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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不能娶官妓为妻，甚至不能与官妓谈情说爱，这在一些朝代是有明文规定的，比如宋朝。
宋朝的官场，并不只有官员，还有成群的妓女。不要笑，这是真的，而且是公开合法的。北宋首都汴京，从御街东西的朱雀门外、下桥南北的两斜街等繁华地段，一路排过去，竟然全都是妓馆。宋初翰林学士陶谷就曾专门作过统计，他说当时汴京的“鬻色户籍”总数达万户。其从业人员之众和生意之兴隆，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这庞大的队伍中，竟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专门为官员服务，谓之“官妓”。她们是由官府供养、为官员执役的妓女，凡官府聚宴、官员唱酬，皆请教坊在籍娼户去祗应，谓之官妓。官员与妓女，本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生活中并无交集，但因朝廷的这种制度设置，使这两种地位悬殊的群体，有了最为紧密的接触，宋朝官场文人与官妓之间的交往，因而产生了许多有趣而美丽的故事。 欧阳修任洛阳推官时，就曾与某官妓缠绵悱恻，并为其填词《临江仙》曰：“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苏东坡一生与官妓多有交集，写下过许多诗词，其：“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宜。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便是为黄州官妓李宜所作。
虽然官员与官妓交往密切，但历代对于官员狎妓，都有规定。而且，“妓”的本意也不是指性，训诂学对“妓”的注解是“女乐”，她们提供的只是歌舞、弹唱、曲艺等，而非皮肉生意。对此，宋朝在制度上也有明确规定，比如规定官员不能入随意出入青楼，如有所需，只能召官妓。 妓女赴会，官员召妓，只限于表演才艺或酒宴陪侍之类的活动，不能发展成性关系，更不能结婚，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说：“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明确规定即使是军政要员，也不得让官妓侍寝。而且，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官员与官妓皆会受到严厉惩处，罪名唤做“逾滥”，属“赃私罪”。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说，浙江台州有官妓严蕊，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皆佳，冠绝一时，尤擅作诗词，多出新意。四方之士，多有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者。台州太守唐仲友十分欣赏严蕊，凡有雅集，必请严蕊赴会，唐仲友曾命她赋眼前观赏的红白桃花，严蕊援笔立成《如梦令》曰：“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唐仲友阅后大喜，遂待严蕊格外垂青。
朱熹与唐仲友虽同朝为官，但在学术观点和政见上分歧较大，为打压异己，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时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朱熹，借巡视之机，揭发唐仲友与严蕊有奸情，以“逾滥”之罪上奏弹劾唐仲友，同时下令抓捕严蕊，将严蕊先后关押于台州和绍兴二地，收监数月，施以杖刑，百般拷打，威逼严蕊供出与唐仲友的私情。可怜严蕊女身单薄，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她始终不承认与唐仲友有私，还信誓旦旦道：“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严蕊一介娼妓，却威武不能屈，遂在士大夫间声名鹊起。 唐仲友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也向孝宗上章，自辨其污，还弹劾朱熹不明法纪，滥施酷刑。此事引起朝野震动，孝宗叫来宰相王淮，听他的看法，王淮轻描淡写道：“此乃秀才争闲气耳。”孝宗以为然，遂将朱熹调离，另以岳飞之子岳霖代之。
岳霖到任，详察案情，可怜严蕊病弱之身，受刑过甚，让她作词自陈归宿，严蕊作《卜算子》曰：“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随后，岳霖将严蕊无罪释放，一场关于官妓纠缠，并夹杂着文人争斗的案子，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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