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宗死后，儿子李适继位，被称为唐德宗。唐德宗很想当个圣明皇帝，他看到地方节度使势力扩大的危害性，一心想削藩，结果引发兵变，适得其反，使得中央集权更加弱化。 两唐书记载，李适是唐代宗的长子。他二十岁那年，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率军与叛军作战，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因功被立为皇太子。李适三十八岁时，继承帝位，被称为唐德宗。 唐德宗的母亲沈氏，在安史之乱中失踪，唐代宗苦找十年未果。唐德宗继位以后，思母心切，下发诏书，在全国广泛寻找。不久，喜讯传来，说沈氏找到了。唐德宗欣喜若狂，可经人辩认，却是假冒的。 大臣们都很气愤，要求惩治假冒者。唐德宗叹口气说：“只要能找到母亲，朕甘愿受一百次欺骗”，下令将假冒者放了。后来冒名者越来越多，但均不治罪。唐德宗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母亲，但他的孝心，受到人们的广泛赞扬。 唐德宗即位两天之后，就诏令天下，实行勤俭治国，各地不得再向朝廷进贡珍奇异宝和地方特产，不得以金银装饰器具，不得奢华浪费。唐德宗令朝廷带头，裁减宫女乐工数百人，宫中养的珍禽异兽全部放掉，甚至连外国进献的三十二头会跳舞的珍贵大象，也被放归山林。这些措施，显示了新君登基以后的新气象。  唐德宗对违反诏令的官员毫不客气，严加处罚。他派使臣给各个节度使颁赐旌节。有的使臣接受了节度使送给的礼物，唐德宗大怒，将其杖责，处以流刑。别的使臣听说以后，都吓得偷偷把礼物扔到山谷里，空手回京。 唐德宗为了发展经济，废除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两税法”由过去以人丁纳税为主，改为以土地纳税为主；由实物纳税改为现金缴税。“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 唐德宗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便想削弱节度使的权势，加强中央集权。当时，节度使不仅势力强大，而且还企图搞世袭化。在唐代宗时期，降将田承嗣死了，他在临死之前，直接把节度使的职位传给了侄子田悦，朝廷无可奈何。唐德宗继位以后，降将李宝臣又死了，其子李惟岳要求继承父亲的职位，唐德宗坚决予以拒绝。于是，李惟岳联合田悦，又联络了另外两个节度使，四镇起兵，反叛朝廷，史称“四镇之乱”。 唐德宗命李希烈、朱滔等五个节度使，率军平叛。不久，唐军取得重大胜利，四镇被灭掉三个，只剩下田悦了。这个时候，唐德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想借机削弱节度使的权力。本来他用这五个节度使，去打那四个节度使，就有让他们鹬蚌相争的意思，如今又要趁机削藩，结果引起节度使们的强烈不满。在田悦的挑唆下，李希烈、朱滔也反了。  李希烈反了以后，带兵围攻河南襄城。唐德宗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救援。不料，泾原兵路过长安的时候，借口伙食差、犒赏少，发生哗变，在长安城中杀人放火。 唐德宗闻知兵变，急召禁军将领护驾。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平时信任的禁军将领一个也没有来，倒是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紧跟左右，他们召集了一百多名宦官，保护着皇帝，拼死冲出城去，逃到了奉天，奉天就是现在的陕西乾县。从此以后，唐德宗就不再信任大臣，而是重用和依靠宦官了。 泾原叛军占领了长安，姚令言感到自己声望不够，便请朱滔的哥哥朱泚当首领。朱泚的野心很大，胆子也很大，他随即进入皇宫，宣布称帝，国号大秦。朱泚十分残暴，将留在长安的皇室子孙全部斩杀，共杀死七十七人。朱泚又亲自率军，去奉天追杀唐德宗。泾原兵发动的叛乱，史称“泾原兵变”。 唐德宗逃到奉天以后，身边只有一群宦官，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唐德宗急忙发出诏令，令附近官军火速前来救驾。官军尚未赶到，朱泚的兵马却来了，将奉天城团团围住，奋力攻打。奉天城并不坚固，眼看就要陷落。唐德宗危在旦夕，陷入绝境，史称“奉天之难”。  在这危急时刻，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赶到，击退叛军，救了唐德宗。唐德宗十分感激，认为他是大大的忠臣。不料，李怀光也心存反意，他与朱泚秘密联络，打算平定关中之后，各自为帝，但没有谈拢，于是带兵返回，不久也反了。 各地节度使纷纷叛乱，史称“二帝四王之乱”。二帝，是指称秦帝的朱泚和称楚帝的李希烈；四王是：冀王朱滔、魏王田悦、齐王李纳、赵王王武俊。其实，尚未称帝称王的反叛者还有很多，形势比安史之乱还要严峻。各地节度使们平时专横惯了，如今见利益受到损失，纷纷起来对抗朝廷，大唐王朝随时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唐德宗没有想到，自己急于削藩，却惹出了大祸，后悔莫及。 唐德宗万般无奈，只得忍气吞声地下了一道罪已诏，承认自己的错误，承担了造成兵变的责任，同时宣布大赦，除了残杀宗室的朱泚以外，赦免所有叛乱者，仍任各职，包括僭越称帝的李希烈和朱泚的弟弟朱滔。 各个节度使造反的目的，是想保持藩镇割据的现状，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不是要推翻朝廷，更不是要尊奉朱泚或李希烈为帝，所以，唐德宗的罪已诏一下，各个节度使都先后息兵，宣布仍然效忠唐朝。 在节度使中，也有忠于朝廷的，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就是其中之一。李晟有勇有谋，率军先后与田悦、朱滔、王武俊等人作战，后来又灭掉朱泚，收复长安，迎接唐德宗回京，恢复了唐朝局势。  这次兵变之后，朝廷威望一落千丈，唐德宗感到颜面扫地，他原先的英雄之气一扫而光，开始变得消沉起来。唐德宗通过“奉天之难”，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喜欢起了敛财。唐德宗下诏，增加了许多税种，不仅有茶叶一类的杂税，甚至还有间架税。间架税是物业税的前身。繁杂的税赋，导致民怨四起。 唐德宗再也不敢提削藩了，反而对藩镇势力姑息迁就。各藩镇投其所好，纷纷给皇帝进贡钱财，每个节度使，每年要进奉五十万钱。这些钱财，当然是从老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更严重的是，唐德宗片面接受了兵变中的教训，不相信甚至猜忌大臣，经常进行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更换宰相，造成人心不稳，朝政混乱。与此同时，唐德宗认为宦官最可靠，开始重用宦官，由宦官担任禁军统领，并充任军队的监军。 宦官的地位迅速提高，并且掌握实权，开始干预朝政，而且有很大的能量。在唐朝中后期，藩镇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宦官专权。这两大弊端，加速了唐朝的衰落。请看下一集，宦官干政，唐朝又埋一隐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