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史禄国居华17年，对中国人类学发展贡献卓著。然而其在中西学界的学术形象，长期以来因其弟子费孝通两篇回忆文章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人不知而不愠”，不善沟通与表达，在彼时中西学界影响有限的印象。从新发现的材料看，费孝通的有些回忆未必可靠。本文从多种海内外原始文献入手，与费孝通的回忆文章相参证，分析费孝通对史禄国追忆过程中产生的主观印象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分际，认为史氏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乃至建设中国人类学学派的构想与实践，长期以来被中国学界严重低估；史氏虽身在中国，但仍与西方学界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其学术论著在西方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1922年，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 Shirokogoroff，1887—1939）流亡至上海，直至1939年病逝于北平，将其学术生命中最成熟、旺盛的17年留在了中国。在华期间，他的调查足迹遍及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出版了多种中国研究的优秀论著。然而，在史氏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其学术、生平几为中国学界所遗忘。直至1994年，史氏在华的唯一及门弟子费孝通撰成《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深情追忆他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与史氏的交往点滴。这两篇文章最可贵之处在于：一是让史氏在中国的学术人生旅迹重现学界，乃至被后世学者誉为对中国“民族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其“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可比拟考古学界的安特生（J.G.Andersson）”。二是费孝通以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勾绘出史氏在北平时的肖像：生活中，史氏不善交流，与世无争，是个“孤僻的隐士”，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性格上，史氏“生性怪癖”，是人们眼中难以相处、“高深莫测”的怪人；学术上，很少有人能读懂这位“世界级的学者”，加之他的英文表述差，传播面有限，与同时代的人类学家相比较，知名度最低。
史禄国居华17年，费孝通在其门下读书不过两年。在这两年中，史氏对其过往经历“守口如瓶”，以至费孝通对史氏在上海、广州的8年生活与学术旅迹，只能遗憾地表示“不清楚”，甚至对其是否在中山大学任职也表示“没有确证”。直到费孝通为高丙中翻译史著《满族的社会组织》写“序文”时，才开始搜集史氏在华活动的相关资料。另一方面，费孝通对史氏的个人印象，除了两人有限的接触外，大多是“从别人口上所得来的”。费孝通的观察是否可靠，值得重新检视。
幸运的是，海内外关于史禄国已刊或未刊的书信、论文、报告等材料原文俱在，有助于我们对史氏在华相关学术问题的精准认识。笔者拟通过深入广泛发掘与史氏相关的原始文献材料，探幽抉微，着力史氏与彼时中外学界关系的重建，客观评估其对中西学界的学术影响。
在史禄国的诸多论著中，只有《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1933）与《满族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1924）被完整翻译成中文。相应的，当下学界对史氏学术讨论最多的当属其用力最深、最全面细致的通古斯及其支系满族研究。比较而言，史氏在上海出版的《华北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1923）、《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tung Province, 1925）、《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Process of Physical Growth among the Chinese, vol.I, 1925）三种汉学人类学著作的学术成就早已被其通古斯研究的学术光芒所遮蔽。相较于欧美学界，中国学界尚未发现一篇中文写就的关于史氏论著的书评，加之对史氏本人其他研究资料发掘不足，致使国内学界在讨论、定位史氏的人类学研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缺乏有力抓手，研究成果明显不足。另外，史氏曾任教于中国多所大学，除了将费孝通引入人类学的堂奥外，他在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均开设过人类学、民族学课程，除费孝通之外，杨成志、许烺光、罗香林、夏鼐、赵俪生等知名学者，或担任其助手，或修读、旁听其课程，均深受其惠。然而，当下学界却未见讨论史氏对中国人类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的影响与贡献。之所以造成当前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国内学界对史氏在上述两方面研究材料发掘不足。目前的研究现状亟需我们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与评估。
史禄国的汉学人类学研究共有《华北人类学》《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三种专著存世，另有《谁是华北人》（“Who Are the Northern Chinese”）、《中国人的成长》（“Growth of Chinese”）等数篇与之相关的论文。其中，《华北人类学》系史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研究专著。该书尝试探索中国人种构成的类型，为彼时的国际学术界提供一份可靠的中国人体质特征的概要式描述。是书出版，很快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1925年，宫廷璋将该书内容节选译出，在其主编的《西北汇刊》上连载，这是目前所知史氏论著最早的中文译作。美国居沪汉学家毕安祺（Bishop）对该书赞誉有加，认为该书是史氏克服巨大困难与挫折的研究成果，使国际学界对东亚各国人的了解建立在客观的体质测量基础之上，从而避免了先前旅行者主观印象的偏见。另一位居沪汉学家查得利（Chatley）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书对于人们认识中国人的构成要素与历史迁移的关系，具有永久的学术价值。
该书的出版成为史禄国学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就内容而言，该书除了涉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及满族研究，还关涉到北京、山东等地汉人的研究。自史氏来到上海后，便有意扩大其研究范围，拟将先前重点关注的区域从华北一隅扩展至中国全境，实现全面考察中国人种构成的目标。因此，《华北人类学》的出版，宣告史氏北中国研究暂告结束，预示其中国研究的新开端。
在上海，史禄国发现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葛学溥（Kulp）已着手华南的人类学调查，于是决定与葛氏合作。史氏计划，两人合作测量华南各省中国人的体质，进一步传播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史氏拓展调查与研究范围的计划，葛氏深表认同。他认为史氏在东北的调查材料，已结集在《华北人类学》出版，两人在中国南方的调查研究，可补史氏北方研究的不足，“南北的研究合作紧密，全面提出的结论将成为中国首次完满的人类学调查成果”。
史禄国拟在中国尽可能广阔的地域展开人类学田野调查与体质测量工作，综合比较南北人种调查的数据，对中国人种的构成、移民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其在《中国人类学调查计划书》中指出：
人类学（体质）方法帮助我们发现目前中国人种的构成，确定其可能的起源，也许有希望能解决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不能靠历史学的方法，也不能靠哲学的方法。用于分析种族成分的生理学方法也将有可能准确地解释当前这些人在生物、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可能性未来，从科学和实践的角度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史禄国到达上海后，便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调整先前的研究计划，将其调查工作逐步扩展到中国的所有省份，以此来研究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与欧洲民族之间差异的形成机制。如在赴香港、广州调查前，史氏就向上海学界表示，此次南行考察所得，结合之前在西伯利亚、蒙古、满洲、华北等地的考察结果，运用“物性差变之统计学”，分析体质测量的各种数据，追溯中国人早期的迁徙活动，查明各种族间彼此关系，确定中国各群体之间的联系以及整个种族的可能起源，进而推知亚洲人种已往及现在的播迁情形。
1926年3月，史禄国在位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以下简称“亚洲文会”）发表《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中国的移民》的学术演讲，明确指出他的人类学测量与调查追踪中国人的南北迁徙过程的学术意义：
毫无疑问，至少对我来说，没有对民族迁移的细致分析，对中国历史机制的理解是绝无可能的，比如对南方人和北方人行为差异的理解可能再也不会成功了。然而，基于体质人类学的具体证据对中国的民族关系进行分析，以便找到中国人的地方性特征是必要的，比如他们对日常事件的心理反应及其体格特征。就如我已经指出的，不同群体的人类学成分是根本不同的。
在史氏看来，之所以将其研究范围扩展至整个中国，主要是基于对中国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的人类学成分差异的考量。
史禄国在完成对中国南北多地区的人种测量后，归纳分析出中国人具有A、B、Γ、Δ、Ε五种主要体质类型，然后根据他对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满洲等南北中国人的体质测量数据，不仅可以看出各地区人口中人体类型的数量差异，还可以根据这些差异的比较研究，反映各地区人口的体质类型相对比重与分布状态，推测历史上中国人口的移动轨迹。史禄国研究中国民族历史迁移过程的方法，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示。1935年5月，德国人类学家施密特（Schmidt）在辅仁大学的一次学术演讲中，称史氏的研究方法为“新人种学的史学方法”，充分肯定史氏利用该方法去“细心搜求通古斯等族的迁徙史”的学术价值。同样，费孝通也指出，史氏运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勾画的东亚人口6000余年前的迁移过程，是其将生物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一个例证。
史禄国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早已被诸多国内学者所重视，但当下学界却无人论及。潘光旦在《优生概论》中讨论杭州人与非杭州人面部差异时，便大量引用史氏在《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的成果，作为其研究的佐证。庄泽宣、陈学恂在《民族性与教育》中讨论“中国民族的成分”时，为了说明南北中国人在体质上的差异，特征引史氏《华东与广东的人类学》对南北中国人平均身高的统计数据。叶秋原认为，在中国人种起源的问题上，国内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史氏关于通古斯人原居于中国沿海地区的观点值得学界注意，如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和西南地区的土著居民，其民族身份仍有待学界进一步调查确认。
罗香林则对史禄国在汉学人类学研究成果中体现的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表示由衷的钦佩。他在清华历史学系读书期间曾在《民俗》上发表《广东民族概论》，该文大量引用《华东与广东的人类学》中的研究结论，在文末附上他给《民俗》杂志主编容肇祖的一封长信，高度评价史氏的治学精神与方法：
尝见其所著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及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tung Province二书，观其用功之勤，校考之细，殆可令人望而生敬；虽其所得结论，外国学者，颇有批评，然其治学之精神，则诚然太可供中国人之效法也。
在罗香林看来，彼时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人的学者当中，国内以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为代表，而在外国学者中，史禄国用功最勤、最深。他期待史氏继续扩大研究范围，早日完成中国人的研究工作，“以救中国学术之饥荒，并使中国人的神秘得一一暴露于世界”，走出靠“胡猜乱想”的研究困境。1932年，罗香林赴粤从事南方人种学测量工作，其人种测验的方法便是来自史氏的论著。稍后，罗香林出版的《客家学导论》也曾参考史氏该书关于客家源流问题的论述。史氏的汉学人类学论著对罗氏治学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史禄国去世后，他的汉学人类学研究成就，已在时人撰就的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唐敬杲在《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中，详细梳理西洋人的中国研究成就，指出史氏系外国学者中对中国“各个人种研究最为踊跃”的学者。据唐敬杲的说明，这里的“各人种”研究，主要是指前文所述史氏三种讨论汉人人类学的论著。同样，许祖翼在《人类学编年史》（Anthropology Chronicle）中详细梳理了自西方人类学输入中国后，以蔡元培、陈映璜、丁文江、裴文中、李济、刘咸、凌纯声、陶云逵、吴定良、杨钟健、贾兰坡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中国人类学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史禄国作为唯一的外国学者虽名列最后，但介绍却最充分，他说：“史禄国虽以研究通古斯驰名于国际学术界，他在上海时出版的《华北人类学》《华东与广东的人类学》《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等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仍被学界视为'中国人类学的权威著作’。”足见史氏的汉学人类学研究成就，在彼时的人类学史书写中已有定论。然而，在当下的史氏学术研究中，尚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诚如费孝通指出的，史氏的三种论著对中国古代人口流动做出的推测，在中国体质人类学史上“至今还是空谷足音，并无后继”。言语当中，透露出无限的遗憾与期待。
长期以来，史禄国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也被国内学界所低估。应当说，为中国造就人类学人才，也被史氏纳入其工作计划之中。在他看来，彼时的中国人类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若将其调查范围扩大至整个中国，绝非易事。况且，中国人类学家的数量也极其有限，不能期望很快就能培养出来，即便是训练一名能独立开展人种志与语言学调查的学生也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若在中国实施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必须由他本人亲自选拔、训练有志于投身人类学工作的年轻助手。为达此目的，在高校开设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课程，成为史氏培养人类学专业人才的最佳途径之一。
1924年7月，史禄国应著名汉学家、圣约翰大学教授宓亨利的邀请，作为主讲嘉宾之首，为宓氏主办的华东联合暑期学校（East China Union Summer School）讲授“中国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民族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Ethnology）两门课程，开始在中国宣传、普及西方人类学知识。1926年，他入职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始讲授“人类学”课程，每周3小时；一年后，史氏移席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校方与其订立聘任合同，规定史氏的工作任务为：在未外出调查时，须在中山大学讲授人类学、人种学、田野实习等题目，负责训练研究助手和学生，以培养学生科学知识、方法及实验操作的能力。史氏到粤不久，便在历史学系用英语讲授“民族学概论”（General Introduction to Ethnology）。显然，开设此课程是为中山大学培养合格的人类学人才。在校方的安排下，杨成志成为史氏在中山大学的学术助手。此后，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田野工作中，杨成志都从史氏那里接受了最初的人类学教育，杨氏最终能将人类学作为自己终身的志业，史氏的学术启蒙与引导作用毋庸置疑。
1931年后，史禄国在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开设“普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与“初民社会”等人类学课程。据亲历者记述，史氏在课堂上不带讲稿，凭借其惊人的记忆力，用带有俄国口音的英语滔滔不绝讲授上述三门课程，令听者“娓娓忘倦”。自1936年后，史氏亦在辅仁大学社会经济系及文科研究所开设“民族学”“人种学概论”“体质人类学”“人种学及史前史研究法”等课程，讲授内容与清华的课程基本相同。曾受益于史禄国课堂的中国学生，除了费孝通、杨成志外，还有毕业于清华、辅仁，后来在社科领域贡献良多的多位著名学者。赵俪生因提前修过生物学与地质学两门课程，才有条件旁听史氏的人类学课程。夏鼐也曾旁听史氏的“人类学”课程。杨绛曾将史氏这门“分量不轻”的“人类学”作为主选科目。罗香林早在清华读书时，便服膺史氏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人。1930年，史氏前往清华任教，罗香林随即追随他学习体质人类学，研习人种测量诸法。此后，罗香林赴广东测量南方人种工作，临行前登门拜访史氏请教人种测量的相关样谱（Example）的问题。许烺光1933年考入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曾修读史氏的人类学课程，在课堂上常与史氏展开学术辩论，所获匪浅。
更重要的是，史禄国并不满足为中国培养人类学研究的人才，其更大的目标，是要推动整个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乃至建立人类学的中国学派。1928年3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史氏就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向他提交了《民族学调查计划》（Scheme of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该计划与前述《中国人类学调查计划书》相比，除了继续保留对广东、西北、长江流域等地的人类学调查外，还建议史语所开展对非汉人群体（Non-Chinese Groups）的民族志学、人类学、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而在史氏看来，中国人类学最紧迫之事（desiderata）为：一是在广州建立人类学研究中心，该中心包括人类学实验室、民族志博物馆，购置实验及摄影器材；二是尽快出版既有研究成果；三是通过发表公众讲演扩大人类学的宣传工作。
史禄国去世后，在其夫人整理的《中国的民族志调查》（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of China）遗稿中，根据其已有的学术经验，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从方法论意义上对中国的民族志调查提出全面、系统的意见与建议，内容涵括民族志调查对象的选择、族群地图的制作、地方民族志文献目录的整理、民族志机构的设置等关于中国民族志调查问题的基本表述，批评中国学界运用非来自中国社会经验（non-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来指导中国民族志的调查工作，强调建设一门合乎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特点的“中国民族志的历史学”（History of Ethnography）。可见，史氏提出的中国的民族学调查计划与民族志调查方法，无不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经验认识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认为基于西方社会背景而产生的民族志学理论与方法并不能生搬硬套在中国民族志学的研究中，明确指出西学东渐后，中国人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与可能的出路。因而，史氏的中国民族志学理论与实践，成为西方人类学学术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禄国毫不掩饰其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也愿意承担为中国人类学发展保驾护航的重任。他曾向傅斯年表示，在中国，尚未见到学界有人能够取代他的田野工作。因此，推进上述诸项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工作，他责无旁贷，希望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完成后，不仅能为未来的中国人类学调查工作节约时间，还能为将来的中国人类学家“树立一个绝好的范例（good example）”。
总之，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无论从人才的培养，还是学科的发展，史禄国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构想。遗憾的是，史氏不得已离开中国最高的学术平台——史语所，其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计划被迫中止。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申述了其在史语所的工作对于中国民族学的重要性。史氏认为，作为史语所的一员，他积极推进之前拟定的各项人类学计划，不仅筹建了“人类学组”，还培养了五六个研究助理，添设了不少研究器材，建立了实验室与一个小型的人类学图书馆。为了说明他的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他在信中专门引用英国人类学家阿瑟·基思（Arthur Keith）对其工作意义的评价。阿瑟·基思认为史氏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为一门关乎人类一切民族的学科（人类学）建立了科学基础，一门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民族意义的科学。”接着，他向蔡元培说道：“诚然，我自以为属于人类学的新学派，并参与该学派的创建，若如此贸然终止我在中国的研究，绝不会仅有我为此而深感惋惜。您是第一个学者和政要，能让我引用阿瑟·基思的有力观点来阐述我的研究特点。”无论是阿瑟·基思，还是史氏本人，都认为史氏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不仅对于世界人类学学科意义重大，且攸关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前途与命运。
史禄国并未夸大其对于史语所的重要性。虽然他仅在史语所停留两年，却对史语所的人类学研究风气产生深远影响。俄罗斯汉学家刘克甫（M.Kryukov）为史语所成立70周年所撰写的《史禄国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学风》中谈到史氏与史语所的关系时指出：如果史氏没有在史语所的学术经历，他在《通古斯人的心智丛》中相关精彩的理论或许不可能完成，而史氏对中国民族学相关概念的阐述，为其学生与同事在后来实施大规模人种学田野调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史氏带领下，史语所自1930年代便开始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中国人种学学派”，其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国际合作的优良学术传统。可见，史氏与史语所互相成就了对方。或者可以说，如果史氏继续留在史语所供职，并实施他的一系列人类学发展计划，中国人类学自起步之日就与国际人类学前沿研究相伴而行的道路也许会更为宽广。
二 、史禄国在域外的影响力
费孝通认为，虽然史禄国的学术研究从欧洲的最前沿起步，但由于其学术思想的深邃，中外学界能读懂他、理解他的学者并不多见。直到晚年，费孝通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他虽然读过史氏的很多论著，但还不能完全读懂史氏。史氏的中国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影响究竟如何？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定位史氏学术在学界地位的问题，恐不能完全依照费孝通的追述来判断，比较妥善的办法是从原始材料入手，把握同时代学人的真实评价，这样的学术思想史研究才可能更接近历史本真。
一般而言，学术书评既是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衡量、评判学者论著水准与影响力的重要表征。利用书评去研究史禄国的学术影响，首先须梳理史氏著作的公开出版情况。前文有述，史氏在华先后出版《华北人类学》《满族的社会组织》《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等5种专著。除此之外，他还于1923年在上海用俄文出版《族体：关于种族和民族特征变化基本原则的研究》（Ethnos, Fundamental General Principles of Variations of Ethnical and Ethnographical Phenomena, 1923）。次年，史氏将该书的序言及结论译成英文，以《民族单位与环境》（Ethnical Unit and Milieu, 1924）为书名，由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Edward Evans and Sons）出版。1931年，史氏在《清华学报》发表《关于乌拉尔—阿尔泰假设的民族学与语言学之诸方面》（“Ethnological and Linguistical Aspects of the Ural-Altaic Hypothesis”），全文近200页的篇幅。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35年，史氏利用赴欧洲休假的机会，将他在辅仁大学小范围印刷的《通古斯人的心智丛》（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委托伦敦Kegan Paul图书公司公开出版。史氏去世后，日本学者从其夫人手中获得《通古斯字典》（A Tungus Dictionary：Tungus-Russian and Russian-Tungus）手稿，后由日本民族学会整理，于1944年在东京出版。
由此，史禄国毕生公开出版9种著作及1种工具书，除最后两种在伦敦与东京出版外，其余8种均在上海出版。不过，由于《族体：关于种族和民族特征变化基本原则的研究》以俄文出版，以及据该书节译的《民族单位与环境》仅36页，流通有限，对学界影响不大。因此，下文以国际学界对史氏7种专著书评为中心，讨论史氏对彼时西方学界的真实影响。现据材料，将学界对史氏著作的书评列成表1。
除表1所列专著的书评外，也有学者对史禄国的部分论文加以评介。如史氏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亚洲文会会刊》《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的《记猓猡音》（“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谁是华北人》《中国人的成长》等文章，河内法国远东学院汉学家查斯璞（É.Gaspardone）、美国人类学家毕安祺、斯皮尔（Spier）等人都撰有书评。
表1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已知关于史禄国论著的书评总计28篇。史氏用力最深、影响最大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通古斯人的心智丛》《满族的社会组织》三种论著，各有5篇书评，这与史氏在通古斯领域的学术影响相称。史氏在汉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华北人类学》《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三种论著，也有10篇书评。这些书评的发现，有助于重新认识史氏的中国研究在西方学界的真实反响。其二，书评使用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兼有法语、德语、日语等。书评的作者多来自英、法、德、美、日等国，他们大多是对中国研究抱有浓厚兴趣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Pelliot）、查斯璞，英国的查得利、郝虔士（Hopkins）、柯劳逊（Clauson）、塞利格曼（Seligman），美国的宓亨利（MacNair）、毕安祺、斯皮尔、洛帕廷（Lopatin），德国的劳费尔（Laufer）、何可思（Erkes），日本的杉浦健一、松本信广等。其三，发表书评的杂志涉及到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相关领域与学科，杂志遍及亚欧美。如在中国出版的《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每周评论》（The China Weekly Review），日本的《史学》《民族学研究》，越南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Ecole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欧洲则有来自英国的《人类》（Man）、《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地理学报》（The Geographical Journal）、《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德国的《人类学》（Anthropos），瑞士的《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荷兰的《通报》（T’oung Pao）等。美国则有《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等。充分反映出史氏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情况。
综合书评的内容，学界对于史禄国著作的评介主要集中在学术开拓性、方法论以及语言表述三个方面。首先，充分肯定史氏在东亚民族研究中的突出成就。史氏通过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获得了西方学界难以企及的一手文献，赢得学界一致赞赏。如毕安祺认为史氏对华北人类学的艰苦研究，使国际学界能得到体质测量的客观结果，改变了此前人们只能靠旅行家的主观印象来认识东亚民族的窠臼。劳费尔认为，在中国生活的满族恐有消失之虞，史氏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其学术关怀值得学界的尊重与感激。郝虔士读过《满族的社会组织》后，称该书是“令人满意而激动人心的著作”，该书不仅使用的材料前所未闻、极具价值，且内容丰富，即便整个欧洲学界的研究叠加在一起，也不及该书的任何一章之多。在史氏最擅长的通古斯研究领域，伯希和也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认为学界应该“了解并感谢史氏不曾停息的在中国人类学的相关问题上所做的调查”。他对通古斯的部落组织、家庭、婚姻和土地所有权等一手资料的收集，不仅丰富了史料，还对当时破碎分散的研究现状做出贡献。此外，何可思、郝虔士、杉浦健一等人，一致肯定了史氏作为通古斯研究的“学术权威”“通古斯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诸如此类的赞誉之词颇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其次，史禄国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观点存在争议。习惯上，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学界将之归入“蒙古人种”。史氏发现，据他对南北中国人种的测量数据，中国人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因而将中国人种称之为“蒙古人种”并不准确。其中，南方人显著的黑人成分给史氏留下深刻的印象。史氏强调，他并非以种族肤色来判定南方人与黑人的关系，而是根据他对五官与体形的实际测量数据来判别。凭借对这些数据的统计，他坚信“许多广东人可能被归类为绝对的黑人”。相反，中国北方人的体质特征在广东人身上的代表性不足。因此，史氏在对中国人种的来源问题上，挑战了主流学界的根本看法，其研究方法也引起学界同行的争议。查得利完全赞同史禄国通过体质测量的方法探寻现代中国人的源流，他认为，从人类学科学性角度看，史氏的研究结果显示了中国人种多元的存在形式。生物学研究的成果显示，某些生物形态优越稳定性和这些生物变异形态的空间分布，为该种生物祖先类型的迁移路径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这一原理广泛运用在植物学研究中，而应用到人类历史的研究中则相对较新。也许历史学家对现代中国人形成与历史迁移之间关系的线索推测是正确的，但在人类学家发展出一种准确描述人类的方法之前，历史学家的结论不过是种猜测而已。
而英国汉学家阿什顿（Ashton）则不认可史氏的方法。他在给上海《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的公开信中，对史氏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他认为，体质人类学在种族识别中秉持的首要原则是：抓住识别种族类型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不太可能受到环境变化以及随之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头发的质地，它是种族分类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也是中国人宣称种族同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不赞同史氏在判定中国南方人来源的因素过度使用头部的测量数据，最好是通过比较黑种人“卷发”（spiral hair）和蒙古人种“长直黑发”（long straight black hair）的延续程度，来确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南方人种的元素。阿什顿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史禄国所谓体质测量的“科学”可靠数据，其前提条件是测量对象在头骨、面、额、四肢等体质特征的亘古不变。美国“人类学之父”鲍亚士（Boas）也曾从事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工作，但他又不得不承认“每个种族的特征并不稳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地理和社会的影响”的客观事实。因此，阿什顿提出测量对象的发质相对来说更不易发生改变的事实，就如今天研究中国人种的起源，已经进入到生物学基因测序的阶段，因为科学已证明，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各类体质特征，基因最稳定。
除此之外，毕安祺质疑史禄国《华北人类学》与其他讨论亚洲民族的著作一样，都失之于未能全面把握其研究对象，以致“调查数据不足以支撑起得出的概括性结论”。正由于缺乏真实而足量的研究对象，又缺乏合适的数据比对，因而很难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无独有偶，L. H. D. B.也指出，史氏完全淹没在他的人体测量数据当中，未能将这些数据归纳出一个抽象模型（abstract types），其结果是，史氏对其所列举的数据了然于心，但读者却仿佛在数据中迷失方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斯皮尔认为在《中国人的身体发育过程》中，史氏对江浙两省孩童身体发育数据的比较研究徒劳无功，该书“是一部自命不凡而错误百出的草率之作”。而令何可思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史氏在《通古斯人的心智丛》中，充斥着“在方法论层面雄辩式的论述”。在何氏看来，这些论述及观点与欧洲学界流行的观点相悖。譬如，史氏反对运用“民族志问题格”去研究民族志，然而，初学者运用民族志问题格进行学术研究的弊端，已得到学界公认，但并不代表其毫无价值，正确的态度应是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这也是欧洲各大学民族学课程中广泛传授“民族志问题格”方法的原因之一。
最后，对史著英文表述的批评。作为史禄国与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的学生，费孝通认为他的两位老师生前身后在学界的声光一隐一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否熟练运用英文来表述各自的学术思想。对于马氏来说，其纯熟的英语与优美的文笔，能扩大其著作的影响力，一举成为国际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带头人；相反，史氏不能用母语来表达其学术思想，“只能借助于自认驾驭尚欠自如的英语来发表他的著作，传播面狭而且不够透彻。于是两人及身的声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事实上，彼时学界对史著语言表述的批评，言辞更为激烈。L. H. D. B.指出《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措辞与表达晦涩难懂”，而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作者的英语写作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全书经常出现词汇误用，以至于读者无法弄懂文意。劳费尔则指出《满族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有许多语义不明之处，并且“语法与句法错误不可胜计”；郝虔士则认为该书“用词与表达失当”，“书中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伯希和认为史氏在研究通古斯时，最大的障碍是对通古斯语言与历史的把握，虽然史氏一再强调他本人非汉学家，但是《北方通古斯研究》中出现了许多对汉语文辞使用的错误，并列出了史氏在书中多达数十条错误，进行一一纠正。《通古斯人的心智丛》错印之处众多，词汇讹误、位置倒置十分常见，标点错误更是不胜枚举。塞利格曼也认为该书使用的“语言晦涩难懂”。不过，也有人看到史氏的英文表达有着明显的进步，比如语法错误已明显减少，展现了令人钦羡的外语能力。
由此观之，史禄国的英文写作能力确实有限，费孝通的观察与同时代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但作为史氏的及门弟子，相对于同时代学者的评价，费孝通明显有所保留。问题在于，既然史氏的英文表述能力如此有限，为何还要坚持使用英文写作呢？笔者认为，要解释这一问题，还需要借助同时代学者之口给出合理的理由。其实，使用英文进行写作，始终困扰着史氏。他说：
另一个障碍是，我的材料必须用英文出版，而英语既不是我的母语，甚至也不是我专门学习过的语言，因此难以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恰如其分，并且也难以写出不伤害说英语的人的感情的那种文体。实际上假若我能用俄语写这本著作，对我将有利得多。
由此可见，仅从著作的受众面来说，史氏就不得不以英文发表，这对他自由、准确表达他的学术思想，是个严峻的挑战。1923年，在史氏第一本英文专著《华北人类学》出版之际，有人指出，史氏作为俄国人，“其英语知识有限”，他能将其作品翻译成地道的英语主要得益于葛学溥的友好帮助。因此，几乎在史氏专著的所有序言中，都会特别致谢那些精通英文的朋友助其修改、润色文字，这也为彼时学界所共知。然而，即便有学者或编辑竭力帮助其校对文稿，英文写作仍然限制了史氏学术思想自由、准确地表达。
在英语世界，关于东亚民族研究的著作屈指可数，这也是史禄国的论著受到欧美日学界关注的原因之一。诚如论者所言，欧美学界“研究北亚部落的英语著作数量极少”，而史禄国的论著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即便对于在满蒙史研究中稳居第一的日本学界来说，也感同身受。1932年，日本满蒙史家和田清在回顾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的满蒙史研究成就时指出，日本的满蒙研究不仅起步早，在国际上“从来都处在先进的地位”。1941年，和田清在给日译本《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序言中，再次重申日本在满蒙史研究中的地位，他说：“今日公平言之，满洲史研究日本为世界第一”。但和田清又很清晰地认识到日本满蒙史研究的短板所在。相对于俄国学界很早便进入满蒙地区调查，日本学界进入这一领域相对较晚，以至于近代以来汉化严重的满蒙南部已无法再去进行调查，日本学界的满蒙史研究“多一味依赖中国人的文字记录”，这也造就了日本学界的满蒙研究呈现出文献学与历史学的风格。与之相反，在和田清看来，俄人北来，得益于与中国满蒙腹地古老风俗接触机会多，俄国学者虽大都不通汉文，但擅长从满蒙实地调查着手，特色尤为显著，此即俄日满蒙研究特质上之差异。
两种满蒙史研究的路径，各有长短，本可相互鉴取，不断进步。问题在于，日人擅长的满蒙文献学研究少受时空限制，而俄人的实地考察则讲究时效性，时移世易，满蒙族的汉化加速，民风异俗渐次消失，一旦错过问俗观风的时机，便难以弥补。此为俄人之所长，亦为日人之所短。日本东洋学研究者为弥补此种缺陷，即便百般不愿，仍必须对俄国学者的成果有所借鉴。这是日本学界在满蒙研究方面不得不尊重俄国学者成就的原因所在。在和田清看来，俄国满蒙研究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该领域的大家不胜枚举，但在诸多有实力的研究者中，史禄国对日本学界的帮助最大。究其原因，他进一步申说到：
史禄国在上述学者里出道最迟，但却将毕生精力致力于满洲、西伯利亚通古斯民族的研究，其成就自然也是最全面细致的。并且难得的是，此君大部分研究是以英文发表。私以为俄国之研究不论其何等完备，只要是以艰涩的俄文发表，对我等便几成无法触碰之知识，那扇紧闭的大门轻易无法打开。然而史禄国其人为所谓“白俄”，革命后遭本国驱逐，多数时间颠沛流离于各外国，其间之著述大抵以英文写就。私以为其不单是以英文写作，观其写作手法似有意一并将俄国学术介绍于他国。故吾等皆好搜其著述而读之。盖由其著作不只了解同人之研究成果，亦能从中窥知封闭状态下俄国之学术。可话虽如此，实际上也只是吾等得了特殊便利之人。此种专家著作，发行量极为有限，非大众能轻易利用之，因而宝贵之知识，仍不免有被紧锁于门内之忧。而今有机会将其代表性杰作以流畅之日语译出，并公开出版，此诚为无上之喜事，吾人不得不由衷表示祝贺。
和田清的观察，可谓细致而深刻，且在史禄国给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Aleksyev）的数封信函中得到印证。上述材料的披露，为我们重新认识史禄国在万难之下仍然坚持用英文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一方面，对于国际学界来说，史氏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通古斯民族的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若不及时调查抢救，就有可能消亡，因而史氏的努力厥功甚伟。其次，英语是国际学界的通用语言，便于学术的传播与交流。相反，俄语学术著作的受众面非常有限，显然不利于其学术的广泛传播。虽然史氏在英文表达上备受学界的批评，然瑕不掩瑜，其学术成果仍然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注意与高度评价。其三，“十月革命”后，由于西方的政治封锁和苏联的自我封闭，国际学界很难了解俄国学术最新的进展，史氏苦心孤诣，坚持使用英文写作，向国际学界传递俄国学术的最新进展。
费孝通曾将史禄国与马林诺斯基、布朗（Brown）、克罗伯（Kroeber）等在一战时崭露头角的人类学家相比较，认为史氏的“知名度最低”的原因在于他不能熟练使用英文来自由表达其学术思想。但如果史氏继续坚持用俄文写作，尽管能自由表达学术思想，但因读者（受众）语言的障碍，史氏学术的传播面恐将更窄，其学术思想最终也难逃“锁于门内”的命运。然而，个人的学术是否能得到学界的重视与承认，对学界的影响多大，原因殊多。但判断的标准，不出“里”“表”二途。所谓“里”，主要指其学问是否在相关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能否经得起学术史的严格检视；所谓“表”，是指其学问生前需要有发表、讨论的学术环境与平台，身后学术需要传承，主要在于其是否有弟子董理其学术遗产，将其开创的学术大道继续发扬光大，否则再成功的学术，后继无人，亦难免淹没在学术史的滚滚洪流之中。表里合一，便名实相符，此为常态。有表无里，则名不符实。有里无表，则多有实无名。史氏无疑属于后一类。试想，如果没有弟子费孝通在晚年的两篇回忆性文字，史氏的生平与学术在中国学界究竟还要沉寂到何时，似乎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表。
三、余论
史禄国的中国研究能走向世界，与其在中国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尤其是他的英文论著几乎全部在上海公开出版。毋庸置疑，在1920至30年代的中国，全国的学术中心在北平（京），不在上海，但在国际汉学研究、交流与出版方面，上海却有着北平不具备的学术优势。相较于包括北平在内的全国大城市，上海拥有中国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众多从事中国研究的外交官、传教士与外侨学者，以亚洲文会所构筑的学术空间为纽带，与全世界数千位汉学研究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推进近代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另外，上海的英文出版机构的数量与水准都冠绝东亚，英文报刊行销海外，这些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汉学研究、交流、出版提供了难得的学术空间。譬如，出版史氏著作最多的商务印书馆，不仅在国内各主要城市设有分馆，还于新加坡设立分馆，在香港设立印刷所。别发印书馆也在亚洲的横滨、香港、新加坡，欧洲的伦敦、巴黎等地设立代销处。高效的图书出版与庞大、密集的销售网络，可以确保史氏的论著能在短时间内行销欧美，与国际学界的互动更加便利。而就史禄国本人来说，他虽身在中国，却积极主动与设在上海的亚洲文会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即便史氏离开上海，前往厦门、广州、北平等地工作，在亚洲文会每年公布更新的会员名单中，其联系地址与工作地点也保持同步更新状态。史氏在上海完成其进入中国学界的学术沉淀，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此后被国内最知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争相延聘，与其在上海期间的发表、出版、演讲造成的广泛影响不无联系。
史禄国虽一度服务于代表当时中国学术最高平台的史语所，但经历了“云南调查事件”，史氏给中国学界留下“逃跑者”的负面形象似乎难以摆脱。因此，当下关于史氏的研究，更多地将“云南调查事件”看作是史氏在华学术境遇的重要转折点。但今日观之，真正对史氏造成最大影响的并非离开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而是被迫离开史语所。作为国内历史语言研究领域最高的学术机构，史语所不仅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傅斯年是史氏推进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坚定支持者。离开史语所与傅斯年的支持，便告别了中国的主流学术圈。1936年，美国人类学学术评议会函请史语所提供一份在华人类学家的名单，以供编写国际人类学年鉴，在史语所人类学组研究员吴定良拟定的12名在华学者名单中，仅史语所就有李济、吴定良、梁思永、陶云逵、凌纯声等5人，几乎占据中国人类学的半壁江山。遗憾的是，作为对中国人类学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史氏未能出现在名单中，说明其完全被中国人类学主流学术圈边缘化，加之其在1939年便已离世，致使中外学界对史氏的了解与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中断，直至费孝通的两篇回忆文章发表之后，史氏的生平与学术才重新回到中外学界的视野。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既往学界评估史禄国的研究成果，最大不足在于研究材料的稀缺。史氏生前留下的调查报告、书信、演讲稿，以及彼时学界针对史氏论著的各类书评等文献，学界几乎未能涉猎。因此，学界的研究多以史氏在东北、广东的学术活动与论著为研讨对象，偶有言其在上海、北平等地的学术活动，又囿于资料，语焉不详。如学界最不清楚的史氏在上海的经历，恰是其学术影响播及中国乃至世界学界的开端。至于史氏学术在当时国内外的实际影响，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的贡献等问题，也未能给予深入探讨。另外，之前学界所使用的材料多来自与史禄国同时代部分学人的部分记述，依据这些材料撰写的文章，均忽视了史氏作为“被研究者”的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的表达，所得结论有失客观公正。费孝通在与史氏分开60年后写下回忆史氏生平与学术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他眼中的史氏形象，但也疏略了史氏学术、生活与性格的其他面相。
当下学界如何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完整的史禄国？笔者认为，最妥当的办法仍是努力拓展史料来源，放宽视野，从更长的时段、更多的面向去观察研究对象。在具体分析、评价史氏的学术成就与影响时，须尽力回到史氏所处年代的时空与现场，把握同时代学人的特定思维、行为方式，而不应以后见者之明去加以认识与评价。如此重建史氏在华学术活动的相关史事，方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10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