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立金将军 余立金与新四军教导总队 余小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意识到日军在侵占华北的同时，必然要将魔掌伸向华东。毛泽东电话指示“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在“抗大”教学员中挑选一批党性强、能力强的干部到上海工作，以加强党对华东地区工作的领导。罗瑞卿挑选出张爱萍、曾广泰、彭林和吴克华等师团干部，由张爱萍带队，赶赴上海。其中就有我父亲余立金。 一、从延安奔赴江南抗战前线 临行前，罗瑞卿在自己的窑洞里和张爱萍、我父亲等进行了长谈，勉励他们，在新的战争环境中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出色地完成党赋予的新使命。 8月中旬，张爱萍带领我父亲等一行5人从延安出发，7天后赶到了西安七贤庄1号的八路军联络处。经联络处负责同志介绍得知，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此时国共两党再度合作，西北主力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为了减少途中麻烦，联络处给他们每人弄来一套国民党军装。张爱萍佩戴上校军衔，我父亲等4人佩戴上尉军衔，由西安乘火车，不几日就到了南京。然后经苏州至嘉兴，又由嘉兴乘火车到终点上海龙华。 当晚，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宣布了省军委成员名单：张爱萍任省军委书记，张家康为省军委秘书，我父亲等4人为省军委委员。 为形势所迫，省委军委从成立开始就转为地下活动，办公地点设在租界。开始阶段，他们发动群众，培养骨干，接连举办了三期训练班。训练班先后有30多人参加，学员多是从地下党员和难民中挑选来的。通过训练，使他们由军事上一窃不通的门外汉，快速成长为懂得一般军事常识和战略战术的游击队员，为反抗日本侵略者带兵打仗培养了骨干力量。 9月25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和中共江苏省委、省委军委研究决定，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号召爱国青年、学生、工人等组成战地服务团，参加到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队中去，做战地救护等服务工作。我父亲随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滇军卢汉的部队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大大鼓舞了官兵的抗战热情。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博古指示，要求张爱萍、余立金等速到南京接受任务。于是，张爱萍和我父亲等立即动身前往南京。 上海沧陷后，日本侵略军沿长江流域向内陆推进，11月19日苏州沧陷。张爱萍和我父亲等人于12月下旬辗转到南京后，驻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已撤往武汉。经请示，他们又赶赴武汉。这时，国共两党已商定，江西、福建、广东、河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中旬，张爱萍和我父亲等到达武汉，我父亲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新四军军部1937年12月25日成立于武汉，次年1月6日移往南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父亲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成员来自8个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军部下令，各支队在皖南岩寺、皖中舒城集中，然后挺进华中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短时间内，把这些队伍集中起来并不容易，而把各级干部选配好，更是一件艰难和细致的工作。当时还从延安调来了一批团、营、连干部，也充实到新四军中工作，这就有一个克服山头主义，处理好外来干部、中央派来的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问题。此时，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尚未到任，副主任邓子恢又因身兼数职（新四军民运部部长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民运工作的负责人）劳累过度，患了严重的肺炎。父亲协助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挑起了组织工作这副重担。他不辞劳苦下到部队，找干部了解情况，化解矛盾，为部长提供情况，为党委当好“参谋”，干部有问题，也愿意向他反映。 不到半年时间，新四军配齐了各级领导干部，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工作系统顺利地运转起来了。 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相继向苏南敌后开进；军部则率第三、第四支队坚持皖南敌后斗争。 6月17日，新四军政治部在南陵土塘村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苏南地区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游击武装，父亲和李子芳建议政治部，凡是愿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并能够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就选派德才兼备的干部到那里去工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力量。丹阳地区有一支抗日自卫团，领导人管文蔚，早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日军占领丹阳后，管文蔚便组织青年群众自卫抗日。父亲调查了管文蔚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经组织部研究，批准恢复了管文蔚的党籍，还任命管文蔚为丹阳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后来，这支队伍成为新四军的一支抗日劲旅。 二、新四军教导总队培训大批军政干部 新四军挺进敌后，正如党中央估计的“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但随之产生的新情况，就是军政干部的缺乏。所以，当军部移至泾县云岭后，经军首长研究决定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8月22日，将原来的教导营扩大为教导总队，以加速军政干部的培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政治委员，冯达飞任教育长，父亲任政治处主任。教导总队的军政工作，实际上落在了冯达飞和我父亲的肩上。 8月底，父亲带组织科长刘先胜赶赴温州，接纳来自上海的700多名青年到新四军工作。在那里，父亲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汤铺、黄浩、陆迅行和陆力行等，遂将他们带到岩寺，使之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总队开学后，父亲对政治处的工作人员讲：这部机器刚刚开始运转，要多到学员队中去，到学员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还常和在总队任教的夏征农、陶白、薛暮桥、罗琼等一起讨论政治工作问题。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罗琼的《社会发展史》等课，他都忙里抽闲去听；一方面丰富了知识；另一方面也熟悉了教学情况。 在总队工作期间，父亲每月只领4元的生活费，而发给教员的生活费却是他的3至4倍。即使这样，他还是经常深入到教员中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和教员们接触中，他还经常讲些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不畏艰苦、英勇顽强的斗争故事，以此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在他的培养和帮助下，不少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领导岗位。 为使学员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父亲要求政治教员把政治理论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结合起来，把学员培养成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先锋战士。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请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栗裕、李一民等领导干部作报告，请组织部长李子芳讲《党的建设》，请宣传部长朱镜我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基础》，他自己也给学员讲过一些时事教育课。 1939年2月中旬，周恩来到新四军检查工作。2月23日，叶挺、项英等陪同周恩来到教导总队。总队学员在我父亲等人的带领下，整队迎接首长。当看到教导总队学员高昂的士气、严整的军容、战斗的姿态时，周恩来十分满意。3月上旬，周恩来在陈家大祠堂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我父亲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想，新四军的发展需要干部，教导总队必须适应形势，在加大训练力度的同时，还应扩大教学规模。经总队党委研究决定，他亲自参与选拔，在第二、第三期学员中挑选出近百名思想坚定、业务精通的学员留任军政教员。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顿抗大问题的指示》。父亲组织留队的新教员学习讨论。讨论中，不少人暴露了愿意到前方打仗而不愿留队任教的思想。父亲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战争时期办学是部队的迫切需要，学校的所有工作都是适应这一需要。没有学校工作，也就没有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希望他们认清当前的形势和肩负的责任。他的思想工作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三、皖南事变掩护叶挺军长突围 新四军队伍的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1940年3月，国民党制定了《限制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7月16日又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削减新四军八路军编制。而在国际上，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自此，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在欧洲军事行动，急于谋求解决中日战争。一边抽兵南进，一边积极谋划中国内部的分裂。想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战运动，以达到其抽兵南进，并巩固其后方之目的。这时，反共的阴谋家们，认为时机已至，便大肆活动起来。亲日派更是从中挑拨，企图借此扩大反共阴谋投降日本。 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长何应钦、副参谋长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面对空前严重的斗争形势，父亲要求教导总队学员要有对付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但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和安排。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驳斥了何、白“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拒绝其无理要求。同时为照顾大局，也作了一些让步：答应将江南正规部队移至江北，但需宽限日期。蒋介石不顾这些正当要求，密令国民党第四十、第五十二、第六十二、第七十九、第一0八、第一四四师等部队迅速向皖南集结。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和项英：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不久，中共中央电令新四军北移。 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新四军确定了绕道苏南、北移渡江的行军路线。冯达飞和我父亲根据军部命令，先期组织教导总队部分教员、机关干部300余人编为一个大队，随先遗队于12月1日从云岭出发，拉开了新四军北移的序幕。 教导总队近干名学员，分为7个队，于1941年1月4日夜，随军直属队向泾县的茂林前进。出发前，教育长冯达飞调新四军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教导总队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便集中在我父亲一个人身上。 部队到达茂林稍作休息，后向榔桥、星潭方向开进。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顽军事先设下的包围圈。第二纵队在通过丕岭时，遭到国民党军第四十师的拦击。当时，教导总队担任掩护军直属队的战斗任务。听到前面枪声，我父亲马上进行了简短的战地动员。学员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 至8日夜，新四军在国民党第五十二、第四十、第六十二、第七十九师的拦截偷袭下，损失严重，不得已折向高坦、石井坑一带。不料，又进入国民党军第一四四、第一0八师和新七师布防的陷阱，形势十分危急。 9日晨，敌军一四四师沿着茂林的大路冲过来，距离军部仅有二三里地，虽然战斗部队暂时还未与敌人接上火，但情况十分紧张。 叶挺军长命令身边的军部参谋叶超，立刻集合部队。由于行军部队在山路上被拉得很长，在遭数倍敌军突袭后，很多部队被截断、冲散，联络不上，成建制的部队只找到了教导总队。叶超参谋看到，我父亲腰别手枪，背着大刀，来回奔走在干部学员中间，做战斗动员工作。叶参谋向我父亲传达了叶军长的命令。 9日上午，父亲把军直属队、教导总队以及一些不成建制的官兵集中在阵地上，请叶挺军长下达战斗命令。 敌军的子弹在头顶上呼啸，叶军长站在队伍前，手提20响驳壳枪低沉而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处于生死危急的关头。唯一的道路，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为了民族生存，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以挽回当前国家民族的危急……抛头顽，洒热血，在所不辞……如我叶挺有所动摇，枪在你们手中，大家都有权打死我。”讲到这里，叶军长和将士们都禁不住掉下了眼泪。此时，父亲高举大刀，带头呼起口号： “坚决突围出去！” “誓与军长共存亡！” …… 叶军长举起驳壳枪，高呼：“同志们，跟我来！” 队伍里，除了有战斗力的教导总队、警卫连等单位外，还有军部的所有人员，男的，女的，有的拿枪，有的握着手榴弹，甚至拿着菜刀，跟着叶挺军长向敌人冲去。这支混合组成的队伍，每个人都怒不可遇，勇气百倍，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敌人，接连从敌人那里攻下五六个山头。中午时分，敌一四四师便被这支混合部队击退了。但敌七十九师从一四四师后面增援上来，双方对時激战到天黑，突围已是不可能了。夜里，新四军的三团赶上了军部。 高坦激战虽然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但由于第一纵队未裘岭失守，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也向高坦压了过来。叶挺军长决定，甩开茂林方向的敌第一四四师，带领第三团、军直属队和教导总队向东北方向，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戈江至孤峰，由铜陵、繁昌北渡长江。 为了保证叶挺率主力突围，10日至12日，父亲组织指挥教导总队的全体官兵，固守于东流山上。当时，军部及未能突围的部队有几千人，被围在石井坑狭长山谷地带。东流山是保卫军部、实施突围计划的最后屏障。危难之际，父亲带教导总队干部、学员死守东流山阻击敌人，他们打退了国民党军数次冲锋，虽然伤亡很大，但一直坚守着这一制高点。12日傍晚，第一峰、第二峰、第三峰相继失守。父亲把剩余人员集中起来，组成突击队，由他带领向山上冲杀，收复了3个山峰，为军部突围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然而，终因寡不敌众，撤退下来。至此，这支突击队已弹尽粮绝，也失去了和军部的联系。不得已，遵照叶挺军长临行前的“分散突围，保存力量”指示，父亲和教导总队部分人员，开始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途中，我父亲和李一氓（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钱俊瑞（时任教导总队文化教员）及数名教导队的学员，聚到了一起。在一个同情新四军的老乡家附近的山沟里，隐蔽了数日。每天晚上，老乡都为他们弄些饭吃。估计国民党部队认为战斗已经结束，都撤走了。我父亲和李一氓等人商议突围办法，最终决定一起下山到徽州，然后再分开走。父亲和钱俊瑞准备取道宁波转上海回苏北；李一氓准备去桂林；三名福建籍学员要求回原籍。 下山前，我父亲、李、钱从那个老乡那里买到了食品和衣物。父亲穿个长袍，肩负裕裤，化装成做小买卖的；李一氓用竹竿挑着些小野兽的皮，化装成收购皮货的；钱俊瑞手挎竹篮，里面放了些香烛等年货，像个回家过年的。 几天以后，父亲突出了层层封锁，经浙江到了上海，联系上地下党组织。1941年4月上旬，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随即，父亲被任命为“抗大”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陈毅兼任校长、政治委员，冯定和洪学智为副校长）。（本文作者为余立金将军之子，中国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选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我的父辈在抗战中（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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