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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天坛残冬》，草木稀疏；十年动乱的残冬天坛，满目苍凉。想起这座祭天神坛曾经光彩夺目于明清间，足足辉煌风光了五百年，一种莫名的悲哀感袭上心头，不禁联想到清人戴梓写的一首《天坛松月》诗： 那时候鲜有闲情别致去天坛游赏者，不过可以想象，被造反派打入另册的这座帝王祭天神庙，其凄凉程度，当然不会比“当年禋祀地，短草乱遗踪”的情景更好些。 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每年必去的祭天、祈谷及祈雨之地。祭祀许多神祗，包括天神、地神、水神、农业神、军事神、社会神、宗教神、市民神以及自己的祖宗牌位，是中国皇帝的一大任务。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祭祀活动，耗时费神，劳民伤财。 皇家的祭祀建筑遍及京城各地，各有特色和功能，成为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按照“左祖右社”的封建传统规制，用以祭祀皇帝的祖先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用以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分别建于紫禁城的左面和右面。在内城另有四坛：南郊建天坛以祭天，北郊建方泽坛（地坛）以祭地，东郊建朝日坛（日坛）以祭太阳，西郊建夕月坛（月坛）以祭月亮。此外，在城南还建有先农坛、太岁坛等。 天地日月，以“天”唯大。中国历代皇帝从不敢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天”平的另一端，无不卑恭地自称是“天（之）子”，连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也只能称到天之骄子，而不敢超越在“天”之上。于是乎在京城诸多神坛建筑中，最恢宏壮丽、气宇非凡的大哥大，就非天坛莫属了。 天坛这座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家祭祀性建筑群，占地273公顷，建筑总面积是270万平方米，比故宫还要大4倍。位于京城中轴线上的这座神坛，建筑布局呈“回”字形，由两道坛墙构成内坛、外坛两大部分。根据“天高地低”和“天圆地方”的古老设计思想，南围墙低且呈方型，象征“地”；北围墙高且呈半圆型，象征“天”。其主要建筑物集中在内坛中轴线的南北两端，其间由一条宽阔的丹陛桥相连结，由南至北分别为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和皇乾殿等；另有神厨、宰牲亭和斋宫等建筑和古迹。全园遍植古松、庄严肃穆。 对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年的天坛，美学家杨辛从审美角度，用“高”、“圆”、“清”三点概括了天坛建筑的独特意境。“高”接青天，“圆”纳万物，“清”涤心灵，形成了独辟蹊径、与众不同的建筑特色。谓之“高”：在明永乐年间以前，紫禁城太和殿是京城最高建筑，而天坛祈年殿却比太和殿高出三米，对此不难解释，因为前者是帝王的象征，而后者是天帝的代表。谓之“圆”：天坛建筑群是由大量圆的造型所组成，圆形的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与穹庐般的天空融为一个圆的天地。谓之“清”：天坛建筑以青色作为基本色调，蔚蓝色的天空与青绿色的琉璃瓦相映生辉，显得协和一致，也体现了一种空灵的美。这种高妙超然的建筑艺术，赋予天坛以崇高的意境、祥和的精神、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内涵，使天坛成为中国非常出色的古建筑之一，也成为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 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天坛，不仅以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神坛和人类建筑艺术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因其丰富的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按明清两朝的规矩，日坛、月坛、地坛、先农坛等均可令大臣代祭，但作为朝廷大典的天坛祭祀，却必须皇帝恭亲所行。祭天也成为明清两朝每年的三大节日——冬至、元旦、万寿之一，元旦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万寿是在位皇帝的生日，自然重要；而冬至就是天坛（圜丘坛）祭天。每逢这三大节日，皇帝都要在太和殿受朝廷文武官员的朝贺，与登极仪式相比，大朝仪的场面和出席人员相差无几。 在中国历史上，举行祭天大典时，皇帝都要摆出大队仪仗，用以表达对皇天上帝的敬重和自己的虔诚。明朝第一位到天坛祭天地的是明永乐皇帝，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十一日，永乐皇帝首次到天坛举行了祭天大典。当时天坛称为“天地坛”，皇帝在此同时祭祀天地之神。至明嘉靖皇帝时，认为天地合祭不合古制，遂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将天地坛改建为祈谷坛，将大祀殿改建为圆形的大享殿，并将三重殿顶饰以蓝、绿、黄三色琉璃瓦，以象征上天、庄稼、土地，又在大享殿南建造了砖砌的三层圆台，作为举行祭天大典的圜丘。他另在京城北郊安定门外另建了方泽坛祭地（地坛），在东郊朝阳门外另建朝日坛祭太阳，在西郊阜成门外另建夕月坛祭月亮，从而使“天地坛”一分为四。嘉靖十年（1531年）冬至，皇帝首次到新建的圜丘祭天，并更名为“天坛”，专为祭天祈谷之用。 清乾隆十三年，风流皇帝乾隆更是大事铺张和炫耀，亲自确定了“大驾卤簿”的祭天仪仗规格，规定仪仗队伍以导象为先导，其后排有宝象、五辂、皇帝銮驾、从祀百官、御前侍卫、禁军八旗，总计人员达万余。自紫禁城到天坛，绵延数里的祭天队伍浩浩荡荡，一路旌旗漫卷，幡幢林立，车、辇、轿、马连成长龙，不见首尾，华盖宫扇蔽日遮天，蔚为壮观。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对明朝皇帝的祭天圜丘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并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意在祈求丰年，又将原来蓝、绿、黄三色的殿顶改为单一的蓝色，使外观更为庄重。但是乾隆改建的祈年殿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9月18日）遭雷击焚毁，现存祈年殿是1896年重建的。 清朝末代皇帝被赶下台后，祭天大典本已戛然而止。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在革命党人把“中华民国”推向共和的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袁世凯竟然又兴师动众、装模作样地到天坛祭天。 天坛祭天演绎到今天，不仅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古迹，而且成为一种文化的标志。天坛文化，传承、延伸了“敬天法祖”的中国传统宗教核心信仰，也演绎、发展了“天道自然”、“天地合气”、“天人感应”、“天人和谐”等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由于皇帝到天坛祭天，从而带动了一条路，启动了一种京城最负盛名的民俗文化。据记载，在明、清两朝皇帝去天坛祭天途经的御道上，是一片水域沼泽地带，阻隔了封建帝王赴南郊祭天之坛的道路，故此修建成一座石桥，为天子祭天必过之桥，故名之曰“天桥”。天桥是“因为石桥位于前门与永定门之间。是明、清两朝的皇帝去天坛祭天途经的御道。御道上的这座桥，供皇上使用，皇帝又称天子，因此人们称作天桥。也俗称龙鼻子，因称前门为龙头，桥两边的河沟为龙须沟。” 据资料记载，桥长约8米，宽约5米，石桥有三梁四栏，汉白玉雕成，桥孔券洞上中心部位各雕有螭头以镇水。桥面用石板铺就，石桥两边各搭一木板平桥，中间的石桥只有皇帝可以走，其他人走木桥。中间的石桥平时用木栏封挡着，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时，将这条路上原来铺的石条一律拆去，改建成碎石子的马路，天桥也改建成矮矮的石桥。1929年，北京出现了有轨电车，因行驶不便，就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但两旁仍有石栏杆。1934年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就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自此天桥的桥址不复存在。 自元、明始，天桥出现了市场和商业群，到了清代已变得日益繁华与热闹。原因之一就是身怀艺术绝技的各行业民间艺人，相继来到天桥施展各自的绝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北京近代民间艺术史上写下了精彩生动的篇章。随着京城这个最大平民娱乐场所的形成，以商业、饮食为主而又适应穷苦百姓需求的自由集市也应运而生，天桥市场逐渐以它独特的市井文化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而闻名遐迩。旧天桥的戏院影院星罗棋布，各种大小茶馆比比皆是。天桥的戏园子演出河北梆子、京剧、评剧、哈哈腔、皮影等各类艺术，戏园子早期为席棚，后期改建为砖瓦结构，设备简陋，但因票价便宜，日日有戏，很受群众欢迎，“进戏园子听小戏”成为游人一大乐趣。天桥先后建有50余家书茶馆、棋茶馆，活跃着一大批相声、曲艺的名家，成为“相声”、“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诸多说唱艺术形式的发祥地。棋茶馆除卖茶外，还备有棋子、棋盘，好奕者在这里凭借一碗清茶、一盘棋，能厮杀半日或一天。 光绪年间以来，天桥又涌现出一批批评书优秀艺人，成为北方评书的基地。清人诸明斋在《生涯百咏》中，曾形象地描述了说书人的情景： 天桥历来又是民间杂艺艺人献艺谋生的聚集地。艺人们在天桥下场卖艺，必需具备真功夫、绝活儿，否则难以久占摊位，早晚被“踢场子”。从清代咸丰年间直到距今半个多世纪前后，三代“八大怪”先后活跃于天桥，他们相貌奇特，言行怪异，身怀绝技，深为广大群众喜爱。 由于戏曲、评书、曲艺说唱、杂艺吸引了八方游客，五行八作亦应运而生，其中有镶牙业、估衣铺、鞋业（绱鞋铺、旧鞋摊、皮鞋作坊）、各类修理业、客店、卖药、理发、洗澡、命馆、卦摊、假货摊以及暗娼、赌场等等，使天桥市场越发丰富多彩。旧时的天桥，靠坑蒙拐骗赚钱谋生的也大有人在，医卜星相、算命相面的卦摊以及兜售假药的江湖骗子，都靠坑蒙拐骗谋生。 再有品种繁多的天桥小吃，爆肚石的爆肚、豆腐脑白的豆腐脑、馅饼神仙的馅饼、盒糕李的盒糕、羊霜肠魏等，均以物美价廉而享名。据统计，天桥的小吃约有116种，几乎集北京风味小吃之大全。人们在“逛天桥”看戏、听书、欣赏杂艺之余，品尝京味小吃乃是不可或缺的一乐。 旧日天桥是是北京市井文化的摇篮，游览和娱乐的场所。自清光绪年间以来，平民百姓在一日劳顿之后，逛逛天桥，然后落座茶馆，消闲解闷，“逛天桥”已经成为京城百姓的一大乐事和外地来京乡民的消遣好去处。它与以皇城为中心的皇家贵族文化一同构成了老北京地区的传统文化。 人们常用“万花筒”来形容天桥风光，在这块方圆二里的斑驳淋漓杂耍地，每天从早到晚，叫买声、耍把式卖艺的锣鼓声、吆喝声不绝于耳。清末民初诗人易顺鼎在《天桥曲》中就形象地描述了昔日天桥的盛况：“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燕歌戏舞两高台，更有茶园数处开”。 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桥往日的容颜已成陈迹。今天，一个以老天桥为蓝本的天桥市民文化广场正在设计、建设中，站立于广场的“八大怪”群体雕塑，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昔日的记忆，复原于广场东端的老天桥标志性建筑——欧式风格的四面钟，也正面面俱到地欢迎北京市民再“逛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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