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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所交朋友自然不少，但真正能称为神交的可谓寥寥无几，而子善兄则是这少之又少中的难得之一。我是1980年7月进入徐家汇藏书楼工作的。由于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新闻出版的中心，上图在近代文献收藏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各类藏品特别丰富，数量也远远超过北图、南图和辽图等国内一流大馆，故凡是进行近现代史研究的，几乎没有不来藏书楼朝拜这方宝地的。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各项工作蓬勃开展，来藏书楼查阅资料最多的是全国大学的文科老师，而其中来得最频繁的，陈子善一定算是一个。一个图书馆的小青年和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就这样在藏书楼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结识了。四十多年来我称呼他子善兄，他回复我张伟兄，彼此称呼传统老套，似乎波澜不惊，但我们知道，这是基于知根知底的了解。 一20 世纪80年代初，子善兄才30 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龄。记忆中，他只要不离沪公干，一周起码要到我这里来报到一次，就是有事无法前来，信函往来也往往络绎不绝。那时尚无手机，就是固定电话也是稀罕物，有事交流，主要靠写信摇笔杆。好在那时邮局靠谱，市内邮件，即使不是朝发夕至，至少第二天是一定能收到的，不会误事。子善兄那些年写给我的信（主要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世纪后主要就靠电话和微信联系了），如果没有上千，几百封则是一定有的。可惜近些年几次搬家，离市区越来越远，原来藏着的物件也越来越少，有的是真的散失了，有的就像和你捉迷藏，知道还在，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不过，我们来往的信件既不讨论国家大事，连重要的内容也说不上，大致就是交流一些文坛近事，最多的还是我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托我查找一些资料而已，散了也就散了，不致太过惋惜。 有人曾说，陈子善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大家，他谦称说是溢美，但就我们看来，这是一个事实。就近现代文学史来说，从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蔚然成风，阿英、唐弢、王瑶、姜德明、钱谷融、樊骏等，一个个接力而行，从理论思考、学科框架、文学史写作到具体的社团、流派、作家、报刊等，都有丰富的成果。陈子善教授则是这一杰出群体中的继往开来者，而且，由于他四十余年来的坚持不懈，功力深厚，著作等身，以自己的实践做出了新的典范；又由于他在大学任教，而其年龄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间段，培养了无数学生，故成了这一学科的又一标杆性人物。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子善兄是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从鲁迅研究起步的，以后逐渐扩展，打捞钩沉，撰文著书，一发不可收。印象中，应该是在郁达夫、周作人、张爱玲三位身上倾注最多，研究成果也最为引人瞩目。其他用力较多的大概还有徐志摩、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邵洵美、施蛰存、胡适等几位。他曾说：“这些作家在我研究之初，不是被湮没或打入另册，就是被曲解而任意贬损，我努力发掘他们的集外文，考证他们的笔名，编订他们的文集（或全集）、同时代人对他们的回忆录和中外研究资料集，为建立研究这些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而略尽绵力，目的只有一个：还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本来面目。”（陈子善：《学术自述》，原刊《关东学刊》2017年第11 期，转引自王贺编：《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陈子善教授荣休纪念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20年9月版）当然，每一时间段他都有重点，着力不同。手边正好还找得到几封旧札，可以略为引证。 时隔三十余年，今天再翻阅这些纸张已略有泛黄的信札，真的还有些感动。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学术界也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大家都拼命看书，希望弥补以前被耽误的时光。那时条件比较艰苦，记得复印机还是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配备的，早期只能靠抄；而藏书楼的阅览室偏小，只能容纳大约20 位读者，后来的就只能在外面等待。外面大走廊放着一只乒乓桌，大家围桌而坐，出来一个才能进去一个，就像医院候诊一样。当年经历过此景的读者，可能还有人会记忆犹新。由于粥少僧多，大家就都尽量提早前来，希望能第一批进阅览室看书。子善兄就往往能厕身那些第一批的幸运儿中，由此也可见他的勤奋。他自己对在藏书楼看书之事也记忆尤深，视之为“生命里一段重要而美好的时光”。他在《梅川书舍札记》（岳麓书社2011年11月版）一书中回忆过当年在徐家汇藏书楼埋头苦读的情景，既写实又抒情，十分传神：“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我参加了《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到藏书楼查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就成了我每周必做的功课。那时进藏书楼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必须要有单位介绍信的。注释《鲁迅全集》虽还不是金字招牌，倒也畅通无阻。底层的阅览室古色古香，长形的深褐色阅览桌别的图书馆很少见到，灯光柔和，气氛安静，往往安静得只能听见读者翻阅旧报纸纸页的窸窸声，旧报刊的纸张发黄发脆，翻阅之后往往留下一小丛纸屑。我每天早上八时半进藏书楼，埋头苦读、摘抄，到下午四时半走出藏书楼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彩画卷就这样慢慢地在我眼前展开、鲜活。”
二 印象中，子善兄大约是20 世纪80年代中期，也即郁达夫研究初步告一段落之后开始着力研究周作人的，由于有鲁迅和郁达夫研究的深厚底蕴，再加上不辞辛劳，肯下苦功，且长期坚持不懈，故成果丰硕，尤其是集外文整理，具有较大规模。影响比较大的有《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版）、《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周作人集外文》（上下，与张铁荣合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公司1995年版）、《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中华书局2016年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三卷本，与赵国忠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版）等。周作人笔勤，没有收入集子的文章既多又杂，欲编他的集外文集，工作量之大完全可以想象。子善兄心细腿勤，不厌其烦，一有线索，立刻追踪，其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有时身体发着高烧，还在思虑文献搜集与整理之事；有时一封信刚刚发出，又想起尚有他事未及交代，马上又写信叮嘱。下面几封信函，正好能印证他当年的辛劳和勤奋：
三子善兄四十余年来潜心现代文学教研领域，套用一句时尚话来说，可谓不改初心，其志不悔；但他的研究又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流派某一人，而是兴趣广泛，包括发掘、辑佚、校勘、目录、索引、版本、手稿、笔名、日记、书信、毛边本、签名本等众多门类，涉及的作家所在多多，粗粗数来，人头大概可以列成一个排。我非行内人，没有资格评价他的研究成果，只能翻出几封信来略作解读。下面这封信是子善兄从北京寄出的，当时他正在北图查资料，信中内容涉及叶灵凤和他的藏书票。叶灵凤是子善兄素感兴趣的作家，他为叶氏编过不少书，有小说也有散文，如《叶灵凤小说全编》（上下，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叶灵凤随笔合集》（三卷本，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等；而藏书票更是子善兄的大爱，其藏书票收藏和研究在海内外都是颇有名气的。叶灵凤是现代中国研究藏书票的第一人，他的那篇发表在《现代》4 卷2 期（1933年12月）上的《藏书票之话》，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作，圈内人几乎无人不晓，而他次年5月在《万象》画报上发表的《现代日本藏书票》一文，当时知道的人则并不多。子善兄在北京获得此文信息，急于查验，便写信向我求救。《万象》创刊于1934年5月，大16 开本，是当时印制最豪华的画报型杂志，由张光宇、叶灵凤等人编辑，老板是邵洵美。此刊由于追求完美，导致成本太高，无法维持，只出了3 期即宣告结束，并承认过高估计了读者的“欣赏兴趣”和“购买力”。叶灵凤的《现代日本藏书票》即发表在《万象》画报第1 期，文内附藏书票6 枚，另有整页双面藏书票图，计彩色藏书票7 枚、黑白藏书票8 枚，在当时非常难得，可谓令人耳目一新。 张爱玲可能是子善兄下力最多的作家之一，他既写又编，相关的出版成果非常丰硕，子善兄也因此成为目前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张学专家之一。下面两封信和张爱玲有关，却无关她影响最大的小说，而是相对略微冷门的电影和话剧。 1946年8月，由吴性栽投资的文华影业公司在上海成立，因柯灵的介绍，桑弧于这年年底上门去请张爱玲为“文华”赶写剧本救急。当时，张爱玲正处于感情和事业两方面都很不顺的时期，和胡兰成的交往别扭地画上了句号，自己的作品又受连累而无处可发，此时“文华”的邀请和桑弧的上门，都令她感到温暖。张爱玲很爽快地答应了为“文华”赶写剧本的邀请。仅仅过了半个月，“文华”即收到了张爱玲交来的剧本《不了情》。1947年2月6日，《不了情》开拍，由桑弧导演，这也是张爱玲首次和桑弧合作。4月，影片即在“沪光”和“卡尔登”这两家国片的头轮影院正式公映。《不了情》一炮打响，上座奇佳，报上有“胜利以后国产电影最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的美誉。《不了情》的大获成功，让“文华”高层对“张桑档”的合作充满期望，而张、桑两位也心有灵犀，配合有加。张爱玲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了《太太万岁》的创意，并很快写出了完整剧本。影片于1947年8月4日开拍，仍由桑弧导演。12月14日，《太太万岁》在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正式公映，场场爆满，引起轰动，该片也因此成为1947年票房价值最高的几部影片之一，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当年引入国内的好莱坞大片《出水芙蓉》。子善兄研究张爱玲，当然追求全方位介入，不但小说和散文，电影和话剧也自然被纳入他的视野。我对电影史略有研究，也有一些收藏，平时我们交谈，张爱玲和影剧也是话题之一。这里，子善兄可能有所误记，《太太万岁》的电影说明书是我的藏品，而且，说明书上也并无桑弧写《太太万岁》的文章，事实上,桑弧以后也没有写过类似的文章。当然，子善兄有此印象也有原因，《太太万岁》说明书上虽然没有桑弧的文章，却有一篇《谈导演桑弧》的报道，误会应该由此而来。
话剧《倾城之恋》是根据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也是她唯一的一部话剧作品，由大中剧艺公司主持，朱端钧导演，丁芝、舒适等主演，于1944年12月16日起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演。消息传出，各种评论充斥报刊，用公司老板周剑云的话说就是：“捧场的文章已经多得美不胜收。”子善兄托我查找并复印的朱林的剧评，应该就是这众多评论之一。张爱玲自己对这部戏还是比较看重的，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表示：“编成戏，因为是我第一次的尝试，极力求其平稳，总希望它顺当地演出，能够接近许多人。”（刊《倾城之恋》演出特刊）据说，张爱玲还曾陪同当时访华的日本作家阿部知二观看过这部话剧，从中也能看出她对这部戏的重视。话剧《倾城之恋》特刊上刊出了好几位名家的评论，其中有一篇署名“应贲”的《倾城篇》，剧界长期不知这位“应贲”是谁，子善兄专门撰文考证：“应贲”者，著名剧作家、评论家李健吾也。至此，谜团始解。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子善兄把电影《太太万岁》的说明书和话剧《倾城之恋》的演出特刊都搜集全了，甚至连《太太万岁》的试映观看票券也一并收入囊中。这并不容易，花钱也不少，由此也可看出他“迷张”之深。
四我和子善兄相识有四十多年了，时常见面，彼此相助，有事开门见山，甚至无须寒暄客套，在旁人眼里似乎也很难说关系密切，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男人之间的情谊，真正的老朋友不就应该这样吗？清代文学家厉鄂有一名句：“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写得真好。我相信，每个男人身边也许都有这么几个朋友，平时经常见面，有事相托，无事聊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一定要碰面，只是时间长了，自然想念，既然有合适的机会，有熟悉的朋友相约，当然正中心怀。我和子善之间，平时不管是见面聊天还是通信往来，其实都是些微小事，有时问你要一本书，有时托他办一件事，也许有事想征求你的意见，也可能表示对他某事的支持。这种友情淡而弥香，更显坚固和珍贵。下面几封信的片段，正好可以用来佐证这种弥漫于日常生活里的可贵友谊：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关于夏衍展览的那封信补充几句。1990年，上海图书馆和上海作协拟联合举办《夏衍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具体文案由我执笔。在筹备阶段，的确有暂缓进行的声音，到底原因为何，又始终没有一个明确说法，让人云里雾里，难以琢磨。好在最后筹备还是如常进行，展览并于当年10月15日在上图正式开幕，于伶、柯灵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开幕式。展览以后还移往夏公的家乡续展，地点是浙江博物馆。记得在杭州还召开了一次相关研讨会。一切都还算圆满，据闻夏公也颇为满意，他还在我们特为展览准备的首日封上签了名赠送给我。子善兄的这封信，正是在听闻相关杂音之际特地伸出援手，对我表示支持，情谊可感。 最后那封信也值得一说。1997年，子善兄应邀赴日本开会讲学，住在东京都立大学。他在日本最念念不忘的其实还是看书、买书，期间，他和我通过好几封信，大都是在日本寻觅到一些研究线索后，让我帮他在国内核实。那时，上海图书馆刚刚从原跑马厅旧址迁入位于淮海中路的新馆，我受命筹办上海地方文献阅览室。我的想法是，上图不但要开阅览室，而且要培养自己的研究人员，既要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也应及时汲取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便能更好更主动地为读者服务，为此，我还在新成立的上海地方文献阅览室里举办了好几次小型专题文献展，很受欢迎。信中所提到的“日本出版关于上海的书目”，就是我拜托子善兄搜集的，他还为我联系了日本的上海史研究专家目之内诚先生，信中提到的那本关于上海的专著，目之内诚先生以后也专门赠送给了上图。子善兄信中所说“文人藏书票展”，是我这年10月在上图举办的一次藏书票小型专题展览，全称是“中国文人藏书票专题展”，我还特地请顾廷龙先生为展览题写了展名。我在藏书楼期间就开展了对中国早期藏书票的研究，入驻新馆后，我仍想延续这方面的研究，并注入新的内容，为此专门邀请了杨可扬、张嵩祖、徐龙宝、林世荣、梁栋等版画家为一些著名作家量身定做藏书票，每枚支付20 元的报酬。这就是“中国文人藏书票专题展”的由来。子善兄对藏书票既有研究又有收藏，可能在日本通过媒体知道有这么一个展览，自然大感兴趣，故来信向我这个“始作俑者”探寻其中详情。
五 子善兄对我的帮助自然很多，但其中在20 世纪80年代末全力助我期刊题跋一事，是我最难以忘却的。我那时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了近十年，对馆藏规模和特色已经比较熟悉，也认识了不少前辈名家。在接触中我经常向他们请教当年文坛的活动，其中自然会涉及他们自己当时所编的各种报刊。在回家整理笔记时，我很自然地浮起一个念头：如果能请这些前辈在自己所编刊物上记下当时的情况和背后的故事该有多好！上图的这些刊物本身就很珍贵稀有，有了这些前辈名家的题跋，既具有了文献意义，又增加了文物价值，而且名副其实地使之成了孤本，绝对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经过仔细思考，我非常郑重地向上图分管副馆长聂佩华递交了请示报告。我知道这件事的难度，因为上图历来有一项规定，为保证馆藏文献的安全，凡是1949年前出版的书报刊无特殊原因一律不得携出馆外。鉴于此，在报告中我特地就此事的意义做了详细解释，说明上图将能从中得到益处，提升上图在全国图书馆界的地位；并保证一般情况下将由我亲自上门请这些前辈在上图收藏的报刊上题跋，原则上当天拿回。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在老人家中放置几天的，则约定时间再去取回。由于我对馆藏比较熟悉，当时已经发表了《期刊版本研究》等论文，也协助馆长、主任接待了好几批上级领导，受到过好评，因此馆领导比较重视我的意见。聂佩华副馆长找我谈了好几次，并特地询问准备请哪些前辈题跋，他们分别居住在哪里等具体问题，然后很爽快地批准了我的报告，只是一再叮嘱我必须确保文献的安全。 获得领导同意后，我第一时间就和子善兄通报了这一喜讯，并且，首次实施这一计划也是由子善兄陪同我进行的。那是1988年5月28日，我和子善兄乘坐火车赴海宁硖石拜访章克标先生。在一套两居室的小屋里，我们和章先生聊了大约有两小时，范围主要限于有关狮吼社及其主要人物的活动。狮吼社成立于1924年的日本东京，由滕固等发起，主要人物当时尚健在的仅存章克标一人，其时也已88 足岁了。这让我们的拜访具有特殊意义。我带去了《新纪元》《金屋月刊》两种刊物，这些杂志对唤起老先生的记忆肯定具有一定作用，如关于邵洵美的笔名“朋史”和他自己的笔名“A.B”的认定就是一例。当日晚，我们又去其处拜访，继续请教，临走时留下两种刊物，请其在刊物上题跋，并约好次日晨七时在附近西山公园茶室再见，风雨无阻。29日一早，章克标先生由其妻陪同至西山，除交还两种题好跋的期刊外，并陪我们登上西山，绕至后山拜谒诗哲徐志摩墓。一抔冷土，杳无人迹，令人感慨。上午八时许，我们和章先生握手告别，乘九时十四分的火车返沪。 首战告捷，让我对这一计划的继续实施充满信心，而子善兄也一如既往地对我予以帮助，特别是在联系华东师大前辈方面。下面这封信就是他当时回复我的： 信中周指周黎庵，当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子善父亲和周是好友，当然一说即蒙应允。1988年6月27日，子善兄陪我一起至古籍社，请周先生在《古今》《鲁迅风》等刊物上题跋。周先生为人开朗，腹笥极宽，侃侃而谈，涉及众多密辛。如他谈到，黄裳在《古今》上发文不少，“楮冠”等均是他的笔名。当时黄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电机系，父母刚亡，急需周转，故以文换钱；后来他赴重庆的路费也是自己赞助的。但这些事情黄裳却从不提起，言下不胜感慨。我请他将此类事也斟酌写进题跋，却遭到周先生婉拒，说涉及具体人事不方便。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表示遗憾。告辞时，周先生拿过我递上的刊物，略一思索，即一挥而就。 信中两王，指王西彦和王辛笛。西彦先生的哲嗣晓明兄和辛笛先生的女儿王圣思老师都是子善兄在华东师大的同事，有此关系，题跋一事自然不成问题，以后进行也确实很顺利。许指许杰，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主任，20 世纪20年代即在文坛崭露头角，也编过很多刊物，我请他题跋的两种刊物很特别，分别是《华侨努力周报》和《飚风》，外间极为少见，前一种甚至有可能是孤本。详情另文叙述。钱指钱今昔，也是一位老资格的作家，我们去拜访那天正巧他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题跋是以后完成的，其中内容很珍贵，有的甚至在《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
收到子善兄6月21日信后，我和他约好于7月5日一起去华师大拜访上述前辈。7月5日那天气象台预告的最高温度是37 度，这大概是上海的极限高温了。但因已约定，故我六点三刻即出门，八点准时在44 路杨柳青路终点站和子善兄碰头。我们两个都是满头大汗，相逢彼此一笑，话不多说，即开始当天的旅程。这天要拜访的老人，按预定计划的有：许杰、潘孓农、程俊英和钱今昔四位。程俊英是“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当时很活跃，和庐隐等是同学，彼此关系密切，找她是为了核实庐隐的一篇佚文，其时她已搬到市区居住，故扑了一个空；钱今昔有事不在家；许杰先生穿了一件老头衫，摇着蒲扇，待人和蔼，平易近人。我当时是第一次亲见本人，印象非常深刻。许先生看了我带去的两种刊物，既惊讶又高兴，说没想到晚年还能看到它们，表示要留下刊物细看。因上述原因，那天拿到题跋的只有潘孓农一位。潘当时年已88 岁，但身体极好，一点看不出高龄衰老之态。他非常健谈，这一点似乎和章克标相类似。这大概是像他们这样境遇的人具有的特点：找他们的人不多，很寂寞，但他们早期的经历又使他们不甘这样遭受冷遇，因此很想说话，碰到有人来拜访，即非常兴奋，侃侃而谈，使压抑的心理能得到宣泄。 请前辈为上图收藏期刊题跋一事，是20 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此我非常重视，事前事后做了很多功课；拿出去的刊物，也尽量追求这样几点：1.最好是上图特藏，存世稀少，如是孤本最佳。2.在作家生涯中意义独特，一般人很少注意，对作家研究甚至整个文坛研究具有意义。3.请前辈题跋时尽量略作提示，以解答一些疑难问题为佳。4.题跋请直接写在刊物上，两者合二为一，使之同时具有文献和文物价值。通过几年努力，请前辈题跋的刊物达到了近百种，现在已经成为上图的一项重要专藏。我自己也就此写了好几篇相关文章，并准备专门写一本书。而这一切，子善兄都在其中起到了旁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是我们友谊的体现，也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 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今天，七十只是另一种生活形态的开始。2019年3月，华东师大中文系为子善兄举办了荣休仪式，并召开其学术思想及相关议题的研讨会。其实，对子善兄来说，这也只是形式上卸下了教职，其他开会、讲座、写作等一如既往，甚至可能更为忙碌。他天生体瘦，身材颀长，走路频率极快，就像马路上刮过一阵风，我和他同行，跟不上步伐的一定是我。如今，我也从上图退休，我们之间，通信虽已如凤毛麟角，微信交流还是保持畅通，彼此交往则更加密切，同在一城，一周甚至见面几次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也说明了我们理念的相同，共感兴趣的事情也高度叠加。 去年，也即2021年，虽然仍处疫情中，但子善兄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书法个展：雅言荟萃——陈子善教授手录新文学经典墨迹展。这事由我提议，著名收藏家王金声兄具体操办，于9月12日在南京东路朵云轩开幕。我想，子善兄的这个墨迹展，一个是弥补我们这一辈人很少摸毛笔的遗憾，一个就是他是在向自己崇仰的文学前辈致敬。他说得很明确：我写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这是向他从事了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事业的一个纪念和回顾；再有一个，我想应该就是他对今天汉字书写日渐退出我们生活的一种反思——在日常越来越多地依赖电脑的同时，也绝不能忘本，还要坚持书写。这是读书人的墨迹，而非书法家的墨宝，更多的是显示作为读书人的工作范围和日常趣味，留下他自身精神探索的印记。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同样也是在2021年，子善兄和我共同主编的《海派》丛刊正式发行了，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本以“海派”命名的丛刊，也是我和子善兄一起主编的第一次，寄托了我们的共同理想。就在我敲下上述文字之时，由于新冠疫情……但毕竟时代在进步，幸亏有网络，我们的联系仍旧保持畅通，我们仍能互相讨论，甚至能和出版社责编连线，三方共同商讨。事情就是这样奇妙，虽然我们相隔三处，无法见面，但依赖网络，一本丛刊依然准时定稿，进入排版和美术设计阶段，即将发排。再过几十天，《海派》第二辑就将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仍在努力，生活仍然充满希望。 2022年4月20日于沪南上海花园
作 者：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从事近代文献整理与研究逾30年。著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晚清都市的风情画卷——上海小校场年画从崛起到式微》等；并主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167卷）、《上海图书馆藏赴闻集成》（90卷）等。 来 源：《名作欣赏》2022年第10期；文中图片由张伟先生提供。 主管：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主办：山西三晋报刊传媒集团 国内统一刊号：CN14—1034/I 邮发代号：22—54 定价：28元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柳巷南路云路街小区2号楼（03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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