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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57期 （2021春/夏号，pp.31-63） 原文题目：“黑船事件中的罗森” 小引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为“黑船上的汉学家”，发表在《南方周末》2008年9月25日的“阅读”版上，后来又增补一些内容，以“卫三畏与日本开国”为题，收入我的随笔集《逍遥法外》中。 那篇文章主要描写了著名传教士和汉学家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作为首席翻译官协助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C. Perry）与日本方面谈判，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并打开日本国门的过程，着重阐述了当时两国交涉过程中这位汉学家以及汉语在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例如，佩里团队中并没有国际法专家，日美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正是参与过《中美望厦条约》谈判的卫三畏依据他的经验和国际法知识而建议增加的。在那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对于“黑船事件”相关文献和著述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发现学界对于参与谈判和缔约过程的一位中国人罗森，他的生平与贡献，似乎一直缺乏一篇系统全面的文章加以叙述，不免令人遗憾。更重要的是，这一缺陷也使得关于日本开国的拼图中少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佩里纪念碑 钟叔河先生的罗森论 说起来，罗森（字向乔）这个人物能够唤起当代读者的关注，首先要归功于著名出版家和学者钟叔河先生。 早在1980年左右，任职于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钟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长久被忽略的出版选题，即晚清时代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人们所写下的域外观感，这是显示中国人在遭遇到西方文化挑战之后的最初反应，内中既有真知灼见，也有误读曲解。 这类书籍，有些曾有早期的版本，有的在大陆压根儿没有出版过。将它们重新编校集中出版，既有助于了解近代史的一个特殊侧面，更可以成为对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具有启发意义的文化事业。
钱锺书 钟先生所选择的作者之中，包括旅行家、外交官、流亡者等等。最初他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时开始编辑出版了一些单行本，后来调任岳麓书社总编辑，顺便把这样的选题带到该社，推出了轰动国内读书界的十卷本“走向世界丛书”。影响所至，钱锺书先生都给予鼓励，亲自为钟先生荟萃各书导言而成的文集作序。 罗森的著作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是《日本日记》，此书乃是近代中国人亲自游历日本现场记录的第一种。不过，在书前的导言中，钟叔河坦承，除了日记本身透露的诸如广东人氏、写过一个关于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南京纪事》等这类个人信息之外，“关于罗森的生平，我们别无了解”。 钟先生认为，“罗森文字并不高明，尤其是诗，带有非常庸俗的市井气。”因为日记中很少有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记述，反而很留意物产、贸易等事项，因此推断他可能属于“一个略通翰墨的由学入商的人物”。 日本画家当时为罗森所绘画像，也是“科头皂服，完全一副商人形象”，可为佐证。日记里收入的罗森与日本人之间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笔谈，其中显示出他在清廷与太平军之间抱持着中立甚至对后者有几分同情的立场，“这也大体上符合当时同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接近的某些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的观点”。
钟叔河 当然，钟叔河还是赞扬罗森是一个比一些日本人更具开放精神的人。日记里专门录下了参与谈判的日方官员平山谦二郎给罗森的一封汉文信，其中完全站在儒学家的立场上为锁国政策辩护，认为开放贸易必定导致人们群起追逐利货和奇机，而忘却忠孝廉耻，堕入无父无君之境。 他希望罗森利用随美国战舰周游四海的机会，向各国君王游说，“是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另一位叫明笃的日本人对于罗森充任美方翻译助理有些不解：“子乃中国之士，何归鴃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对此，罗森以诗作为回应，显示出他的豪迈情怀和世界视野： 日本遨游话旧因，不通言语倍伤神。雕题未识云中凤，凿齿焉知世上麟。璧号连城须遇主，珠称照乘必依人。东夷习礼终无侣，南国多才自有真。自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罗森像 罗森其人 由于1980年代初期对外开放的门户半启半闭，海外资讯亦流通不畅，钟叔河先生所谓对罗森生平别无了解，条件局限如此，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当年出版罗森《日本日记》时的标点人并且对中日文化交流史颇多研究的王晓秋教授曾发表有关成果，依据他在日本所见文献，对于罗森的生平、他在美日交涉中的独特贡献以及他的日记所记载内容具有的史料价值等作出了更为详细的叙述，认为罗森作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先驱所作贡献是应该为后人铭记的。 此外，王晓秋教授还透露的关于罗森晚年行踪的一点消息：“罗森后来寓居香港，史籍少有记载。实际上他与日本人士仍有来往。1865年，日本政府派遣高级官员柴田刚中为横须贺炼铁厂联系原料技师赴欧途径香港时，曾在旅馆与罗森会晤，第二天罗森还到柴田乘的船上话别，并送他七本书。”
十多年来，除了留意搜罗与黑船事件及日本开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外，我也多次利用到访日本的机会寻访黑船事件的踪迹，包括佩里舰队首次登陆地久里滨及当地佩里公园中的佩里纪念馆，第二次来航时的谈判地横滨，还有舰队亲自考察的北海道港口城市函馆（当时地名还是箱馆）以及设于新潟县柏崎市的专题博物馆“黑船馆”。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的官网上曾有一篇文章说罗森死于箱馆，我找到那里的中国人墓地，结果只发现了当地华侨团体树立的一坐罗森登陆130周年木质纪念柱以及一株专门移植而来的中国松树，他的墓地并不在此。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检索到一篇专门叙述罗森踪迹的文章，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和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编的《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其中收入了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香港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1906-1978）的一篇论文：“香港开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罗向乔先生事迹述释”，文章对于罗森的生平有比较详细的考证，尤其是作者1970年8月亲自访问定居于香港的罗森之孙、年届82岁的罗延年先生，后者讲述了有关其祖父的一些往事，使得罗森的生平事迹得以部分再现。 罗香林先生指出，罗森系广东南海西樵人，按罗延年的讲述，可以推断罗森生于道光元年（1821），父罗介人，举人，曾著有关于天文地理之书。生长于书香之家，罗森自年轻时即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曾为传教士马礼逊之子约翰讲解中文，与当时在粤港一带的英美传教士来往密切，在这个过程中也具备了一定的英文基础。 令人困惑的是，在一份题为“罗森关系”的文献里，出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描述。这份应该是罗氏宗亲会对罗延年的事迹简介，其中写道： 向乔公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时，以才气横溢见重清廷，旋擢外交官，出任我国驻日本领事，为日本朝野及当地侨胞敬重，甚有政声。侧身外交工作多年，深明国际情势，于民主政制至为倾慕，复以清廷政治窳败，国弱民贫，以是任满退出政坛，视富贵如浮云，宁返香港作寓公，授西人华语以糊口。所著《南京纪事》（中略）及《治安策》流传日本，始则抄传，继而以活字版一再重印，备受日人重视。 接着叙述罗森随佩里舰队赴日事，因佩里“知公（引按：指罗森）名重东瀛，为日朝野所重，经港时，邀公襄助，于是随同出发。抵日后，公从旁斡旋，力促其成，美日通商条约于焉缔结。”云云。 上文所述罗森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事，颇为难解。其实从鸦片战争后，英国在中国内陆最早设置的是一些领事馆，直到《北京条约》签署后的咸丰十年（1860）才有英国驻北京使馆之设（驻京首任公使卜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至于清廷派驻日本常驻使节，更迟于光绪二年（1876）谕命驻英副使许钤身调任驻日公使开始。所以，上述文献中所谓罗森曾经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秘书并“见重清廷”，后来又担任驻日领事，“名重东瀛，为日朝野所重”以及佩里亲邀等记载都属于没有依据的夸饰和无根之谈。 言归正传。罗森作为翻译官卫三畏之助理随征日本，协助美日缔约，已经是佩里第二次赴日的事情了。第一次远征日本是1853年4月份自香港出发的。当时佩里直接拜访卫三畏，希望后者能够担任与日本交涉的翻译官，认为卫三畏是确保这次远征得以成功的重要人物。 卫三畏以自己对日语并不精通为由而婉拒，但最终还是难以抵挡佩里的热情和周边人士的劝说，答应了这项任命。卫三畏知道，与日本交往需要的不仅是日语的沟通能力，即便是在日本，正规文书写作也离不开古典汉语的良好修养，另外，两国受过良好教育者还可以通过汉语进行笔谈，从而弥补日语口头交流之不足，甚至增添互动的精妙，所以还需要能够娴熟地运用典雅传统中文包括书法的能力，而这正是他这样的传教士力所未逮的。于是，聘请一位精于中文的人士以为襄助，就变得非常必要。
事实上，卫三畏第一次随佩里出征时就聘用过一位中文助理，仿佛姓薛。不过，这位老薛（Old Sieh）却是一个很不幸的人物，他是个鸦片鬼，因为在军舰上禁止吸食鸦片，所以登舰伊始，薛一直精神萎靡不振，身体每况愈下。 舰队刚刚离开琉球首都那霸，他竟然病入膏肓，亡命舰上。在薛临终前，卫三畏还希望他能够归信耶稣，但他终于没有接受这份信仰盛意。6月11日，舰队举行海葬仪式，薛和他的鸦片枪等心爱用具一起被沉入海中。 难得的是，佩里在其日志里还对薛的死去花费了一点篇幅，表达了惋惜，也告诉我们一些薛的个人信息。例如薛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卫三畏及其他外国人的中文教师，因吸食鸦片多年，身体虚弱，每个见到他的人都觉得他离死期不远了。他享年五十五岁，佩里称他是“老中国人”（the old Chinaman），并感叹，他的死让舰队“没有了中文翻译，虽然卫三畏先生可以把英语的意义转换成官话并加以口述，但是他自己却没有能力书写中文官方语言。” 由于第一次远征的目的只是送达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放口岸的国书，很难期望日本方面立即接受美方要求，而国书的文本，除了英文外，美方也备好了中文和荷兰文的官方译本。另外，日方找到了一位会说荷兰语的日本人担任通译，大体解决了语言沟通的困难。老薛之死没有给双方交涉带来太多负面影响。
佩里 第二次赴日因为要对于拟定条约的内容做更具体的交涉，因此交流会更加复杂，卫三畏精心挑选的中文助理是罗森。跟老薛比较，罗森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粗通英文，观念开放，与西方人相处融洽，文学修养良好，而且也没有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真是百里挑一的一时之选。后来的事实表明，罗森为这次远征以及交涉所作出的实在是超越了一个翻译助理所能够作的大贡献。 万马军中一诗人 从《日本日记》以及卫三畏的相关记录看，在美日之间的整个交涉过程中，罗森扮演的只是一个辅助角色。作为翻译官汉文助理，他的基本工作就是将美方主张以及双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以典雅的中文精确地再现。当日方以汉语书写（笔谈）的方式提出特定要求时，其中使用典故或成语或许超越了卫三畏的知识范围，罗森可以对其中含义作出解释。另外，在一些事项的沟通过程中，他可以跟卫三畏一起，以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双重核查（double-check），从而保障条约含义的准确无误。这类事项大多属于案头作业，因此，罗森日记里很少有关交涉细节的描写，对自己在谈判中的作用也很少着墨。 不过，由于谈判是一种依赖语言的信息沟通，表意准确十分重要，这种辅助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横滨谈判期间，卫三畏在给其夫人的信中以幽默的语调提到了罗森： 我的“中文助理”罗——如我通常对他的称呼（Lo）——向我询问新消息，我希望他也能够从家人那里得到来信。我告诉他你来信里提到的所有他感兴趣的内容，当我给他看你的来信时，他的反应看起来总算意识到娶一个妻子毕竟能够有这样的用处。我经常跟他交谈关于广州的人与事，他和阿满（Aman）的表现都证明我们选人十分明智。他通过与日本人的诗歌唱和而结交朋友，许多日本人阅读中文胜任愉快，虽然无法做口语交流。罗以这种安静的交流方式及其洁净优雅的风度赢得了每个人的尊重…… 此后舰队又来到箱馆，以考察这个拟议中向美国开放的港口城市，并与当地官员谈判。卫三畏在致夫人信里又对罗森的作用作出描述： ……现在由于许多事关重大的问题要我来处理，我只得求助于罗先生。由于两种语言一起使用可以互为补充，我因此避免了不少失误。罗森对谈判的各个方面都热情参与，跟当地人相处也很融洽，这些人认为罗森是他们见过的最博学的中国人，这也是实情。每当罗森为他们的扇子题下优美的诗句以后，他们就更愿意与他切磋中文了。罗森来日本后经常给人在扇子上题诗，少说也有五百次了。他以此为最大乐趣（nothing please him like being asked to do so）。 卫三畏特别指出罗森公务之馀为日本人写扇面的事，中日文人之间这种特别的交流方式正是罗森为美日谈判作出贡献的一个独特途径。试想，在从美国黑船上走下来的金发碧眼、戎装整齐的军人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唐土人物的身影，对于参与迎接和交涉的日本官员以及好奇的围观百姓而言，那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景观。一位参与接应美方人员且对谈判多有记录的名叫石川和辅者曾写道： 今次，异船乘员之中有广东名为罗森之异人，时时上岸，其容貌不同于亚墨理驾人。毛髪甚长，头顶之上留髪少许，馀悉剃去。所留之长髪编组美丽，垂于脑后。乃唐土南国广东生者，当时同乘亚墨理驾船。乘员中此种风俗之人颇多，其中以罗森又名向乔者诗文通达，书法亦佳，记其诗二三首。 锁国两百多年里，因为只容许长崎一港与中国及荷兰通商，在包括江户在内的其他地方，见到中国人的机会极其罕有——此时距离明末逃亡日本的朱舜水在江户讲学已近两百年。
卫三畏 不过，尽管中国人难得一见，但德川时代正是中国典籍普及的高峰期，《论语》、《孝经》、《十八史略》、《唐诗选》等各种中国典籍在武士阶层和一般学子中都得到广泛阅读，汉诗、汉文写作也蔚然成风。流风所至，连出生于1923年的作家司马辽太郎——这个笔名的寓意是“远不及司马迁的太郎”——都这样描述自己读书期间的感受： 小时候学习古汉语，文王、子路、萧何、虞美人、王莽、李白、安禄山、杜甫、文天祥，所有这些人都生活在我们共有的过去，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后来学《日本外史》，反倒觉得里面的东西像外国了。 这样的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人罗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交涉中的独特角色。共享的书写工具、沟通无碍的汉字笔谈、诗歌唱和带来的会心不远，口舌不言，笔下生情，那种交流中心有灵犀的乐趣真是妙不可言。王韬光绪五年（1879）东游扶桑，为他游记作序的日本友人就说，王韬“与余笔语，时杂以谐谑，相共冁然大笑，家人皆惊。” 汉语文化圈中的这种由共享语言和历史带来的亲切感受无疑至少缓和了日本人对佩里炮舰的恐惧心理，甚至有人将罗森所带来的那种好奇、兴奋以及诗文题写与唱和的热潮称之为“罗旋风”。不消说，罗森的这种“扇面外交”或者“诗文外交”给美日交涉带来了典雅和温馨的气息，也是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前面引用过卫三畏在箱馆致夫人信中称赞罗森受到日本人欢迎，写扇很多的记录，当舰队从箱馆返回下田和横滨，看起来罗森大名在日本人中传诵得更为广泛了，邀写扇面者成群结队。 根据罗森自己所记，在这里，“男人女人俱尚扇。予于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馀柄矣。”在横滨公馆，罗森题诗于扇面的繁忙场景被几位参与接待美国使节的幕府官员家臣看到并记录下来：“今日拟与罗森笔谈，然众人来书，包围罗森，难以接近。终见隙而上，得与笔语，有如另纸所及。”想象众人簇拥，每人皆手持纸扇，面色兴奋，期盼得到罗森题诗的那种场景，这位翻译助理受到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众美国人呢。“罗旋风”激起的群情骚动甚至让一些人生出些酸葡萄心理，写了讽刺的物附（一种杂俳）：“可怕的东西是……与罗森赠答的腐儒。”
罗森的诗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段历史。例如，双方协议达成，佩里心情大悦，邀请日本官员登上军舰，设盛宴与歌舞庆祝，美方画师海恩（William Heine）有生动而宏大的画作流传至今。但是，只有罗森所作诗让后人得以“有诗为证”： 两国横滨会，驩虞一类同。解冠称礼义，佩剑羡英雄。乐奏巴人调，肴陈太古风。几番和悦意，立约告成功。 日本人玉斧僧居中以七言绝句赠罗森： 昨夜惜华窗下咏，今朝爱绿苑中吟。人间何识天心意，已变红林作碧林。 罗森以大鸣回应小扣，答以排律一首，有时节，有地方，有景色渲染，而且把美使谈判横滨馆、黑船列阵江户湾带来的威压沉重的气息真切地表现出来，很有诗史之意境，气象亦颇见宏大与悠远： 遥见春色偶为吟，日本山川雪尽侵。古径茶花红满簇，群冈松树翠为阴。沙鸥冒雨浮波面，海鸟随风逐浪心。岸侧军营烟漠漠，湾中战舰雾沉沉。横滨筑馆应非远，江户楼台望转深。未识人家何处是，泛舟摇漾到前林。 当然，罗森的诗作并不全是上面这类趋向豪放风格的。在下田的大安寺里，闲坐之中，忽见一女子前来拜佛，其娇美姿色不禁让罗森怦然心动，写下这样一首七言绝句： 朱唇皓齿逞娇姿，云髻斜钗淡扫眉。半面新粧却绝妙，恰如明月挂梅枝。
此外，前引《亚美理驾船渡来日记》一书，作者称“记其诗二三首”，经查原书，共收入诗四首，联语三副。诗中仅一首赠平山谦二郎的排律收入罗森日记，其他三首均不见于日记，多为抄录前人之作，。第一首诗写景的小诗，其实是李白“寻雍尊师隐居”的前四句：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计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 第二首是排律，《罗森日记》里说平山谦二郎临别以王维《渭城曲》录扇相赠，遂答以此诗。与《亚墨理驾船来航日记》所收者比较，文字出入极多。这里将这首题为“甲寅春月于火船即事一首”诗的两个版本对照抄录： 《罗森日记》本 火船飞出粤之东， 此日扬帆碧海中。 历览螺峰情不尽， 遥瞻蛟室兴无穷。 双轮拨浪如奔马， 一舵分流若耿虹。 漫道骑鲸冲巨浪， 休夸跨鹤振长风。 琉球乍到云方散， 日本初临雪正融。 暂寄一身天地外， 知音聊与送离衷。 《亚墨理驾船来航日记》本 火船驶向粤西东， 此日登程霁色融。 历览层山情不尽， 遥看阔海目无穷。 双轮飞出苍溟外， 一舵轻浮浩荡中。 势若骑鲸冲巨浪， 快如奋鹗振高风。 月明远邛琉球岛， 雪白横堆日本峰。 身类渺然于天地， 愿与知音诉彼衷。 两版本比较，无一句雷同，但其中的写景与意象却并无二致。从写作技巧看，不可能是传抄中的笔误，更像是作者在不同场景下按照内心里的思路分别写来，而且，有时遣词造句明显地有特定情境的用意，例如《罗森日记》本，末句显然对应了惜别的心境。 第三首是七律，题名“题于横滨之馆”。编者加眉批：“此诗如古人之诗”： 夜半归来月正中，满身香带桂花风。流萤数点楼台静，鸣鹤一声天地空。沽酒唤回茅店梦，狂歌惊起石潭龙。倚栏试看青峰剑，万丈豪光透九重。 这首“如古人之诗”的七律的作者究竟何人，查考之下，说法纷纭。一说是有“梅州八贤”之誉的诗人宋湘（1757-1827），原题“五更”。但是，据《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此诗的作者乃是明朝正德年间的台州人戴顒。另外，尚有归于湖北天门人蒋立镛和广西宜山人彭献寿的。传为戴顒等人所作者，颌联首句均为“孤雁一声天地空”，日本版本以“鸣鹤”代“孤雁”。另，日本版尾联中“青峰剑”似为“青锋剑”之误。 第四首是五言诗，署名“广东 向乔”： 有客苍苍咏，平临万里流。披胸罗宿海，涤足见神州。 三副联语分别是： 半榻茶烟春读易，一窗花月夜谈诗。（甲寅春应人需书） 山水诗千首，乾坤酒一杯。 三春花月杯中物，万里烟霞囊里诗。（甲寅春月醉中书）
细查《日本日记》的英译本和日译本，可以发现它们与岳麓书社中文版（即《遐迩贯珍》初刊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中文版中，平山谦二郎书赠王维诗扇、某日本官员赠诗（“君产广东”）以及罗森赠明笃诗（“日本遨游”）都未收入英文和日文版。再如，名为关研次的官员赠罗森的一首诗，中文版与两种译本所置之处有所不同。该诗对罗森助力定约颇有赞许之词： 横滨相遇岂无因，和议皆安仰赖君。远方鴃舌今朝会，幸观同文对语人。 另外，罗森的一首诗，英文和日文译本里误为日本人赠与罗森的诗作了，这样张冠李戴的错误稍微有点严重。中文原文如下： 黑川嘉兵卫是主理下田事务之官，堀达之助、森山荣之助、中台信太郎等是行事之官，共以扇请书。付诗一首： 避乱夷船亦一奇，吴中鼙鼓不闻知。翻将万里东来色，快睹芙蓉绝世姿。 原文“付诗一首”省略了主语，引起误会，卫三畏译为英文时无法像汉语这般省略或模糊化处理，便译作“They sent me the following complimentary lines”，日文版的译者也如此处理，一样把诗的主人变成了日方人士了。还有，前面提到的与罗森多次交往与唱和的一位名叫“明笃”的日本人，也许是形近致误，中文版里前后出现了“叨笃”和“明笃”两个人名，书后人名索引也分别列出，而查考英文和日文本，日文均为汉字“明篤”，因为回到广东的卫三畏无法当面询问日方准确发音，于是英译本就只好将就着以汉语发音拼成“Ming-tuh”了。 末了，关于罗森写扇事还需要补充一点，写在扇子上的不仅是诗和联语，他还将美方公文以儒学话语写就以赠日方代表。在前引陶德民主编的《卫三畏在东亚》一书中，就收入了一幅扇子的照片，上面写的不是诗，而是一则告示：“亚美理驾各船至此箱馆地方，有和悦之意，彼此俱礼仪相交者，勿以地球远隔而分别，须存民胞物与之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标点系引者所加）。扇子题赠对象是北海道松前大夫勘解由，落款署名衛廉士，即卫三畏。这种语言的含义和庄严而亲切的风格，对于增进日本人对美方的亲和感无疑具有特殊的功效。 遭“盗版”的《南京纪事》 罗森到达日本，日方方面表现出的特别热情不仅是上述诗作唱和，某些官员和学者还特别希望能够从他这里获得有关中国与西方之间冲突与交往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正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 日本人对于中国局势的关注从鸦片战争开始明显强化了。西方势力的东来，尤其是中国与英国签订条约，开放口岸，割让香港，无疑让临近的日本有了日益迫近的巨大压力。一时间，来往于长崎港的商人带来的各种情报或传闻（“风说书”），还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这类书籍，以及诸如不久之后刊载罗森《日本日记》的《遐迩贯珍》之类传教士主办的报刊，都成为人们搜集和研究的对象。 有些人把中国败于英国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战乱视为地理和时间都相距不远的“殷鉴”，并感受到唇亡齿寒之威胁，表达了期望大清国能够振奋国力，驱逐外夷，从而成为日本屏障的意愿。
君自广东来，应知“洪乱”事。罗森的到来，仿佛法庭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来自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接待方的人们很快就通过笔谈向罗森询问有关太平天国的情况。在罗森日记里未见记载但收入到前引《金川游记》的笔谈记下了某日本人对太平天国事这样的热心打听和罗森略有点不耐烦的回答（想必旁边还有人等他题写扇面呢）： 问：“太平王小刀会何姓名？”答：“洪秀泉即太平王也，非小刀会。”问：“其势如何，既取南京乎？”答：“今既失去南京。”问：“米利干援太平王乎？”答：“不援亦不恶之。”又问：“英夷援清朝乎？”答：“两不援，各夷自卫而已。”问：“闻清朝皇帝遁朝鲜，然乎否？”答：“我尚未闻，你何闻也！”罗森面色慌张。“巷说耳，崎阳之人说如此。”某解释说长崎有这样的传闻。接着某又问：“太平王得志，复衣冠之旧文物否？”答：“能得志则复。”问：“成败之势如何？”答：“随天意。”又问：“天道今将属谁？”答：“未可知也。”对于“洪秀泉伪称朱明之后，然否乎？”的回答是“是也”；对“纪年号天德乎”的回答是“既故”。问：“今如何？”答：“今太平王当止（之？）”……问：“中国过半随贼乎？”则回答：“以仁义乃可使民服”，语气漠然，亦似有支持太平天国之意。在回答“子数往来米利干乎”时说：“我在其船不过三阅月也，但我不管其事。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义。”问：“言语通乎否？”回答：“我少言语，不过止能对答而已。” 其实，当这次笔谈进行时，罗森随身携带的两个小册子稿本《南京纪事》和《治安策》正由日方人士平山谦二郎借去，其中《南京纪事》对于太平天国的缘起一直到定都南京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日记里提到借书事是在舰队抵达不久，平山这位给罗森留下“纯厚博学”印象的官员即向罗森询问中国局势，并得到热情回应，将两本书借回阅读。 书在几天后即归还主人，而且还附有一封长信，对罗森的“学术淳正，爱君忧国”大表赞赏。但罗森完全不知晓的是，平山借回去后立即抄写一过，后来在日本就出现了该书的抄本和印刷本，书名也改为《满清纪事》或《清国咸丰乱记》之类。这大概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者亲身经历最早的“盗版”事件吧。 在那个尚无《伯尔尼公约》的时代，人们并没有后来的那种版权观念，像中国老话所谓“窃书者不为偷”。而且，正如人们对盗版书籍的一般看法一样，一方面这样的做法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但另一方面，盗版书也可以在最低成本的条件下增进知识的交流。最令人欣慰的是，罗森的这两本书在作者回国之后完全不知所终了。幸赖日本方面的抄本和印刷本，这两本书才能存在于天壤之间。 统计字数，《南京纪事》或《满清纪事》的木刻本无标点，全书约八千五百字。因为以文言行文，叙事凝练，信息量很大。虽然依据后世更深入研究，其中某些史实存在错误，例如把天地会发布的安民告示归到太平军名下等，但该书确实是当时日本所获有关太平天国情报的最接近真相的一种，其中对州县官员的贪腐、封疆大吏办理“夷务”中的混乱、太平军起事的原因、政府财政与军事应对方面的举措失当、太平军所占地盘不断扩张的过程等等都加以简要的梳理和叙述，如增田涉所说，通过该书与大约同期传入的《粤匪大略》，日本“在嘉永、安政期间便知道了太平天国颇为具体的情况了”。 这乃是罗森日本之行所作的完全出乎预期之外的一份独特贡献，甚至可以说，罗森的书也是一个借镜，告诉日本方面，攘夷一旦失败可能导致内部危机加剧的危险，间接地助力了日本的内政变革和开国进程。 此外，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有所不为斋杂录》日本刊本所收《满清纪事》书末，特别注明：“纪事道光癸巳至咸丰三年癸丑八月，按广东罗森避乱亚黑（引按：应为“墨”之误）理驾癸丑八月驾鲍厦丹师船甲寅正月抵浦贺港，故所见闻记事止于此”。 据此，并参考书末之行文风格，或可推测，罗森的这本书可能是一个未完成稿，他是在写一部正在进行时的历史。随美国舰队远征日本打断了他的写作过程，并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将这半部书稿留在了日本。美日缔约，班师回国，此时距离太平天国覆灭尚有十年时间。回到香港后的罗森是否续写了他的《南京纪事》，也是令人好奇的一个悬案。
下田 一桩神作之缘 美日双方有关条约的主要事项议定之后，佩里舰队来到拟议中向美国开放的两口岸之一的下田考察，停泊期间，却发生了一起意料之外的事件，即著名的“下田事件”。 4月25日凌晨大约两点半，两个日本人划着小船来到美国舰艇下面，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有事要求见美国官员。美方许可他们登上了旗舰“波瓦坦号”，在甲板上，他们见到了卫三畏，后者盘查他们是何许人，来意何在。两位年轻人看上去像是武士，他们称此前曾私下托付岸边散步的美军人员捎带一封信给美方长官的。卫三畏想起了那封用汉语写就的来信： 日本国江户书生瓜中万二市木公太呈书 贵大臣各将官执事：生等禀赋薄弱，躯干矮小，固自耻列士籍，未能精刀枪刺击之技，未能讲兵马斗事之法，汎汎悠悠，玩愒岁月。及读支那书，稍闻知欧罗巴米理驾风教，乃欲周游五大洲，然而吾国海禁甚严，外国人入内陆与内陆人到外国皆在不贷之典，是以周游之念勃勃然往来于心胸间而呻吟趑趄，盖亦有年矣。幸贵国大军舰连樯来泊吾港口，为日已久，生等熟观稔察，深悉贵大臣各将官仁厚爱物之意，平生之念，又复触发，今则断然决策，将深密请诧（讬）假坐贵船中，潜出海外，以周游五大洲，不复暇顾国禁也。愿执事辱察鄙衷，令得成此事。生等所能为百般使役，惟命是听。跛躄者之见行走者，行走者之见骑乘者，其意之歆羡如何耶！况生等终身奔走，不能出东西三十度，南北二十五度之外，以是视夫驾长风、凌巨涛，电走千万里，邻交五大洲者，岂特跛躄之与行走，行走之与骑乘之可譬哉！ 执事幸垂明察，许诺所请，何惠尚之。惟吾国海禁未除，以事若或传播，则生等不徒见追捕召回刎斩立到无疑也，事或至此，则伤 贵大臣各将官仁厚爱物之意亦大矣。执事许愿所请，又当为生等委曲包隐，至于开帆时，以令得免刎斩之惨，若至他年自归，则国人亦不必追穷往事也。生等言虽疎漏，意实诚确。执事愿察其情，怜其意，勿为疑，勿为拒。万二 公太拜呈 两位书生在信中使用的都是化名，瓜中万二真名金子重之辅，而市木公太则是大名鼎鼎的吉田松阴。松阴与重之辅之间属于师生关系，虽然松阴只大一岁，潜入美舰时尚不足二十五岁。 他们要求随船偷渡外国，给美国方面出了一个大难题。容留他们，则会招惹幕府，危及刚刚达成条约附加条款的协商；拒绝他们，则可能给这两位看上去颇有追求的青年人带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不过，按照此前佩里的决定，在这件事上，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当然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无可奈何之下，松阴写出了罗森之名给卫三畏看，希望能够跟罗森一见，但遭到了拒绝。《回顾录》中说： 余书写广东人罗森之名，说想见此人。卫三畏曰：见之何用，且今卧床而睡。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罗森与松阴这位以其学说与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幕末政治走势以及明治维新的英雄缘吝一面，失之交臂。在船上逗留大约四十五分钟后，两个人还是被美方派登陆艇送回岸上（他们来时所驾小船已经被风浪吹走）。 虽然卫三畏承诺绝不会向幕府官员透露信息，但他们还是在当日直接向下田的奉行所自首，坦白了他们偷渡美舰的事实，遂立即遭到逮捕，并且被置于狭小的囚笼之中，在下田的街道上示众数日。恰好有佩里舰队的医生和其他军官上岸散步，看到囚笼中的两个人，获悉他们正是夜潜美舰的两个人。看到美方人员，松阴连忙设法在一块木板上写了后来统称“第二投夷书”的陈情书，托他们带给卫三畏。这封木板书信也由罗森录复，收入耶鲁大学的卫三畏家族档案而得以存世，全文如下： 英雄失意，比迹盗贼；面缚就捕，幽囚累日；村长里正，倨傲相待，其厄亦甚矣。虽然，俯仰无愧，可以见英雄之为英雄也。以周游六十国为未足，欲适历五大洲是吾俦曩心事也。今一旦失计，陷入半明之室，食息坐卧不得少出范围，泣则近痴，笑则近黠，呜呼，默默而已矣。 佩里见到此信，想到古罗马时代慷慨就死的加图，深为两位志士在信中所显示斯多葛式从容面对死亡的高尚精神所感动，更为他们的命运而担忧。第二天即5月7日一早，他就急忙指派卫三畏和军官本特到下田去寻找并设法搭救他们，但为时已晚，松阴和重之辅已经被转往江户。佩里又向幕府提出交涉，希望不要过于严厉地惩罚他们，直到得到日方的不杀承诺才略感宽慰。 经过在江户的幕府审理，松阴和重之辅被判决幽闭，后又递解到位于长州专门用于囚禁武士的野山狱服刑。在这个相对宽松的幽闭环境中，他一边著述，一边给其他犯人讲课，并把讲义形成著作，例如著名的《讲孟馀话》。在野山狱中，大约是在安政二年年初（西历1855年初），家人送来一册书的抄本，却是既无书名也无作者署名，一看内容，主题正是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真是无巧不成书，罗森的那本《南京纪事》的抄本竟然鬼使神差地到了松阴的手中！ 松阴这边，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本书居然是他在“波瓦坦号”上想见而无缘得见的罗森的作品。展读之下，他大感兴趣，认为与此前自朝鲜以及来到长崎的清国商人所传各种消息比较，该书所述太平天国运动之方方面面都更加真实和详细，值得把它翻译为日文出版，以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和警觉。 松阴的这个译本不算是十分严格的翻译，对某些有疑问的地方译者有所改动，并添加了自己以“插注”形式出现的感想与评论，以便日文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其中含义尤其是对日本的借鉴价值。依据曾将译文与原文做过比对的增田涉的说法，“虽然松阴的翻译也有意译之处，但大致仍是依据原文逐句对译的。”松阴的这个取名为《清国咸丰乱记》的译本迅速在日本流传，还收入到明治时期出版的《松阴先生遗著》以及后来的《吉田松阴全集》之中。这样的结果该轮到罗森做梦都想不到了。
不独此也，正是从翻译罗森开始，松阴此前那种“民政海防”思想起了大变化。事实上，他一直关注鸦片战争以及后起的太平天国，认为在清国发生的这类大事件跟日本息息相关，日本要避免重蹈这样的覆辙，需要以中国为借镜。不过，他关注的重点大抵是在建立良好民政的同时引进西洋炮舰，强化海防，以应对西洋列强，保卫日本的防卫安全。 但是，太平天国的发生，尤其是罗森书中所展现的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割地赔款带来的国内财政危机，进而导致民生苦难的加剧，加上内政方面的腐败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欺瞒和失策，让松阴的聚焦点由防范外夷而更多地转向改善内政。他从罗森的叙述中觉察到，成功的攘夷的前提乃是内政弊端的减少，凝聚民心。太平天国之所以用兵神速，迅速把势力扩大的半个中国，根本原因在于清廷失去了民心。他在插注里写道： 凡见洪党之行兵神速也。其实，彼非真能如斯，天下民心怨叛，闻洪党之风，皆扬旗应是而已。不然安能至此哉？譬如火之燎硝磺，火之性虽速，不幸而硝磺不遇求火之物，而遇水与石，正自消灭耳。故若善知消火之道，则可知灭贼之术耳。 罗森著作给松阴的另一个触动是，孟子的学说具有了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意义。在德川时代的儒学研究中，《孟子》虽然也受到相当的关注，但与其他经典如《易经》、《论语》等比较，并非德川儒学的核心文献。其中原因，是《孟子》一书跟日本固有政治传统以及德川时代幕藩体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冲突，特别是孟子所鼓吹的易姓革命、暴君放伐、民贵君轻、尊王贱霸以及君臣伦理的相对论颇多争议，甚至直接排斥。 但是，在读过罗森著作之后，松阴在《讲孟馀话》中，一方面仍然坚持强调日本传统政治中君主万世一系的特殊性（国体论），批评中国历史中不断改朝换代背后的违反臣子伦理，犯上作乱，不尊王道，另一方面，他却致力于对孟子民本学说的吸收，在《狱舍问答》中，他这样说： 今之须务者莫如厚民生正民心，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亲上死于长而不背。无务是，则云炮云舰，舰炮未成而疲弊随是，民心背是。策莫失之如是。此事孟子先生已言尽，今又云何？ 他对孟子学说的另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解读（当然也可以说是曲解），是在结合日本政治体制特色的前提下，将王道与霸道分别对应到天皇与将军，即天皇具有基于起源和历史传承的天然合法性，而将军则是建立在强力之上的威权。如此则实现了对孟子“尊王贱霸”和“暴君放伐”学说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姑且称之为“王霸分离说”，即天皇是王道的永久代表，而将军则是霸道的象征；如果将军疏于职守，护国安民不力，则孟子的易姓革命论便可以正当地用来成为讨幕倒幕的旗号。松阴笔下的这套理论处处可见孟子的影响，但又明明不是孟子的本意： 松阴提醒国民，政治的主体是朝廷而非幕府；尽忠的对象是天皇而非将军。对他来说，将军只是天皇之臣而已，人民对他的支持是相对及附带条件。若将军奉行尊王攘夷的职务，人民便支持他；若失职则失去天命，人民可起革命赶其下台。因此天命及革命可用来谈将军的治权。 吴伟明认为，“孟子的革命论在松阴手中变成一石二鸟的概念：否定它去强调天皇的永恒主权及无上权威；肯定它去挑战幕府的治权。这是德川日人创意地将中国政治思想在地化的最佳例子。” 但是，松阴的这种将革命矛头指向将军的主张是废黜特定将军，然后再任命新的将军，从而延续传统的双头政治，抑或是将“倒幕”等同于废除幕府体制，让天皇一身二任，同时将主权与治权集于一身？1859年就因为倡导武力倒幕而被处决的松阴内心如何设想似乎还是不甚清晰。根据一个难以核实的传说，直到明治元年的戊辰战争即将结束之时，萨摩藩主岛津久光还问身边人：我何时能够当上将军？这说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戊辰战争大抵上就是“关原合战”在幕末的一次重演。 明治维新的走势却是废除了幕府体制，实现了“大政奉还”和“版籍奉还”，天皇成为“亲理万机，安抚亿兆”的中国式君主。这种忠诚不再分流、权力集于一身的所谓国体，让天皇亲政的同时也必然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在幕藩体制下，天皇安于名义上的国主地位，因此治理方面的缺陷和弊端都由将军以及大名们承担责任，如今幕藩全废，天皇万机独揽的同时也势必责任独担，那么是否需要把孟子“暴君放伐”的学说应用到天皇身上？若如此，则“万世一系”岂非难以维系？明治维新带来这种政治的悖论式困境到了昭和时代就真正带来日本国运的巨大危机。
尾声 甲寅年七月十四日，罗森搭乘佩里舰队之“火船”回到香港。经历了美日缔结条约这个大事件的罗森又回归到自己的平常生活。了解国内消息，再也不需要借助卫三畏夫人的来信了。不过，耳闻目睹之间也没有什么好消息，日记末尾写道：“火轮还香港，始知粤省各处之乱。”他的日记很快就由卫三畏译为英文，比《遐迩贯珍》上的中文本更早发表。至于《满清纪事》在日本的各种抄本和木活字版的发行，恐怕他也是难以知晓的。 回到香港后，罗森是传教士理雅各（J. Legge）以英文翻译中国典籍尤其是《诗经》时的得力助手，理雅各女儿海伦所著其父亲传记中附有一幅描绘理雅各工作场景的著名油画，其中坐在理雅各身旁的那位年轻人就是罗森。此外，罗森对于公益事业也颇多用心。曾直接致电伦敦，反对在香港开设赌场，终获成功。 当然，日本政府也没有忘记这位为日本开国的作出过贡献的中国人。前面曾提到柴田刚中途径香港曾看望之外，罗森之孙罗延年还回忆说明治天皇曾聘罗森为顾问，并赠送名画四幅，可惜这些画在二战动荡中失去。罗森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他的广东同乡南海康有为、新会梁启超倡导和力推的“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享年七十八岁。
垂秀夫大使 到了2020年9月，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先生发表履新致辞，专门提到了罗森，提醒人们关注这位被长久遗忘的人物，他说： 回望日中两国近现代史，虽有过一段不幸的时期，但更上演过一幕幕彼此守望相助、感人至深的人间情景剧。现今鲜有人知的是，当年佩里率领黑船打开了日本近代化之门，一位名为罗森的中国人从中起了重要作用。 垂大使的致辞唤起了许多人对罗森的兴趣。的确，目前在网络搜索“罗森”，绝大多数页码显示的都是那个取名“罗森”（英文Lawson）的便利店——巧合的是，这个便利店品牌也源自日本，只是跟本文对象的这位罗森毫无关系。 我写这篇文章，希望可以通过对罗森事迹的全面发掘和梳理，展示这位中日包括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的风貌和贡献。 他在美日之间第一个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不仅参与翻译，而且起到了类似润滑剂的作用。他为日本方面了解太平天国以及中国局势带来了最新和相当准确的情报，他的著作不仅为幕末志士吉田松阴亲自翻译，而且部分地引发这位大英雄的思想变化，进而影响到日本的开国进程以及幕末政治的走势。 另外，我也希望本文可以让雅好清诗的人士注意到一位可能被忽视和低估了的晚清诗人。罗森开拓了诗歌的题材——毕竟有他那样乘坐美国军舰乘风破浪，且作为美方一员参与条约谈判这般传奇经历的文人太罕见了。钟叔河先生所说的“非常庸俗的市井气”我倒没有多少感觉，反而认为他的诗比起那些名为“海外竹枝词”的泛泛之作具有更为亲切和厚重的历史感。 2021年3月3日 初稿 同年6月10日 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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