理学大师，还有曾布、吕惠卿、章惇这样未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新党大将。这一年，也是欧阳修人生的高光时刻。与欧阳修的起起落落不一样，包拯的仕途显得比较平顺甚至平淡，他在地方做了几任转运使，有时也调回朝廷，都有政绩。除了一次因为举荐非人被连累外，大体一直在升迁。  嘉祐三年（1058）六月，包拯权任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的长官，俗称“台长”，算是皇帝的心腹之任。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次年（1059）正月，京师大雪，天地酷寒，堂堂天子脚下，竟然尸横道路。开封府尹欧阳修请求停止当年的上元节放灯活动，节约开支，赈济灾民。包拯也提出如何救灾的方案，在重大灾情面前，两个人是能够良好合作的。 欧阳修在开封只工作了半年，雪灾后不久转到其他岗位。接替他的人，正是包拯。包拯一上任，就一连弹劾掉两位三司使（宋代以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主理财赋，三司使也就是主管国家财政的官员）。  首先是张方平，理由是张方平乘人之危，贱买富户的家产。 张方平被免后，宋祁接任。包拯又弹劾宋祁，理由是宋祁生活奢侈，宋祁的兄长宋庠是宰相，宋祁理应避嫌，不适合在三司使这么重要的岗位上。 包拯提出的罪名都是成立的，不过按照大宋朝的惯例，这些问题通常也是不追究的。更引人遐想的是，宋祁被免后，宋仁宗干脆任命包拯为三司使了。根据惯例，宋朝任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称“四入头”，包拯已经做过开封府尹、御史中丞，再担任三司使，以后升迁为宰执，希望也就更大了。 欧阳修和张方平交情一般，但两个人的关系向来被认为是君子之交的代表。当年张方平发现了苏洵、苏轼、苏辙的才华，自觉影响力不够，把这三个人推荐给自己的对头欧阳修，欧阳修果然对苏家父子大力提携；宋祁则是与欧阳修一道修《新唐书》，关系是不错的。 所以于公于私，欧阳修都有必要说话。欧阳修指出，包拯以并不太有力的罪证，参倒了两任三司使，自己当上这个职务，实在太容易引人猜疑了。欧阳修说，我大宋的言官能够有如今这样良好的风气和足够的公信力，真是太不容易了。言官的公信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你挑了别人的毛病，自己并无什么好处，大家才会相信你是出自公心。现在，包拯得到的好处实在太大了，欧阳修表示，他相信包拯的人格，但天下人未必相信，所以包拯理应避嫌。 总之，不能让包拯担任三司使，可让他去当别的官，这是“全拯之名节”，为了包拯好，也是“陛下用谏之效已著，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也是为了维护陛下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环境。 当然，欧阳修还是批评了几句包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这是指责包拯贸然同意就任三司使思虑不周，可能也是想起了当年包拯为了一些具体弊端而批评庆历新政的旧怨。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欧阳修，早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才子。当年的名篇如《与高司谏书》根本是怼脸骂；现在行文，则是处处顾全大局，显得是在为包拯着想。文章做到这份上，当然让人无法辩驳。包拯因此待在家里，躲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但宋仁宗不许，过了一段时间，包拯到底成为权三司使。 不论是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还是欧阳修反对包拯入主三司，要深挖不良动机，一定可以找到；要作善意理解，也一定可以说通。所以，动机问题，这里就不必深究了。 到嘉祐六年（1061），包拯这个“三司使”的“权”字去掉，表示转正，不久后又拜枢密副使，按照惯例，再积累一点资历，就很可能要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但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处理公务时，突然得病，不久后去世。显然，包拯算是北宋中期的一位重臣，虽然不像过去民间文艺中描述的那么举足轻重，但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不重要。 什么成就了包拯的名声 历史人物包拯和小说、戏曲、影视之类文艺作品中的包拯，形象差别巨大。这一点如此众所周知，以至于不得不说一句，至少有一点，真实包拯和艺术包拯还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包拯深受百姓爱戴。老百姓喜欢包拯的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  第一，包拯是清官。比如说，端州的砚台最有名，照规矩，是要向朝廷进贡的。做端州知府的人，以此为名敛取的砚台数量，向来是贡品数的几十倍。因为端砚拿来给当朝权贵行贿，效果实在太好了。包拯知端州，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该进贡多少就征收多少，他在任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对端州的砚工来说，这就是意味着这年的负担，只是往年的几十分之一。多生产出来的砚台，都可以变成自己的收入。 史料中包拯的事迹，往往是这一类，包拯是想方设法减轻民众的负担。有些做法，长远看来效果如何，当然可以讨论。比如包拯曾建议说，漳河流域土地肥沃，都用来养马，很可惜，不如给老百姓种田。又建议说，河北地区驻扎大量军队，军费惊人，不如无事的时候不要驻军，改成要求河南地区加强民兵训练，有突发情况，迅速集中即可，这样一年的开支，还不如屯兵的一个月。这些建议的共同点是：国防角度看有点冒险，相关领域的贪官污吏的既得利益严重受损，老百姓的收益，则立竿见影。 欧阳修批评包拯“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学问不深，思虑不熟”，其实这些都可以算案例。这种做法，确实缺乏“先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的精神，在当权者眼里有点不识大体。现代人受教育水平太高，吃得太饱，看问题动不动上升到从国家的命运历史的进程上着眼，喜欢说清官的意义也不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设身处地，古代百姓饭都吃不饱，凭切身体验，自然赞美清官。 第二，包拯是能吏。这个“能”，包括侦破案件的能力，但破案能力不是主要地位。《宋史·包拯传》中只有一个破案故事：包拯出知天长县时，有一农人状告一个歹人割去他们家耕牛的舌头。包拯命农人干脆宰牛卖肉，不久后，便有人来举报他私宰耕牛。包拯略加审问，举报者果然就是割去牛舌之人。原来包拯分析：割牛舌无利可图，理当是仇家所为。牛主私宰耕牛，仇家自然要来举报，这就自投罗网了。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不论儒家、法家，对福尔摩斯的破案能力，总体是鄙视的。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韩非子则嘲笑名相子产亲自破案是多此一举。包拯是差点做到宰执的人物，所以正史本传中破的案子，只此一件。搜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人笔记，包拯破案的记载还有不少，这些史料，总体可信度很高，但正史不收，只是觉得不值一提而已。 当然，这些案子大多数确实没什么戏剧性。实际上，高智商犯罪从来是极少数，案子之所以难办，多半只是因为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已。包公的“能”，正在于他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人际关系特别干净的人。 朱熹说自己读到过一则材料：包拯年轻时曾和朋友一起住在寺庙里，邻居还有一个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几次请包拯他们坐下来聊天，或者吃个饭，包拯总是找理由推脱。朋友觉得不妨接受邀请，包拯正色说：“我们将来很可能做地方官，和富人有交情，以后恐怕被连累。”（《朱子语类》卷129） 朱熹于是感叹，自己这个时代，地方官和本地的有钱人往往关系太好，后来有问题要处理，掣肘就多了，包拯真是学习的榜样。《宋史》本传则说，包拯日常连私人间的书信往来都没有，“故人、亲党皆绝之”。这肯定是有所夸张的。包拯当然有自己所属的政治派系，本党派的一些基本立场，还是不能违背的。但比起大多数官员，包拯在官场和社会的关系网络中，陷得不深，因此可以比较干脆而公平地对许多问题做出判断和处置，是可以相信的。 如包公墓志铭里提到的两个事例： 一是有位“贵臣”拿了人家的货物后赖账，包拯逼他还钱，贵臣仗着权势，不同意，包拯就直接把他传唤到公堂对质。 一是宦官家的园榭，侵占惠民河的河道，导致淤塞不通。一次京师水灾之后，包拯乘机把这些违章建筑全部拆毁。 办这类案子，重点不在破案能力，在不怕得罪人的胆色和执行力。“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名声，便由此而来。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看包拯的履历，监察之外，他在财政领域的工作经验，也很丰富。从前面引用的一些材料就可以看出，包拯讨论问题，基本不谈价值观，他比较善于从技术性、事务性的角度出发，处理财政问题，这是应有的态度。比包拯更富有文学才华的官员，则往往缺乏这种素质。 包拯做过三司户部判官，还做过几任转运使，宋代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但仍以财赋为首要工作。包拯在这些岗位上工作表现是很好的，所以宋仁宗才会不顾欧阳修反对，让包拯担任三司使。 第三，包拯做人很宽厚。提到包拯，早期史料往往会强调这一点：包拯说话很直接尖锐不给人留面子，但发表的意见，却是平和公允的；包拯对待下属，态度是严厉的，但考核的时候，却绝不吹毛求疵。对百姓，包拯更是十分关爱。《宋史》本传最后的论赞也说：“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这点很难得。因为清廉而刚直的官员，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苛刻。司马迁写《酷吏列传》，不少酷吏，很清廉。清末刘鹗的《老残游记》，更是对“清官”大力挞伐。也就是说，这是贯穿中国古代史的一个现象。 有时，是一个官做了清官，就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自恋，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清官也就格外刚愎。一个能力很强的官员做一个清官，意味着不能把自己的能力变现。若非道德极高，他追求的是什么呢？自然多半是要权，是更快的升官。所以他为了在考核中表现出色，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清官、能吏和宽厚，实在是难以兼得的。有的官清廉又能干，但是特别凶暴；有的官清廉又厚道，但是非常无能；有的官能干，对下属也是真提携，但是特别贪婪。包拯就是三者兼备的人。所以，宋代百姓感念包拯的好，是自然不过的。 正因如此，民间艺人在塑造包拯形象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动人的艺术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让人瑟瑟发抖。比如，现代很多人喜欢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还有《水浒传》中的李逵，真碰上那等倒霉吧。同理，现实生活中很容易让人感念他好的人，在艺术作品中毫无吸引力。宋朝人称赞包拯是最好的开封府尹，理由是“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徐度《却扫篇》）。只是清廉、刚直、厚道，事都省了，还讲什么故事呢？ 宋代话本里，包拯的形象比较单薄，确实，当时的人既要赞美包公，但年代又太近，故事讲得不能离现实太远，所以左支右绌。越到后来，越可以放飞自我。文人喜欢猜字谜，便讲字谜可以破案的故事；老百姓喜欢看侠客，就在包拯身边多安插几个侠客。故事不用编新的，现成的公案故事，把审案的官员，改成是包拯就可以了。  这个创作传统，大概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港台拍摄《包青天》系列，囊括传统的各种冤案；21世纪的《少年包》，则对海外奇谈也拿来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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