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衰落与解体：灾后西班牙国家地位的丧失与国内冲突  作者：Steven Ward，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Steven Ward, “Decline and Disintegration: National Status Loss and Domestic Conflict in Post-Disaster Spa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4, 2022, pp. 91–129. 导读 文章借鉴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国家相对衰落的国内政治后果。地位削弱通过两种动力导致不同群体集体认同和反应的差异：首先，国家地位的削弱降低了国家集体认同对一些群体的吸引力，但同时也激励了另一些群体致力于恢复国家地位和捍卫主导民族身份；其次，国家地位的削弱会促使国内群体相互贬低（derogate）和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一国内部对国家地位削弱的不同反应为中心—外围群体冲突创造了条件，对多民族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两种动力通过三种因果机制促成了国内群体之间的冲突：首先，当外围群体对国家的忠诚感（attachment）降低时，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可能会将其视为对国家凝聚力（coherence）的威胁；第二，当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采取旨在恢复国家地位或维护主导民族身份边界的行动时，外围群体可能视他们（以及整个国家）为对自身自治甚至生存的威胁；第三，寻找替罪羊会加剧中心和外围群体之间的冲突，或者中心群体之间的冲突。 最后，文章以西班牙为例，探讨其地位的削弱（1898年美西战争的军事失败后失去了其在美洲最后的殖民地，以及随后在摩洛哥的失败）在20世纪初如何加剧西班牙国内的冲突（尤其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和西班牙军队之间的冲突和军队内部的冲突），证明了这一论点的合理性。尽管“1898年灾难”并没有直接导致三十年后的西班牙内战，但它确实加剧了紧张局势，促成了战争的爆发。研究结果表明，衰落可能会加剧国内冲突，使国家更难采取适当的改革措施。 相对衰落侵蚀国家地位：既有解释 已有研究大多将衰落理解为物质能力的相对下降，以考察大战略的调整，但物质能力的相对削弱（erosion）对国内观众来说往往是不可见的，因此，将衰落重新定义为国家地位下降而不是物质能力削弱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而要保持一个特定的地位，需要获得、拥有或有能力展现能被公认为符合这一地位的特征和行为。这些特征和行为对不同层级的国家有所不同：对最高等级的国家来说通常表现为物质能力，尽管其具体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例如，在二十世纪之交，帝国（empire）是大国地位的一个标志，但在二战后却成为一个国家社会声誉的污点，而地缘政治权力的其他标志如核武器和太空探索则变得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地位还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即他国认可一国地位要求的合法性。 地位削弱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可见度和显著性。物质基础的缓慢削弱是最不显著的，相比之下，无能的表现（如戏剧性的军事失败）或未能获得适当的尊重（如外交上的冷落）更有可能使国家衰落的现实难以被否认。因此，急剧的衰落比纯粹物质上的潜在（latent）衰落更有可能在国内受众中产生对国家地位受损的广泛焦虑，因此对于理解衰落的国内政治后果尤为重要。 一种关于衰落和国内冲突的理论 （一）理论框架 本文选取国内冲突为因变量，沿用先前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即某一群体将他们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对另一个群体的斗争中并且导致资源被破坏。国内冲突的表现强度不一，从某一群体公开表达对另一群体的敌意到内战，不过本文不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冲突可能变成暴力或升级为内战。 社会心理学家将个体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概念化为社会群体中个体认同重叠部分的集合，当个体认为一个群体的显著属性与自身属性高度匹配时，对该群体的认同就会更强烈。提高群体认同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群体地位（group status）的提升，然而，群体地位变化对个体认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variation），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正相关。事实上，当国家认同是个体自我认知（self-images）重要组成部分时，国家的衰落反而有可能增强个体对国家的情感。 对国家衰落的不同反应可能会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敌对情绪，个体社会心理在国家地位相对削弱时可能导致国内冲突的因果机制有如下三种： 1. 疏远（distancing） 疏远指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改善国家地位的意愿降低，以及对区别于国家的另一种象征与叙事和所在团体投入与热情的提高，以此争取更大自主权。那些之前对国家忠诚感相对较弱的，或存在更发达的民族叙事的群体更有可能在国家地位下降时疏远国家。 事实上，疏远并不必然导致国内冲突：它不一定涉及分离的要求，因此也不一定意味着对国家的威胁。然而，处于中心地位的行为者可能会认为这种举动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性，而当衰落的背景促使中心团体致力于恢复国家的地位并捍卫国家象征和叙事时，可能会引发中心—外围群体冲突。 2. 地位捍卫（status defense） 地位捍卫的表现与疏远相反。具体而言，旨在捍卫国家地位的政策可能涉及加强国家能力（如增加税收，或集中国家机构），获得新的地位标志（如采取昂贵的冒险外交政策），或强化国家主导民族认同的边界（如打击其他认同）。最有可能捍卫国家地位的是那些赞成、重视或受益于高国家地位的人。这类群体可能包括国家政府，特别是那些作为国家象征的部门（如军队），以及多民族国家中的主要民族群体，这些精英会担心地位的削弱将威胁他们的优势地位。当地位捍卫和疏远同时发生时，国内冲突很有可能产生。 3. 替罪羊（scapegoating） 替罪羊指的是公开将责任归咎于一个国家内的特定群体或个人，这往往是保护自己免受外交政策失败的代价的一种方式。各团体可能根据先前的政治承诺来选择替罪羊的目标。一个政党的拥护者可能会把对手的政党当作替罪羊，而致力于加强次国家民族团体的精英们可能会诽谤处于中心地位的团体。替罪羊会加剧由地位捍卫和疏远机制共同引发的中心—外围的敌对情绪。 疏远、地位捍卫和替罪羊这三种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结合，并在特定边界条件下触发和运作，这些条件主要有：（1）严重的、无可辩驳的地位下降；（2）存在一个强大的、制度化的国家认同作为集体认同的中心；（3）次国家群体对国家认同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三种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以下方式相结合：首先，地位捍卫可能比其他两种机制更早被触发；其次，如果存在中心—外围的分歧，那么地位急剧下降可能会引发地位捍卫和疏远的循环，从而加剧冲突；第三，寻找替罪羊会加剧中心—外围的冲突以及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冲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地位衰落到国内冲突的过程可能是漫长的，然而，这些互动的反复性（iterative nature）意味着它们一旦被触发就会持续运作。 （二）实证检验的难题——基于国家能力的替代解释 由于国家地位的削弱和国家物质能力的恶化很难分离，例如国家的物质能力影响着国内群体计算公开反对国家或彼此的成本和收益的方式，因此，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较为复杂。然而，本文提出框架与物质并非不相容，例如，疏远机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国家可用的资源，降低其维持秩序的能力，并加剧国内群体之间的冲突。 然而，由于国家能力和地位衰落这两种机制对何种地位衰落会引发冲突的见解不同，对两者的区分仍然重要。社会心理学机制表明，在政治上可见的、严重地位衰落会引发国内冲突；而国家能力机制则意味着，只有当地位下降导致国家可用的物质资源发生严重、持续的减少时才会导致国内冲突。因此，要确定社会心理机制在任何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都是重要的，就不仅需要寻找衰退引发疏远、地位捍卫和替罪羊的证据，还要考虑这些证据是否支持国家能力的替代性解释。 西班牙的外交政策灾难与1898年后的国内冲突 1898年后的西班牙案例符合本文理论的三个边界条件：首先，鉴于帝国在西班牙民族身份的叙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美西战争的失败以及随后帝国领土的丧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不可否认的地位衰落事件；其次，尽管与一些欧洲邻国相比，西班牙的国家认同发展较晚，但它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表现为国家象征、叙事和制度的扩散，鼓励伊比利亚半岛的不同群体将自己理解为西班牙人。此时的西班牙已经构成了一个明显的国家认同内群体（in-group），这一点从国内对1859年至1860年西班牙在摩洛哥成功的军事干预的反应中可以看出。胜利后的庆祝活动突出了西班牙的国家象征，并强调了西班牙作为一个认同类别的重要性。但是，即使在19世纪末，西班牙的国家认同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这也是该案例符合第三个条件的原因，即存在重要的外围地位的群体：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身份在1898年已经发展成熟。 1898年的灾难并不是西班牙第一次损失殖民地。在19世纪10-20年代，西班牙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美洲殖民地，但它并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因为它并不完全符合本文理论的条件——早期的损失发生在帝国成为公认的地位象征之前，且当时西班牙的国家认同还没有完全形成。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供了三类证据支持来本文的理论： 第一，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人逐渐与中心群体保持距离，来回应国家地位的严重衰落。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品生产商尤其依赖与殖民地受保护的市场贸易，从1895年到1898年，商业利益促使巴塞罗那的精英们支持政府的呼吁，然而帝国殖民地的消失减少了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的障碍，第一个加泰罗尼亚地区主义政党——地方主义同盟（Lliga Regionalista）随之形成，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也逐渐抬头。 第二，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尤其是右翼分子或军队成员，国家地位对他们来说特别有价值）通过支持恢复国家地位的措施和捍卫西班牙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来应对地位的严重衰落。作为西班牙社会秩序中核心机构的成员，军人接受的教育是将自己理解为西班牙统一性的捍卫者。为了恢复西班牙的国际地位，军人们广泛支持西班牙1909年对摩洛哥的入侵，并为了守卫国家统一性而宣扬狭隘的民族身份概念。这种概念最终演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天主教意识形态，加剧了军事精英与地区自治运动之间，特别是与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运动的冲突。 第三，在外交政策失败后，精英和次国家团体寻找替罪羊并相互指责。1909年，西班牙入侵了摩洛哥的里夫地区。尽管这一举动在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和左翼团体中极不受欢迎，但军方人员则将它视为修复自尊和西班牙的国际地位的机会。1909年的入侵和随后的失败构成了另一个地位严重受损的例子——西班牙再次未能充分履行一个殖民国家的职责，而且政府更迭后也并未开启审查和追责。作为回应，一群反对殖民军队领导的将军组成最高委员会开启调查并建议参议院起诉39名军官。然而，他们的行为激怒了其他军事官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军队的荣誉要求改变胆小和防御性的政策”。为结束追责过程，米格尔将军在1923年发动政变。然而，军事失败引发的国内群体互相指责，其影响远远超过政变。殖民地官员指责西班牙政府没有为占领提供足够的资源，驻扎在城市的士兵（容特罗派）和在摩洛哥作战的士兵（非洲派）在军队晋升方面也爆发了分歧，因为每个派别都试图将失败归咎于对方。最终，在1936年，一场由激进的非洲派领导的未遂政变引发了西班牙内战。 最后考虑物质能力下降的替代解释。事实上，1898年和1921年的军事失利并没有严重削弱国家在国内部署武力的能力。在1898年，军事损失相对较小，而且大多是在海上交战中发生的，撤退反而会维持和加强国家的实力；虽然1921年的军事损失比1898年要大，但军队并没有瓦解，之后还继续了十五年的战争和占领。虽然地位丧失和国内冲突之间的联系牵涉到军队，但证据显示，最重要的动力是激进化、军民关系和派系争斗，而不是物质力量严重受损。 一个合理的反驳是，殖民地的丧失严重损害了西班牙的经济，从长远来看导致了国家崩溃。但是，1898年灾难的经济后果有限：虽然殖民地的丧失损害了那些从殖民地市场获得巨大利益的部门，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数据显示这些部门在开放市场中的表现更好。1898年的失败还导致了一个成功的财政重建计划（program of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西班牙削减了军事开支，并采取了有效措施来解决债务和通货膨胀问题。其结果是1900年后，西班牙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欧洲大陆最发达地区的差距没有像19世纪下半叶那样扩大 。这并不是说长期的物质力量衰退趋势不重要，而是说严重的地位丧失事件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后果对后来国内冲突的加剧的影响最大。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将一国地位的削弱与社会心理和政治变化联系起来，并论述了它们如何加剧一个衰落国家的国内冲突。虽然西班牙的案例证明了本文理论框架的合理性，但对于机制的普遍性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军事上的失败或帝国上的损失与多民族国家的中心-外围群体冲突加剧相吻合，表明这些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着系统的关系。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聚焦于其他类型的地位下降对国内危机的触发。例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疫情（以及一些政府显然未能作出有效反应）会促使个人更强烈地认同排他性群体（exclusionary groups），并推动群体间寻找替罪羊，这会加剧各种形式的政治冲突。要避免或减轻军事失败或地位突然衰落的瓦解效应，需要领导人准确认识到国家能力下降并作出调整，包括适应崛起大国的地位要求，以及找到新的方式来公开描述国家在国际等级中的地位。 译者：罗洁，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 校对 | 穆若彤 阮辰阳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崔莹佳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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