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法暴虐，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时期却不爆发农民起义？|商鞅变法|士族|秦孝公|秦法

秦亡于秦法所导致的农民起义，这本就是对历史的误读。恰恰相反，当时的农民是秦法的最大受益群体。准确说，秦末的起义不是农民起义，而是新兴的士族阶级和六国旧贵族集团的武装反叛。

秦孝公之前，秦国和其它六国一样，其社会阶层可分为三类：贵族、平民和奴隶。其中贵族包括国君、卿大夫、士；平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是自由民；奴隶则是贵族阶级的私人财产，是非自由民。

这三个阶层的待遇是固化的，世代相传的。具体说就是这样的：贵族天生就是吸血虫，平民的天责就是为贵族提供劳动成果（赋税、徭役、生产生活物资），奴隶相当于贵族家里的牲口。

阶层的固化所带来的恶果就是，贵族阶级贪得无厌，能力退化，数量却日渐膨胀，可用于国家治理的财政收入日渐萎缩；平民阶层失去上升通道，承担的税负却越来越重，一不小心就沦为奴隶；奴隶阶层嘛，连人都不算哪有未来？

贵族阶层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也很激烈，比如国君，他的最大利益是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卿大夫们则希望分割国君的权益，以满足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士族阶级则渴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取代卿大夫阶层。

这些弊端就导致各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国家的发展失去动力，这就是战国时期各国都试图推行改革的深层动力。比如李悝变法、吴起变法、申不害变法等等。

不过，以上的变法都是局部动手术，都没有触及病根，直到一个人的到来——商鞅。

商鞅变法究竟变了啥，以至于很多人对他的成果推崇备至呢？一句话可以概括：商鞅变法从根子上打碎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并建立了以国君为唯一特权阶层的“平等社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商鞅变法的成果很多，我们只讲跟平民关联最紧要的几点。

首先，贵族阶级没了世袭的特权，以前甭管你爹是老赢家的什么人，都要凭本事吃饭，别想当“拼爹族”了。

空出来的官位留给谁呢？贵族中的最低阶层士族，以及平民阶层，只要你们有本事，只要你们能立军功，爵位、官位都在冲你招手。

其次，平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激活，他们的贡献从单纯的义务上升为主动的利益交换。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农民，他以前所缴纳的税赋和徭役都是义务，是多是少平民既没有决定权也没有任何回报。

而变法之后，农民可以将自己的税赋和徭役转换成“贡献”，超额就可以获取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秦国能发动大规模战役，并且能长期支撑的原因之一——经济活力的释放。

其三，奴隶的解放使平民数量的激增，国家得到了充足的纳税人口。

贵族阶层的特权被剥夺后，大批的奴隶被赦免为自由民。这个举措意义重大，因为奴隶不是纳税人口，也无需服徭役、兵役。一个国家自由民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

其四，贵族阶层占有的土地、山泽、矿产等资源被释放，促进了生产资料的优化。

以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它彻底颠覆了西周以来的宗法制等级社会结构，是历史发展中最了不起的一个进步。

毫无疑问，除了国君外，平民，尤其是农民阶层是秦法的最大受益群体！

那么，所谓秦法暴虐，因此导致秦末农民起义而亡国的说法又从哪里来？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说几点我个人的观点：

• 其一，秦法只是商鞅变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不等混为一谈。

通过上述内容就可以看出，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是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秦法则是基于这个思想的具体落地政策。

也就是说商鞅变法是思想，秦法则是工具，思想有永恒性，工具则要相时而动，二者不能等同。后人常常说秦法暴虐，以此否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这是不正确的。

• 其二，秦法的暴虐还是仁慈，与二世而亡的结果没有必然关系。

既然秦法是工具，它就应该适时调整，而不能固化。事实上，自商鞅变法后，秦法也一直在不停地调整。

从睡虎山秦简出土文字考证说明，秦法是相当人性化的，它规定，役工在服徭役的途中如果遇上暴雨等客观条件影响而不能如期者，将被免除徭役，而不是惩罚。即便人为因素的误期，也仅以罚缴几副盾牌，不存在杀头的说法。

而在胡亥当政后期，各种徭役和税赋确实有所增加，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也有所增加。但这些内容是不是足以导致农民起义呢？至少从史料来看证据不足。

• 其三，秦末的起义本质上不是农民起义，而是贵族阶级与士族阶级的暴动。

这个问题相对复杂，我赞同一种说法，即陈胜吴广绝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小士族阶级，跟刘邦的出身一样。

秦末最大的阶级矛盾是皇权与六国旧贵族集团的矛盾，项羽、田荣、魏咎、赵歇、韩广等人都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而刘邦，以及陈平、萧何、曹参、张耳、陈馀等人，都是小士族集团的代表人物。因此，秦末的起义是旧贵族集团与小士族阶级对秦帝国的一次联手绞杀。

那么农民充当了什么角色呢？工具！农民从来不是历史的主角，他们只是被利用来冲击旧秩序的工具。

• 其四，秦朝的灭亡根源在于过度迷信秦法，却忽略了统治力量的扶植。

我个人认为，商鞅变法有个天然的漏洞，即它消灭了贵族集团，却忘记了一个事实——皇权需要政治势力的拥护，它不能孤立地生存。

当初周公发明宗法制，就是用等级制度给皇权形成一道保护伞，可这个制度有两面性，卿大夫既是君权的拥趸，又反过来掣肘君权。就像我们每天需要吃东西，可这些食物又往往带来疾病一样。

秦帝国消灭了贵族集团，却没有找到新的拥护势力，就像因为害怕疾病而绝食一样。

法，从来都是工具，它代替不了政治集团的力量，因此，当两大集团揭竿而起的时候，皇权才发现他的龙椅居然建立在了沙滩之上。

您可能要问，秦以后的皇权拥护势力有吗？有，那就是士族集团，从西汉到清朝，一直是这个集团伴随皇权共生。

对秦帝国而言，它不光没看到这一点，即便看到了也做不到，因为士族集团的发展和壮大也需要一个过程。

事实上，西汉初年也一直在寻找拥趸，他们尝试了外戚势力，又炒冷饭培植过宗室势力，还曾经试图扶植宦官势力。直到汉武帝相中了儒家士族阶级，西汉王朝才顺着整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

所以，秦帝国的灭亡其实是历史的必然宿命，它的历史责任就是完成对旧秩序的摧毁，条件没给它建立新秩序的成熟条件。

所谓“秦亡于暴虐的法律而导致的农民起义”之说，其实是西汉帝国的政治宣传需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