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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3 “你好大胆！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敢回来叫我通匪，我枪毙了你！”张学良向他的亲信高福源大发雷霆。 “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不是为了我自已。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是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 高福源说到这电，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原来，高福源团长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后，在优待俘虏的政策感召下.聆听了周恩来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战中贡献力量的讲话，自告奋勇，要前去规劝张学良。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身负特殊使命，离开瓦窑堡，来到甘泉城，托人致信王以哲。这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见此状况，喜不自禁，它即把高接到洛川。 高福源抵洛川后，向王以哲报告说：“我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报告。”王以哲即以密电告张学良。 此刻，张学良刚从上海归来，正急切盼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接密电后，立即驾机亲赴洛川，会见归来的高福源。但为了摸清高福源的虚实，张学良决定先考验他一番，因而故作震怒状。 “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当高福源慷慨陈词完毕，张学良不禁泪流满面，怀着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去，亲切地安慰他说。 高福源还向张学良谈了在苏区的见闻，他说：“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开展了各项活动，而我们这里却是抗日犯法，救国有罪。 “共产党号的抗日民族统战线不问政治见解、宗教信仰，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形式，共产党倡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真诚的。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支有政治思想、有训练的部队，与民众关系极好，是不可战胜的部队。红军同情东北军的处境，极愿合作共同抗目。东北军必须同红军联合起来，才谈得到打回老家去，这是东北军今后惟一的出路。” 张学良向高福源询问了共产党的若干政策措施，高福源就其所知，如实作了回答。他并把周恩来写的信交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阅毕，被信中的词句深深地感动了，信中说：“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自己的兄弟，以饱狼腹，这非人类所为。” “你谈的很好，休息一两天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放心去办这件事，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办理。”分手时，张学良向高福源嘱道。 高福源很高兴，他带着张学良和王以哲的意见，返回陕北苏区，把见面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还带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于是，中共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密谈。 二月十日，周恩来对李克农说：“按目前形势，这次和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困难和危险。要力争谈成，按瓦窑堡会议精神谈。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的合作抗日、经济通商等问题。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 二十五日傍晚，李克农、苏区外贸局长钱之光、高福源、机要人员戴镜元及警卫人员等一行六人抵洛川，张学良因事去南京，嘱附王以哲妥为招待，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留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 王以哲按照张学良的意见，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局部合作问题。 双方达成口头协定，大意如下：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双方同意恢复在鄘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东北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月二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四日，他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头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一副商人打扮，径飞洛川，前往会见李克农。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一见李克农，张学良就单刀直入、幽默地说。 “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见张学良身穿便装，李克农诙谐地说。 双方在亲切、友好、诚挚、坦率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排除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计。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张学良首先提出了关于拥蒋联合抗日的问题。 “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将介石在内。”李克农说道。 张学良不同意这种看法，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 “要抗日如何抗？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张学良又问道。 “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李克农回答道。 “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呢？”张学良接着又问。 “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李克农解释说。 张学良又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的向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当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较好。 张学良最后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次之，是博古或彭德怀，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身份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有关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的颇不乏人，只要中共确定有团结抗日的诚意，我愿意为此而奔走。”张学良告诉李克农 他又说，“近来，将介石托我去甘肃、南京等地公干，为期约两周，借此机会也可以做些工作。” 洛川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王以哲军长拨给红军七九步枪二千五百支，枪弹六万粒，子弹带若干，由军部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运交红军。 张学良恳切要求能同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会见。李克农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张学良的这一要求。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和红军接触，至此，他终于如愿以偿。 双方通过交谈，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和态度。从此，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正在这时，张学良收到李杜的上海来电，说他要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三月二十日，赵毅把原名叫阚尊民的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 “刘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有几件事想请教你。”张学良以严肃的口吻对刘鼎说，“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我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对张学良所提的几个问题，刘鼎分别作了如下的说明： 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军边防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应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 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被迫自卫，是正当的。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则成了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 第三，东北军为蒋介石卖命，变成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遭受了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及红军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同时也是借此消灭东北军。共产党及其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套阴险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考虑。 “对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 刘鼎接着说，“当前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应人心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 “刘先生的见解非同凡响，我们还要再多谈谈。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请住在我这里吧。”刘鼎的一席话，说到张学良的要害处，张学良点头称是，向刘鼎发出邀请。 随后，张学良把不久前与李克农在洛川密谈的情况告诉了刘鼎，并邀他去洛川相谈，也可避人耳目，他说：“我们一同去吧，你先到洛川住几天。” 刘鼎闻言后欣然同意。于是，少帅带者刘鼎飞到洛川在洛川，张学良和刘鼎住在王以哲军部西侧一个两套的四合院内。他们在这里同饮食，共起居，每天有十几个小时在一起，共同探讨了许多问题。刘鼎把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联合抗日、红军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运动战、游击战等问题，系统地向张学良作了介绍和解释。 “红军用什么方法使得部队能征善战，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团结一致呢？”张学良不解地问刘鼎。 “因为红军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阶级觉悟。”刘鼎答道。 张、刘在洛川的谈话持续了十几天，每天从早饭后开始，经常谈到下顿饭，直到勤务兵不得不收拾饭桌时才打断一下。 有时坐累了，就上城墙边散步边交谈，三四百米见方的洛川城墙，他俩一转就是两圈。 至此，张学良已把刘鼎引为知己，两人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为即将开始的同周恩来的会谈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四月六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电文如下：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同志与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逼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 张学良抵洛川与中共进行秘密会谈，必须迷惑南京方面并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所以，他是以推进“剿共”军事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他致电蒋介石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办，以期早奏厥功，释钧座西顾之忧。” 蒋介石对张学良自告奋勇亲往前线推进“剿共”战事，非常高兴，遂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中正手启。” 正当蒋介石对张学良深表嘉许、期其“立歼灭之大功”之际，张学良却在肤施与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密会谈。 第六十章肤施会谈 1936.4 “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 谈到洛川和肤施会谈时，张学良在他所谓的“忏悔录”中曾这样回忆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在肤施（延安）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秘密会语，双方达成停止内战 肤施会谈终定在四月九日。会谈前，天气一直不好。八日那天，先是大雪，后又下雨，给行路带来许多不便。九日，天虽晴了，但雾大。可张学良已顾不了这许多，带领王以哲、刘鼎、孙铭九等少数随行人员，驾机直飞肤施。下机后，张学良觉得有点疲倦，胳膊、腿都有些发酸，直到下午，他都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小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骑着马经两天跋涉，天擦黑时才来到天主教堂门前。他们一共五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较瘦弱，着黑色中山装，眉毛浓而黑，留着浓密的黑胡子，目光炯炯有神。 “欢迎，欢迎，请！”孙铭九很有礼貌地把他们引到里面。 他只觉得这位大胡子衣著朴素庄重，仪态沉稳和蔼，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门前迎接中共代表。他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所以，当周恩来一行人出现在眼前时，他一眼就认出来，大步向前迎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用非常肯定的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有关张学良的传奇，周恩来也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机缘面识，此刻，初次相见，即被张学良的热情所感染。他持重地打量若张学良，风趣地说：“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谦逊地说，“谁人不晓得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说罢，大笑不止。 “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豪爽，不无感概地说。 “周先生，这话从何而来？”张学良听了，不禁一楞，问道。 “张将军有所不知，我是东北长大的，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三年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 “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张学良幽默地笑道。 “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周恩来一怔，不解地问道。 “我早年听过张伯苓的演讲，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后来我抽大烟、打吗啡，其中也是听了张伯苓的规劝，下决心完全戒除掉了。”张学良爽朗地答道。 话锋-转，张学良又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我和你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哩。” 会谈就在这种非常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 “从上海来了个共党的代表，叫刘鼎，是否可以来一起谈？”会谈开始之际，张学良很有礼貌地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但当见面一看，竟是自己熟悉的老部下。他紧紧地握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张学良又接着说：“我认为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革命经验而提出来的三大政策，我们不能放弃，所以，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热烈赞成。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来亲自谈一谈。”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嘛。”周恩来一直静静地听，当见到张学良这么客气时，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 “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说道，“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 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 “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竞应当怎样抗日呢？” 双方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张学良表示完全出传奇同意。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对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的主张，张学良也完全同意，并建议说：“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将来实行时再研究。”这样，双方全面合作抗日的方针和主要方法就首先肯定了下来。 当谈到红军兵出华北，以号召和推动全国抗日的问题时，张学良表示赞成，但他不赞成取道山西。 “我和晋军打过仗，晋军防御力量很强，红军入山西，阎锡山若与部下结成一体，坚持苦战，甚至会促使阎和蒋联结起来，红军孤军作战，恐难立足。”张学良担忧地说。 “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所以要兵出华北，不仅是为了我们抗日，还要带领群众一起抗日，这样才有力量。”周恩来肯定地说，“红军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友军和民众的抗日浪潮。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起，红军愿担任左路。” “如果红军入河北，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和红军联络。”张学良说，“阎锡山太保守，不要逼之太甚。会后，我就去太原和阎联络。” 但是，张学良还是认为红军开入山西阻力太大，最好兵出绥远，东向察北，与日军接触。他说：“出绥远有两条路，一是经延长、清洞、绥德一线北上，一是绕道宁夏。” 周恩来凝神地听完张学良列举的理由后，说：“有道理，但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 当周恩来提到红二、四方面军将北上抗日时，张学良说：“欢迎在川西北一带的红军北上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防区，我可以去斡旋。” 当谈到抗日救国的道路时，张学良提出几个有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 一、日本会建立许多伪政权并封锁我国沿海，将使我国难以取得外援。 二、日军占领要冲地区屯兵固守，怎么办？ 三、抗日战争一起，是否可以引起日本内部的变化？ 周恩来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抗日则上下一致，汉奸反而少有活动余地；我国领土广阔，从日本兵力和国际关系上来看，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封锁起来，而且我们需要的军工器材，不仅可得之于英、美，也可以得之于苏联；日本入侵我国后，如在占领了一定地域即实行固守的防御战略，则必然导致失败；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革命危机增长，可能引起日军哗变。” 统一战线，联蒋抗日，是张学良最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对此，周恩来诚恳地说：“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很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以便考虑，补充完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坦率地说，“蒋介石是中国现在实际上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基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已，他会一意孤行到底的。” 周恩来沉着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实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目下正像清廷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他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但实际上，他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来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 “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泄过牢骚，诉说过心中的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的固定想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要是他到前方去抗日，他很不放心。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依据。” 周恩来愤懑地历数了蒋介石自清党以来，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桩桩罪行。接着，他断然地说：“旧帐，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对啊，抗日是当前急迫之事。”张学良赞同道，“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但是他身边的亲日派也不少。” 张学良介绍了汪精卫改组派、政学系、安福系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又说：“主张联俄乃至联共抗日的也大有人在。” 接着，张学良又历数了孔、宋、CC派、黄埔系的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人，认为他们至少是抗日不剿共。非蒋嫡系的冯玉祥、蒋光鼐、唐生智和许多地方实力派，也积极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然后，他说：“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要做艰苦的王作。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最后，张学良还向周恩来亮出了他的底线：“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对此，双方争辩激烈。 “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共完毕再入侵。”张学良心情很沉痛地说，言毕痛哭。周恩来也陪着流了泪。 “那应该怎么办呢？”周恩来问道。 “只有在拥蒋抗日的目标下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 良语气坚定地说。 “我们怎么能拥蒋呢？”周恩来反问道。 “联蒋如何？”张学良建议道。 “可以，”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 我与周恩来，我们两人把话说得很明确。 他说，如果真能这样，我们立刻赞成。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陕北这个地方，仍让我们后方家眷在这儿呆着，另一个是你们不要把我们共产党消灭。除这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交给中央改编。 我跟你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我们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刺透了。当然，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到报刊上发表的周思来说过的话吗？可以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我当时答应了周恩来，周恩来便说，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共产党可以放弃这些事情，我们很希望，并更愿意你能领导我们。 我自个儿当时也太骄傲，太自信了。我说我去说说蒋先生，我可能会把他说服了，但是，也不是说就肯定有把握，不过我一定负责任，如果你们的说法是诚恳的。 周恩来就说，好吧！ 我哪能说了的话不算话？大家都说好了的事，说了就要算数。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你可以这样讲，但在我这一方面，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从张将军与唐德刚教授的一席对话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动机之一是：以重信义著称的张学良在周恩来面前把大话说过了头，他在“劝蒋”之中，屡遭重挫，诺言无法兑现，主张被迫搁浅，一筹莫展之际，待至诸因素迸发，张学良便不惜铤而走险，终于在西安采取了激烈的手段。 关于苏联问题，会谈中，张学良问周恩来：“苏联援助中国是否出自真心？” 按北伐战争的历史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张学良认为苏联会支持中国抗日，他这样提问的目的是希望从中共方面得到证实。 周恩来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的，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只求利己。” 双方商定，张学良派人去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的旧关系去加强联系；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派人和盛世才联络，既帮助中共人员成行，又为西北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 会谈中，张学良明确表示不愿再打红军了，并希望以后如有军事行动，双方都要预先商定。对此，周恩来表示同意。 周恩来提出：“抗日战争发动了，红军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和医疗设备，请东北军帮助采购。” 张学良说：“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二、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 事后，张学良曾对人说：“这算不了什么，等于东北军多装备一、二个师。” 张学良还对周恩来表示说：“抗日战争一起，我有一笔很大的私款可以移作军费。” 张学良感到抗日干部缺乏，很苦闷。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多得很，成长也快。所以，他对周恩来说：“请你们赶快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厚的人常驻我那里，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我派一个人去你们那儿，身边就没有人了，所以，我一个也不派。” 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东北军将士的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随地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才稍稍解决了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 “即使你有干部，也应该不断地培养自已的新干部。”周思来继续说，“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青年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将来可以联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不久，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办起王曲军官训练团，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干部。 而后，两人又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止内战的具体条件和措施：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共产党人同意在军队中停止政治活动；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待遇；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进行活动。 周恩来对张学良说，如果蒋先生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押在西安，作为人质。 张学良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的追求所倾倒，他答应周恩来说：“我一定向蒋先生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努力劝说蒋先生同意这一既成事实。” “我张学良是坚决抗日的，我正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最后，他真挚而坦率地向周恩来表示。 “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周恩来坚定地说。 日本不仅给我的家庭带来了不幸，也给中国造成了民族耻辱。我决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头。然而，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先生理解。 张学良与周恩来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 十日清晨四时，会谈结束，双方都非常满意。夜餐后，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纪念六十周年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深沉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这本大地图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这对缺乏地图的红军是一件珍贵的礼品，也是红军仅有的两本《申报》大地图之一。另外，张学良赠送私款二万光洋，后来又赠送了二十万元法币。这笔巨额赠款，对处境困难中的红军不啻雪中送炭。以后，还陆续有所接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军需帐上查明，接济红军所用款额达七十六万元之巨。 会后，周恩来一行辞离肤施，抵十里堡遇雨停宿时，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 不久，中共决定正式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嘱咐刘鼎一定要面交张学良。信的开头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刘鼎从苏区回到洛川后，告诉张学良说：“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 “我同你来洛川会晤周先生，预想一定会谈出很多理想的问题，为我解决疑难，树立抗日信心。”张学良对刘鼎说，“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是早见到他该有多好呀！” 张学良又说：“我和蒋先生相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她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 最后，他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张学良终于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朋友和道路。 肤施会谈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张学良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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