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I LING 专题 | 行星思维与行星治理

托比·李思从微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共同作用下的地球视角开始思考行星性，他说：“行星思维（planetary thinking）是我们得以从地球系统的角度重新思考一切的机会——这个系统是过去35亿年中微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共同作用的产物。”

现代人的“行星观”也是在人类登月拍下“蓝色大理石”地球照片后才逐渐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的。

这幅著名的“蓝色大理石”是首次摄影全地球照片，是在1972年12月7日得到的。当时阿波罗17号航天器带着宇航员，绕地球轨道运行并观测月亮，而太阳在他们的身后，从而获得一幅极佳的图片。

许煜从对全球化的起源和思想基础的批判开始了他的行星思维，他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对市场与土地的征服，而这一过程的运行将人类与生物圈带入当下四面楚歌的境地——“行星思维不是禅宗的开悟或基督教的启示，而是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并将继续处于一种灾难状态。”

本杰明·布拉顿站在人类中心的科学主义的道路上加速奔跑，提出“行星智能”（planetary sapience）的畅想，他对机器智能和机器认知的发展突破抱有超乎寻常的信心，认为人类应该构思一个“有目的、有方向和有价值的行星级'地球化改造’（terraforming）”。

美国20世纪70年代就已提出行星现实主义（planetary realism）的观念，指出人类专注于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争斗而忽视人类共同利益的现象。乔纳森·布莱克与尼尔斯·吉尔曼站在这一思潮的基础上，梳理了全球性各种挑战以及现有治理秩序的疲弱性，再次反思“全球化”这一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他们提出建立包括行星层级到地方层级在内的多层次治理系统的构想，以期有效处理人类当前面临的行星性挑战。

沈联涛认为，无视整体生态圈的经济发展无异于竭泽而渔，人类应视地球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修订当前的会计计量框架，将人类与自然的活动纳入其中，并通过“一个地球（one-earth）资产负债表”来有效识别与平衡地球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失衡，从而使地球生态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

Colin Arisman为思想杂志NOEMA拍摄

乔纳森·莱德加德将行星思维与治理扩散到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方面，大胆尝试数字时代的虚拟货币等创新技术，提出“跨物种货币”的动议。他呼吁人类将非人类的存续与发展、繁荣也纳入视野范围内，建立中央银行，为濒危物种打造数字孪生身份，并为这些物种发行名为“生命马克”（life mark）的虚拟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