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鲍君甫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 但此人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上海滩可是大名鼎鼎。 他是“日本通”。他是青帮老大的把兄弟。他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坐上贵宾。他是“中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他手眼通天，什么都能“摆平”。 而他更隐秘的一层身份则是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发展的第一位双面特工。他救国周总理，也救过任弼时同志。通过他的情报，我党除掉了上百名叛徒。他的直线上级就是陈赓同志。  陈赓 但在1931年，他与我党彻底失去了联系。 1951年10月，陈赓同志忽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南京市人民法院的信。信中，院长鞠华同志希望陈赓同志能证明一下鲍君甫的真实身份。 那么，鲍君甫为我党的事业到底做出过多大的贡献？ 他为何在“失踪”多年后又被法院的同志提起？ 他与陈赓同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潮起上海滩鲍君甫是广东人，生于1893年，和毛主席同岁。他不但一表人才，风流倜傥，而且还是那种智商和情商“双商全在线”的人，长袖善舞，交际能力是出了奇的强。此外，鲍君甫还特别讲义气，但他的一生却是成于义气，也终于义气。  鲍君甫 16岁时，鲍君甫就到日本留学，后来考进了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待了差不多10年，成了当时中国少有的“日本通”，而且，他还与日本左翼人士交往甚密，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26岁的鲍君甫回到上海后，先后参与了“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并结识了国共两党很多同志和进步人士。在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后，他在1924年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5年，他认识了两位将改变他命运的好哥们。不过，这两位朋友的性质却是截然相反，由此也可以看出鲍君甫对情谊看得很重。 其中一位朋友叫杨剑虹，是广东青帮的人，不过是个有文化的流氓，因为他和鲍君甫一样，都喜欢音乐，而且还当过指挥。此人在上海管洋务工会，因为是老乡，所以他和鲍君甫认识后，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晚上都睡一个被窝。后来，杨剑虹回到广州，投靠了在黄埔军校当办公厅机要秘书的陈立夫。 另外一个好哥们叫陈养山，是我党的老党员。他和鲍君甫住得不远。当时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鲍君甫的，主要是为了学日语。  陈养山 陈养山当时在上海负责收发我党的进步刊物，鲍君甫不但帮他去邮局领包裹，还给他在租界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存这些刊物。没事的时候，哥俩就煮酒论革命，因为共同的抱负，也成为知心莫逆。 1966年，鲍君甫有一天忽然跟家人提到：他在1926年经过陈养山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由于我党对秘密战线工作的严格保密，他说的这点还没有被证实，所以他的党员身份至今还是个谜。 1927，蒋介石彻底背叛革命。鲍君甫对此大为不满并公开声讨，结果被抓进了监狱。好在几个月后，他的好友~国民党著名左派人士蔡元培先生把他保释了出来。 1928年初，蒋介石让陈立夫组建了中央党务调查科，这也就是“中统”的前身，简称“CC”，所以日后陈立夫那一派就叫“CC系”。  陈立夫 新官上任，陈立夫赶快启用了张道藩和杨剑虹等一大票亲信。而当上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杨剑虹对干特务这个活没啥谱，于是就想拉鲍君甫当自己的副手。 忙着发展自己势力的陈立夫对鲍君甫也非常赏识，在4月份去上海的时候，还特意在报纸上发了一条蒋介石的“手谕”：特派杨登瀛（鲍君甫当时使用的化名）在上海协助办理重要案件。这一下就把鲍君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给捧了起来。 不过，鲍君甫对蒋介石一点好感都没有，不太愿意去当这个特务头子。正巧，陈养山因为组织农民起义失败，在回到上海后正住在鲍君甫的家里，两人就开始商量到底去不去。陈养山认为这是个打入敌人内部的绝佳机会，就把这个情况跟陈赓同志汇报了。  更巧的是我党在上海刚刚成立了“中央特科”，最高负责人周总理正为了如何打入敌人内部而头疼。当陈赓同志向他汇报了鲍君甫的事情后，周总理非常重视，立刻指示陈赓去面谈。 1928年5月，鲍君甫和陈赓见了第一面，两位都是性格敞亮的俊才，一见如故，惺惺相惜。陈赓当时就拍板吸收鲍君甫成为“中央特科”的成员，和自己直接联系。 为了让鲍君甫更方便开展工作，陈赓当时还给了他1根金条，并承诺每月都会给他一笔经费，同时为他配了一辆比克轿车。讲义气的鲍君甫非常感动，在日后，他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陈赓没看错人。  8月份，杨剑虹因为贪污和青帮内斗，自杀了。这下好，鲍君甫“躺赢”，被陈立夫和张道藩联名推荐给了蒋介石，遂补了杨剑虹的“缺”，成为“CC”在上海的龙头老大。 “中央特科”也在“业绩”上给鲍君甫帮了大忙，经常给他提供不重要或者是过期的情报，还帮他“查抄”我党的假机关和进步宣传品。蒋介石、陈立夫对“成绩斐然”的鲍君甫愈发满意。 鲍君甫也没“吃独食”，有时会把“功劳”分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和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所以这两家居然也给他发工资。 此外，鲍君甫还帮张道藩干掉了政敌，让张道藩在国民党组织部当了老大。这事弄得张道藩对他感激涕零，视为手足，成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保护伞。  张道藩 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当了调查科主任后，每次到上海，鲍君甫都把他招待得舒舒服服。于是，徐恩曾也把鲍君甫当成了自己人，甚至告诉他：费用可以随便支取，不用跟上边请示！陈立夫还干脆给他发了张特别通行证，让他能在上海各个“衙门”随便溜达。 因为鲍君甫是著名的“日本通”，而英国当时非常想搞到日本的情报，所以他又成了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兰普逊的座上宾，还帮着巡捕房搞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全套印鉴，因此兰普逊对国民党表示：“我们不希望和杨先生以外的人合作！” 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鲍君甫愣是把自己混成了脚踩上海“黑白两道”，平趟租界内外的风云人物，各派势力都知道没有“杨先生”摆不平的事。而这些都是“中央特科”安排的任务。 万事俱备，鲍君甫将为我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危难见真金在我党的秘密战线上，“龙潭三杰”可谓大名鼎鼎。 但鲜为人知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都是通过鲍君甫的关系进入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核心的。 钱壮飞在1928年从国民党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但他是通过鲍君甫的运作成为了徐恩曾的心腹秘书，日后不但拿到了国民党的机密密码本，而且还获取了无数关键情报。  钱壮飞 李克农、胡底是通过钱壮飞的介绍进入“中统”。胡底后来负责“中统”在华北地区的情报网，而李克农被徐恩曾任命为电讯股的股长。这三人组成的秘密小组成为我党插入敌人心脏的三把“红色利刃”。 此外，鲍君甫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很多地下工作者安排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等国民党的要害机关，这些同志都为我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在国民党心脏“插刀”之外，鲍君甫在锄奸方面也颇有心得。  1928年秋，淞沪警备司令部托他给公共租界巡捕房送份密件，结果这是一封告密信。很快，鲍君甫的“好哥们”——巡捕房探长谭绍良就破获了我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还抓了好几名同志。 鲍君甫得知后，恨得牙根痒痒，决心要逮住这个叛徒，但是忙活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头绪。不料，叛徒却自己送上门了，这是为啥呢？ 因为鲍君甫通过运作，已经让谭绍良把我党的同志陆续释放了，但还剩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居然是叛徒戴冰石的小姨子！叛徒的老婆一直闹，所以戴冰石想找“手眼通天”的鲍君甫帮忙。 鲍君甫先没动声色，知道大叛徒要做身新衣服回老家后，就带着他去了一家日本裁缝店，暗中让“特科”的同志记住了戴冰石的相貌。3天后，鲍君甫亲自把做好的衣服送上门，确定叛徒夫妇都在家，于是，“特科”的同志一通乱枪，锄奸成功。 1929年8月，我党著名的早期领袖彭湃同志和其他3名重要领导人被捕。出卖他们的就是我党中央军委秘书、也是著名大叛徒之一的白鑫。  彭湃 当时，国民党方面放了“烟雾弹”，说要把一同被捕的白鑫押送南京，所以周总理安排鲍君甫尽快确认谁是叛徒，同时配合营救工作。 鲍君甫通过关系把营救的事情通知了狱中的同志们，而且摸清了押送囚车的行驶路线，但很遗憾，营救当天，因为“特科”同志的枪械故障，营救失败，四位同志全部遇害。 那剩下的就是血债血偿了。 白鑫深知“特科”的行动风格，因此叛变之后就躲进了国民党上海党部头目范争波的家里。 为了搞清楚白鑫的情况，鲍君甫亲自上门“拜访”。白鑫一看这位“CC”大红人亲自来了，以为自己立了大功受到了赏识，所以受宠若惊，连自己什么时候要去意大利避难的事都和盘托出。于是，这个大叛徒的身份做实。  白鑫 同年11月初，白鑫动身去意大利的当天，刚走出范争波的公馆，就被“特科”的同志乱枪打死。 1930年4月，黄埔一期的黄第洪从苏联学成回国，我党安排他到江西根据地工作，可这家伙想进我党高层任职，被拒绝后，心怀不满，干脆投靠了蒋介石，而他的“投名状”就是周总理！ 他当时是与周总理单线联系，所以他告诉蒋介石可以在约出周总理的时候进行抓捕。蒋介石非常重视，让徐恩曾抓紧办理，而徐恩曾就把这个活交给了鲍君甫。 徐恩曾 鲍君甫拿到黄第洪的投诚信和徐恩曾的手令后，大吃一惊，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派“特科”的助手把这份情报紧急送给了陈赓。 当时，周总理已经化妆好准备出门去见黄第洪，正好被陈赓拦住，这才躲过了一劫，如果不是鲍君甫，这件事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不久之后，黄第洪被“特科”除掉。 另外，鲍君甫还亲自出马，营救过任弼时和关向应等很多我党重要的领导人和同志，为保卫我党的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他的传奇却在1931年戛然而止。 失而复得的战友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他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没有之一。幸亏有钱壮飞提前截获了情报，我党中央才得以及时从上海转移，但损失仍然不小。 顾顺章 周总理临转移前，让陈赓赶快通知鲍君甫，但鲍君甫婉拒了陈赓的好意，他想留下继续战斗。4月30日，鲍君甫被捕，牙都被打掉了好几颗，但是他咬定自己是被顾顺章冤枉的，一丝都没有出卖我党的同志和情报。 他这个事让陈立夫、徐恩曾、张道藩都很头疼，毕竟鲍君甫是他们保荐的人。不过，鲍君甫做事缜密，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所以审了半年，什么结果都没有。于是，徐恩曾在陈立夫的授意下，让张道藩把鲍君甫保释了出来。 当时，我党组织已经撤出上海，鲍君甫和我党也就失去了联系，2年后，张道藩帮他安排了一个感化院副院长的虚职。 此时，“义气”二字害了鲍君甫。他觉得不能对不起几位兄弟的照应，所以干脆“隐退”江湖，也没再试图联系组织。 不过，他在感化院的时候，对我党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还是照顾有加，没有过分为难。 在日军攻占南京后，鲍君甫则在南京开始摆摊做点小生意度日一直到解放后。 1951年1月，因为鲍君甫曾经在国民党任职，而且没有主动交代这段历史，所以被公安机关抓捕。 在审讯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自己曾经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并请求法庭向陈赓同志进行核实。南京人民法院院长鞠华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便写信向陈赓同志求证。 当时，陈赓同志正在朝鲜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因此直到10月才收到询问函，并立刻回信证明了鲍君甫为我党工作的这段经历。 收信后，法院同志又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发现鲍君甫在感化院期间还帮助过我党同志，也没有其他犯罪行为，就在1952年初将他无罪释放。 当时，鲍君甫的生活很窘迫，但陈赓、陈养山、李克农等老战友并没有忘记与他的革命情谊，纷纷出手相助，帮他治病，安排政府的补贴，还自己掏钱对他进行接济，这一切都让鲍君甫大为感动。 1969年，鲍君甫在南京病逝，享年76岁，他至死也没有后悔自己曾经为党付出的一切。 周总理闻讯后，安排陈养山向鲍君甫的遗孀转达了对自己这位昔日战友的评价：“他的一生功大于过！”并对鲍君甫的家人在生活上予以了很大的照顾。 1975年底，已经病重不起的周总理将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长青请到床边，对他说出了几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包括鲍君甫。周总理嘱托到：“我们一定不能忘了这些在最危险的时候，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直到目前，仍有很多曾经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英勇仍然不为人知，但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不朽功勋将与日月同辉，将与天地同寿！ 他们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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