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0年7月，上天终于给俾斯麦送来一个他期待已久的战争借口，走完这统一的最后一步：西班牙议会准备将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选举为国王。 自1868年政变后，西班牙的王位一直空缺，这年早些掌握实权的将军们才决定让议会另选一位君主。法国必然会反对这一结果，因为一旦王冠落到霍亨索伦家族头上，一个亲普的西班牙将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但这种反对将被视作对西班牙内政的粗暴干涉，倘若法国的怒火直指普鲁士，后者便俨然成了受法国霸凌的无辜受害者，而这无疑正中俾斯麦下怀，能像他盼望的那样激起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7月6日，法国外交大臣格拉蒙公爵发表声明，以战争威胁向西班牙和普鲁士施压。然而令俾斯麦气愤的是，12日，利奥波德亲王服从了法国的要求，宣布放弃竞选西班牙王位的资格。  俾斯麦意识到，只有更大胆的策略才能抓住这个机会。13日，法国试图将其外交胜利更进一步，派遣驻普大使贝内德蒂伯爵前往埃姆斯，要求威廉一世公开永久放弃整个霍亨索伦家族对西班牙王位的选举资格，国王礼貌地拒绝了大使，并将此事以电报告知身在柏林的俾斯麦。俾斯麦立即将这一消息添油加醋后告诉媒体和外国使节，在措辞上花足工夫，删去了威廉一世原本使用的礼节用语，使法国人看来国王无礼地打发走了大使、而德国人看来则是大使咄咄逼人地逼迫国王。消息一出，法国朝野群情激愤，上至欧仁妮皇后、下至巴黎的爱国民众都强烈要求发动战争。 俾斯麦终于松了一口气，对朋友们说，此事正如 “在高卢野牛面前挥起了红布”。他所盼望已久、但必须由法国人主动发动的战争终于爆发：7月15日，法国动员，战争一触即发。 拿破仑三世同样盼望着这场战争，他表面上盛气凌人、叫嚷着要以这场战争惩戒不安分的普鲁士，但也心知肚明倘若回避这场战争、接受普鲁士的羞辱，已经佩戴了18年的皇冠便要从他头上落下去：这场战争无论胜败，都必须冒险一搏。  1848年革命爆发时，路易·波拿巴尚在英国流亡。他曾尝试过两次失败的政变，第一次失败后他逃亡瑞士，4年后他试图卷土重来，但这次失败来得更快，海关官员便把波拿巴和他的同伙逮住了，随后一行人被投入大牢。几年后，波拿巴在朋友的帮助下越狱并逃亡英国，被英法两国报纸反复嘲弄的他意识到以一己之力掀不起一丝波澜，如此无谓的尝试只能成为笑柄。他缺少叔叔拿破仑皇帝那样的军事天赋与口才，更缺少建功立业的机会，能做的只有静候时机。 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从未放下政治野心的路易·波拿巴构思了一整套 “波拿巴主义”的政治哲学。为什么叔叔拿破仑皇帝没有尊贵的王室血统，却能在痛恨暴君的法国宣布共和短短12年后便大权独揽，为自己戴上皇冠？路易·波拿巴的结论是，皇帝的权力来源于国民支持和他为法兰西赢得的军事荣耀，而非像传统君王那样来源于神圣的传统和家族；一个受民众欢迎、维护国民利益的帝制要远胜于纷争不休的共和国，正如恺撒顺应民意而成为军事独裁者。他总结道，波拿巴主义、亦即自己的政治理想即是建立一个受国民支持而集权以保护国民、“强大而不专制、自由而不无序”“对共和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君主制”政权。  二月革命爆发、第二共和国建立后，路易·波拿巴感到时机到了，即便共和政府的领袖们大都不待见他，但不少法国民众却对这位拿破仑后裔的归来翘首以盼。以和平手段夺权的道路或许过于顺利了：1848年12月共和国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一举赢取了超过占选民人数74%的500多万张选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两年后的1851年12月2日，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和警察发动政变、架空民选的议会并掌握独裁权力。政变的一周年之际，1852年12月2日，严密监控、威逼利诱之下的全民公投将他 “拥戴”为皇帝。称帝后的拿破仑三世凭借 “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实践了他的政治哲学，自称代表并维护全体国民的利益，代价是全体国民都不得不臣服于这位大权独揽的新皇帝。 马克思指出，路易·波拿巴的胜利并不奇怪，这位缺乏政治人脉、手中毫无实权、所有威望都来自其姓氏、甚至连口才和个人魅力都没有的平庸的冒险家的称帝，恰恰是法国复杂而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产物：资产阶级背叛了推翻君主制的同盟无产阶级，却又始终恐惧后者而软弱地向军阀献出权力；无产阶级因遭受背叛而对虚伪的共和国深感怨恨，因而在共和国瓦解时冷眼旁观；中产阶级渴望秩序，流氓无产者试图发财致富，小农阶级则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代表并支配他们、“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路易·波拿巴试图横跳在彼此矛盾的各个阶级之间，以国家之名充当每个阶级的保护人、一切矛盾的调和者，向富人许诺秩序和繁荣、向穷人许诺福利与荣耀，再以超然的国家利益和拿破仑之名所象征的昔日荣光要求每个阶级都献上忠诚。 文｜刘羽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