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又出宝物？只因“寻银诀”背后流淌的是亿万计的惊人财富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位于四川彭山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再次出水上万件珍贵文物，明代荣王府的世子金印“荣世子宝”惊艳现世。

实际上，距离江口沉银上次刷屏互联网，仅仅过了两年之久，我们不禁好奇，这张献忠的所沉之银，究竟有多少？

一、石龙与石虎

关于”寻银诀“，历来有众多版本，有成都锦江版的“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 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也有也有龙泉山版的“石公对石母，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成都买到简阳府”；当然，最为人熟知的，当是眉山版本：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 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石牛、石鼓、石公、石母、石龙、石虎。三个江口沉银流传的版本竟然有六个完全不同的标志物，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事实上，锦江版和眉山版都是经过验证的，所言不虚的“寻银诀”。

我们先说锦江版所谓的“石牛对石鼓”，1939年，川军师长马昆山与范绍曾专门成了“锦江淘江公司”，好巧不巧，在望江楼附近的石佛寺锦江河中开工淘江的时候，还真挖出了石牛与石鼓，这次虽然只是收获了三大箩筐铜钱，比不上江口所沉之宝，但也足以证明寻银诀的真实性。

那么，眉山版的“石龙与石虎”又在何处？清代嘉庆《《彭山县志·杂识》记载 :

“石龙，彭山县治东十五 里。其形肖龙，首仄蜿蜒，髻髭迸露，鳞甲峥嵘，有持雨拿云之势，长三四丈许，若经鬼斧神工者然，与石虎山相对。谚云：'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盖即此也。”

在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过程中，果然在江口附近发现了矗立在岩石上的石龙以及置身于崖壁的石虎，神奇的是，石虎南眺的位置与石龙置身之处，向西直线距离约1500 米的地方，正是府河与南河的汇合处。

此外，在石龙和石虎的南边，草木之间还掩映一块石刻，上面写着：“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中华宝藏兴，民族昭千古。”

这“寻银诀”的暗号算是对上了，但面对滔滔江水，银子具体又在哪里？

二、鏖战与沉银

说起江口沉银，就不得不提清顺治四年的江口鏖战，当时清朝派肃亲王豪格统率满汉大军进攻四川，大西政权内外交困，张献忠只能率军撤离，当然与他一同撤离的还有他搜刮而来的财富。但如何快速转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胡昭曦在 《巴蜀历史考察研究》中认为因银两众多，民间传说“张献 忠在成都封了银子，把青杠树剖开，中间掏空，将银子装在其中，叫'鞘筒银子’，每筒有 1000 两”，将封好的银子全部装船。而船只都装不下的银两，就放入木槽中，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

但是到了彭山江口镇岷江水域之时，遭遇了活动于此地的四川地方武装杨展部的阻击，人亡船沉宝失，将这段血雨腥风历史湮没在滚滚岷江之中。

2005年，江口发掘的 7 枚银锭藏匿于一木筒内。木筒为 2 个半圆形木桩将内挖空把银锭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箍箍紧。记载中多记录张献忠将金银等宝物置于 “木鞘”内，发现的 “木筒”与记载中的 “鞘筒藏银”基本一致。 当然，实际发现的银锭纯度不高，颜色偏暗，而且银锭上有大量蜂窝状的孔。

除木筒和银锭之外，在该遗址还发现了 “西王赏功”的金币和银币、金册、银耳环、银簪及碎银等物。这与文献中张献忠在其征战以及在成都搜缴金银的记载相契合。

三、永昌大元帅

2016年，江口沉银追缴回来了一件“永昌大元帅印”，很多人认为这枚金印的主人应该就是张献忠，当然也有专家认为金印属于李自成。

这件金印用黄金制成，边长 10.3、印台厚 1.6、通高 8.6 厘米，重 3.195 千克。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6 字，印的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 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印钮为一立虎，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 虎身阴刻线纹表现鬃毛和斑纹。

怎么判读这枚印章的时代？

先从虎钮看，将虎钮普遍用于印章是明代及南明的将军印。其次，从印文看，也应该是在明代，九叠篆虽然在明代之前的宋辽金元就已经出现，但只有明代明确规定了官印必须采用九叠篆文。

那么，这枚印章的主人呢？

这就要从印章的质地、职官等方面去推测，毕竟明代只有皇帝、皇太后、皇 后、皇妃、太子、亲王、亲王妃、亲王世子等皇 室宗亲可以使用金宝或印，其他人均无法使用金质。

当然，金印还在明末农民政权中广泛存在，比如“献忠遍招诸土司，用降人为诱，铸金印赍之，以易其官”。至于元帅，在洪武以后，就没有由明朝廷所封的元帅，但在起义领袖中，很多人还是喜欢自封或者被封为元帅，相当于是最高领导者才能拥有的称号。

接下来是“永昌”二字，很多人认为李自成曾建年号“永昌”，故该金印主人当为 李自成。但李自成建元“永昌”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而该金印是在“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崇祯十六年 （1643 年） 农历十一月，且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正月已自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称“新顺王”，不太可能再自 封为“永昌大元帅”。

所以，这枚金印的主人就只剩下张献忠了。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该金印铸造于崇祯十六年 （1643 年） 农历十一月。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此时自封为“永昌大元帅” 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自己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次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该金印被废弃不用。但随后，便遭遇了南明和清的夹击，内外交困，正式基于此，张献忠才决定放弃成都，顺江而下，而这枚金印也是其中被转移的财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