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一封求助信，大意为身为女子的她在北京碰壁无数，走投无路，求鲁迅帮忙找个吃饭的地儿，哪怕书店的印刷工人都可以。信末署名：丁玲。
接到此信的鲁迅深感讶异，印象中他不曾认识这么一个人，其他朋友听说后便去打听，得出结论是：这是休芸芸（沈从文当时笔名）笔迹。鲁迅听后冷笑一声，将信置之一旁，不作回复。事后还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极尽挖苦和嘲讽。
这当然很快传到沈从文耳边，但初出茅庐的他选择了沉默。而鲁迅在知道真相后，也并未对沈从文表示一分歉意。
此后，虽同在文坛耕耘，在理智上，二人都曾对对方的作品做出过很高的评价，但却一直保持着距离。
有意思的是，在寄出这封求助信时，丁玲和沈从文仅见过一次，两人却因一封信产生如此奇怪的联系，这像极了未来几十年他们之间种种难以言说的恩怨情仇。
这一年初春，初到北京的沈从文，在远房亲戚的帮助下，免费住进了前门外杨梅斜街16号的酉西会馆。他将这处住所戏称为“窄而霉小斋”。
两个月后，他刚认识的朋友胡也频带来了一位“圆脸长眉”的女子来看他，两人一交谈，才知道对方是同乡，两家相去数百里，但却由一条河连着，彼时双双身处异乡，不免要珍视起对方来。
第一次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而那暗恋着丁玲的胡也频，则在一旁被晾成了壁花。
也就在这一次见面几天后，得不到鲁迅回信的丁玲心灰意懒返回湖南老家，一往情深的迷弟胡也频从北京追至湖南，两人就此确立了恋爱关系。
如果丁玲就此离开北京，不再与沈从文有交集，纵使将来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中各自精彩，那也不过是一面之交的情谊而已，可命运的推手，却生生将两人的人生碰撞出一出复杂的大戏来。
丁玲和胡也频离开北京后，沈从文在梁启超等人的介绍下，进入香山某图书馆工作。几个月后，丁玲和胡也频搬到了香山，彼时的丁玲，不再被孤独和惆怅所围绕，取而代之的是喜悦和满足，正值深秋，香山漫山红遍，将丁玲越发映衬得面色红润，活色生香。
丁玲与胡也频
三人同在香山，虽然各在一处，但几人来往极为频繁。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记胡也频》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三人的感情极速升温，好似一个家庭。每每丁玲与胡也频发生龃龉，其中一人必来与沈从文诉苦。
这一段香山短住，也是丁玲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时的她还未意识到自己亦有写作才能，只是捧着《茶花女》等几本外国名著品读，偶尔在沈从文和胡也频为了文学之梦苦熬出一篇作品时，给予客观正确的评价。
结束香山之行后，回到北京，三人已经可以同住一公寓而毫无顾忌了。不过，每每丁玲与沈从文用家乡话侃侃而谈时，备受冷落的胡也频大抵也猜疑的。这一点想来敏感细腻的沈从文也能感觉到，故而后来丁玲和胡也频因冯雪峰插足闹矛盾时，沈从文一度以为是因自己而起：
“我以为我会妨碍他们的生活，经过两人的陈述，我才明白与我全无关系。”
此后两年，丁玲还在文坛门外徘徊不定，沈从文便以通过处女小说《蜜柑》正式步入了这座殿堂。
当然，不久丁玲也通过《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举成名。
丁玲与胡也频
1928年2月，功成名就的沈从文最先奔赴上海。彼时距他离开湘西至北京，整整三年。这一年，沈从文26岁。
与此同时，距离他与丁玲和胡也频同居一室，甚至被传三人“大被同眠”，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沈从文离开后，丁玲开始忙了起来，忙什么呢？原来一个叫冯雪峰的翻译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丁玲爱上了这位“乡巴佬”，她与胡也频摊牌：
“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
三人僵持不下中，冯雪峰先行离开北京至上海，半个月后丁玲亦随其后，而胡也频也不甘心，跟着丁玲抵达上海。
这一对鸳鸯再一次与沈从文重逢，只是这一次，两人的情绪都不大对劲。经了解沈从文才知道，原来是有第三者出现。
有意思的是，半个月后冯雪峰在杭州西湖边葛岭山上找了一处房子，丁玲前往度假时，胡也频也跟着去了。
冯雪峰
大约一周的样子，胡也频突然独身回到上海，一脸落寞。经过沈从文开导了一夜，胡也频再次出发杭州。
“这次一去那些风波就不曾再发生了。”《记胡也频》
三人在杭州同住了三个月后，以冯雪峰独自离开，丁玲和胡也频回到上海告终。
我们无法得知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丁玲是爱冯雪峰的，三年后她给冯雪峰写信，还一副不甘的语气：
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
我想，以丁玲的性子，如果不是胡也频爱得太过热烈，以及两人多年的同居事实，或许她也会奋不顾身奔冯雪峰而去吧。
丁玲（右）
是以，虽一时失去了冯雪峰，但那种情感却未淡化，反而因为在心底压抑得太久，以至后来再见到这位曾经的恋人，丁玲爱得更狂热了。只是那时的冯雪峰已有家世，丁玲纵然与其保持了几十年的情谊，也终究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名分。
他因此成为她一生的挂念，在将死前二十几天，因见窗外鞭炮连天，她落下了泪水，轻声呢喃：“雪峰就是这个时候走的……”
她所爱的冯雪峰，就是十年前的大年初一去世的。
无论如何，冯雪峰走后，丁玲和胡也频与正常夫妇大体不差的。他们共同租住在萨坡赛路204号的一幢小楼房，除了快马加鞭写作，还开办起出版社来，他们为所办的刊物取名《红黑》。
这样亲密无间的友情，一度被传的沸沸扬扬，成为上海滩无数小报捕风捉影的内容。
就连到了70年代，海岸对面的一些研究者，每每提起这段往事，都称沈从文、丁玲及胡也频为三角恋爱，曾于上海“大被同眠”。
当然，对于这种传闻，后来的丁玲和沈从文都坚决否认。
但无论如何，丁玲与沈从文一度亲密无间，却是事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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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丁、沈曾经住过的地方
《红黑》杂志办了半年多，因资金周转问题，不得不停刊。几十年后丁玲认为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因为沈从文思想与他们产生了隔阂，“碰不拢”。
如果用两条线代表丁玲和沈从文，那他们就是两条交叉线，《红黑》是他们的交叉点，《红黑》的停办，意味着他们开始走向不同的人生。
相对于沈从文，丁玲的灵魂要躁动许多。她对政治有着狂热的兴趣，名震文坛并不能安抚她的灵魂。
而沈从文呢，笃定主意将文学作为一生事业，比起激愤和血脉偾张，他只想安静地用一个艺术家的视角去关注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方式。
虽然友谊还在继续，但人生的追求却南辕北辙。
1930年3月，丁玲与胡也频加入了左联。沈从文则在徐志摩和胡适等人的帮助下，进入武汉大学做了一名助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知识分子。
这一年冬天，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也出世了。
比起孩子出世，沈从文更多的是担心丁玲和胡也频屡屡在政治活动中出现的身影。然而但凡多一句劝，得到永远是对方的微微一笑以及几丝可怜他的神气。
显然，在他们眼里，沈从文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可怜虫。
可惜，胡也频和丁玲的神气没能阻挡厄运，沈从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31年1月17日，沈从文才从武汉回到上海第十天。中午，胡也频来到了他的住处，跟沈从文借了六元钱给房东儿子买挽联白布，两人一齐出门后分手。
这一别，就是一生。
次日，在与丁玲等人苦寻胡也频不得之际，一位瘦骨如柴的老人悄悄给沈从文送来一张小纸条，是胡也频的字迹——他被捕了。
根据胡也频的交代，一向不愿接触与政治有关的人和事的沈从文，四处奔走，请求胡适、蔡元培等人保释胡也频，甚至不惜只身前往南京十几次，找到一些要员协助，结果都是竹篮打水。
在打听到探视的方法时，丁玲第一时间就是找到沈从文，一同前往龙华监狱。彼时天空飘着小雪。果然他们见到了胡也频，沈从文后来在回忆录写道：
一会儿，只听到有个带脚镣金属声音从第二道小铁门外走过去，我看到那正是海军学生的影子。我把海军学生走过的地方指给丁玲女士看，我们正说着。那个带脚镣的他又走回来了。丁玲女士便叫着: “频！频！” 相隔那间空房不过一丈二尺左右，故一喊叫，那一边也注意到了，便停顿了一下，把带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的扬着，即刻又消灭了。
“是他，是他，他很快乐，很雄！”
“是他，我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他！我看到他在那里！”
这是他们三人最后一次同框，也是最为悲壮的一次同框。
丁玲与母亲
这一年2月7日，噩耗传来，胡也频被扼杀于暗黑势力之中。
胡也频遇难后，其父亲自福州前往上海，欲接回孙儿，但丁玲却认为由她教育孩子更好，胡父作出了妥协。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孩子送离危险地带。丁玲选择将孩子带回湖南给母亲抚养，沈从文则一路跋山涉水，全程陪同。
待返回上海时，武汉大学业已开学，沈从文为此失去了这一份工作。
在徐志摩的鼓励下，他再次北上谋职，而丁玲则留在上海，继续她未完的事业。
这是两人最后的美好。
1931年11月，失去胡也频又抓不住冯雪峰的丁玲，正被孤独和苦闷包围，就在这时她迎来了自己第二任丈夫——冯达，这也是她后半生不愿开口提及的人。
而在一次次的通信中，沈从文与丁玲的鸿沟越来越大，不过昔日的友情到底还在。直到丁玲被捕。
1933年5月14日，冯达外出见朋友，丁玲则要参加文艺小组会。11点半丁玲先回到家，却未见冯达。刚要离开，只见三个特务闯进门来，后面跟着冯达。
次日，丁玲和冯达被送往南京，开始了他们的“三年囚居”生涯。
这个五月，沈从文经过几年的锲而不舍，终于追到了梦寐以求的女神张兆和，两人将婚期定在了这一年九月九日。
青岛沈从文旧居
丁玲失踪的消息传到青岛时，胡也频的悲剧再次浮上沈从文的心头。他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半个月后再发出《丁玲女士失踪》一文。与此同时，他还与蔡元培、叶圣陶、郁达夫等文化名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丁玲。
至6月25日，有消息称丁玲已经被枪杀，悲不自胜的沈从文两天内写出了短篇小说《三个女性》。
可是自始至终，人们都未能确定丁玲的安危，她是死是活无人得知。沈从文再次执笔，写下他所理解的这位中国新女性。
至于这部作品未来会给他带来什么？他不曾想过，也想不到。
回忆录《记丁玲》就此诞生。在沈从文笔下，这位新女性是张扬的、解放的、青春洋溢、爱恨分明的。当时有刊物如此评到：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显然，作者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没人会觉得哪里有不妥。
1934年，狱中的丁玲，生下了她和冯达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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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在组织的支持下，冯雪峰等人出面，将丁玲营救出狱，秘密保送至延安。至此，丁玲被囚禁了一千多天。
此时的丁玲如脱笼的鸟儿，张开双臂奔向自由的土地与新的生活。在那里，重量级的领导人出席了为她举办的欢迎会。伟大领袖为她发出欢迎词：“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那里，她写下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发表，就被认为是她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两年后一举夺下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文艺奖金。
在此期间，她还觅得比自己小十几岁的陈明，待对方与妻子离婚后，两人终成眷属。
所谓春风得意，莫过如此。
这期间，沈从文正埋头于他的文学。与此同时不忘心心念念于另一位女性高青子。虽仅仅是心理上出轨，但也一度重创了自己和妻子张兆和的关系。
也因为高青子，他写下了《看虹录》，该小说后来一度成为他被抨击的理由。
1949年，丁玲一脸春风回到北京。而彼时她曾经的好友沈从文，正时不时遭受敌视他的“革命作家”们的讨伐。那些大学生甚至贴出大字报，抄出郭沫若讨伐他的《斥反动文艺》一文。
沈从文一家
种种压力下，沈从文的神经极度紧张，将近患得被迫害妄想症。所以得知丁玲回京，沈从文似乎找到了救星，马上前去拜访。
昔日好友，相隔十几年再见，却与沈从文的想象相去甚远，在丁玲高高扬起的头中，沈从文知道，他们的友谊已经走到了尽头。沈的儿子回忆那一次父亲和老友久别重逢的场景，尤觉得不解：
回来我一直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的冷漠气氛,印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团聚》)
不过，世事到底无常，在得意了几年后，丁玲遭到了打击。1955年，丁玲被对手周扬们截除，被打成“反党集团”，就此开始她长达24年的劳改生涯。
而沈从文则放下了文学，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专心致志研究起文物来。
1978年，笼罩了二十几年的雾霾终于消散。丁玲结束了她的铁窗生涯。那场象征着两人反目的“批评事件”很快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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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丁玲于《诗刊》发表了一篇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文中就当年沈从文所作的《记丁玲》一书严厉批评。
据丁玲所言，前几个月有人拿此书来问她意见，作为传主的她看了一番后，怒不可遏。一气之下写下127条批语。
丁玲认为，作者沈从文不仅用自己的低级趣味将自己写成了土娼一样的女人，还对左翼文艺运动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加以嘲讽。
看到这里，我不禁疑惑，以丁玲和沈从文的昔日感情，以及《记丁玲》当年的宣传力度，丁玲被救出后，作为传主，她不可能没听说过这一本书的。可是为何过了近50年才将其翻出加以斥责呢？想来大抵因为：
一来今时不同往日，当日推崇的女性解放经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成为了人们嗤之以鼻的浮浪做派，这是丁玲所避之不及的。
二来，文中点到的冯达，仍成为许多人咬住丁玲不放的由头。这严重玷污了丁玲的历史纯洁性。所以极度排斥。
显然，这些问题在沈从文看来，是非常复杂的。他哪里知道，自己笔下那位有着“异常美丽光辉”的女子，有朝一日会因此与他反目呢？
不过，纵然对方咄咄逼人，他仍选择了闭口不言，我想这绝对不是他没有还击的力量，只是历经了世事变幻，云诡波谲，看淡的世事。只想在离开前，尽量过得体面些吧，包括昔日的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