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归经理论及引经药概述中药引经之说由来已久，《素问·宣明五气篇》说：“五味所入，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其中“入”字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或趋向性含义，表明中药所含五味具有一定的定位和定向性，可以选择性作用于机体脏腑，为引经理论之萌芽。《神农本草经》记载“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提示了某些药物不但自身对脏腑经络具有选择性，还可以影响其他药物的作用趋势，文中虽未提及“引经”一词，但“通使”二字即已包含“引使”之意。由此可见，引经与归经均倾向于药物作用的定向性，但其最终作用还落实到定位上，因此中药的引经作用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归经作用。陶弘景《名医别录》称白附子“主行药势”，桂“宣导百药”等，刘宋雷斅《雷公炮炙论》说“缘蛇性窜，即令引药至于有风疾处，因定号之为使”，将中药引经与疾病治疗有机结合，可谓引经理论之先声。宋代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对张仲景八味丸中应用泽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并在桑白皮项下提出“接螵蛸就肾经”，明确将“引接”概念与脏腑经络和归经理论相结合，使得中药归经引经与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金元时期引经理论得以确立。金·张洁古首次提出“引经报使”理论，并在其论著《医学启源》和《珍珠囊》中明确了十二经引经药，同时对引经药物进行了归类，指出引经药所属的引经部位，使得引经理论更加完善，对促进引经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张氏弟子李杲在此基础上，在其论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手足三阳表里引经主治例》中分别增添了黄柏、桔梗、黄连为太阳、太阴、少阴经引经药，并提出用药应须“引经报使”的理念。王好古以《内经》的药理论述为依据，对张洁古的《珍珠囊》和李杲的《药类法象》《用药心法》中收载引经药物的数量和种类进行了修整与充实，并根据引经药物药性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将引经药大体分为了两类，即十二经引经药和直接与病症相关的引经药，丰富了中药“引经理论”的内在含义，阐释了引经药与脏腑在疾病状态下专属的对应关系，深化了对引经药作用特点和运用方法的认知，为后世医家合理使用引经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珍珠囊》的内容进行了修补与扩展，提出“十二经各有引药，在脏在腹，在气在血，为火为热，亦有引矣”，并列举出了十二经引经药，如青皮、柴胡引药入足少阳胆经，葱白、升麻、桔梗引药入手太阴肺经等，还将《内经》五味入五脏的理论应用于临床，提升了引经理论的实用性。清代吴塘在《医医病书》中单独设立“引经论”章节，说：“药之有引经，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充分阐释了引经药的引导作用。亦有医者提出“引经之药，剂中用为向导，则能引接众药，直入本经，用力寡而获效捷也”。陈嘉谟《本草蒙荃·各经引使》中收集的各经引经药有58种之多，且其大多数为针对病症治疗的引经药。引经药可以直接引导方中诸药进入所属脏腑经络或直达病所，从而发挥增强疗效的作用，这与后世提出的靶向用药和载体学说存在异曲同工之妙，证实了中药引经的重要性。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中药的引经之性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谓之曰“诸药不能透达之处，有肉桂引之，则莫不透达也”，还标明“牛膝原为补益之品，而善引气血下注，是以用药欲其下行者，恒以之为引经”，故而古人有“无牛膝，不过膝”之说。可见古时医家便已能够灵活应用引经药的引经之性治疗机体不同部位的多种疾病。诸多言论的提出和验证为后续引经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此，引经理论成为了中药药性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引经药能够引导药物进入患者的病所，协调各药共同趋向病所：例如上肢疼痛可选羌活、桑枝、桂枝，下肢疼痛可以用独活、牛膝等，均为实践所得。用柴胡、升麻作为引经药，补中益气汤，可升提下陷之中气功用。以升麻引诸药，清胃散方剂中作为清泻胃火之功。另外诸如肉桂引火归元，牛膝引药下行，桔梗载药上达，川芎引药上行；外感内伤头痛时，佐用风药，亦寓引经之意，如蔓荆子、防风、羌活等，皆有良效。李中梓认为：“虚与热亦假引经，阴中之阳，自地升天也，在风寒湿固为正用。高巅之上，惟风可到。”在方剂中引经药可先驱先行引导药物进入经脉：如清泻肝火可用左金丸，方中吴茱萸为肝经引药，黄连苦寒入心，吴茱萸辛热入肝，能够将黄连之寒引至清肝火功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中，阴经寒邪可被细辛引导而出于太阳之表。阳明经热盛可采用白虎汤主治，引诸药可被石膏引入阳明经起到收清热生津之功。因部位不同而头痛涉经各异，引经药早在《丹溪心法》中就记载“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可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少阴细辛，少阳柴胡，阳明白芷，太阴苍术、厥阴、吴茱萸”等。中医归经理论、引经药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其创立时间比西方医药学的“靶向”理论要早几百年，归经理论和引经药早已为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所熟知并广泛应用。在中医肿瘤治疗的临床实践中，已有学者总结了引经药用于肿瘤中医治疗的经验如：鼻咽肿瘤用善通鼻窍的辛夷、苍耳子引经；舌为心之苗，舌肿瘤用入心经之莲子心引导；卵巢、子宫肿瘤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鸡冠花引经，乃取类比象之意；脑肿瘤则加用可强力搜剔脑络之虫类药僵蚕、全蝎以引药入脑；根据淋巴部位与功用可归属为中医之肝经，故淋巴瘤用入肝经之猫爪草、桔梗为引导等。又如：食管癌用硼砂、硇砂；甲状腺癌用白芥子、僵蚕；肺癌用桔梗、白果；乳腺癌用瓜蒌、山慈姑；胃癌用半枝莲、白术；肝癌用柴胡、青皮、陈皮；前列腺癌用女贞子、菟丝子、王不留行；睾丸癌用知母、枸橼；膀胱癌用萆薢、龙葵；直肠癌用马齿苋、苦参；淋巴癌用牡丹皮、紫草；骨肉瘤用威灵仙、杜仲、续断；下肢肿瘤用牛膝、木瓜。经典名方血府逐瘀汤抗肿瘤疗效确切，已有学者将其引经药桔梗用于肺癌的治疗取得成果，说明归经理论和引经药用于中医肿瘤治疗的理念早已蕴含于临床实践当中，肿瘤靶向药物治疗的兴起，给阐明中医肿瘤治疗内涵提供了一个方向。黄巍等用HPLC法证实血府逐瘀汤中牛膝、桔梗的引经作用，发现牛膝、桔梗的引经机制之一是其增加芍药苷在特定组织的分布。梁瑞峰等通过研究防风对痛泻要方有效成分药动学的影响，发现防风能提高脑、脾、肝等部位芍药苷、橙皮苷的浓度，认为防风增加痛泻要方有效成分在脑的分布是其引经机制之一。孙备等结合PK及PD两方面实验参数分析三妙丸中的牛膝对关节炎大鼠的引经机制，认为牛膝可能是通过改善大鼠下肢关节血液供应使有效物质更易到达下肢部位。需要明确一点，药引子不是引经药。药引子形成于宋代，原本是指成药之外需要病家另行准备，用来配合成药服用的液体，因这些液体多是用各类饮子来充当的，故最初便借名为“饮子”，后来改为了指向更专一些的“引子”，到了元代才拥有“药引子”这个定名。元代以后，专门售卖成药的药局机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汤剂重新成为了主流方剂剂型，整个社会不再熟悉药引子的本义，于是药引子的概念便在医者和大众之中发生着并不相同形式的演变。文化素养不断提高的医者群体热衷于探求医理，于是从药引子的“引”字上望文生义，混淆进了引经药的概念，形成了第一条知识重构路径，而第二条路径则是沿着药铺不卖、须另行准备这一特点发展，扩展了药引子的来源，这两种路径的共同点是都赋予了药引子更多的医理，使其从因成药制作工艺而被动出现，变成了医者主动选用的富含医理的事物。药引子在大众中的演变趋势是逐渐奇异化、关键化，这是由于大众普遍带入患者视角而产生的不信任感导致的，这种认识脱离了明清以来医疗活动事实，却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上，因此可以称之为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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