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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里希：“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如果说艺术必须是高于真实的假象，那么能不能透过关乎本质的形式，去接触到焕发活力、生命力的艺术家本人，并使二者互为充分的补充？自2014年起，“左文右画”就成了《CEO生活》《CEO行家》这两本杂志的常驻专栏，每期介绍一位艺术家，揭开种种融合、畸变、纪实背后，自然人的异托邦想象，对产业、自由的话语叙事的颠覆，对黄金世界人文景观的憧憬。在我们的努力下，高孝午、陆蓉之、林谷芳等都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艺术的明窗，而这一期我们的主角是诗人韩博。 点上方绿标即可收听音频
原文载《CEO生活》2017年12月号第62-67页
和韩博约在申报馆见面，报馆旧址现在已是一家西餐厅，名字很新闻范儿——THE PRESS。推门进去，韩博早早到了，背对临街的大玻璃窗，在长条沙发上坐着，看一本书，如一尊安静蓄势的雕塑。 “人与人的相遇，只是全然测不准的偶然。”记得那回初见韩博，是一同去参加《文画投资》的节目，在财经直播平台聊艺术与刻奇的话题，诡谲得理直气壮，一似不期而至的鱼鳞状高积云。赶往演播棚的出租车上，高架拥堵，他将旅行箱横放在身侧，调侃自己周末是推销员，明天还要到北京的单向空间，做两本新书《与酒神同行》《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的见面会。
艺术评论员董熙良、艺术策展人一榛 因为现在的线下活动，组织方会架设摄像机，全程直播，他便怀疑地问我：“你说直播真的会有人看吗？”虚无近在咫尺，我一时慌不择言，薄弱的劝慰。写作是无路可走的开荒，开了之后再被野草覆盖，但文化……文化不就是做给可能会看到的人？ 那一期《文画投资》，镜头里的韩博没有滔滔不绝，连开场白都表现得点到即止：“我是韩博，我是一个诗人，我也是一个旅行作家，我也画画，我曾经是一个媒体人，我觉得很难定义自己。”非常低调，明明圈内颇有名气，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荣誉作家，获得过刘丽安诗歌奖（1988年）、诗东西PEW诗歌奖（2012年），他依旧选择不过分显山露水，即使洞察到的比你多好几倍，也不会亟亟兜售任何强硬的主意。偶尔甩出的精湛立场，像水鸟掠过湖面，只是带起一点涟漪。这样一种半打开的状态，能否理解成自然而然地等待，好比维特根斯坦说的：“门上挂一把锁，只有那些能打开它的人注意到它，其他的人则不会引起注意”，公然将内心的交互表达留给开明好奇的态度、高山流水的知音？在展开正式的访谈前，得承认，韩博之于我，是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之谜。
访谈需要不断地接传球，和对手的配合至关重要。没有预先的套路，没有角色的限定，我甚至都不曾透露几个核心问题，以防收到一张深思熟虑的答卷，失去聊天的乐趣，口语独特的节奏感。或许，在韩博看来，我展现了非同寻常的业余，目的性语焉不详，但为了规避刻意拔高、装模作样，有必要迎向即兴的未知。摆脱了因袭陈套的动荡的不安，恰恰证明我们正在经历的全是崭新的。这是一次默契度的考验。 速问速答的环节，韩博相当坦率。被封为“酒徒”的他，乐于享受生活，旅行途中，每到一处，总要找家称心如意的酒吧，跟当地的艺术家朋友聊聊，加深文化了解。他告诉我，别信酒精会调动创作灵感的鬼话，喝酒不过是生活的习惯，不要赋予它太多神秘的增值。要不是我多嘴问了一句，恐怕很难相信，《与酒神同行》的作者，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感性、迷醉，反而在清醒地祛魅。我瞄了瞄餐桌，疑心一切都是美式咖啡的提神效果。
随着谈话的持续，我渐渐相信眼前的韩博更加真实、有趣。在自媒体卖货、买粉都见怪不怪的时代，他会好奇，居然还有要听写作课的编辑部，为一探究竟，他打定主意去给人家讲讲“如何卸掉自我审查”。我呢比较幸运，有机会一对一亲聆干货。诸如：写一篇文章，当然要用到逻辑理性，列个提纲计划什么的，但更重要的是非理性的创造，不然你完全知道结果，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绘画也是这样，开始先打个草稿，但不能完全照着来，随性的败笔，换个角度看，会是神来之笔也说不定。讲到关键处，韩博会顿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共识。” 身为一名舞台剧的编导，韩博倾向于创作设定比较弱的剧本，道具也尽可能地少，给演员更多自由表现的空间。至于依赖数据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韩博表示，微软小冰写的那些诗，谈不上有多惊艳，它学习的对象水准不高，甄选参考样本的人没独到的眼光。既然意外所带来的创作红利，得有基础训练作支撑，我便请教韩博，从他的经验来看，绘画创作应该更关注线条还是色彩。“油画（paintings）和线稿（drawings）在西方是不同的门类，后者受到追捧要更晚一些，但绘画创作其实更应该考虑成型作品与展出空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尺幅很小的画，布置得好，就能有很强的吸引力。”
“写作是最快乐的事了。”说这话的时候，韩博躯干往后靠，寻求一个更舒服的坐姿，脸上绽开笑容，轻松友善的声音会让你有种确信：即便是世上最漫长孤独的写作，也富含着惊人的生趣，能够支撑你往下写的，不可能是愉悦以外的情绪。 如今，有个奇怪的现象：如今这文字国际主义的时代，文学变得越来越私人化，越来越内向，很多作者，随着岁数的增长，不过从年少的倔强变成了中年的迷惘和虚妄。韩博绝非那样，对于保温杯式的中年危机，他完全没有共鸣。从他的诗文里，看不到泛滥的自哀自矜，更不存在竭尽才智、写无可写的担忧。 韩博的写作，不提倡勉强。与其为了炮制鸿篇巨制而硬凑，他宁愿自然地搁笔。要是写得短了，就会尤其注意语词。问他，写作动机的乐趣，发展到后来，会否让位给词语的乐趣？他的回答相当巧妙，词语自身的繁衍生长，其中自有乐趣，而表情包、流行语的故作狂欢，是快捷的敷衍，是语言的注水，久而久之，势必会冲淡细腻曲折的表达。按我的理解，韩博这番意见不无道理，如果仅仅将词语视作客体，或者以表情包、流行语充当输入法的自动关联，那就根本不会纵容意外，也不会发生文学，不快乐的写作，皆因此而起。
不自由，毋宁死。看鲁迅的时候，知道了《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与韩博置身申报馆旧址，复旦人众筹的咖啡馆，如同巴黎左岸那样的公共空间，斜对面就是解放日报的写字楼，话题要是绕过新闻，那才真叫遗憾。“中国的新闻写作当然会毁掉一个人。”没料到复旦新闻系出身的韩博这么直接，这或许是体会过失落新闻理想的过来人的心声？他补充道：“新闻写作，在国外属于非虚构写作，是很严肃的文学体裁，并不仅仅是宣传。”主观介入的对事件的感受，更理性的对文化的观察，都会有。 像比尔·布莱森、保罗·索鲁这样的游记作家，是韩博心头所好。新近出版的《与酒神同行》《涂鸦与圣像》也是文化观察，从中能看出韩博的自我期许，虽然离开了媒体行业，在三十余个国家、地区旅行、写作，但他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追求新闻独立的价值。
■ 艺术家不需要定义 韩博的思维方式，有点趋向庄子，“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他反感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对价值判断保持着警惕而敏锐的神经。一贯崇尚酒神精神、认真撒娇的他，要是少见地愤激了，多半在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怄气。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文明更是如此。”《与酒神同行》的序言，第一句就在传达多元平等、开放大气的文化观。韩博在书中选取了六个文明底色各异的国家——意大利（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波兰（罗马天主教文明）、塞尔维亚（东正教文明）、英国（新教文明）、阿根廷（欧洲文明的“新世界”）、瑞士（“上帝死了”之后，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以非理性、原始冲动的酒神精神为线索，串联起一部精彩纷呈的世界文化史。 他认同的世界主义是知识界共同体（Republic of Letters）追随狄俄尼索斯的侧影，而不是册封朝贡体系抑或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那两者中的任何一种。东、西方根本不存在对立，整个人类文明是一体的，应该在相互交流中各自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文化中心论的危险，试图将某一民族的信仰、生活样式视为最优型，其实质是自豪感作祟的霸凌行为，因而在各种场合，韩博不止一次地强调，诗词固然是传统，但万不可小家子气了，只有把整个人类的传统都纳入视野，包容差异、尊重个体，中国的艺术潮流方能与国际对接，重现丝绸之路的雄浑气象。
出于好奇，我也问了韩博的写作习惯。他喜欢在火车上写作，欧洲的火车更好。航班要是没有延误，飞机上的环境也是不错的选择。以为他会有手稿，但他坦言自己不会使用卡片和铅笔，因为电脑确实方便，利于反复的修改，做一些备忘的笔记。看来要是没有辛晓钟先生两次恢复数据，《与酒神同行》《涂鸦与圣像》真的会无缘问世。 追溯起用电脑写稿的开端，韩博说那是在大学，彼时他的兄弟马骅已经参加了社会工作，把电脑留给了他。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问一下马骅对他诗歌的评价，对他创作的影响，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悲伤，涉及英年早逝的“启蒙者”，只好眼睁睁看着话头在唇边溜走，转而问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诗中有那么多的冒号？”我猜这是一种剧本化的处理。 结果却是和诗歌的音乐性有关。韩博的诗作，冒号的叠加，类似一种对位法的标记，不符合编辑的直觉，就我俩阅读所及，是绝无仅有的个人创造。尽管我追问了一次，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哎，又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在访谈前，我本想着越俎代庖，帮着韩博定义一下他，回来写着写着，发觉没有必要。诗人、旅行作家也好，戏剧导演、媒体人也罢，都是韩博在不同场合的侧面。他本人没有身份焦虑，就是在给人介绍时有点犯难，不过这又什么关系，大方承认这种难处，即是敞亮的表现。对韩博来说，身份可能还会在今后不断延展。他是一个艺术家，能够游刃有余地切换，具备无需定义的潇洒。
左文右画致力于孵化艺术家的创作，推广艺术品的投资，现已推出《左文右画》人文系列短片、《文画投资》艺术直播节目，并与点掌财经阿牛直播、喜马拉雅FM、CCTV快客传媒达成战略合作，希望能把幕后的艺术家带到台前，将中国的艺术家领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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