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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文物 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要和大家聊一聊古代四川地区与印度的关系。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这是因为随着四川三星堆文物的不断发掘以及学者们对三星堆文物的不断深入研究，许多学者发现传统认知里属于“中原王朝”边疆，远离核心经济区的四川，其实从商周时期一直到汉朝，都属于古印度经济区的一部分。 注意，这里的“古印度”和今天作为国家的印度是不一样的，“古印度”更多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说区域概念。 印度泰姬陵 01、根据学者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频繁出土来自中国四川的“蜀锦”等文物，不少四川学者认为根据这些出土文物，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在四川融入中原帝国的经济圈之前，四川其实是属于泛印度经济圈的。 比如根据四川师范大学汤洪教授的研究，在巴蜀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茉莉”并非四川本土物种，也不是中原地区，而是来自于印度地区。 为什么说“茉莉”在巴蜀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是因为在巴蜀文化中，茶文化是最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四川众多名茶里，四川民众最爱的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其实就是茉莉与茶叶混合形成的一种混合茶。 而根据汤洪教授研究，茉莉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来到四川的。 据历史文献记载，茉莉是自汉代从南亚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风韵传天竺，随经入汉京。”“茉莉名佳花亦佳，远从佛国到中华。” 张骞出使西域图 02、作为四川与古印度地区紧密交流更为直接的证据则是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里。 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而在这个故事里，张骞在大夏国，也就是今天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区竟然看到了蜀锦和邛竹杖。 张骞本人是汉中人，在元朝之前，汉中一直是巴蜀的北方门户。 换言之，张骞本人就是四川人，他可能看错蜀锦和邛竹杖吗？ 而阔别中原已经十几年的张骞在异国他乡看到蜀锦和邛竹杖后觉得说不出的亲切，于是就找来当地商人问清楚来历，一问才知道，这些物品都是从巴蜀经云南到达印度的。 而在当时，这条从四川通往印度的商路非常发达，史称“牂牁道、滇缅道”。 四川通过这条商路与印度经济圈结合的紧密程度其实是要高于中原王朝的，因为在张骞在大夏国看到蜀锦和邛竹杖的时代，这些四川特产甚至没能销售到汉朝的东南地区。 而作为旁证，在公元1世纪希腊人所撰写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就提到，中国丝和丝织品以印度为中转站，远销到了希腊。 而此时，印度商人销售的就是四川的蜀锦。 只不过，在三星堆文物被发掘之前，四川地区一直没能发现汉代之前的丝绸文物，所以历史学界普遍怀疑张骞在大夏国看到的四川特产未必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到达的大夏，也可能是匈奴人贩卖到大夏的。 但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里发现了丝绸制品，而三星堆文明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这说明早在汉代之前，四川地区已经以丝绸作为自己的特产了。 这样一来，张骞在大夏国看到的蜀锦自然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到达的伊朗、阿富汗地区。  03、众所周知，“支那”（Cīna）原本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原本并没有任何贬义，完全是被近代侵华日军这颗老鼠屎给搞臭了的。 从学术角度出发，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Cīna）的是印度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政事论》。 而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翻译，汉代的翻译者就把印度文献里的“Cīna”翻译为了“支那”，除了“支那”这个翻译外，“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都是指的“Cīna”。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著名学府，上海的复旦大学的原身就是“震旦公学”。只因为当年的法国教会干预震旦公学的教务，篡夺校政，老校长马相伯先生一怒之下带领学生脱离震旦，新建了一所学校，取名“复旦”。 “复旦”有多重含义，但是这些含义里“复兴震旦”的含义是肯定有的。 那么，大家知道“支那”（Cīna）的语源是什么吗？ 首先声明，关于“支那”（Cīna）的语源，众说纷纭，这里兰台只是为大家介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段渝教授的研究成果。 段渝教授曾系统学习过音韵学知识，他考查文献后人为“支那”（Cīna）的语源为成都。 为什么段渝教授这么肯定呢？ 这是因为虽然“支那”（Cīna）语源众说纷纭，但是目前学界普遍承认“支那”（Cīna）的词根“Cī”与“丝”为同源。 所以，“支那”（Cīna）可以理解为“产丝之地”。 而在《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政事论》成书年代之前，四川的蜀锦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印度。 也就是说印度人接触到的第一批中国制造丝绸就是四川的蜀锦，那么很显然，“支那”（Cīna）的词源只可能是当时四川行政中心成都。 不仅“支那”的词源是成都，四川峨眉山的“峨眉”其实也是古梵文的中译版。 根据四川师范大学汤洪教授的研究，“峨眉”一词是外来词，是法藏比丘阿弥陀佛“Ami”之音译。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海贝 04、当然，关于商周时期四川属于泛印度经济带更直接证据是三星堆里出土了大量不属于四川内陆地区的海贝和象牙制品。 象牙制品的工艺与当时中原地区工艺风格迥异，只可能是来源自南亚印度。 而更为直接的证据是三星堆遗址里大量海贝的出土，这些海贝不是单纯的海贝，在当时是印度地区的一种货币，被称为“贝币”。 这种“贝币”不仅在三星堆遗址里被大量发现，而且在云南地区、印度哈拉帕文化遗迹以及孟加拉湾和阿拉伯地区都发现了类似的“贝币”，经过考古工作者研究发现，这些“贝币”的材质基本相同，而且形制一致。 这足以证明这些海贝不是什么观赏的工艺品，而是当时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种多方公认的结算货币。 而从成都平原考古遗址中出现“贝币”而在印度、巴基斯坦地区考古中只出现丝绸并无古巴蜀货币情况看，很显然，在商周乃至一直到西汉，巴蜀在泛印度经济圈中是属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古印度则相对强势。 以上就是四川学者对商周时期巴蜀与南亚交往的一些研究发现，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END 参考资料： 《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说起 ——试论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光明网； 《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汤洪，中华书局出版； 《丝绸：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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