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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之前，小说几乎等同于故事。小说是否高明，首先把故事说好，其次通过故事讲出一些道理，或哲理，这就是好小说，当然，小说里要是再有时代背景，那就是名著了。比如当年的俄国作家和法国作家的作品，差不多都是这一类的。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有一种叫现代主义的写法，他们对小说进行了改革，重点是，小说不再是关注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尤其是意识流作家的出现，一下子，让小说变成圈内的事。如福克纳、卡夫卡、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甚至包括中国的鲁迅先生，他的《狂人日记》就是典型的意识流写法。这些作品，假如没有行家进行导读，很多人都看不懂。现在，据说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写法。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作家，大体不太清楚作家属于哪一类，基本是按照自己擅长和习惯的路数写。当然，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有些人天生可能就会后现代技法，也未可知。而像我这样一没有基础，二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作家，想写好小说，必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向。一是小说要贴着人写。这是汪曾祺先生转述他老师沈从文先生的话，这句话看起来很直白，其实真正领会了还是挺难的。即便要转场，古代小说里还会说“花分两朵，各表一枝。”以便把读者快速地切入他需要的场景中。假如小说不贴着人物写，就很容易让读者分心，小说也就失去了吸引力，读者也就无法专注。二是小说要有故事性。毋庸置疑，有人不写故事，也可以将作品写成经典，可这毕竟是少数大师中的大师才能做到，大多数作家写小说，首先得有故事，比如诺奖得主莫言先生就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每本小说，差不多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当代作家中如刘震云、阎连科等都是讲故事的好手。故事是小说的灵魂，能设计一个好故事，小说差不多就成功了一半。故事根据小说的长短有所区别，长篇小说可以是史诗般的故事，中篇小说可以是触及心灵的深度故事，短篇小说可以是刻骨铭心的惊魂一瞥故事。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仅仅是基本参照。三是小说要有语言特色。小说是讲故事，但是，小说毕竟比讲故事更文学化，因此，小说需要有文学的语言表达。关于语言，贾平凹先生有过多次论述，作家一定要有符合自己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作家的语言特色。比如气短的作家，尽量不要写长句子，事实上，中国的读者也不喜欢读长句子。最重要的是，作家要写出自己善于控制的句子。还有一个特色需要把握的是，有个别作家喜欢用方言写作，这是充分应用语言的一种有特色的表达形式，但是，方言的使用是有边界的，即方言有使用范围，比如对话用方言，而场景描写就不能用方言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方言。杰出的作家都是语言应用的高手，比如一些意识流大师，他们会根据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写出不同的语言方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将自杀者的语言写得非常的凌乱而没有节奏，显示出他临死前复杂的心理状态。而当他写弱智者的语言，那就是不成句子，不分节奏，不分长短的，让人读起来都非常累的。说明作者已经充分地与角色实现了心理的融入，读者感觉非常真实。凭着语言的风格就能给读者创造一个心理意境，这是大师才能做到的标准。四是小说要有主题。这是一个很泛但又很明确的问题。说它泛，那是因为小说一定有主题，起码讲好一个故事就是小说的主题。事实上，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只为了写个故事，故事写完了，自己就有成就感，至于小说写了有什么用，这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有人把主题定为出版和发表，只要是出版了，发表了，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其他的就不是作者考虑的范围。小说的主题即要有时代性、思想性，或说情，或说理，或说人生等，总有给读者一个交代。不能为写小说而创作。主题可以说成是创作的使命和愿景，小说有了明确的主题，才能确保作品的生命力。五是小说要有哲理。文学即人学，文学一定要写人性。人性可以靠文学描写，更多的还是基于人性做分析和阐述，作品不触及人性，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共情，人性需要有哲学的分析，以及辩证的思考。说白了，小说的故事其实就是个介质，通过故事，作家要说出自己关于人生和人性的思考，这个思考应该是有哲学高度的，这样才能让人从作品里汲取营养。当然，小说创作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不过由于一时还没有理出头绪，只好先行思考，但愿在探索中能启动小说的创作，将一个个自己认为重要的元素内嵌到作品中。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7部，累计出版26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2部）：《一车一世界》《炊烟袅袅：一乡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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