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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5岁的刘震云第一次在河南新乡看见火车。 那年，因为身高上的优势，家人帮他虚报了年龄，送他去参军。 从延津县村庄长大的他，头一回到了那么大的城市，头一回一下子见到那么多人。 他随着几百名新兵，排着队伍往前走。 看着来来往往的成百上千人，他突然又陌生、又感慨，流下泪来。 排长见了，问：“小刘，是不是想家了？” 刘震云无法解释那种壮观的震撼，只好一笑： “排长，当兵能吃白馍，我怎么能想家呢？”  这是几天前，刘震云在节目《贾乙丙丁》中，对导演贾樟柯说的故事。 《贾乙丙丁》是贾樟柯监制、今日头条出品并独播的一档文化访谈节目，由贾樟柯对话不同的文化名人。 在50年前的新乡车站，刘震云第一次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那么大。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50年后，贾樟柯竟又把他带回了这样一个车站。 立于现代化的城市中，这个车站却保留着旧日的样子。 一个大导演一个大作家，便在这里相谈，从故乡聊到世界，从文学聊到哲学。 当年从车站离家的刘震云，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而看完节目也发现，此去经年，他竟依旧是那番接地气儿的模样。  多年以前，当年少的刘震云站在河南延津老家的土地上，他从没想过、甚至不敢想象，自己未来竟会成为一个作家。 那个年头的农村，贫穷是每个人的底色。 刘家祖上是熬盐的、卖碱的，全家难找出个识字的。 他出生时，父亲甚至愁得坐在门槛上听了一宿蛙叫。 毕竟生了个小子，多了张吃饭的嘴不说，今后还得操心给他找媳妇。 于是童年的刘震云，最大的理想是当个厨子。 一是因为，村里有个叫老孙的厨子，方圆几里就属他吃得最白最胖。 二则因为，父亲曾为了赊三个馒头，遭到一个厨子的一顿羞辱。 刘震云便暗暗发誓：“以后我当了厨子，甭说父亲要赊三个馒头，三十个我都赊给他。”  但刘震云最后没去做厨子，而是当了兵。 这个建议，来自于他的舅舅。 舅舅是个好木匠，也是村子里最有见识的人。 打一张桌子，别人用两小时，舅舅会细细地花上两天，做出来的东西精致好看。 靠着把好手艺，舅舅去过镇上、县上、甚至市里，走南闯北。 他告诉刘震云，要想改变命运，就要离开村庄。  于是15岁的刘震云，跟着部队踏上了去往异乡的火车。 他听说，部队要去兰州，兰州可是个大城市；他还听说，在部队有机会当军官，当上军官，就能娶媳妇了。 结果火车到了兰州，又往前开了一千多公里，直接开到了酒泉。 刘震云傻了眼，这哪是城市，寸草不生的戈壁，比老家村子还荒。 他在这一呆就是5年。 难捱的日子里，他时常会想起自己的姥姥。 那是个身高还不足一米六的农妇，可割起麦子来，比最壮实的汉子还快，农忙时节，姥姥总是东家们争抢的短工。 他问姥姥是怎么做到的，姥姥说： “既然要割麦子，就别直腰。直了第一次，就会想直第二次、第三次......”  “一次性把事情做对”，这是姥姥教给他的朴素人生智慧。 刘震云便也卯着股劲儿，在与风沙相伴的几年里，坚持着看书、学习。 复员后，他以河南省高考状元的名次，考入北大中文系。 用今天的话来说，刘震云是个“小镇做题家”。 可他好不容易逃离了农村、来到了城市，却从来没把故乡抛下。 在路上见了背着大包的农民工，他总会想： 这是我的兄弟啊，若我没有上大学，其实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见了拉车的妇女，别人会觉得脏，他却倍感亲切：她好像我的表嫂。 哪怕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他一张口，还总是“我们村”。 故乡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那些朴实的生活、朴实的哲理，始终根植于他心里。 他从乡村走到城市，却从不曾嫌弃地抖落一身泥泞，因为那些尘土，是自己的来路。 如同《贾乙丙丁》中的那句： 从故乡是可以眺望到整个世界的。 刘震云给贾樟柯讲起新书《一日三秋》里的一个故事。 主人公陈明亮，某天遇见一只猴子。 这是一只上了年纪的猴，脖子上系着长长的铁链，被主人牵着四处卖艺。 旁人叫喝着，要看它翻跟头。 可老猴实在翻不动了，主人气不过，抽打得它身上一道道血印子。 陈明亮见了心里发酸，他见老猴一直盯着他手里的包子，便递过去要给它吃。 老猴畏缩地看向主人，直到主人点了头，才敢唯唯诺诺地接下。 陈明亮心里一惊： 这只老猴，有点像我啊。 一句话，道尽了人到中年的负累、无奈、心酸。  回想起来，刘震云的作品里，几乎全是这种普通人不起眼的情感和故事。 《一地鸡毛》，写的是北漂小职员的菜篮子、妻子、孩子、豆腐； 《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村里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 《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妇女......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笔下的一个私塾先生对《论语》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独特理解。 老先生觉着，圣人说这句话，哪里是高兴呢，其实是伤心呀。 正因为身边没知己、没个能真正说上话的人，才会期待远道而来的人，能和自己交交心。 借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竟能把一个人的孤独描写得细微至极。 贾樟柯也感慨，刘震云的文字既关注小人物的世界，又悲悯大时代的际遇。 其实，在大多人追捧曲折、离奇的故事时，多少人能真正关注凡人的悲欢？ 可刘震云更想如鲁迅那样，写阿Q、祥林嫂、孔乙己，关注的是那些孤苦伶仃、被忽视的人。 “作家，应该替普通人思考。”  他会蹲在马路边看人来人往，会去餐馆听农民工的对话，会去修鞋铺和鞋匠聊天。 还常去菜市场看人们为了一毛钱讨价还价，去关注一个终日奔波的外卖小哥，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的妻子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援助山区、农村那些告不起状也不知道怎么告状的妇女。 正因目睹了她们的艰难，他写下《我不是潘金莲》中苦苦打官司求清白的农妇李雪莲。 “很多小事，放在凡人身上就是大事。 世界上有被忽略的人，有被忽略的委屈和愤怒。 但他们被忽略，就代表他们不重要吗？”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关注，所以怜悯。 如同刘震云说的： 文章要写得漂亮、好看，通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真正的功夫，是在诗外。 贾樟柯赞同地坦言，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想要关注年轻的工厂子弟。 在他们心里，最真实的艺术，就是出于最普通的生活之中。  看过刘震云的几段“经典语录”。 某次演讲结束，他向主持人梁文道致谢：“谢谢梁老师。” 梁诚惶诚恐：“我受不起老师这个称呼。” 刘震云狡黠一笑： “梁老师，您当真了，「老师」这个词，在我们老家，跟「师傅」差不多。 我们喊杀猪的，也说「老师，我们家的猪到时候了」......” 原本人人拘谨的现场，哄堂大笑。  当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文学圈地震。 许多记者跑来采访刘震云的感想。 他故作憋屈：“这就像我哥娶了媳妇，洞房花烛夜，你还来问我感觉怎么样。” 王朔也被他“坑”过。 有一回他们一起参加笔会，第一天，他慢悠悠坐到王朔身边，奉承道：“王老师小说写得真好。” 王朔谦虚摆手：“没有没有，瞎写。” 第二天，刘震云照夸：“王老师写得确实好。” 王朔还是谦虚，连连推让。 第三天，刘震云继续夸。 这回，王朔终于扛不住，被夸美了，接茬说：“其实我是觉得我小说写得挺不错......” 结果刘震云大笑，对旁人说： “你看，这就是捧杀，一般人最多也就扛三天。”  刘震云一张口，活脱脱一个脱口秀大师。 多么严肃的事被他一讲，都成了幽默。 谈话如此，写作亦是。 《温故一九四二》里，逃荒路上，老李饿死之前，没有怨天怨地。 反而想起自己的好友老张三天前就饿死了，竟突然觉得，比人家多活了三天，赚了。 《我不是潘金莲》里，李雪莲上诉无门，想上吊自杀。 结果果农老范见了，也没劝，而是说： “你要是真想死啊，帮我个忙，对面那个果园，是我死对头承包的......” 李雪莲扑哧一笑，乐了，不想死了。 乍一看，这些黑色幽默，透着荒诞和现实。 但细细一品，他的幽默背后，看见的是普通人的苦难，是生活的可笑、可叹。 是小人物们在最绝望的时候，还想给自己留条活路的挣扎。 刘震云说，在延津老家，哪怕是一个人没饭吃、去别人家蹭饭的尴尬，一张口，也是讲个笑话。 这一点，常把镜头对准乡镇的贾樟柯导演，也感同身受。 “当苦难太多的时候，他不会用严峻的态度来对付严峻。 如果用严峻来对付严峻，严峻就成了一块铁。 但用幽默来对付严峻，严峻就成了一块冰，掉在幽默的大海里就化了。” 这不正是我们能对苦难做出的仅有反抗吗？ 一地鸡毛的生活里，多少愁绪，解不开也放不下；多少坎坷，迈不过却不能停下。 只能苦笑着讲个笑话，好让自己，松一松绑。 人生，无非是笑笑别人，再笑笑自己。 刘震云的幽默，折射的，还是普通人的无奈；化解的，仍是普通人的心酸。 40年前，刘震云还在北大。 那时候，人人都在写小说，尤其是装腔作势、装模作样的，极端的题材和人物，会瞬间引起关注。 可刘震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说，这就好比你穿奇装异服会引起路人注意，而你穿得和众人一样，虽很难辨认，但后者折射的才是生活的真相。 “朴实的道路是最难走的，但它也是最长远的。” 40年后，他依旧走在这条朴实的道路上。 这些年，我们总说文艺圈里没真人了。 聚光灯下的名人一张口，总是没情感、没瑕疵的套话。 电影电视剧一拍，总是城市精英的光鲜，是悬浮于真实之上的另一个世界。 但在今日头条看完《贾乙丙丁》，你会欣然发现，这个世界还有真实的作家，在书写着真实的人生。 他扎根乡土，触及现实，用幽默化解凡人生活的苦难和荒诞。 这样的朴实、接地气，或许才能走得更远、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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